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埃里克·布朗（Eric Blanc）
素俠雲雪 譯、赤心校
譯者按：此文簡要敘述了1917年到1918年芬蘭革命的歷程，對其中不同力量的對比有明確的說明。只是文章仍帶有一些中派主義的立場，如認為芬蘭革命得出沒有布爾什維克，工人也可以奪取政權的結論，及推崇考茨基的革命理論。但其實正是在本文中，我們就可以看出，正是因為缺乏像布爾什維克一樣的革命共產主義的黨，而主要是依靠芬蘭社會民主黨內的激進派在群眾運動高漲的情況下，才推動社會民主黨左轉。但這已經使芬蘭革命喪失了11月總罷工時的最佳時機，後來再到進行起義時，已經是反動力量已經準備好之時了。
另一方面，從本文中可看出布爾什維克當時提出的民族自決權主張，其實對芬蘭革命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而非如盧森堡或其它一些人所講，認為是布爾什維克承認民族自決權和芬蘭獨立導致了芬蘭革命的覆滅。
今天，被人遺忘的芬蘭革命可能會比1917年俄國的事件給我們更多的教訓。
上個世紀，研究1917年革命的歷史家一般將精力集中於彼得格勒和俄國的社會主義者。但俄羅斯帝國主要是由非俄羅斯人組成的——而且帝國周邊的動盪往往像中心一樣爆炸。
1917年2月，沙皇政府被推翻釋放出了革命浪潮，這股浪潮很快傳到整個俄國。或許這些起義中最有希望的是芬蘭革命，一位學者曾稱芬蘭革命為「20世紀歐洲最明確的階級戰爭」。
芬蘭的特殊性
芬蘭不像沙皇統治下的其他任何民族。自1809年從瑞典奪得芬蘭起，俄國政府允許芬蘭政府有自治權、政治自由，甚至有自治民選的議會。儘管沙皇力圖限制這種自治權，但赫爾辛基的政治生活更像柏林，而非彼得格勒。
在俄國帝國其他地區的社會主義者不得不組織地下黨並被秘密警察追捕的時期，芬蘭社會民主黨（SDP）可以公開合法地活動。像德國社會民主黨一樣，在1899年後，芬蘭人建立了一個群眾性工人階級政黨，和擁有自己的集會場所、勞動婦女組織、合唱團和體育聯合會等的深厚的社會主義文化。
政治上，芬蘭工人運動主要實行以議會為導向，來耐心教育和組織工人的戰略。其政策最初是溫和的：很少談論革命，卻經常與自由主義者一起合作。
但一戰前，在歐洲大型合法社會黨中，芬蘭社會民主黨（SDP）是獨一無二的，它變得越來越有戰鬥性。如果芬蘭沒有成為沙皇帝國的一部分，那麼芬蘭社會民主黨有可能走向同歐洲大部分社會黨一樣的溫和之路，激進分子會被議會的整合和官僚制所邊緣化。
但芬蘭參與1905年俄國革命促使黨左轉。在1905年11月總罷工期間，一名芬蘭社會主義領袖感嘆那普遍的高漲：
我們生活在一個美好的時代……那些謙卑而樂於承擔壓在他們身上重負的人們突然拋棄了他們的枷鎖。迄今為止那些一直以松樹皮果腹的人，要求吃到麵包。
在1905年革命之後，溫和的社會黨議員、工會領導人和黨務人員發現他們現在在芬蘭社會民主黨內成了少數。為了實現德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卡爾·考茨基所闡述的方向，自1906年始，黨的多數人都投入到了合法戰略和聚焦於尖銳的階級鬥爭政治的議會工作上。「階級仇恨受到歡迎，似乎成為一種美德」，黨的一份出版物這樣說。
芬蘭社會民主黨聲稱，只有一支獨立的勞工運動，才能提高工人的利益，捍衛並拓展芬蘭對於俄國的自治權，並實現充分的政治民主。一場社會主義革命終將是某一天的任務，但到革命到來之前，黨應謹慎地加強自己的力量，並避免與統治階級過早地發生衝突。
這一革命的社會民主主義戰略——戰鬥性信息和穩定而緩慢的方法並存——在芬蘭取得了驚人的成功。在1907年，超過十萬工人入黨，使該黨成為世界上按人均算最大的社會主義組織。而且在1916年7月，芬蘭社會民主黨創造了歷史，它成為世界各國里第一個在議會中贏得多數的社會黨。然而，由於那些年裡沙皇政權的「俄羅斯化」政策，那時芬蘭政府的多數權力都被俄國政府所掌握。只有到1917年，芬蘭社會民主黨才面臨到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組建社會黨占多數的議會的挑戰。
最初的幾個月
