三、博大而精深的學術貢獻
王先生的治學範圍寬廣，視野開闊，堅守「胸懷全局，行守本位」的學術理念，專業方向主要集中在中國古代史、史學史和古籍整理、歷史文獻研究等方面，同時對史學理論與治學方法等也卓有建樹，博大而精深。作為學生，筆者深知自己限於學力和知識結構，對王先生的學問知之甚少，無資格評論先生的學術成就，既不能簡練而精確地概括其全貌，更難以窺見其獨到精髓之處，說學術貢獻也是掛一漏萬，只是以管窺蠡測的方式作些介紹而已。
中國古代史。中華民族的歷史，上下五千餘年源遠流長，典籍文獻浩如煙海。王先生在中國古代史領域，其學術貢獻主要體現在五帝時代和清代學術史的探索上。
王先生認為：五帝時代是中國民族形成和傳統文化導源的蘊育成形的歷史階段。「五帝」一詞為戰國時人對正式朝代形成以前漫長時期的統稱，其說見於《荀子·非相》篇與《韓詩外傳》卷三。其上限為從有稱「帝」者之時起，其下限則為正式朝代形成之前。五帝時代是已有一定水平的農業社會，部族以定居為主，一方面須建圍牆以便守衛，一方面各部族宜加強聯合，以便處理各部族間之事，並防禦遊牧部族之侵擾。在加強聯合中，某一地區中之強有力者居為首之地位，稱為伯，一般的部族稱為諸侯。在各地區之上更為強有力者，則可以稱帝稱王，其地位高出眾部族之上，實為天下之共主。為天下共主者，除本部族有較高的文化和物質實力外，其本人需有遠見，不斤斤計較目前微利，態度公平，方可得到眾部族的信任。這個時期的共主，不必為一部族長期包辦，轉讓於其他部族時，即是後世艷稱的禪讓了。禹本來禪讓給益，而禹之子啟以武力奪取了益的共主地位，但其後又失去了。禹的後人杼，在取得共主地位後，以其子孫相傳，於是形成了夏朝。夏朝形成後，為了使夏朝和禹、啟連續起來，於是稱失去共主的期間為「康」，又以前段為失落性質稱為「太康」，後段為恢復性質稱為「少康。」系統地探討了五帝時代的傳說中的重要歷史人物，如黃帝、炎帝、蚩尤、烈山、共工、太皞、少皞、顓頊、帝嚳、虞幕、祝融、檮杌，以及過渡時期中的堯、舜、禹、皋陶、益等人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勾勒出大致的前後順序。對黃帝和炎帝的歷史地位、少皞氏鳥名官、瞽史、堯舜禹禪讓的歷史真相、虞朝、四王與五伯等一系列問題，獨闢蹊徑進行了深入細緻地探討，功力深厚而思路開闊，創見迭出而嚴謹有據，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在清代學術思想史研究方面，王先生認為：我們不能照著過去學者的成果講，但必須接著他們的成果講，是者取之，非者去之，這樣才能有實際的進步和提高。為此編校整理了《戴名世集》和《戴名世遺文集》，出版了《廿二史劄記校證》，撰寫了南山、宛溪、子屏、西莊、竹汀、甌北等學案，發表了有關戴名世、顧祖禹、江藩、王名盛、錢大昕、趙翼等人學術思想研究的論文，總結了清代學者研究先秦史的豐碩成果。王先生對清代學術思想史的研究，有清理事物的來龍去脈還歷史以真相者，如戴名世《南山集》案，是震驚一時的大案，一般人與民族思想鬥爭相聯繫，認為戴名世富有反清民族思想意識。王先生以翔實的史料證明，戴名世絕無民族思想鬥爭和反對清政權的思想言論，造成其冤獄的主要原因是：戴名世名滿天下，恃才傲物，言論文章得到了一般人的欣賞喝彩，也引起了達官貴人的厭惡恐懼。有逃世隱居的思想，卻採取了科舉入仕的行動。當初取得名譽地位的文章，在走上仕途之後，便轉化為殺身之具。還有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擴大，並夾雜一些個人恩怨、偶然因素等。糾正了長期以來所形成的觀念，具有別開局面的意義。
