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發布的一批在日本著名作家鹿地亘家中發掘的資料受到學界關注，特別是其中一封魯迅寫給內山完造的親筆信，更是近幾十年魯迅書簡的最新發現。
由上海報業集團指導、新民晚報社和虹口區委宣傳部主辦、1927·魯迅與內山紀念書局承辦，《魯迅重要文獻展》自今日起開幕，觀眾將於內山紀念書局免費參觀這批重要文獻。
圖｜《魯迅重要文獻展》於4月1日至4月9日10時至16時，在「1927•魯迅與內山紀念書局」舉辦
鹿地亘是誰
早在1932年，日本翻譯家井上紅梅就將魯迅的《吶喊》《彷徨》譯為日文，交由東京改造社出版。雖然這是最早定名為《魯迅全集》的日文譯本，但實際上只是一部「選集」的合譯本而已。由於其中誤譯甚多，魯迅在日記中對此譯本頗有微詞。
另一位魯迅作品集的翻譯者便是這位名叫鹿地亘的年輕人。鹿地亘，本名瀨口貢，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由於在日本國內從事左翼文學創作、參加反戰活動，遭到日本軍國主義當局的殘酷迫害，不得不於1936年初喬裝改名，秘密登上駛往中國的客輪。
到上海後，經虹口四川路內山書店老闆內山完造引薦，與魯迅結識。在魯迅的熱情幫助和介紹下，他開始為日本改造社翻譯、介紹中國中青年作家的文學作品。當時鹿地亘已開始翻譯魯迅雜感選集，由於中文水平有限，在翻譯中常遇到疑難問題，需要向魯迅及其助手胡風請教。
圖｜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婦（1939年攝於重慶）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在上海病逝後，東京改造社迅速做出決定，將原本即將出版的魯迅雜文集擴充為七卷本《大魯迅全集》隆重推出。鹿地亘也成為了該書最重要的譯者之一，專司雜文選集部分的翻譯工作。
1936年10月22日魯迅出殯，鹿地亘作為扶靈人之一為先生送行，當時有人曾稱其為魯迅扶靈的十二位著名中青年作家為「魯門十二金釵」，鹿地亘是扶靈隊伍中唯一的日籍人士。
親筆短札情誼感人
此次發現的鹿地亘遺札中大多是他寫給日本大分縣父母的家書。在這批家書中，鹿地亘記述了魯迅在病逝前，不顧重病在身，親往鹿地亘夫婦虹口竇樂安路（DARROCH ROAD）「燕山別墅」35號的寓所，逗留了一個小時，與他們敘談甚歡。
在信中，鹿地亘向父母親詳細描述了魯迅葬禮的情況，其中有些細節讀之令人淚目，比如魯迅去世時，其獨生子周海嬰僅八歲，對於死生大事，還沒有深切的體會，在葬禮會場吃著蝦餅，蹦蹦跳跳的……鹿地亘在字裡行間流露出這位日本左翼文學青年對魯迅深摯的感情和無盡的哀思。
這些信札中，鹿地亘記人記事細膩傳神，而其中一份家書的「附件」更是珍貴，竟然是魯迅寫給內山完造的日文親筆信，署款體例與《魯迅手稿全集》第8冊中所收「魯迅致內山完造書札」三通完全一致，上款題「老版」，下款署「L」（筆名魯迅首字母），同為魯迅的日文書札，這在近幾十年來所見公私魯迅墨跡中，尚屬首次發現，實為特殊、罕見。雖然未具年份，但是並不難推知，此信寫於鹿地亘著手翻譯魯迅雜文選集之初的1936年「八月廿六日」。
圖｜鹿地亘家書「附件」，魯迅（L）致內山完造（老版）親筆日文書札
更為關鍵的是，此信中還提及了魯迅審讀《論照相之類》（日譯本題為《寫真の類》）一文的譯稿後，向友人內山完造建議，不妨也將譯稿給鹿地亘看看，如果鹿地亘要另譯，可參考此譯本。