附近的彼得格勒爆發二月革命的新聞讓芬蘭感到驚異。但一旦傳聞得以證實，駐紮赫爾辛基的俄國士兵就開始反抗他們的軍官，如一名目擊者所稱：
早上，士兵與水手在街頭扛著紅旗遊行，一些人在遊行中唱著《馬賽曲》，一些人在各自的人群中分發紅絲帶和紅布塊。在城市四周巡邏的武裝藍衣隊解除了所有軍官的武裝，這些軍官中誰要是稍有反抗或拒絕佩帶紅色標誌，就會遭到槍殺並被遺屍那裡。
俄國政府人員被趕下台，駐紮在芬蘭的俄國士兵宣布效忠彼得格勒蘇維埃，芬蘭警察被自下而上地摧毀。保守主義作家亨寧·索德霍爾姆（Henning Söderhjelm）關於1918年革命的一手資料——對芬蘭精英觀點的無價表達——對國家喪失了對暴力的壟斷表示惋惜：
芬蘭社會民主黨的明確政策就是要徹底摧毀警察。警察力量在革命剛開始就被俄國士兵打倒了，而且再也沒能恢復。「人民」在這種局勢中還缺乏信心，而且代表地方維持秩序的士兵組建了一支「民兵」，其成員屬於工黨。
要拿什麼來替換舊的俄國地方政府？一些激進分子主張成立紅色政府，但他們只占少數。像帝國的其他地區一樣，3月份的芬蘭也被「國家團結」所感召。為了從俄國臨時政府贏得廣泛的自治，芬蘭社會民主黨領導人中的溫和派打破了黨長久以來的立場，並同芬蘭自由派一起組建了聯合政府。各種激進社會黨人譴責這一行為是「背叛」，嚴重違反了馬克思主義原則——然而其他核心領導人為防止黨的分裂，也入閣了。
芬蘭的政治蜜月期很短暫。芬蘭的工作場所、街頭和農村地區新的聯合政府很快爆發了空前的戰鬥，使得新的聯合政府很快陷入到階級鬥爭的交火中。一些芬蘭社會主義者將其努力集中於組建武裝的工人民兵。其他人則推動罷工、戰鬥的工會活動，及車間行動。索德霍爾姆描述了這樣的狀態：
無產階級不再乞求和祈禱，而是主張和要求自己的權利。我想，之前從來沒有一個工人曾感受過1917年芬蘭這種激烈但還很粗糙的力量。
芬蘭精英階層最初希望讓溫和的社會黨人參加聯合政府，以迫使芬蘭社會民主黨放棄其階級鬥爭路線。索德霍爾姆感嘆這一希望最終破滅了：
純粹的暴民統治發展得出人意料地迅速……首先是工黨的策略（應該責備）……即使工黨以最正式的行為尊重了一定的尊嚴，但它依舊抱著不知疲倦的熱情，實行反對資產階級的鼓動政策。在社會黨兩極間搖擺的，是支不穩定的中派，他們主張給予新政府有限的支持。
而新政府中溫和的社會黨人及其同盟，勞工領導人，試圖遏制民眾的暴亂，黨的極左翼則呼籲同資產階級決裂。而且儘管多數社會民主黨領導人總體上繼續優先以議會為活動舞台，但多數人主張自下而上地發展運動，或至少是要與底層一起。
面對著出乎意料有阻力，芬蘭資產階級變得日益好戰，毫不妥協。歷史學家莫里斯·卡雷斯（Maurice Carrez）稱，芬蘭上等階層從來沒有想要放棄自己的權力，來和「看起來是惡魔化身的政治組織分享權力」。
階級分化
芬蘭聯合政府的內部爆炸始於夏季。8月後，帝國的糧食供應崩潰，而且飢餓的幽靈抓住了芬蘭工人。這個月初爆發了糧食騷亂，社會民主黨的赫爾辛基組織譴責政府拒絕採取果斷措施來應對危機。「飢餓的勞動群眾很快喪失了對聯合政府的信心」，社會民主黨內主要的左翼理論家奧托·庫西寧肯這樣說。庫西寧在第二年創建了芬蘭的共產黨運動。
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社會黨的不妥協也加劇了階級分化。芬蘭社會黨人堅決要求終止俄國政府對國內生活的不斷干擾。贏得獨立後，他們希望利用他們在議會中占多數的情況——及他們對工人民兵的控制——來推動一份雄心勃勃的政治與社會改革綱領。
一名社會黨領導人在7月時解釋說：「到目前為止，我們還必須在兩條戰線上戰鬥——反對我們國家的資產階級，及反對俄國政府。如果我們的階級戰爭成功了，如果我們能夠集合我們所有的力量在一條戰線上，反對我們國家的資產階級，我們就需要獨立，芬蘭已經成熟了。」
芬蘭的保守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為了自己的緣故，也希望加強芬蘭的主權。但他們不希望轉而用革命的方法來達到這個目標——他們也沒有普遍支持社會民主黨推動完全獨立的主張。
