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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韓國統計廳的報告顯示，韓國2021年總和生育率降至0.81，開創相關統計以來最低，達到全球墊底水平，是唯一一個總和生育率低於1的國家。
所謂總和生育率，就是指平均每對育齡夫婦生育的子女數量。國際上，通常以2.1的總和生育率作為相對健康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也就是說，考慮到死亡風險，平均每對夫婦大約需要生育兩個孩子才能夠維持上下兩代人數相等，一旦低於這個數字必然會導致人口下降。而當總和生育率低於1.5，就會跌入「低生育率陷阱」。
來源於央視2022年7月29日《正點財經》欄目
實際上，韓國的「低生育率」現象早已存在，2021年，聯合國的一份統計報告顯示：韓國的總和生育率連續兩年處於全球倒數第一的位置。早在15年前，牛津大學人口學家大衛·柯爾曼就曾預言，如果韓國生育率狀況持續惡化，「韓國或成第一個因人口問題，而從地球上消失的國家」。
低生育率背後的現實問題
歷史上的韓國人也很能生。20世紀60年代，韓國的生育率一度高達6.0。面對高生育率，韓國於60年代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提出了「讓我們有適當數量的孩子，把他們撫養教育好」；70年代，計劃生育政策轉變為「不管生男生女，兩個孩子足矣，重要的是把兩個孩子教育好」，並在這一時期開始增加計劃生育方面的投入。
1983年，韓國人口己經達到更替水平，韓國生育率由60年代的6.0降到了2.8。為了防止生育反彈，韓國開始大力宣傳一孩的好處，政策口號是：「兩個孩子太多，一個孩子充滿幸福和愛。」到1990年，韓國的總和生育率已經跌至1.6。至此，韓國開始逐年減少用於計劃生育的費用，計劃生育部門的工作開始從計劃生育轉向婦幼保健、母嬰健康。1996年，韓國取消控制生育人口政策，但生育率還是在不斷下降。2005年，韓國生育率跌至1.08，政府開始實施生育鼓勵政策，當然，這一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決。
為什麼如今韓國的生育率無法恢復到之前的水平呢？
最明顯的原因是，韓國年輕人的經濟負擔和生存成本過高。《朝鮮日報》稱，就業、房子和教育是韓國年輕人的三大壓力來源，也是讓他們遠離約會、婚姻與生育的「幕後推手」。據《時代財經》2021年12月報導，距離首爾30多公里的水原市郊外新區房價10-15萬人民幣，一位普通的韓國人需要不吃不喝80年才能買得起首爾一套房，根據韓國統計廳發布的一項調查，韓國30-39歲的未婚人口中，有超過一半的人仍與父母同住，依靠父母的接濟生活。
另外，近年來韓國社會年輕人失業率也在走高，越來越多的韓國年輕人被工作、買房困住，生孩子逐漸變為一種幾乎「不可能事件」。
韓國官方普遍認為，低出生率的原因是居住費和養育費等「錢的問題」。國家政策層面上一直花大力氣砸錢，把焦點放在現金補助上。在過去的16年裡，韓國政府投資超過280萬億韓元（折合約15200億人民幣）的政府預算來解決低生育問題，但此舉收效甚微。
在這背後，韓國社會中已經被深度內化的性別歧視也是促成低生育率的重要推手之一。
2021年，美國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和德國馬歇爾基金的高級研究員基爾克戈爾曾指出：「韓國低生育危機的根本原因是『性別歧視的社會結構』」。
前幾年，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就在韓國引起了針對女性困境的「現象級」討論。金智英，一個八十年代韓國女性中最常見的名字，她遵循著韓國普通女性的成長路徑按部就班地過著自己的人生，像許多韓國女性一樣不被期待地長大。
