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老的京杭大運河岸邊，一艘小船即將啟程前往大運河北端的通州，當O.D.弗洛克斯（O.D.Flox）踏上這艘小船時，他尚無法預計此行將會有怎樣一番際遇。弗洛克斯是西方教化聯合會（Western Civilization Union）的成員，該組織位於美國，其宣稱的目標是「通過介紹各種省力機械，改善無（基督教）信仰世界人們的社會條件」。他認識一位美國的發明家，或許此人掌握了製造這樣一台機器的訣竅：適用於中文的打字機。「一台中文打字機，」他想，「一台旨在使人們免於記住漢字那種種令人眼花繚亂的鉤鉤彎彎的打字機，對我來說是一個大膽而新穎的想法。」
正是《華夏時刊》（Chinese Times）上的兩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促使弗洛克斯開啟了這趟旅行。第一篇文章發表於1888年1月，名為《中文打字機》（「A Chinese Type-writer」），作者用簡潔而熱切的筆調介紹了一位美國發明家和他的發明。文章寫道：「在它的輔助下，外國人也可以快速地打寫出漂亮而清楚的漢字。」「你可以用它學習漢字和讀音，解決相關疑惑，速度快得驚人……你會像小孩一樣從入門的方塊字學起，同時你也可以與中國的朋友交流（原文如此），或是寫書。」
第二篇文章的口吻則有所不同。作為有益知識傳播聯合會（Islands』Syndicate for the Promotion of Useful Knowledge）成員的亨利·C.紐科姆（Henry C.Newcomb）於這年3月17日給編輯寫信，戲謔地將文章命名為《那台中文打字機》（「That Chinese Type-writer」），他在信中強烈質疑了這名美國人所謂的發明成果，並轉述了一個曾經以個人身份拜訪過該發明者工作室的匿名「朋友」的話。信中說：「他的鉛字放到一起拿在手裡感覺很大，將近有1立方英尺（約28316.84立方厘米），而且使用前必須先將它們分類。這看起來很容易，但只有那些健康到能活過70歲的人才有可能做到。」紐科姆總結道：「實際上，該發明對於普通人並沒有太大用處，除非他們身邊有老師能夠隨時給予指導。可如果我們要請老師，那為何不讓這位老師直接負責打字呢？我們何必『養狗而自吠』？」
乘坐一艘「小小的河船，一連幾日都得由縴夫拖行」，弗洛克斯踏上了一段類似於《黑暗之心》的追尋之旅。當他抵達通州的時候，他見到了拜訪對象，不過這個人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謝衛樓於1841年8月13日出生在紐約的蓋恩斯維爾（Gainesville），曾短暫做過教師，後來在美國內戰時期被召入紐約志願步兵團第十七團。他在波托馬克軍團（Army of the Potomac）服役兩年後晉升為軍士長，後退役回家，正如他去世時的訃告所記述的，「他在軍旅期間的經歷和傷病一直相伴餘生」。
在之後的歲月里，他致力於傳教事業，特別是在中國。他在1868年3月寫給兄長的信中談道：「中國是我特別感興趣的地方」。第二年，他和新婚妻子埃莉諾（Eleanor）在通州定居。在弗洛克斯看來，他似乎「與人們通常認為的傳教士相去甚遠，他們應當養尊處優、悠閒自在，時刻不忘向教會報告其工作『進展』」。相反，身高5.7英尺（約1.74米）的謝衛樓身上仍然帶著幾年前一次近乎致命的遭遇所留下的傷痕，當時他遭到他雇用的一個中國木匠的襲擊，那個木匠後來逃跑了。弗洛克斯記述道：「他不過中年模樣，看起來卻像法老夢中的第二群母牛一樣瘦削，而且絲毫看不出他書桌上的這台機器蘊含了當時世界上最豐富的成果。」
