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4年中國大運河(以下簡稱「大運河」)申遺成功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到今天的大運河文化帶建設成為國家戰略，這些變化反映了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理念的重大變化與轉折，是中國文化遺產從單體向叢體、從三維向多維、從單元向多元、從點向點線面集成的轉折，充分體現了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的水平，完善了中國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的體系，為世界文化遺產保護提供了新的範式，這一範式可以稱之為「中國大運河範式」。在大運河申遺過程中，考古工作對其價值闡釋發揮了關鍵作用；在大運河「後申遺時代」，考古工作亦將對運河文化遺產的解讀和大運河文化帶的建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我們既要對考古在大運河申遺過程中的關鍵作用加以總結和歸納，也要對「後申遺時代」考古在大運河文化帶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分析與闡述。
一、世界文化遺產——中國大運河
早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古建築專家羅哲文先生(以下省略敬稱)在推動了長城的申遺之後，就在北京提出大運河申遺的建議，並邀請南京博物院院長梁白泉在江蘇發起響應。1990年，梁白泉提出了「大運河文化」的概念，並指出它是仍在使用的文物①。2006年，國務院將京杭大運河整體公布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同年底，國家文物局將大運河列入申報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大運河項目申遺工作由此拉開帷幕。2009年，由國務院牽頭，8個省市和13個部委聯合組成大運河保護和申遺省部際會商小組，大運河申遺上升為國家行動。到2013年，京杭大運河與浙東運河、隋唐大運河被合併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大運河」。2013年初，國家文物局正式確定首批申遺點段，包括北京到杭州的京杭大運河、河南到江蘇的隋唐大運河以及杭州以東的浙東運河。2014年6月22日，經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Sess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mmit-tee)審議，「中國大運河」跨省系列申遺項目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World Heritage List)。大運河遺產共包括中國8個省、直轄市的27座城市，河道遺產27段，以及運河水工遺存、運河附屬遺存、運河相關遺產共計58處遺產，河道總長度1011公里。
近二十年來，國際文化遺產領域出現了一系列新概念，主要有文化景觀、遺產運河、系列遺產、文化線路等。在這些概念中，與大運河最為相符的是遺產運河和文化線路兩類。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ICOMOS)和國際工業遺產保護委員會(TICCIH)聯合編制的《國際運河遺蹟名錄》(Inter-national Canal Monument List)提出了評價運河遺產的四項標準：(1)是人類創造天才的傑作；(2)在技術價值發展方面有重大影響力；(3)是體現人類歷史上重要階段的建築或特徵的突出實例；(4)與具有突出普遍價值的經濟社會發展直接相關。據此，這個名錄將中國大運河與法國米迪運河(Canal du Midi)等世界七條著名運河列入具有重大科技價值的運河，並稱這些運河「是最具影響力的水道，更是世界運河史上的里程碑」②。
2014年，世界遺產委員會(UNESCO WorldHeritage Committee)對大運河的價值作了如下概括——大運河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水利工程傑作。大運河起源古老、規模巨大、不斷發展，適應了千百年來的環境，提供了人類智慧、決心和勇氣的確鑿證據。大運河是人類創造力的傑出範例，展示了人類在直接起源於中國古代的巨大農業帝國中的技術能力和對水文地理學的掌握。
