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波天一閣創建於明代嘉靖年間，至今已歷經四百餘年風雨，被公認為國內頂級私家藏書樓之一。乾隆時代，朝廷參照其庭院建築和書櫥款式，建造著名的 「南北七閣」，用來收藏精心編撰的七套 《四庫全書》，天一閣由此名滿天下。書樓創建者范欽進士出身，官至兵部右侍郎，性喜讀書、藏書。遊宦期間，他每到一地，必廣泛搜集、購買和傳抄各類典籍及地方文獻。晚年告老還鄉，看到滿屋子書籍，始有建閣之舉。為保護藏書，他訂立嚴格的家族規誡。以後，范氏子孫謹守 「代不分書，書不出閣」的遺訓，精心保護閣書，演繹了一部家族藏書的傳奇。可惜，民國初年天一閣部分藏書不幸被盜……
書市驚現閣書
1914年6月初的一天，蟄居上海的文獻學家繆荃孫聽書友張石銘說起，最近從書市上收購了一批善本，全是難得見到的天一閣藏書，內有宋代刻本《書經註疏》《歐陽集》64卷本等極其珍貴的古籍。張石銘出生於浙江湖州南潯鎮的絲商之家，是國民黨元老張靜江的堂兄，平生醉心金石書畫，尤愛藏書、刻書。繆荃孫深知張氏擅長文物鑑賞，相信其所言非虛，但范氏一向家規極嚴，難道如今肯違反族訓出售閣書了？他半信半疑地提議去張宅看書。於是，兩人來到位於公共租界南無錫路的張家大院，張石銘從書房裡取出一沓線裝書給客人，繆荃孫粗粗一翻，斷定確是天一閣藏書，這些書的扉頁上都赫然蓋有范欽的篆文圖章。張石銘告訴他，這些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四馬路（福州路）一帶的書鋪還有不少，自己見過而未購買的，就有明代刻本、明代抄書及《登科錄》等大量善本。繆荃孫聽罷，覺得十分蹊蹺，決心查個水落石出。他匆匆告別老友，直奔四馬路打探消息。經詢問幾名稔熟的書鋪老闆，證實最近書市確有大批天一閣藏書在流通。有位店主知道他酷愛藏書，遇到善本，往往一擲千金，便問他是否有意購買。繆荃孫和范家交情不淺，此刻只想著儘快把消息送到寧波，讓范家有所防備，根本無心買書。
接到繆荃孫的信，范氏家族震驚，首先懷疑藏書被盜了。族長急忙集合各房領頭人，分別拿出鐵鎖鑰匙開門入閣，愕然發覺書樓內一片狼藉，不少書櫥門鎖已被砸壞，圖書散落一地。仔細查看，又發現屋頂有一個大洞，旁邊遺落繩索、鐵鉤等工具，顯然系盜賊所為。樓板上散布著不少棗核，猜想是竊賊充飢後的遺留物。范氏立即召開家族會議，決定一面致信繆荃孫，進一步了解被盜閣書的情況；一面公推族人范盈輝赴上海秘密調查，希望盡力追回損失。
隔日，范盈輝一行由寧波乘海船抵達上海，先在旅館住下，然後按繆荃孫提供的線索，直奔位於法租界三洋涇橋堍的食舊廛書坊。他對書坊老闆金頌清說，自己是個書商，這次來上海想購買一批古籍，只要貨好，價錢好商量。金頌清以為遇到了大客戶，心裡十分高興，便讓夥計拿出幾本買來的天一閣藏書，供客人挑選。范盈輝翻開扉頁，一眼便看到祖先范欽的朱文圖章，心裡頗不是滋味，但表面上仍不露聲色。
范盈輝怎麼咽得下這口氣，走出食舊廛書坊，便直接跑到薛華立路 （今建國中路）上的法租界會審公廨，控告食舊廛書坊銷售贓物的不法行為。第二天，又向上海縣衙遞上狀紙，請求官府提究金頌清，追還被盜閣書。與此同時，金頌清生怕夜長夢多，四處托人聯繫買主，將所有購進的天一閣圖書以大洋12000元賣給湖州紳商蔣汝藻，扣除購書款5000元，獲利7000餘元。
公廨審竊書案
收到范盈輝的訴狀後，法公廨覺得事關重大，迅速飭令巡捕房將食舊廛書坊主金頌清拘捕到堂。經連續審訊，金頌清供認，這些書籍分別購自三馬路 （漢口路）六藝書局和四馬路來青閣兩家書店，總價計大洋5000元。捕房根據這一線索，順藤摸瓜，將六藝書局主陳立炎和來青閣老闆楊雲溪相繼傳喚到堂，又把竊書賊薛繼渭和書商馮德富抓捕歸案。