而當她青年時期進入職場後，她面臨的性別困境則愈演愈烈。作為未婚未育的女性員工，她妥妥地屬於職場邊緣人，只能幹些可有可無的雜活兒。而韓國現實中的女性就業歧視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據CNN報導，很多韓國年輕女孩在求職過程中都會被問到「什麼時候結婚、什麼時候生小孩」的問題。與此同時，在同等的工作和學歷下，女性的工資只有男性的66%。
當面對催生，金智英問丈夫：「我現在很可能因為生孩子失去青春、工作、健康、社會人脈。但是你呢？你會失去什麼？」根據OECD數據顯示，很多韓國女性會因為生育和家庭原因在25歲左右退出職場，使得很多女性不願意被家庭禁錮，為了在職場謀得更好的發展，直接選擇不生育、不結婚，甚至連戀愛都不談。
同為女性的韓國婆婆，並不會理解女性。來源/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截圖
現實社會中，韓國女性在生育後大都會經歷長達8.4年的「斷工期」。即使後來重返職場，一多半的女性也只能從事臨時性的派遣性質的工作。似乎從生一個孩子開始，像金智英一樣的韓國女性只剩下了「母親」這一身份。
「陽貴陰賤」的傳統思想
韓國女性地位低下的問題並非新現象，事實上，「陽貴陰賤」已經深深地刻畫在韓國的文化譜系裡和民族思想里。
在新羅統一前的一段較長時期內，韓國也有過一段男女較為平等的時期。上古時期，朝鮮女性被當作豐饒之神、大地之神而廣受崇拜，當時女性的生產繁殖被視為一種神秘的能力。在朝鮮半島的三國（高句麗、百濟、新羅）時期，由於紡織業發達，女性因此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女性是紡織生產的主要勞動力，更是這一行業的主導者與核心力量。這一時期，具備高超紡織技能的女性被世人稱作「匠人」。由於女性在經濟活動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她們的經濟地位並不比男性低。在婚姻家庭上，當時的韓國女性地位也遠高於後世，她們擁有一定的自由婚戀權力。《北史》記載：「風俗尚淫，不以為愧，俗多游女，夫無常人，夜則群聚而戲，無有貴賤之節，有婚嫁取，男女相悅即為之，男家送豬酒而已，無財聘之禮。」在高句麗，平民女性的婚姻，是「婿屋婚」，即女家在家後面另建一個小屋，新婚的男女住在裡面，直到女性生下的孩子長大，丈夫才可以把妻子帶回家。在新羅，女性在離婚和再嫁的問題上也比較自由。
19世紀朝鮮畫家申潤福的畫作《月夜密會》。來源/網絡
女性地位開始發生明顯變化是在新羅統一朝鮮半島後（公元668年），這一時間節點在整個古代東亞國家關係中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時期，有學者將這一時期稱為「東亞世界大變革大整合時代」。
檀君神話（朝鮮族最古老的族源圖騰神話）的流傳，是母系氏族瓦解、父系社會確立的一個分界點。
古時，天神桓因知道庶子桓雄想下凡，於是選定了三危、太白二地，並給了桓雄三個「天府印」作為天上神仙的標識。桓雄率領三千之徒，降到太白山頂的一株神檀樹下，建立「神市」並自稱「桓雄大王」。此後桓雄與熊女結婚，生下了檀君，就是古朝鮮的開國君主。在這個神話文本中神的譜係為：桓因（天帝）——桓雄（桓因庶子）——檀君（桓雄與熊女之子）。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男性作為社會最高支配者的地位開始得到承認。
同時，儒學在朝鮮半島廣泛傳播，統治者為了鞏固其政權，借用「陽貴陰賤」的思想將父權體系進一步強化，社會地位的天平已經開始向男性傾斜。據《三國史記》記載：「文武王八年 （668）春，遣元器與淨土入唐，淨土留不歸，元器還，有敕，此後禁獻女人。」可以看出當時新羅已多次通過「獻女」來籠絡唐朝羅。雖然唐朝下令禁獻女人，但卻屢禁不止。不過相較而言，直到王氏高麗時期（918-1392），朝鮮半島的女性無論從對財產的繼承上，還是離異的自由度上，都尚可圈可點。