中國大運河保護學會會長張廷皓認為大運河具有毋庸置疑的突出普遍價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OUV)，是標誌著中華民族文化身份的重要文化遺產。「它是春秋以降在我國中東部跨越若干流域、溝通南北若干經濟文化區域的水路交通大動脈；它是古代中國中央集權國家重要經濟制度漕運的見證；它是超大型的系統性、綜合性、組群性文物；它是具有突出文化價值的遺產運河；它是凸顯水利工程和技術價值的文化線路；它是人類和自然的大型聯合工程，形成獨特的線性文化景觀；它具有超強的歷史活力和適應性，至今在相當區段還保存著運河的初始功能。」③
二、大運河遺產價值的考古闡釋
在大運河的申遺過程中，在國家文物局領導下，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以下簡稱「文研院」)、中國水利研究院以及相關省市的考古所聯合開展了多項考古工作，充分闡釋運河遺產的真實性、完整性、科學性及其突出普遍價值，為成功申遺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1)大運河歷史變遷與沿革的考古辨識；(2)大運河遺產構成的考古辨析；(3)大運河工程技術及其核心價值的考古闡釋；(4)大運河衍生的各類文化遺存的考古闡釋。
(一)大運河歷史變遷與沿革的考古辨識
世界遺產委員會對大運河的價值概括，首先就是突出大運河起源古老、規模巨大並隨千百年來的環境變化而不斷地適應環境。申遺工作首先回答的問題就是大運河的起源、變遷、沿革及其與環境變化對應關係。大運河的開鑿歷史悠久、規模巨大，環境複雜、地質地貌多變，從古到今不斷變化，且很多河段仍在使用。大運河的這些特點導致學界對其價值的認識不夠充分，甚至懷疑其是否具有「文物」身份。這說明長時期以來，人們對深刻影響著中國人生活的大運河習以為常，僅把它當作一條普通的水路，甚至都沒有把它認定為「文物」。大運河從「沒有身份」到被認定為文物，繼而被認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家級大遺址，直至被認定為世界文化遺產，歷時將近三十年。要對幾乎覆蓋中國東南、長達三千多公里、歷時二千五百多年、連接中國四大古都以及上百座歷史城鎮的大運河的遺產價值作出切合實際的評估，就必須開展紮實的考古工作。
大運河河道既是大運河遺產的本體，也是其主體。河道本體歷經滄桑，在歷史上變遷頻繁。各朝代的運河的範圍、起止點、關鍵地點的改道、重要節點的工程遺存等要素中，有相當一部分很難具體落實。這涉及文化遺產保護最重要的真實性問題，而解決此問題必須通過考古調查、勘探、發掘和研究。傳統考古學的方法固然可以在具體的點或小範圍的區域內中發揮作用，而面對大空間和長時段的大運河則必須利用新技術和新方法進行考古調查和發掘，空間信息技術(spati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在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2006年國家科技支撐計劃支持了「大遺址保護關鍵技術研究與開發」項目，其中「空間信息技術在大遺址保護中的應用研究——以京杭大運河為例」課題選擇京杭大運河作為示範區，全面應用空間信息技術，系統全面地研究了空間信息技術在大型文化遺產保護中的應用方法和技術路線。空間信息技術主要包括全球定位系統(GPS)、地理信息系統(GIS)和遙感(RS)的理論與技術(以下簡稱「3S技術」)，同時結合計算機技術和通訊技術，進行空間數據的採集、測量、分析、存儲、管理、顯示、傳播和應用等。在針對大運河這類構成複雜、範圍廣闊的遺產的調查中，空間信息技術發揮了重要作用。
運河遺產調查主要運用遙感圖像技術，為遺產的發現提供線索和勘探定位，解決一些傳統方法難以解決的問題；藉助航片與衛片，可以通過各地物在形狀、大小、色調、陰影、紋理等方面的光譜差異將其分辨出來。這對於古河道、古堤防等線性運河遺產的發現尤為便利。將幾個時期的遙感圖像進行空間疊合，就可以直觀清晰地看到整個地區運河河道水系與水工設施的現狀分布、演變過程及影響因素等狀況，為運河遺產判別提供了線索與重要導引。空間信息技術系統綜合應用了嵌入式3S技術以及資料庫技術，大大提高了野外數據採集的效率④。
大運河自開鑿至今，運河路線幾經變遷，歷史上各時期的運河全貌都不盡相同，甚至直到今天，由於功能的要求和改變，運河線路還在不斷地變化。在大運河考古調查中，考古工作者在充分利用現代空間信息技術的同時，結合歷史輿圖的判讀，可以更加直觀地了解古代運河及其沿河的自然環境與人文景觀。但歷史輿圖在表達位置、距離、形狀等地理空間要素時準確性較差，通過「輿圖新繪」的方式可以對區域時空演變過程進行復原，從而直觀地揭示出運河遺產的本質特徵與演變規律，為運河遺產判別提供依據⑤。