謝衛樓發明的中文打字機
謝衛樓新婚不久便啟程前往中國，此時的中國正處於一個大變革的時代。9年前的1860年10月，清廷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倉皇落敗，第一次鴉片戰爭則發生在這次落敗的20年前，即1839年至1842年。中國被迫簽訂了1842年的《南京條約》和1858年的《天津條約》，多個城市被作為通商口岸向外國商人開放，基督教傳教士也得以合法地在清朝疆域內開展活動。
當弗洛克斯到訪時，謝衛樓新發明的裝置與其說是一台機械式打字機，不如說是一套可以迅速上墨和壓印漢字的技術。1886年，憑藉其從父親那裡獲得的木工經驗，他試著製作了一套印章般的木活字，而且在這個過程中，他肯定也注意到了我們在第二章中提到的姜別利有關中文常用字的研究。威妥瑪爵士（Sir Thomas Francis Wade）於1859年創立了一套羅馬化拼音系統——北京話音節表（Peking Syllabary），謝衛樓即是根據這一系統，按照字母順序將他製作的木活字排序，如此，他就能夠以較快的速度逐一定位、上墨和壓印漢字了。謝衛樓在相關文章中寫道：「通過實踐我發現，利用這種列表排印和活字壓印系統，我在印字時可以做到像中國文人寫漢字一樣快，五年來我一直用它寫作。」
弗洛克斯十分熱切地描述了謝衛樓的印字流程：
發明者轉向他的活字盒，帶著天才素有的驕傲氣質，仿佛憑其才智已然洞見自然之奧秘，他用帶有魔法般的手觸摸這些漢字，完整優美的中文句子便款款流出，漢字排布齊整劃一，猶如列隊的士兵。看到這台機器的真實運作時，我不禁熱淚盈眶。我緊緊握住發明者的雙手，對他說：「敬愛的先生，您真是人類的恩公。我們或許可以依靠西方教化聯合會的資源將這台完美的機器向全中國推廣，而且我們會小心提防——不論有人對此提出多麼愚昧無知或居心叵測的批判——確保您作為偉大發明家和真正慈善家的英名永遠不會受到玷污。」
就在謝衛樓發明這種新的壓印技術的同一年，他還從天津購買了一台破損的西式英文打字機，並請一名中國的「鐘錶匠」修復它，從而可以用來書寫英文材料。謝衛樓在給父母的信中寫道：「雖然目前使用機器書寫的速度還不及手書，不過經過學習，我很快將實現這一目標。使用它的一大好處就是在晚上寫作時再也不用擔心眼睛疲勞了。這是之前從沒有過的。」
掌握了這項新技法後，謝衛樓開始了新的探索：設計一台「類似」打字機的書寫中文的機器。受當時美國新出現的打字技術的啟發，謝衛樓開始思考如何將這些印章般的中文活字改造成一套整體的機械裝置。不過，問題在於面對非字母文字的中文，如何去製造這樣一台機器。謝衛樓推理：「在西方的字母語言打字時，用一塊按鍵不超過80個的鍵盤便可以滿足大寫、小寫、數字等各種書寫需求，而用某些精良的切換鍵盤打字機時，僅30個按鍵便可運轉如飛。」不過，他認為用這種方式來設計中文打字機是行不通的。他反思道：「這反映出西式打字機在向中文語言改適時所面臨的基本難題，因為每個漢字都是獨特的表意文字。」
謝衛樓發明中文打字機的動機是複雜的。雖然一般認為他是為了提升印刷速度從而方便向潛在的中國信眾傳播基督教和西方文本，但從當時傳教士掌握的印刷技術看，這一願望已經被很好地實現了。實際上，從1881年編譯的6卷本巨著《萬國通鑑》（Universal History）開始，他已經先後編譯了很多部外文作品，包括《系統神學》（Systematic Theology,1893）、《神道要論》（Important Doctrineson Theology,1894）、《理財學》（Political Economy,1896）、《是非要義》（Principles of Ethics,1907）、《心靈學》（Psychology,1907）和《政治源流》（Political Science,1909）等。他也經常向《小孩月報》（The Child’s Paper）等一些刊物投送短篇的中文稿件。所有這些都表明，利用他的方法和技術，謝衛樓的出版雄心已經得到了充分的施展。
