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孫葆元
與朋友閒聊地域文化,說到當地,朋友就提出「名士文化」說。此說源自杜甫的詩句「濟南名士多」。然而,這能作為「名士文化」的依據嗎?我就問:你說濟南名士多,濟南有多少名士?他便列舉了曾鞏、辛棄疾、李清照、劉鶚,甚至連當代的老舍也拉扯進來,洋洋灑灑幾十人。我笑了笑。這位朋友的心是好的,但是,社會的文化發展史不是刻意塑造什麼「文化名人」的歷史。文化現象有一個積澱的過程,文化建設是對一個積澱層的整合與再塑造,整個過程就是傳承而不是簡單的集合。
以杜甫詩句而論,便不可斷章取義。詩題指向很明確:「陪李北海宴歷下亭」。這裡邊沒有辛棄疾、李清照等人。「二安」是宋朝人,杜甫不是預言家,還料不到濟南未來會有這麼一個名士群。因此杜甫的「名士」里不包含這些人。詩曰:「東藩駐皂蓋,北瀆凌清河。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不難看出這首詩是寫給李邕和在座的幾位客官的。首句即指李邕,因為只有他擁有官員使用的皂蓋,即出行使用的黑色幡傘。後面幾句則說:北瀆之水流成了小清河,世間這座歷下亭由來已久,又有這麼多名士在座。在前四句中杜甫的指向是具體的。唐天寶四年夏天曆下亭的這次宴飲,出席人員是有記載的——齊州司馬李之芳做東,宴請從北海(青州)來到濟南的李邕太守,杜甫出席只是作陪,所以他說「陪李北海宴歷下亭」,他是客人,不是主角。詩成之後杜甫有一個自注:「時邑人蹇處士等在座」。蹇處士何人?史料不詳。可見,在座者大概有四人:李之芳、李邕、杜甫、蹇處士。杜甫說的「名士多」,就是指在座的這些人。如果要泛指,也當指天寶四年之前的漢唐時代,而不是天寶四年之後的人物。把曾鞏、「二安」、劉鶚拉入其中,不算是嚴謹的歷史態度。
繼續看杜甫的詩:「雲山已發興,玉佩仍當歌。修竹不受暑,交流空涌波。」他說,酒助豪興如雲浸青山,歌姬獻舞,玉佩叮咚。眼前的修竹與嘉賓不受酷暑的影響,傾心交流,如波隨行。
第三個層次:「蘊真愜所欲,落日將如何?貴賤俱物役,從公難重過。」杜甫說到了歡宴之後。宴上雖然愜意,宴會終將散去,離散如落日之謝幕,讓人悽惻。杜甫謙稱,我與諸公貴賤之隔。他對李邕說,以後恐怕再也沒有隨你重遊的機會了。
清代杜詩專家浦起龍說,這首詩起四句是敘事,中四句是寫宴,末四句是惜別。層次分明,全詩流露著相見歡、傷別離的情緒,有的是名士相惜的客套,並沒有名士弘揚的意旨。
不是說歷史名人不能做一個城市的文化符號,名人是不同歷史時期社會生活的個體,差異性極大,既然要把著名人物提升到文化層面,就要找到他的激勵作用以及在思想、信仰、行為方面的價值和這個價值在當下社會生活中的體現,並且把它作為社會成員的共識,以其規範和習慣固定下來。否則難以成為文化。
關於文化,英國學者泰勒有一個著名的論斷:「所謂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包括作為社會成員的個人而獲得的其他任何能力、習慣在內的一種綜合體。」就是說,在諸多分散的個性中一定要找到它的共性。一個人的行為難以形成習俗(文化),必須把一個群體共同的思想、行為準則固定化才能形成文化共識。所以梁啓超說,「文化者,人類心能所開釋出來之有價值的共業也。」我們追認一個名人的文化效應,一定要找到他的影響力,把這種影響力固定成社會的「規範和習慣」。
打造名人文化應該注意他的地域環境、經濟環境和社會環境。胡適先生說得中肯:「文化是一種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無論什麼名人,他們的思維、理念、道德觀念、藝術觀念都是通過生活方式表現出來的。把一個名人塑造成文化楷模,首先要挖掘出他的精神引領作用,找到其身上的時代精神和這種精神的繼承與弘揚。其次,要找到他的價值引領作用,這個價值是一個人對社會和歷史的貢獻,是對後世的借鑑和啟迪,無論成敗,價值是稱量歷史事件重量的砝碼。最後,要找到他的術業引領,包含著他的藝術、工藝、論斷、技巧等獨特的、開創性的技術含量。這一切構成名人文化。
主播/後期剪輯：李天賜（實習）
編輯：朱若彤
值班主編：王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