7月2日，法租界會審公堂第一次開庭審理此案，陳立炎、楊雲溪及薛繼渭、馮德富均被押上公堂。經當堂訊問、雙方代表律師控辯，各犯不得不承認盜竊、銷贓等事實。最後，法庭判令陳立炎、楊雲溪分別交銀500元和4000元，交保釋放；薛繼渭、馮德富暫押捕房，繼續接受審訊。此後一個多月里，公堂又多次審理此案，儘管案犯避重就輕，一再狡辯，但案情漸趨明朗，一場竊書大案徐徐拉開了帷幕。
原來，民國以後大批遜清遺老避居申城，以書畫圖籍品鑑題詠為消遣，古書古物市場大興。由於時局動盪，文獻凋零，讀書人懼怕國粹湮沒，購書、刻書風行一時。加上外國人推波助瀾，乘機大肆收購民間藏書，致使古書價格一路上揚。不法商人為牟取暴利，乾脆從事作偽做假的勾當；有的將目光瞄準書樓、書店，專事偷盜銷贓。上海六藝書局老闆陳立炎發財心切，知道天一閣藏書極多，且有大量珍貴典籍，便多次赴寧波訪問，要求范家出售藏書，但遭到嚴詞拒絕。他見公開買賣不成，便處心積慮策劃僱人偷書。經人牽線搭橋，和竊賊薛繼渭、書商馮德富結識。這年3月26日，陳立炎約馮德富至上海廣東路怡園茶室喝茶。一陣寒暄後，陳立炎話歸正題：「聽說最近日本人正在廣造藏書樓，預備在中國購買各類古書，價格十分優厚。這正是一個發財良機，只是不容易弄到好書。」馮德富附和道：「如今市場上有價值的圖書越來越少，想大批量收集確實不容易。」陳立炎接著說：「辦法還是有的，就看你敢不敢做！寧波天一閣藏書樓知道嗎？那裡有的是好書，如果能弄些出來，就發大財了！按目前市價，一般每本可賣大洋1元，稍次的也能賣5角。」馮德富搖搖頭說：「聽說天一閣牆高院深，范家把守甚嚴，偷盜談何容易，何況我素無這種本領。」兩人閒聊一陣後，各自而散。
過了一星期，陳立炎又約馮德富到福州路中華第一樓茶室會面，這次座中還有一高一矮兩名男子。席間，陳立炎舊話重提，竭力勸說馮德富去寧波偷書，還信誓旦旦地承諾，事成之後將支付豐厚的佣金。見馮不再推脫，便指著一旁的高個男子說：「他叫薛繼渭，是當今的鼓上蚤，身手極為了得。他和你一起去寧波，一定會馬到成功。」又指向矮個男子說：「這位木匠師傅是杭州人，技藝高超，能輕而易舉進樓入室。有他的幫助，你們成功的把握更大了！」馮德富是個唯利是圖的書商，見對方如此說，便爽快地答應了。四人一邊喝茶，一邊商量計劃，決定由薛繼渭和馮德富帶木匠去寧波，指認天一閣具體位置，然後由木匠負責揭瓦撬椽，協助薛繼渭入室竊書，馮德富負責在外面接應。待貨搬出後，儘快用木船運到上海，由陳立炎聯繫出售。商量結束時，陳立炎拿出幾本事先油印好的 《天一閣見存書目》（原書由清代學者薛福成編撰而成），囑咐薛繼渭按書目偷書。又拿出大洋50元給三人做盤纏，要求他們早作準備，儘快起程。
過了幾天，薛繼渭和馮德富帶著杭州木匠來到寧波。三人先在一家旅館住下，然後連續幾天去天一閣周圍察看地形。他們發現藏書樓是一所獨立的庭院，重門深牆，整天鐵將軍把門。范氏族人住在隔壁院子裡，平時幾乎不去書樓。三人回到住處後，又密謀一番，於次日深夜實施行竊計劃。那天晚上，夜黑風高，三人偷偷來到書樓後院，木匠和薛繼渭順著木梯登上屋頂，熟練地揭去瓦片數排，又用利斧撬去瓦片下的椽子，露出一個大洞。木匠用繩索將薛繼渭吊進屋內，然後蓋上洞口，悄聲撤回院牆外。進入屋內的薛繼渭點上蠟燭，小心翼翼地砸開一個書櫥，發現裡面全是排列整齊的線裝古書。他從口袋裡掏出 《天一閣見存書目》，按目索書，然後裝入帶來的麻袋裡。因為書籍實在太多，慌亂中來不及細看目錄，後來乾脆隨意取書，胡亂塞入麻袋。看看已裝了幾十麻袋，便通知院外的馮德富，將麻袋小心翼翼地從屋頂洞口吊出書樓，用小船搬到事先租來的一處僻靜小屋，再雇木船運抵上海。