有從一般人不注意處探討其思想者，如趙翼生前以詩文成名，身後則以史學見稱。他所作的詩，據《甌北集》統計共有四千八百八十三首，為清代大詩人。其詩從形式上說，不為唐宋詩人之格調所限。從內容上看，著重於現實景物，歷史成敗，以及思想理論等。本來詩為文藝創作，史為學術研究，二者難以兼備於一身，趙翼以具有用世思想，又深識變易之理而不拘守成規，寫出了 「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雙眼須憑自主張，紛紛藝苑漫雌黃，矮人看戲何曾見，都是隨人說短長」等詩，所體現的變易思想，是與歷史發展的性質相通的，他能夠一身兼負二任，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這也是具有真知灼見的「自主張，」提供了新的視角。有指出其成就特點者，如認為王鳴盛的學術，以經學為基礎，以史學為歸宿；言必有據而嚴守家法，進而形成出奴入主的思想，成為學術見解的創造性發展的嚴重障礙，故功力甚深，在經學上取得的成果有限。史學方面，免受家法束縛，其言必有據的優點得以儘量發揮，在校訂文字、評定人物、考證地理、辨明制度等方面，都取得一些成就。併兼取錢大昕、趙翼學術之長，《十七史商榷》成為清朝三大考史著作之一，終以史學成為名家。對於清代的漢學與宋學之爭，王先生認為：程朱理學，在明代時即已走入絕境，與清代方走入絕境之漢學，其互相間的爭論，除自陳其理論外，殆無是非曲直可判。其爭論之真實目的，是假學術之名以爭奪政治社會地位。此外，對錢大昕的學術成就等也進行了深入探討。王先生的清代學術思想史研究，鉤沉探微揭示歷史的本來面目，獨具眼光透視出事物的內在本質。
在中國古代史領域，王先生還對「中國」「夏」「華夏」「中華」等名號進行了深入探討。對漢代黃老之學的起源、形成和演變轉化，契丹建國初期營建的四樓，明代以來甘肅青海間的土司和僧綱，清乾隆年間甘肅回民爭教與反清等問題進行了深入而獨到的研究。
中國史學史。《中國史學史綱要》是王先生在中國史學史領域代表性成果，立足於闡明史學發展規律，以擺脫史書史、史料史、古代文獻史的局限，以時代先後為序，論述中國史學發展情況。以瞽史和傳說說明古代史學的創始，以史官和史書記述史官機構和史書著作，特別指出孔子對於古代史學發展的重要作用，在其影響之下，以《左氏春秋》為代表的編年體史書首先出現，繼之以司馬遷的《史記》為代表的紀傳體史書正式形成。同時，在政治上統治者極力排除人民的歷史地位，在學術上則經學成為學術主流，史學降低到經學的從屬地位，以利於為封建統治者服務。自《漢書》以下，已形成為固定的形式，因而形成僵化狀態。其後史書則有私撰與官修之別。正式史書要在改朝換代之後方能修定，南北朝以前，尚多出於私人之手，到唐代設史館以修《晉書》以下六部史書時，修史大權即完全為統治者所控制。私撰者為別求發展，而開創了典志體。宋代司馬光得到官方的資助，寫出了《資治通鑑》，復興了編年體，由此更衍生了紀事本末體與綱目體，會要雖創始於唐代，而大盛於宋代，從此各種史書體裁發展完備。民間史學性質的筆記與小說漸興，小說筆記的根源，主要來自傳說與曲藝，想像與誇張的成分逐漸增加，蒙蔽了或轉化了史實真相。同時追求史實真相者，對於已有的各種史書，從理論和史事以及文字、制度等方面，也作了許多評議和考訂的工作，在清代這方面的成就最為顯著。近代以來，史學發生了重大變化，主要表現為打破以統治者為中心的舊原則，改為以整個的人民活動為中心的新原則。方法也不僅限於記錄、編輯，而改用科學方法，成為社會科學的一個組成部門，並表明與其他學科的區劃和聯繫，如社會學、人類學、地理學、政治學、軍事學等，以建設完善的歷史學而有利於人類社會的進步。