衝突在7月時到來。在芬蘭議會中，占多數的社會黨提出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瓦爾塔拉基法案》（valtalaki，《權力法案》），該法案單方面宣布芬蘭擁有完全主權。議會中占少數的保守主義者激烈反對該法案，不過《瓦爾塔拉基法案》在7月18日獲得通過。但亞歷山大·克倫斯基領導的俄國臨時政府立即駁回了《瓦爾塔拉基法案》的有效性，並威脅說，如果不尊重判決，就全面占領芬蘭。
當芬蘭社會黨人拒絕退縮或放棄《瓦爾塔拉基法案》時，芬蘭的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抓住了時機。他們希望孤立社會民主黨，並終結其議會多數地位。他們嘲諷般地支持併合法化克倫斯基的決定，解散了民主選舉的芬蘭議會。他們重新舉行議會選舉，其中非社會黨力量勉強贏得多數。
解散芬蘭議會標誌著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在此之前，工人及其代表還對可利用議會為社會解放的工具抱有很大的期望。庫西寧解釋說：
我國的資產階級沒有武裝，甚至沒有可依靠的警察力量……因此，看起來有充分的理由去保持議會的合法性，而且社會民主黨因此還可以贏得一個又一個勝利。
但越多的工人和黨的領導人都更加明確地認為，議會已經喪失了它的利用價值。社會黨人譴責反民主的政變，並大力抨擊資產階級與俄國勾結，反對芬蘭的民族權利和民主機構。依社會民主黨所稱，新的議會選舉是非法的，而且是通過廣泛的選舉舞弊獲勝的。在8月中旬，黨下令所有成員必須辭去政府職務。同樣重要的是，越來越多的芬蘭社會黨人與布爾什維克結成聯盟，因為布爾什維克是唯一支持他們推動獨立的俄國政黨。所有方面都拋出了戰書，且到這時，和平的芬蘭正在迎接革命性的爆炸。
為奪取政權而戰鬥
10月時，遍布俄羅斯帝國的危機就要沸騰了。芬蘭的城鄉工人憤怒地要求其領導人奪取政權。芬蘭各地開始發生激烈的衝突。然而，社會民主黨的很多領導人都繼續認為，只有到工人階級已經更好地組織和武裝起來時，革命的時刻都會到來。其他一些人則害怕放棄議會舞台。社會黨領導人庫雷爾沃·曼內爾在10月底時說：
我們無法長期避免革命的發生……人們對和平行動的價值失去了信心，而且這時工人階級開始只相信自己的力量。如果我們錯判了革命的迅速發展，我會感到欣慰。
10月底，在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後，似乎芬蘭將緊跟其後走同樣的道路。芬蘭的精英沒有了俄國臨時政府的軍事支持，他們陷入危險的孤立中。俄國士兵——成千上萬人駐紮在芬蘭——全部支持布爾什維克和他們呼籲的和平。「勝利的布爾什維克的浪潮將給我們帶來社會主義的水流，而且他們確實能夠開始這一轉變」，一名芬蘭自由主義者這樣觀察道。
社會民主黨的隊伍和彼得格勒的布爾什維克希望芬蘭社會黨領導人立即奪取政權。但黨的領導層在搪塞，他們中每個人都無法確定布爾什維克政府到底能維持幾天時間。溫和的社會黨人堅持希望找到和平的議會出路。一些激進分子堅持認為奪取政權既有可能，又是迫切需要的。多數領導人在這兩種觀點間搖擺。
庫西寧回顧了在這個關鍵時刻黨的優柔寡斷：「在階級戰鬥的基礎上聯合起來』的我們社會民主黨，一會立場在這邊，一會在那邊。首先全部都強烈地傾向於革命，後又主張退縮。」
由於不能達成關於武裝起訴的決議，為了保衛民主並反對資產階級，為了工人迫切的經濟需求，為了芬蘭的主權，黨轉而號召在11月14日時舉行總罷工。來自底層的回應是壓倒性的——事實上，它遠遠超出了相對謹慎的罷工呼籲。
芬蘭陷入了停頓。在很多城鎮，社會民主黨組織和赤衛隊奪取了政權，占領了戰略性建築，並逮捕了資產階級政客。
赫爾辛基似乎會很快重演這種起義模式。11月6日，首都的總罷工委員會投票決定奪取政權。但當溫和的工會和社會黨領導人譴責這一決定，並退出相關機構時，罷工委員會當天就退卻了。它決定：「既然有如此多的少數派表示反對，委員會就不能在這時將政權掌握在工人手中，而應繼續行動來加大對資產階級的壓力。」之後罷工很快被取消。
芬蘭歷史學家漢努·索伊卡寧強調11月罷工是對機會的一次重要喪失：
毫無疑問，這是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的最佳時機。來自底層的壓力極為巨大，鬥爭的願望極其強烈……然而，總罷工相信資產階級，認為他們對社會黨人不構成威脅，只有很少數人不這樣認為。資產階級利用公開的內戰爆發前的時間，在堅定的領導下將自己組織了起來。
