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之說、百家之學，由於階級地位、政治傾向和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差異，理論重心、思維方式和風格特徵也各不相同，因此而形成了各種流派。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中把諸子之說總括為陰陽、儒、墨、法、名、道德六家。班固在六家之外，分出縱橫、雜、農、小說四家，總括為十家。各家學說「各引一端，崇其所善，從此馳說，取合諸侯」，然而「其言雖殊譬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雖然相互爭鳴，相互對峙，但卻相反相補，相輔相成。其中儒、道兩家，在對立中各自把握一端，糅合各家學說，成為構成中國傳統文化的兩條主幹。南朝劉勰在其所著《劉子·九流》中說：「道者玄化為本，儒者德教為宗。九流之中，二化為最。夫道以無為化世，儒以六藝濟俗。」這裡「二化」，即是儒道兩家。二者並行不悖，相補相濟，形成中國文化的主流。
儒家學說發源於鄒魯地區，稟承北方文化傳統，維護的是西周以來的宗法禮樂制度。主張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尊卑等級名分觀念。在維護「禮」的同時，儒家又主張建立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仁」學結構與「忠孝」倫理觀。儒家關心人生、社會問題，注重道德觀念，從而構建了一整套政治倫理哲學。
儒家的倫理型哲學，由於能夠適應和滿足中國封建宗法、專制體制的要求，因而被統治階級當作正統思想，長期作為統治人民的思想工具和維護其專制體制的精神武器，在百家之學處於獨尊的地位。
道家發源於陳楚地區，帶有更多的南方文化的特色。與家尚禮樂、重人倫的倫理型哲學不同，道家則重自然，並致力於宇宙根源問題的探討。主張「道法自然」、「天道無為而自然」，形成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樣一個由宇宙論到人生論再到政治論的哲學系統。道家更強調「人之道」應符合「天之道」。社會發展的特殊規律不能背離宇宙發展的一般規律。所以，如果說儒家哲學是一種倫理型哲學的話，那麼道家哲學則是一種自然型哲學。
春秋末年，先是形成了道家學派。史載孔子幾次問禮於老子，而後創立了儒家學派，招收弟子，設壇講學，整理典籍。殆至戰國中期，儒家還只是百家爭鳴中的一家，沒有成為當時社會的主要思潮。孟子在談到孔子之後社會意識的走向時慨嘆道：「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這說明在當時的思想界，道家與墨家之學最有勢力，而儒學處於守勢。道家學說經稷下學者的繼承，在戰國時期得到重要的發展，而且對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西漢前期社會當權者提倡黃老思想。《史記·儒林列傳》載：「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乃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漢書·外戚傳》也說：「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漢初統治者將道家「無為而治「學說應用於政治實踐，給人民以「休養生息」的機會，安定社會秩序，恢復發展生產，於是出現了歷史上不多見的「文景之治」的社會昌盛局面。可是，西漢中期，社會統治階級內部發生了重大變化，這種變化很快反映到思想文化領域。《史記·儒林列傳》載：「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蛤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終於在漢武帝時，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從此登上了封建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但此後的道家文化並沒有退出歷史舞台，東漢以後道家演變為道教，道家思想披上了宗教的外衣，走向民間，仍然取得深厚的社會基礎。
如果說儒家學說和思想對民族文化的社會秩序、禮法習俗等表層結構起決定作用的話，那麼道家思想則沉澱於民族文化的深層結構，對中國人的心理、民俗、哲學、宗教、藝術、文學、科學、醫學等方面產生不可替代的影響和作用。特別是道家「無為而治」、「恬淡虛靜」、「難得糊塗」、「不為人先」等思想對士人階層的生活、心態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所以，道家之學與儒家之學在中國文化結構中一直處於主體地位。儒家救世，道家救心。中國封建士大夫總是著入仕以儒，出世以道的路線，在行時進取時，總是提倡治國平天下的儒家思想；在失勢退隱時，便津津樂道於老莊之學。
我們在前面已說過道、儒兩家同源於《易》，老子的哲學繼承了《歸藏》之易的路線而發展了它的重陰的傾向；孔子的儒學則繼承了《周易》的路線而發展了它的重陽的傾向。道、儒兩家把握著傳統文化的陰陽兩極，相互依存，相互對立，相互補濟。對此，魏源早有所見，他說：「老子與儒合乎？曰否。天地之道，一陰一陽。而聖人之道（指孔學），恆以扶陽抑陰為事。其學無欲則剛，是以乾道純陽，剛健中正，而後足以綱維三才，主張皇極。老子至柔賓剛，而取牝取雌取母，取水之善下，其體用出於陰。」道、儒兩家一陰一陽、一反一正、一柔一剛、一南一北、一冷一熱、一靜一動、一退一進，以其鮮明的個性差異，各自為中國傳統文化建構了一個支點，以其巨大的創生力和支撐力，塑造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兩大主流，猶如長江和黃河。
文／王劍、鄒文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