但當歷史進入李氏朝鮮（1392-1910）時代後，父系血統中心的家長製得到強化，社會的性別分化也達到高潮。當時的李氏朝鮮的《經國大典》將父權體系和家長製法制化，從制度上確立了男性在社會中的絕對支配地位。三從之道成為女性必須遵守的基本道德規範，《經國大典》中還存在「再嫁女所生子禁錮法」，禁止再嫁女的子孫參加文科、生員進士試及出身「賤籍」的女性所生後代仍為賤籍等法條，全方位的禁錮女性地位，其板結程度甚於「理學」。
在這一時代，「順」「貞」二字成為衡量女性品德價值的根本標準。那時的朝鮮女性不配擁有自己的名字，多以堂號宅號代稱。女子不能當戶主，出嫁後要從娘家的戶籍上除名。族譜上也不記載女兒名字（但記載女婿的名字）。另外，女性不能隨意出門，若被發現則要被杖打100下並且累及其家族男性。國家也在官方層面上獎勵貞潔婦女，在壬辰倭亂和丙子胡亂之時，烈女的數量遠超孝子和忠臣的數量。也有一部分婦女被俘虜受辱，叛亂平定後，兩班士大夫把婦女的受辱認為是「失德」而離婚的事件也屢見不鮮。
韓國古裝劇中，女子出門要在頭上披一件衣服，以遮擋面部。來源/電視劇《醜聞》截圖
為了保住自家的面子，在大多數情況下，女性的親人會扮演監督者乃至加害者的角色，用殘忍的手段對待不守婦道的女子。英祖七年（1731），一個兩班家庭婦女金氏在丈夫死後生下一個孩子，但她的家人卻逼她自盡。當時的女性，無論貴族還是平民，都被這種畸形的貞節觀念裹挾。
並且，朝鮮半島對女性的禁錮，對「尊卑」的看重，在歷史上還呈現出一定的「判例」特徵，即只要是前代君主訂立的法令，之後的君主往往都繼承下來（如所謂後宮不能升任中殿）。而兩班貴族對法令與思想的爭執後果，也往往是愈發降低而非提升女性的地位。因此，在500多年的李氏朝鮮時代後及至近代，韓國女性地位也沒能得到明顯提升。1909年《民籍法》制定前，女性始終沒有正式的名字。《民籍法》制定後，家譜中才開始登記女兒的名字，但仍然規定女性不能當戶主。
帶著孩子洗衣服的韓國婦女
如今，韓國女性還依然受到傳統文化中「尊卑等級思想」的規訓和禁錮。韓國近現代社會從未對父權制發起顛覆性挑戰。即使如今韓國女性解放運動興起，但社會文化氛圍經過了千百年的沉澱和積累，滲透到韓國社會的方方面面，並塑造了韓國人的性格和思維方式，內化為韓國精神文明的重要部分，想徹底改變很難。
愈發尖銳的兩性矛盾
如今，女性主義思想和女權運動令韓國女性開始覺醒。女性受教育水平越來越高，可以依靠自己實現經濟獨立。社會現代化的過程中，更多的女性將自我實現凌駕於傳宗接代之上，挑戰了韓國根深蒂固的父權體系。
1999年的韓國街頭，帶著孩子們出行購物的女性
20世紀90年代末，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眾多韓國男性丟了飯碗，男性長久以來的支配者地位受到挑戰，而與此同時，更多接受了高等教育的韓國女性走出家門，參與經濟生活，男性不得不與之爭搶飯碗，韓國社會男女之間微妙的平衡被打破，兩性關係日漸緊張。
2001年，韓國憲法法院撤銷了自1961年起實施的對退役男性在公務員考試、企業面試等考試中給予最高5%加分的規定。此舉引發了大量男性的恐慌和對女性主義運動的厭惡。2005年，韓國憲法法院廢除《民法典》和《戶主法》中只有男性才能作為戶主的條款，加上韓國開始推行女性生理期休假制度，韓國社會迎來了厭女情緒的大爆發。
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上映後，男女兩性對其評價呈現兩極分化的趨勢：男性網友給出的平均分是2.84分，女性網友給出的平均分高達9.5分。男網友留言稱這是「一場被害妄想症的狂歡」，憤怒的男人們甚至把怒氣發泄到飾演金智英的演員鄭裕美身上，對她進行無端的攻擊和謾罵。還有網友模仿《82年生的金智英》的形式，寫了一本《90年生的金志勛》，描寫了韓國男性承擔的社會壓力，兩性矛盾日益尖銳。
大多數韓國男性都反對女權主義，認為自己是女性運動的受害者，在網絡空間發表大量針對女性的歧視侮辱言論，這也反過來刺激了一些韓國的女權組織往極端方向發展，以侮辱和調侃男性為樂，一部分極端女權甚至直接喊出「不該為男性生育」的口號。雙方的對抗也加劇了韓國社會對於婚育的消極態度。