這部專著科學地總結了中國史學的發生、發展與演變，探討了史學發展的規律，謹嚴平實而又頗多新意，被北京大學等高校列為教學參考書。同時還發表了關於中國史學史的系列論文，論述中國史學史的宏觀框架，指出孔子對古代史學的貢獻，重要而不容忽視。認為《春秋經》託始於魯隱公乃與魯國的近現代史有密切關係。指出了傳說的特點及其與歷史記載的關係，於提高民間傳說的重要性有一定的功效。不僅注意宏觀問題，而且考察具體問題，考定作為紀言與紀事兼備的「志」，由記載名言警句，發展到記載重要事實，其後範圍日廣，成為別具一格的史書。 「十八家晉書」，實際為十九家，實因誤讀《史通》之文而起。考定《宋史紀事本末》其實是以《續通鑑綱目》及《宋元通鑑》為主而撰成，非直接出於《宋史》者；其原刻本為二十八卷，而《四庫提要》誤作二十六卷，百餘年來世人皆誤從之。等等。王先生以望遠鏡觀察的方法，把握住中國史學史的宏觀框架，探求史學發展變化、演變的規律；又以顯微鏡的手段，細緻地探幽發微以建立堅實的學科基礎，從而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史學史體系。
古籍整理研究。古籍整理是連接歷史與現實的橋樑，是承前啟後的文化傳承事業，王先生以深厚廣博的國學功底，細緻紮實的學術作風，在古籍整理研究領域下大功夫，花大氣力，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廿二史劄記》，是趙翼撰寫的清朝三大考史名著之一，是讀二十四史的指示門徑之書。該書不僅注意正史的紀、傳、表、志互相比校，而且注重對正史的編撰得失的系統探討、綜合分析古今風雲遞變、治亂興衰，歸納整理出規律性的問題，是乾嘉時代具有近代學術意識的著作。持論平實，但多具體錯誤。王先生繼承前人成果，追根溯源以正史校勘，校證引用史書錯謬與書名、地名、事件等訛誤一千一百三十餘條，整理成《廿二史劄記校證》。出版後，有空即作續補，並吸收其他學者意見，再版時寫成《廿二史劄記校證訂補》一百四十餘條。梳理校證，正訛糾誤，有功《劄記》，嘉惠學林。
戴名世著述因《南山集》案而遭禁毀，直到清光緒年間後，才得以多種版本流傳，但脫漏訛誤甚多。王先生在體例方面，取尤雲鶚和戴鈞衡所編以類相從、類別分明之長，捨棄分類混亂之短；在內容方面，以張仲沅所編為基礎，兼取散見於各本而張仲沅本所無者。並收錄家傳戴名世手跡《王孝子詩》，附錄《戴南山詩冊》和署名褐夫的《古史詩鍼》等資料。廣集眾本，擇善而從，寫出校勘記五百一十餘條。編校出體例完善、內容豐富、校勘精細的《戴名世集》，為研究者和愛好者提供了全面系統的戴名世資料。作為海內孤本的戴名世《憂庵集》手稿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被安徽省博物館收藏，以手稿本為底本的《憂庵集》點校本，黃山書社1990年出版，但標點排印錯誤迭見不鮮，遺漏破句觸處可見，全書一百七十一條竟有一百三十七條有謬誤，又妄指所謂反清言論，使《憂庵集》手稿本從形式到內容都遭到嚴重的錯亂。王先生與韓明祥、韓自強通力合作，重新編校，並得到安徽省博物館鼎力支持，影印《憂庵集》墨跡手稿與王先生家世代相傳的戴名世墨跡《王孝子詩》，編成為具有學術與文物價值的《戴名世遺文集》，使海內孤本幻化為數千身造福學術界。
《通志二十略》是鄭樵《通志》一書的精華所在，王先生以乾隆十四年汪啟淑刊本為底本，參校元大德本、明本、清乾隆于敏中本、清武英殿本等，以及《通典》及有關正史，精雕細刻，用十年功夫，標點校勘，糾正衍奪，校改訛誤，寫出校勘記二千三百八十多條，附錄《通志略》舊刻本序文、章學誠、顧頡剛著述等有關資料，為研究《通志二十略》提供了良好的資料條件，出版後被中華書局確定為重點推薦館藏書目百種中的一本。
《國語》是一部重要的古史書，徐元誥的《國語集解》廣泛網羅諸家之說，以補註的形式，較其以前各書更為詳盡。但編撰工作甚為粗疏，不僅多文字之誤，而且時有脫節，或者畫蛇添足，甚至無的放矢。王先生與沈長雲合作取《國語集解》所引書籍逐一對勘，有謬誤者訂正；統一用字，刪去無的放矢之言，並在校記中說明，寫成校記一千一百六十餘條。重新排定目錄，附錄有關資料，以便研究使用。不僅為《集解》的功臣，而且嘉惠於史林。王先生還校點了《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等古籍。發表了一系列研究歷史文獻的論文，如整理古籍使用標點符號問題，整理古籍需要一定的基本知識，「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在古籍整理中是不適用的。古籍的精華與糟粕之間沒有一條固定的線，重要的在於善於使用。古籍中的精華與糟粕可分為真偽性與正誤性，處理起來似易而實難，應因事制宜。對古籍整理中的繁體字與簡體字、註解、校對、傳說與歷史假象、古文今譯等問題都有自己的觀點。