這封魯迅手書的日文短札「附件」對於探究改造社七卷本《大魯迅全集》的成書經過，無疑是近年來發現的非常有文物價值的魯迅墨跡實物。魯迅對日本左翼文學青年鹿地亘的賞識、信任、提攜，含蓄地流露在此短札中，讀來至今情誼感人。
家庭影集中有魯迅、胡風
1936年10月8日，魯迅抱病前往參觀於上海八仙橋基督教青年會舉辦的第二屆全國木刻聯合流動展覽會，並與青年版畫家親切座談。在鹿地亘家庭影集中有一幀記錄魯迅先生參加這次展覽會的照片，顯然與《魯迅圖片集》所收錄者沖印自同一底片，座談者左起：魯迅、林夫、曹白、白危、陳煙橋。
圖｜左起：魯迅、林夫、曹白、白危、陳煙橋 沙飛 攝
影集中還有一幀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婦與青年版畫家合影的照片，前排左起：池田幸子、鹿地亘夫婦，後排：林夫、黃新波、陳煙橋、白危、力群。這兩幀照片均為著名戰地攝影家沙飛先生攝製，邊側都題有「一一•一〇•八日」，「一一」為日本昭和十一年（1936）紀年。
圖｜前排左起：池田幸子、鹿地亘夫婦，後排：林夫、黃新波、陳煙橋、白危、力群 沙飛 攝
鹿地亘家庭影集中還有一幀鹿地亘、池田幸子、胡風、後藤和夫合影的照片，他們身後的路牌，赫然寫著「DARROCH ROAD 竇樂安路」，這裡正是鹿地夫婦在上海虹口的居所。鹿地亘家書的實寄封上也能看到這個通信地址。
圖｜左起：胡風、池田幸子、鹿地亘、後藤和夫（右一） ，攝於虹口鹿地亘夫婦寓所
作為東京改造社七卷本《大魯迅全集》的顧問之一，胡風不僅為鹿地亘編譯魯迅雜文選目，還時常要給中文水平有限的鹿地亘解釋、口譯魯迅作品原文，並編寫簡要的日文解題，按胡風回憶錄中的話說就是「我完全是白盡義務，沒有收一文編譯費」。
在魯迅先生離世前兩天，其10月17日日記明確記載：「下午同谷非訪鹿地君。往內山書店。」日記中所稱「谷非」就是胡風。那天胡風到鹿地亘家，鹿地亘向胡風提出了不少翻譯中的疑難問題。胡風怕自己解釋不清，直接去請教魯迅，魯迅怕轉達不清，又和胡風一起去鹿地亘家，直接解釋給鹿地亘聽。正是因為這次外出，魯迅受了風寒，使病情惡化，兩天後的10月19日，不幸逝世。
1937年「八一三事變」爆發之後，隨著上海全面淪陷，鹿地亘夫婦曾一度被當作日本間諜看待，一時間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後來，在胡風的介紹下，鹿地亘多次參加《七月》雜誌社組織的抗戰文藝建設的座談會，無疑是胡風在文化戰線上，對鹿地亘夫婦反法西斯國際友人身份的認定，極大緩解了鹿地亘夫婦的精神壓力。
鹿地亘家庭影集中還有兩張日文剪報，都是鹿地亘歸國後，日本媒體報導的有關胡風的新聞事件，鹿地亘對舊日師友胡風的關切表露無遺。
藏札中的友人和醫生
鹿地亘藏札中還有魯迅摯友內山書店老闆內山完造、主治醫生須藤五百三寫給鹿地亘父親、漢學家瀨口真喜郎的兩封信，信中簡要介紹了對鹿地亘的印象和翻譯《大魯迅全集》的大致情形。
圖｜魯迅主治醫生須藤五百三致瀨口真喜郎書札
內山書店老闆內山完造不僅是鹿地亘來到中國、結識魯迅的引薦人，也是東京改造社《大魯迅全集》的顧問之一。書店位於上海市虹口魏盛里（今四川北路1881弄），是魯迅晚年在上海最重要活動場所之一，1932年起成為魯迅著作代理發行店，還是魯迅避難和秘密接待客人的地方。坐落在虹口區的內山書店，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重要歷史地標，見證了中、日兩國左翼文學作家的交誼。