馮德富等三人剛回上海，便通知陳立炎按原來約定的辦法和價格收購閣書。陳立炎驗完貨，十分滿意，當場買進134本，支付大洋245元。隨後，他以4000元的高價轉賣出去。馮德富讓其父向來青閣書店主楊雲溪兜售，雙方先後交易八九次，賣出秘籍800多卷，得書款1670元。楊雲溪又將其中一部分轉售給食舊廛書坊主金頌清，得價銀6000餘元。金頌清再將這批書賣給湖州人蔣汝藻，價格又翻了一番，計銀12000元。不法書商在輾轉銷贓中獲取暴利，而天一閣損失慘重，1000餘種珍貴典籍永遠流出書樓，其中多為宋元明別集、明季雜史和地方志、試士錄等善本。
此後，案件一拖再拖，遲遲沒有結果，范盈輝憂心忡忡，三番五次向公堂催問消息。8月6日，法公廨再次開庭審理此案。先由金頌清上堂供述犯罪經過，他承認花6000元從楊雲溪手裡購入閣書，然後以兩倍的價格轉售給湖州人蔣汝藻；又稱和蔣氏素不相識，沒有再聯繫，也不知其住址。原告律師隨即站起來說：「此案已查實清楚，馮德富、薛繼渭對偷書、銷贓等情節供認不諱。陳立炎雖不肯承認教唆馮、薛行竊的事實，但他和楊雲溪、金頌清等人收贓、銷贓，證據確鑿。請求公堂依法追究竊賊和不法書商的罪行，並儘快追索天一閣被盜書籍。」被告律師起立發言，稱案件重要證人杭州木匠尚未到案，認定陳立炎教唆行竊證據不足，請求公堂繼續調查案情，作出公正判決。雙方唇槍舌劍，辯論良久。最後，中西法官反覆會商，以案發地在寧波，判決馮德富、薛繼渭兩犯轉押寧波府慈谿縣，歸案再審；陳立炎等三人仍各交洋保釋，候再審訊。
過了一段時間，馮、薛兩犯被押送到慈谿縣衙。縣令調集案卷材料，重審此案，結果判決薛繼渭服刑九年。收押期間，薛繼渭病死獄中。陳立炎等始終不肯承認教唆事實，此案不了了之。而天一閣被盜書籍早已流散，再也無法追回。
范家嚴防竊賊
范氏禁約規定：「藏書歸子孫共同所有，共同管理。閣門和書櫥鎖鑰由各房分管，非各房子孫到齊，不得開鎖……」為此，還制定了嚴厲的懲罰條例，但是，這種家族共管的模式帶有明顯的弊端，即按規定非曬書日子孫不得入閣，導致平時書樓總是鐵將軍把門，處於無人管理的狀態，這為竊賊提供了可乘之機。
天一閣竊書案受到文化界人士的密切關注，有識之士挺身而出，奔走呼號，為搶救閣書緊急行動。後來，聽說部分閣書將賣給外國人，商務印書館負責人張元濟憂心如焚，積極籌款將其贖回，保存於上海東方圖書館的涵芬樓里，可惜這部分古籍最終毀於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之中。另有部分閣書經多次轉讓，在愛國人士的關心下，最終流歸北平圖書館收藏。
當時，版本目錄學家羅振常（羅振玉之弟）是食舊廛書坊的股東，曾讀過流入書坊的一批閣書。於是，抓住這一難得的機會，將這些閣書全部做了記錄，總計249種，雖然記得不甚詳細，但每本書的序文時代、版刻印工均作敘述。這批書很快流入市場，不知所蹤，但有這些記錄，尚可知其大概脈絡。許多年後，他的女婿、版本目錄學家周子美為其整理舊藏，編成《天一閣藏書經見錄》，流傳於世。翁婿兩人為保護祖國文獻，費盡心力，功不可沒。
繆荃孫是一位真正熱愛藏書的文獻家。竊書案發生後，他及時寫信通知范家。他又歷盡艱辛，調查被竊閣書的基本情況，精心編成 《天一閣失竊書目》兩冊，記錄被盜閣書1759種，並在序中詳細記述案發經過，讓後世以此為鑑，妥善保護文獻。（酈千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