歷史文獻。歷史文獻學是一門古老而年輕的學問，目錄解題，又稱敘錄、題要、提要等，是歷史文獻學的重要內容，以其有「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作用而為學術界所重視，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窮溯圖書源流，有繼往開來之功，為研治目錄學之規範。」紀曉嵐等編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衣被天下，沾溉靡窮。嘉道以後，通儒輩出，莫不資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 近代以來，有張之洞的《書目答問》等導讀性書目，以要籍介紹、史籍舉要、名著題解等名的指導性書籍日多。王先生在長期的攻讀中，注意做筆記，摘錄要點和自己的看法，熟讀深思，日積月累而日益豐富，並在蘭州大學主講史料目錄學，在河北師範學院歷史系開設中國歷史要籍介紹與選讀課程，編印講義，沿用解題的形式，歷經反覆修改，撰成《史部要籍解題》一書。
該書以時代和史書體裁為綱，從春秋戰國時期的史書說起，直到清朝，縱貫上下二千餘年。紀傳體、編年體、綱目體、紀事本末體、典志體、會要體、史評史論、方域史、學術史、輯錄之書、雜記之書、地理和方志、目錄和提要，橫及史部的各種體裁。概括地論述各種史書體裁的發生、發展演變，揭示各種體裁之間的相互影響、優劣得失；細緻地講述作者生平、成書經過、材料來源、內容主旨、學術評價、版本源流等方面。
這些論述固然有對前人成果的繼承，更多是作者自己的讀書心得體會、獨到見解。從宏觀著眼，從微觀入手，縱橫貫通，諸體交織，繼承與創新結合於一書，通俗與提高融合於一體，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雖然襲用了前人解題的名義，但突破了古代解題的藩籬，拓展豐富了解題的內容，其中既有要籍解題的內容，也有中國古代史書史、史學史、文獻史、史料學等多方面的內涵。既是初學者讀史書入門的鑰匙，也是攻讀中國古代史、文獻學、史學史等專業的階梯，高低皆宜，雅俗共賞，為學術界所歡迎，多所院校列為參考書，中華書局多次再版印刷，台灣木鐸出版社重排印行。
與此同時，王先生還撰寫了有關《綱鑑易知錄》、《資治通鑑》、新、舊《五代史》、《陔餘叢考》、《廿二史劄記》等書的解題、評介文章，以論述其優劣得失，指示讀書的門徑。
史學理論與治學方法。王先生「既能潛心讀書，又好作深沉之思。」以考據見長，以細緻著名，又注意對史學理論的探索。指出：一般人多以今推古，並以一點代表全面，因而陷於似是而非的錯誤。如後世常處於大一統的政治環境中，便以為古代也是大一統的；尤其「天子」之稱，古代與後世同樣使用，其實義自有區別，視同一律，便生誤解。更為有害者，為套用某些理論，先做出結論，從近似的傳說中尋找證據，不僅未能解決問題，反更別生誤解。認為明清小說野史蔚為壯觀，紀實部分的史料價值最高，所記述民間的現實的重大和一般的社會問題，為正史所不及，觀點更是相悖，如前者反映的科舉問題比後者更深刻、更有批判性。小說野史可補正史之闕，可糾正史之訛，是研究歷史的資源之一，應充分地開發和利用。揭示脫離歷史基礎的歷史知識的根源和影響。指出由於受疑古思潮的影響，以唯有考古學者從事地下發掘的遺物來證明史前時期，的確有創造發展。但對古代流傳下來的文字記載竟不值得一顧，從研究上古史的工作而言，這是一項極大的損失，其中有許多寶藏是地下發掘得不到的，如各種名號及重大事件的關係影響等，只有從文字記載中可以得到說明。史前時期的重要人物及其有關事跡，因瞽史得以保存要點，雖難免混入一些神話傳說，其內核是可取的。以氏族為中心建立的國家，傳世既久，也可以保存一些古代史實的要點。諸子之書，多以戰國時期的文化水平評論傳說保存下來的史前情況，或以神話相雜揉，經仔細分析，猶不難發現其中所保存的史實內核，這也是一項可信據的重要資料。王先生在史學理論方面的見解平實而嚴謹，發人深省，令人回味聯想。
