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第二章 隨師進城
廣收博採
1910年慧生跟隨龐師父到了北京，先後搭入慶壽和、義順和、鴻順和、天慶等梆子班。龐師父仍舊教戲。慧生繼續一邊學戲一邊演出。
北京是戲曲界群英聚集、人才薈萃之地，正是慧生請教名師、虛心學習的極好機會。就在這一時期，他得到了太老師、紅極一時的老十三旦侯俊山先生的親授。
侯俊山先生以花旦戲見長，同時又愛反串小生。他拿手的花旦戲有《三疑記》（即《香羅帶》)、《花田錯》、《翠屏山》、《英傑烈》、《大劈棺》等。他演《大劈棺》的田氏手拿斧頭上靈桌去劈棺材時，斧頭剛剛舉起，莊子即由棺材中站立起來。這時侯老先生由桌子上一個「屁股座子」摔到離桌子五六尺遠的椅子上，一腿盤曲，一腿向下直伸，紋絲不動，堪稱一絕。
他的小生戲當以《伐子都》、《八大錘》最為有名。子都在金殿飲酒時，猛然用力吹氣，將預先藏於酒杯之內的黑煙子噴射到臉上，一臉死灰色。他在這齣戲中的吊毛，也是絕活——子都穿蟒，系玉帶，厚底靴，插雉翎，由桌子後邊一個吊毛翻到桌子前面，雙翎不折不斷，玉帶、蟒袍、盔頭不亂。
侯老扮演《八大錘》的陸文龍，在跟四錘將開打的時候，每打敗一員錘將耍一段翎子，各不重樣。當時正值梆子、二黃兩下鍋，候老演陸文龍，譚鑫培演王佐，一個唱梆子，一個唱二黃，一個以板胡伴奏，一個用京胡托腔，別具一格，被廣大觀眾傳為佳話。
慧生曾先後向太老師學習了《花田錯》、《小放牛》、《辛安驛》等戲，技藝大進。此後，他又在同老元元紅、水上漂、蓋三省、十二紅、十三紅、十六紅、崔靈芝等眾多著名演員同台演出的過程中，受到極大的教益，聲譽倍增，在北京站住了腳。
李洪春先生曾經對我回憶說：「荀先生當年的特點是敏而好學，勤而好問，內行叫『服諂』（虛心）。他成天低頭學藝，不言不語，大家都喊他『小丫頭』！他的許多好功夫，都是在這個時期勤學苦練出來的。」
「正樂三艷」
初到北京的時候，慧生隨師在慶壽和科班邊學邊演。這個科班是祥王老爺孫弼臣辦的，後來出名的學生，有李多奎、王多壽、賈多才等位。後來慧生又隨龐師父轉搭正樂科班。
正樂科班的班主李際良，是權閹李蓮英的侄子。後由孫佩亭（十三紅）掌班，改名為三樂。與慧生同班的有尚小雲、趙桐珊（藝名芙蓉草，較慧生小一歲）、李洪春、李洪福、沈三玉、王三黑、玻璃鑽等。尚小雲、趙桐珊及慧生三個人，被人們譽為「正樂三艷」。特別是慧生和芙蓉草，在台上是「花草」爭艷，交映生輝；在台下是「黑白」（趙先生皮膚黑些，慧生皮膚白)互助，交誼甚厚。兩個人多年在一起搭檔演出，珠聯璧合。
後來，慧生又轉搭義順和班。班主為老元元紅（郭寶臣）。該班人材濟濟，有一千紅、十三紅、崔靈芝、張黑等，一時稱盛。此外，慧生還曾隨師搭過長春、承平、福壽、鳴盛和、小吉祥、益群等班，但時間都不長。
此時慧生已經開始偷偷學唱京劇，有時甚至京劇、梆子夾雜演出。常演的劇目有《梵王宮》、《雙鎖山》、《採花趕府》、《大登殿》、《蝴蝶杯》、《翠屏山》、《賣絨花》、《鐵弓緣》、《紫霞宮》等二三十齣。
從1913年7月15日開始，慧生在北京前門外打磨廠福壽堂飯莊演出。第一天他演《小放牛》，牧童由他師兄龐三禿（龐師父的兒子）扮演；大軸是梁慶鴻、李慶森等演出的《挑滑車》。那個時候演戲，都講究劇目在一個長時間內不能翻頭（重複）。慧生從這天起，除有一次一天三場和一次一天兩場戲碼相同以外，一個月內沒演翻頭戲，足見他會戲之多。
這一時期慧生還參加了連台本戲的演出，曾經在《七俠五義》(由《三探沖霄樓》至《盜三寶》）、《小五義》（包括《鏢打師妹》、《氣死恩師》、《三探藏珍樓》等折）中扮演過角色。
慧生在排演這兩齣戲的中間，還和沈華軒、侯喜瑞、孫甫亭等先生一起，排過武戲《宋景詩》。那個時候演武戲，講究真刀真槍。自從某班在北京天橋燕舞台演出《鐵公雞》，一位武生演員由於精神不集中，當場被槍刺死以後，官方就禁令在舞台上再使用真刀真槍了。