不過，一提到用中文寫信這種比較私人的活動，謝衛樓就感到一陣失落。他提道：「保羅通過手寫信的方式與各地的教會加強聯繫，使事業取得了很大成效。」這表明他自己和其他傳教士可以利用這種新裝置來與他們的中國同事通信。「很明顯，在傳教活動中，這是個廣泛而重要的部分，但由於大家不願意為了書面溝通而學習和掌握漢字，這項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他發明中文打字機，並非是考慮到會對中國經濟、現代化產生什麼潛在影響，或是出於其他一些宏偉而抽象的觀念。對於謝衛樓而言，他的打字機意味著自己可以不再依賴為其長期代寫信件的中國文員和秘書，換句話說，謝衛樓旨在開發一種中文機器人，或者說類似於謄寫員的機器，它能打漢字，從而使自己不再需要真正的中文文員。雖然他和他的許多外國同事都認為自己雖然已經相當熟練地運用中文（即使算不上流利），但只有擁有這樣一台新設備，他們才能親自打出優美的、符合其博學和地位的中文文書。
不過，美學並不是唯一的考慮因素。「我相信，」謝衛樓寫道，「現階段從事中文文化工作的外國人，正在受到中國助手不必要的束縛。」他認為在有些方面需要提防這些文員：他們作為文化不同的第三方，會持續地干預、巧妙地篡改並最終介入外國人的作品。在談到外國人和他們的中國助手時，謝衛樓評論道：「他們通常會與作者溝通，用筆記下所說的內容，然後以中文的風格將作者的意思表述出來。……經過這一過程你會發現，最終的產物在很大程度上損失了作者想要表達的意思，並摻入了大量助手本人的想法。」因此，與其他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工作的同事一樣，謝衛樓的動機源於對自己無法避免要依賴翻譯和謄寫過程的持續焦慮，擔心這將導致作者原意的損失（或是被私自惡意刪減），以及作品中被植入本地文員的世界觀和認知。
為了證實他的擔憂，謝衛樓提到了一本不具名的有關植物學的書，作者是一位「身在中國的傑出西方學者，他在書中告訴學生，中國南方有一種植物是從蟲體內生長出來的」。謝衛樓繼續講道：「當然，這樣一個有趣的自然史現象是由他的中國文員擅自加入的，並且以某種方式通過了審校。」他承認：「如果沒有一位出色的本地學者審讀，外國人是沒有太大把握去出版中文作品的，不過如果能在一開始就藉助打字機養成獨立寫作的習慣，那麼我相信，外國人早就可以用中文自主表達了，而且可以完全自由地寫作，不必依賴中國文員的在場。」謝衛樓的機器將使身在中國的外國人奪回自己對於意義本身的自主權。
基督的身體：謝衛樓中文打字機的常用字邏輯衝突
謝衛樓研發中文打字機的實驗過程並不是憑空出現的。與之前的姜別利、包鐵、李格昂、勞圖爾等人一樣，他的進展也是由自己對漢字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認識塑造的。他主張「每個漢字必須被視為一個不可分解的個體」。謝衛樓進一步推論：「因此，每敲擊一次，機器打出的不應是字母或文字的部件，而應是完整的文字。它必須能夠迅速、精確地從4000至6000個漢字中將所需漢字傳送到列印位置。」