在治學方法上，王先生特別欣賞元代學者李冶的「學有三，積之之多不若取之之精，取之之精不若得之之深」的說法，認為「學有三」是說學有三個階段，「積之」相當於積累感性知識或基本資料，「取之」相當於上升為理性知識或掌握了某些規律，「得之」是說融匯到自己的精神生活中，使其充實光大，並影響及於全民社會。對全面與專精的關係，王先生歸納成「胸懷全局，行守本位。」就是在思想上保持著宏觀世界的方向，以從事自己的具體工作，兩者是一個統一體。並主張「重在實踐，熟能生巧。」巧絕不是投機取巧，倒是需要多做實際的笨功夫。主張腳踏實地，不輕信，不盲從，從雜亂無章的資料中，歸納出史實的真相，寫出真實的歷史，總結出歷史發展的規律。
王先生的學術貢獻是多方面的，不僅視野開闊，涉及領域眾多，既有宏觀的探索，也有微觀的索隱，全面與專精結合，提高與普及並重，博大而精深，在多方面取得了輝煌的學術成就。
求學讀書，工作教書，科研校書，自己著書，並與古籍整理出版的權威機構中華書局締結奇緣，一生與書相伴，生命與學術相聯，這就是王先生平凡而曲折的人生歷程。王先生以為人正直，淡薄名利，生活簡樸，獻身學術而成為後學的楷模；以學風嚴謹，博古通今，學識淵博而聞名於學術界。雖然他已經平靜而清醒地與世長辭，但他用畢生心血撰寫的著述成果，已融入中華民族的文化寶庫，成為民族文化的組成部分，延續著他的生命。他「胸懷全局、行守本位」的學術理念，簡樸執著的學者風範，求真求是的學術精神，細緻紮實的學術作風等，將永遠活在親朋後學的記憶中，激勵人們開拓進取。
繼承王先生的事業，光大王先生的精神，是後來人義不容辭的責任。筆者這篇在各方面鼎力支持下撰寫的文章，既是對王先生的生平的簡單回顧、著述的再學習，更是期望著以此拋磚而引玉，相信會有更多的學人，學習王先生的風範，弘揚王先生的精神，傳承王先生的事業，把歷史研究與古籍整理事業推向新階段。（續完）
（原載王樹民先生著《曙庵文史續錄﹒後記》，中華書局2004年，第541—565頁）
作者簡介：秦進才，河北衡水人，河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教學名師，兼任河北省董仲舒研究會副會長、河北省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等。主要從事秦漢史與歷史文獻研究。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子課題、省部級課題等多項。著有《燕趙歷史文獻研究》，主持編校《張之洞全集》、編纂《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名著》《河北省志﹒人物誌》等著作和《張之洞與中國近代化》《探古集》等十餘部學術論文集，合作編寫《中國長蘆鹽務檔案精選》《河北影響中國的100件事》等，參與整理《緯書集成》等歷史文獻。在《文史》《文物》《歷史研究》《秦漢史論叢》等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一百餘篇，多篇被《新華文摘》《複印報刊資料》等刊物轉載介紹，曾獲國家圖書獎、國家圖書獎提名獎、河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河北省優秀圖書獎等獎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