所以《宋景詩》劇中使用的兵刃；都是按照真刀真槍的樣式用木頭仿製的，外面包上一層薄鐵皮，塗上水銀，台下看著和真的差不了多少。在排練武打的時候，他們對武打套子、亮相等，都做了必要的改革，為京劇武打程式創了一條新路。
演「改良戲」
北京最早的新劇演出，大約是在清末光緒、宣統交替年間，人們稱為「改良燈戲」。到了辛亥革命前後稱「新劇」。五四運動前後又稱「文明戲」，之後才定名為話劇。
最早來北京演新劇的，是上海的王鐘聲以及他組織的春陽社。當時新劇尚未實行男女合演，全由男伶登台。
王鐘聲，原名王熙普，浙江紹興人。早年曾留學日本，回國後在上海從事戲劇改革活動。後來又組織春陽社，上演「改良新戲」。
他倡導新戲的目的十分明確：「中國要富強，必須革命。革命要靠宣傳。宣傳的辦法，一是辦報，一是改良戲劇。」所以春陽社上演的劇目，大多是宣傳革命的諷刺清室官場腐敗的題材，如：《宦海潮》、《愛國血》、《新茶花》、《秋瑾》、《熱淚》等，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後來他率團北上，在北京、天津兩地演出，一時名聲大噪。不過，他們當時還不能獨挑一個班子專演新戲，而是和「舊劇」（京劇、梆子等）同台演出，這使慧生得以結識革命伶人王鐘聲，並參加了他們編排的《家庭革命》、《黑奴恨》等劇的演出。
春陽社曾與玉成班合作，在北京前門外鮮魚口裡的天樂茶園（後來叫華樂園）演出。天樂這個園子，當時是尚和玉、楊小樓、龔雲甫等名角經常演出的地方，而王鐘聲和另一位名氣很大的新劇演員劉藝舟等演出的新戲，卻能經常在這裡演大軸，足見廣大觀眾歡迎的程度，因此也遭到了清朝統治當局的忌恨。
之後清政府捏造所謂「聚賭打架」的罪名，將王鐘聲拘傳遞解原籍。辛亥革命爆發以後，王鐘聲又北上到天津進行革命活動。他潛居租界，秘密召集戲劇界同行故舊醞隙舉事。由於事機不密，被清政府密探偵悉逮捕。
慧生也因與王鐘聲交往甚密而被捕入獄，最後慧生以「演戲餬口」的理由被釋放出來。而王鐘聲卻為革命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臨刑時，他神色泰然，視死如歸，並大義凜然地說：「革命黨人非畏死者。但斬首野蠻，請易以槍擊之。」執刑人連擊13槍，王才倒下去。
慧生一直深深地懷念這位革命伶人，他珍藏著他與王鐘聲等人合攝的《家庭革命》劇照。可惜這張珍貴的照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丟失了。
改學京劇
正當慧生在北京站穩了腳跟之際，卻開始倒倉了。這時，由米佩弦、秋吟籟、劉弦伯、張夢詞四位中國大學學生發起的，有畫家胡佩衡、于非闇及北京大學的一些窮學生組成的關心愛護慧生成長的白社，派出上面提到的四位先生與龐師父商量，讓慧生由唱梆子改學皮黃，停演養嗓，練功學戲。
當時皮黃已日益興盛於北京藝壇，龐師父迫於形勢只得同意。於是慧生先後向陳桐雲、喬蕙蘭、曹心泉、李壽山、陳德霖、吳菱仙、孫怡雲、路三寶、田桂鳳、張彩林、陸杏林、程繼先等名伶學唱京劇和崑曲，並堅持基本功訓練和適當的聲腔訓練。延師求教的經費，也都是由白社籌備資金相助的。慧生所以能成為後來的四大名旦之一，和白社眾多的「伯樂」是分不開的。
當時從師學藝是很難的。慧生在《藝事日記》中曾有記載，今抄錄一段以饗讀者：
……余初學《貴妃醉酒》師從陸杏林先生。陸先生素有老饕之稱，凡廷彼說戲，必為具酒饌，否則拂袖而去。然酒不可多，多則醉，醉而歸：又不能少，少則怒，怒亦去。故從陸杏林學者，在往十日半月不能得其一腔。余從之學一月有餘，「海島冰輪」一段猶未能全，蓋陸飲酒而長在醉鄉。余藝無一得，然為先生設饌已不支矣。
有大個李七聞知不平，願不取束脩為說此戲。李七名壽山，體修長，後台咸呼為大個李七。他由旦改淨。《醉酒》但得大致。余出演後又經路三寶（名玉珊）指點，始得精詣。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