須藤五百三是魯迅最後生涯的主治醫生，在其病重期間，差不多天天都要給魯迅治療。魯迅逝世後，須藤醫生在日語《上海日報》（1936年10月20日）與中文雜誌《作家》發表了題為「醫學者所見的魯迅先生」的文章，並附錄「魯迅先生病狀經過」。須藤五百三寫給鹿地亘父親瀨口真喜郎的信箋上印有須藤醫院的通信地址「No.108 MILLER ROAD.SHANGHAI 上海密勒路一〇八號」。
──────────────────────┤ 相關展品├──────────────────────
魯迅先生持贈藤塚鄰的《中國小說史略》毛邊簽名本
1925年9月，魯迅先生重印舊作《中國小說史略》，由李小峰主持的北新書局發行，毛邊單行本，上有魯迅先生墨筆題贈：「奉呈/藤塚先生/魯迅/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七日/北京。」鈐「魯迅」朱文小印。
圖｜魯迅簽贈毛邊本《中國小說史略》題記、鈐印
「藤塚先生」為日本漢學家藤塚鄰。負笈北京期間，曾隨永持德一拜訪魯迅先生，最早見於《魯迅日記》〔1923.1.7〕記載：「七日，曇。星期休息。午後井原、藤塚、永持、賀四君來，各贈以《會稽郡故書雜集》一部，別贈藤塚君以唐石經拓片一分。」
《日記》〔1923.11.14〕：「十四日，曇。丸山來並持交藤塚教授所贈《通俗忠義水滸傳》並《拾遺》一部八十本，《標註訓譯水滸傳》一部十五本。」
為答謝藤塚贈書，1926年1月27日，魯迅先生又簽贈重印舊作《中國小說史略》，2月8日寄出，《日記》〔1926.2.8〕：「八日，晴。上午以《中國小說史略》一本寄藤塚君。」《日記》所載即此毛邊單行本。
榮德生舊藏《魯迅全集》紀念編號乙種本
1936年11月，許廣平在魯迅生前好友的協助下，擬定了《魯迅全集》目錄，送南京政府內政部審批。時隔不久，「西安事變」發生，內政部藉故拖延。編輯出版《魯迅全集》的願望並沒有首先在本國實現，反倒被日本東京改造社編譯《大魯迅全集》搶占了先機。1937年5月，許廣平和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雲五約談，對編輯出版《魯迅全集》達成共識。但事與願違，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商務印書館出版業務陷入癱瘓。
1938年春，成立了一個由上海地下黨領導、各界人士參加的出版機構——復社，8月，20卷本《魯迅全集》由復社正式出版發行。
圖｜1938年復社鉛印本《魯迅全集》，紀念乙種本，編號172號，附楠木書箱
1938年出版的《魯迅全集》推出甲、乙兩種紀念本，其中乙種本皮脊燙金，用重磅道林紙精印，三十二開，書二號宋體「魯迅全集」四字，頂口刷金，版權頁為豎長紅色線框，有「魯迅」白文版權印花，並標紀念本第×號，編號印製200套，非賣品，整套裝楠木箱，書箱蓋上刻有蔡元培手書：「魯迅全集」，陰文鐫刻，莊重樸實。
圖｜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致榮德生密件實寄封
榮德生舊藏紀念本，編號為172號，即為此本，原箱保存如新，極為罕見。另附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致榮德生委員實寄封一枚，上鈐「密件」藍色長方小印。（沈琦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