謝衛樓對漢字的認識只是一種主觀信念，而非客觀中立的事實陳述。正如我們在前一章所見，拼合活字印刷術並不把漢字視為「不可分解的個體」，而視為一種元語言的，或者說副現象的實體，由更為基礎的元素成分構建或「拼合」而成。同時，在中文電報技術中，漢字被視為一種指代性標準，是用來進行識別的，而非直接傳輸。如果當時謝衛樓的決心和理解與包鐵、李格昂、貝爾豪斯或者勞圖爾等人一致，那麼他可能就會沿著另一條完全不同的思路來構想他的新式打字技術。需要強調的是，謝衛樓當時也注意到了其他人在解決中文信息技術問題時使用的方法，包括我們前章所述的拼合活字法。實際上，謝衛樓曾經在紐約遇到過打字機巨頭托馬斯·霍爾，也就是我們在第一章提到過的指針式打字機的發明者。
謝衛樓後來回憶道：「（霍爾）作為一個屢戰屢敗的過來人，一聽說我打算親自研製中文打字機，就對我這個初出茅廬的，並且註定將重蹈覆轍的新手表現出一種含有質疑意味的興趣。」「他告訴我，他已經掌握研製中文打字機的問題之所在，並從抽屜里拿出一張皺巴巴的印著漢字的紙。」「他當時的想法是，可以將漢字分解成相應的筆畫，然後通過將所有可能的筆畫排布在其打字機的列印面上，就可以用這些筆畫組合成想要的漢字。」不過，當霍爾「發現雖然筆畫種數並不太多，但每種筆畫在拼合中的尺寸、比例和關聯卻多種多樣，變化無窮」時，他感到灰心喪氣。此外，美學問題也讓這一打字系統變得更加複雜和受限，因為打出的漢字看起來往往顯得鬆散和不連貫。「這種通過筆畫打字的中文打字系統所打出的漢字了無生趣，跟漢字本身相比，就好像乾枯的骨架之於活生生的人！」
雖然我們不清楚謝衛樓的決心究竟從何而來，但很明顯，他對漢字的認識決定了他研發打字機過程中的每一步。首先，當他斷言漢字是「不可分解的個體」時，最先擺在他面前的問題是：如何將這數萬個個體納入一台機器中？謝衛樓後來回憶說，當他坐著人力車穿行在通州的街道上時，他突然意識到：要解決海量文字的問題，他可以去拜訪當地的鑄字廠和排版作坊，與那些在漢字鉛字的雕刻、鑄造和使用方面有著豐富經驗的中國印刷工交流，因為他們肯定對漢字的使用頻率掌握著最詳盡的一手資料。他這個想法與第二章提及的小斯當東和姜別利頗為相似。由此，謝衛樓的打字機將僅包含被他稱為「精挑細選的常用字」。而對於中文字彙中的大量其他漢字，則一概排除。
1888年，謝衛樓的工作有了新的進展。「我之前提過我的新發明嗎？」他在家書中興奮地寫道：「這個發明一旦面世，定然會引起極大的關注。這是一台中文打字機，一台用來書寫中文的機器。」他的目標是先製作出這台機器的木質輪盤，然後「運到美國，再由一個金屬機械師複製出金屬輪盤」。「我認為它的打字速度要勝於中文老師的手寫速度，若如此，它肯定會大受歡迎，尤其是對那些身在中國的外國人，因為他們當中會寫中文的人相當少。他們中有的是出色的中文學者，可以自如地閱讀中文，但是他們無法投入太多時間去學習筆畫複雜的漢字的寫法。」
謝衛樓研製的這台打字機看起來與他在天津購買的西式打字機完全不同。根據謝衛樓的說法，它看上去就像一張「小圓桌」，上面密密排列著30圈漢字。謝衛樓斷定，「中國學者的常用字彙量不會超過6000個」，而且「這個列表可以進一步壓縮至4000個，只有在少數情況下需要借用表外的漢字來表達」。因此，謝衛樓最終採納的漢字總數為4662個。至於其他數萬個漢字，則一概拋棄不用。
本文摘選自
本書以中文打字機為對象，追溯了中文與現代信息技術相適應的歷史。近現代以來，漢字作為非字母文字，在技術語言現代化的過程中遭遇了來自字母文字中心主義的重重阻礙，其一便是無法適應西式打字機。本書通過講述中文打字機的發明歷程，展示了漢語世界的機械革命，探索了中文尋求生存、適應且影響科技變革的歷史。書中描述了在近一個世紀之間，中文使用者在發明中文打字機的過程中進行的各種嘗試、經歷種種失敗或成功的故事，由此反映了中文如何突破字母文字霸權而融入全球化資訊時代，重新獲得獨特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