2020年，通過威逼利誘非法拍攝女性（包括幼女）性視頻，供好色之徒聊天室付費觀看的 「N號房」事件一經揭露便震驚全球。根據韓國媒體披露，至少有74名女性（包括16名未成年人）是「N號房」事件的受害者，年齡最小的僅11歲。據犯罪嫌疑人趙主彬透露，受害者中還有著名女演員和女團出身女歌手。而這一犯罪行為長達6個月，整個韓國有26萬人參與，一時間，社會輿論譁然。
類似事件的接連發生，進一步打破了兩性之間的信任，加大了兩性之間的裂痕，此外，對家庭暴力的恐懼也是阻止女性進入婚姻的一個重要因素。但在厭女情緒極端強烈的韓國男性眼中，一切都是女性的錯。針對「N 號房」事件，一位韓國網友留言：「我又沒有犯罪，我只是正當地付費觀看了成人內容，這難道是錯誤的嗎？比起處罰『N號房』的參與者，更應該從上傳自己身體視頻的淫婦們開始處罰。如果她們不上傳視頻，就不會有26萬受害者了，她們的錯更大。」這種男女兩性互相撕扯的社會氛圍進一步內化了女性的恐懼，損傷了女性的集體安全感，不斷消解著韓國女性的結婚和生育意願。可以說，韓國正面臨的人口難題與普遍存在性別對立的社會也有極大的關係。
韓國街頭採訪，詢問韓國為何生育率低，市民們的回答。來源/Asian Boss 頻道
如今，韓國已成為世界上女性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她們拒絕完全負擔家務勞動和養育。越來越多地走出私人空間，開始掌握更多的自我生育權力。但是，女性的覺醒和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並不是生育率降低的因素。韓國乃至東亞諸國的癥結在於，除了這一區域在人均資源不足與對子女高期待高投入的矛盾之外，男女雙方都受到社會規訓的掣肘和傳統婚姻家庭規範的束縛，導致女性在婚育選擇上更加謹慎。因此，低生育陷阱的出路，並不能單純靠「重金求子」來解決，更重要的是，社會文化氛圍應如何回應性別觀念的變遷和性別角色的重新定位，從而發生相應的改變。
實際上，低生育率對當今世界很多國家來說，是個普遍問題，不光是西方發達國家，俄羅斯、中國等國家都遇到相似的問題，雖然各有各的原因，但是現代化、甚至後現代化對於社會的重塑，對於生活的擠壓、女性的覺醒等原因，都使生育變成一件更加系統化和高成本的決策。
參考資料：
1、澎湃新聞：生育率全球最低，韓國是怎麼走到這一步的？
2、網易看客：韓國女孩真實而令人窒息的一生
3、王欣媛，《高句麗女性研究》，東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P17。
4、澎湃新聞：人口之殤：「不快樂的韓國人」不願生育？16年努力尚未挽回
5、劉麗娜.《82年生的金智英》:韓國當代女性的生存現狀和訴求[J].西部學刊,2020(11):142-145.
6、陳燊媛. 韓國女性地位歷史變化述論[D].上海外國語大學,2018.
7、《經國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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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俞飛.韓國「N號房」之罪與罰[J].方圓,2020(08):64-67.
10、張淑燕,李淳永,劉鑫.從對抗走向撕裂：韓國社會的性別衝突探析[J].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022,34(06):91-97.
11、牛姍. 日韓生育變動特徵及對我國的啟示[D].中央民族大學,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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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西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