安東尼·厄普頓（Anthony Upton）注意到了社會民主黨在大規模行動面前的猶疑不決，他認為「總的來說，芬蘭革命者是歷史上最悲慘的革命者。」這一聲明似乎在告訴我們故事會在11月結束——但隨後的事件表明，芬蘭社會民主黨內的革命核心迅速發展起來。
在總罷工後，越來越多的沮喪的工人開始尋找武器，並轉向直接行動。資產階級同樣在準備內戰，他們組建「白衛隊」民兵，並轉而向德國政府尋求軍事支持。
儘管社會凝聚力迅速崩潰，但很多社會黨領導人繼續參與沒有結果的議會談判。而這時，社會民主黨左翼採取了更加強硬的立場，並聲稱任何長期拖延革命行動的舉措，都只會帶來災難。經過12月和1月間的一系列內部爭論，激進分子最終取得了勝利。1月，社會民主黨的革命文字最終轉化為行動。黨的領導人在1月26日夜於赫爾辛基工人宮的塔樓頂點亮了一盞紅色的燈，以作為起義開始的信號。在接下來的日子裡，社會民主黨及其所屬的工人組織輕而易舉地在芬蘭所有大城市奪取了政權——與之相對，北部農村地區則繼續掌控在上層階層手中。
芬蘭的起義者發表了一份歷史性宣言，稱革命是必要的，因為芬蘭資產階級同外國帝國主義勾結一起，曾發起反對工人征服和民主的反革命「政變」：
從這點上講，芬蘭的革命力量屬於工人階級及其組織……無產階級革命高尚且嚴厲……對人民的無情的敵人嚴厲，但隨時準備援助受壓迫者和被邊緣化的人。
儘管新組建的紅色政府試圖首先制定相對謹慎的政治路線，但芬蘭很快陷入血腥的內戰中。由於1月時，多數俄國士兵已經返回家園，因此對奪取政權的拖延使芬蘭工人階級付出了慘痛的代價。資產階級利用11月總罷工後的三個月時間，在芬蘭和德國組建了自己軍隊。最終，超過二萬七千名芬蘭赤色分子在內戰中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在1918年4月，芬蘭右翼粉碎了芬蘭社會主義共和國之後，另有八萬工人和社會主義者被投入集中營。
就芬蘭革命是否可以由於更早地開始和採取更具進攻性的政治和軍事立場而取得勝利，歷史學家們有著不同的認識。一些人認為最終的決定因素是1918年3月和4月時，德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庫西寧畫了個類似的資產負債表:
德帝國主義聽到了我國資產階級的哀嘆，並準備好了吞下新獲取的獨立，因這獨立是應芬蘭社會民主黨的要求，由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授予芬蘭的。資產階級的民族情緒一點也沒有受到影響，而且當他們發現自己的「祖國」將變成工人的祖國時，他們在帝國主義的枷鎖面前就毫無畏懼了。他們願意將全體人民獻給偉大的德國匪幫，只要保護他們為奴隸主的不光彩地位即可。
可學習的教訓
我們應怎樣看待芬蘭革命？多數人明確表示它表明了工人革命不僅僅是俄國中心地帶一種現象。即使在和平的、議會制的芬蘭，勞動人民也越發地相信只有一個社會主義政府才能擺脫社會危機和民族壓迫。
布爾什維克也不是這個帝國唯一能領導工人奪取政權的黨。在許多方面，芬蘭社會民主黨的經驗證明了卡爾·考茨基所倡導的傳統革命觀：通過耐心的階級意識組織與教育工作，社會主義者在議會中贏得多數，促使右翼解散機構，這會反過來引發社會主義革命。
黨的優先保衛議會的戰略並沒有最終阻止它推翻資本主義統治，並採取走向社會主義的措施。相反，資產階級化的德國社會民主黨——早已放棄了考茨基的戰略——在1918年—1919年時積極維護資本主義統治，並猛烈地打碎了推翻資本主義的努力。
因此，芬蘭革命不僅表現了革命社會民主主義的力量，而且還有其潛在的局限性：對放棄議會舞台猶豫不決；低估群眾行動；還有為了黨的團結，向溫和的社會黨人妥協的傾向。
埃里克·布朗（Eric Blanc）是加利福尼亞州奧克蘭的一名活動者和歷史學家。他是《反殖民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沙俄邊疆的壓迫與革命》一書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