據此，在大運河河道調查方面，考古專家提出三個一致性的要求，即歷史文獻和歷史輿圖的一致性、現存遺址和歷史文獻的一致性、歷史地理信息和現代科學的地理信息系統表述方法的一致性。這些方法與技術的綜合運用不僅提高了考古調查的工作效率，也提高了調查的準確性和科學性，為大運河資料庫的建設打下了基礎。
空間信息技術不僅運用於運河調查，還運用在實際的考古發掘中。文研院與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下簡稱「山東省所」，現更名為「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綜合應用3S技術，率先開展山東濟寧汶上京杭大運河南旺分水樞紐工程考古發掘工作。南旺分水樞紐工程是京杭運河著名的水利土程，其築壩截水、南北分流等因地制宜的治水思想和技術在我國水利史上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但南旺地區古遺址破壞嚴重，古運河己經乾涸並廢棄，運河線路模糊不清，曾經用於濟運的五大水櫃(北五湖)也全部變成農田。2008年3—6月，文研院與山東省所開展了對南旺分水樞紐及龍王廟古建築群的考古發掘工作，充分應用了精密GPS、航片、衛片、探地雷達、GIS等空間信息技術，參照文獻資料，採取「以點帶線，沿線追蹤」的方法，對分水龍王廟古建築群基址、運河三個重要水櫃遺蹟、開河閘至長溝段運河進行了系統的踏查、定位和測繪，調查行程約100公里。
(二)大運河遺產構成的考古辨析
從時空角度觀察，大運河是超大型遺址，是中華版圖上的不可移動文物，是集文化景觀、文化線路、自然遺產、運河遺產於一體的複合遺產。大運河屬於工程性文化線路性質，工程的本質是人、環境和技術三大要素的系統集成過程及其產物。考古、文保和水利專家根據系統調查的大運河資料，對大運河遺產構成進行了科學分類和解析。從宏觀角度看，大運河遺產構成可包括運河工程遺產和由運河工程派生衍生的遺產兩大類⑥。如果按照工程系統類別分類，大運河遺產構成則可以分為水道工程、水源工程、工程管理設施和運河附屬建築等四大類。水道工程包括河道(主河道、支線河道、城河、月河等)，河道航深控制工程(閘、垻)，河道水量節制工程(堤防、減河、含閘、垻、涵洞、港口等)；水源工程包括水櫃(垻、閘、堤防構成蓄供水系統)，引水渠；工程管理設施包括淺堡、水志樁、提水機械與機具、過垻絞關等；運河附屬建築包括交通設施(運河上的橋樑、纖道、船與船廠)，工程管理建築及設施(衙署、淺、堡、鋪)，運輸管理建築及設施(衙署、漕倉、驛站)，水神及祭祀建築(龍王廟、功臣廟、水獸等)⑦。
科學劃分與確定大運河文化遺產的類型與構成，對於把握其特性、深入理解其真實性和完整性具有重要意義，對於大運河申遺的價值評估至關重要。全面、客觀、系統地研究大運河遺產構成是大運河遺產保護的基礎，明晰各類遺產構成的層級關係及其間的內在邏輯關係，是大運河價值判斷評估的基礎，也為開展帶有明確學術目的的大運河考古調查、發掘明確了方向。
(三)大運河工程技術及其核心價值的考古闡釋
如果說米迪運河是工業革命時期的標誌性工程，那麼京杭大運河則代表了工業革命前水利規劃和土木工程水平所能達到的頂峰。中國運河是在17世紀前領先世界科技水平的標誌性工程，世界科技史學家李約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在《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Civilization in China)中詳細介紹了中國古代水利方面的成就並給予高度評價⑧。運河遺產極為強調其在科技史上的貢獻和成就，《國際運河古蹟名錄》多次評價了大運河的貢獻，將大運河列為「具有重大科技價值的運河」的首位：大運河「是第一條實現『穿山越嶺』的運河」，「塘式或者箱式船閘是中國人在10世紀時率先發明的，大約在14世紀荷蘭人在使用這項技術。」⑨大運河是農業文明時期最具複雜性、系統性、綜合性的超大型水利工程，具有漕糧轉輸、商業運輸、灌溉、防洪、城市供水等功能，技術要素和非技術要素錯綜複雜。作為運河遺產，工程技術是其核心價值，而最能體現運河核心技術的則是重要的水利樞紐工程和關鍵工程，例如大運河的河道工程，北京人工河湖水系水源工程、通惠河梯級船閘工程，山東南旺運河分水樞紐工程、中運河規避黃河之險工程，江蘇淮安清口運河渡黃的運口樞紐工程、淮安高家堰河洪澤湖大堤和清口的「蓄清刷黃」樞紐工程、宿遷淮安段「束水攻沙」和治黃保運的堤防系統工程等。樞紐工程和關鍵工程區段往往是大運河的工程技術節點，均按照不同地點的針對性和需求等，集規劃、設計、施工、更新、改造、材料、工藝、方法諸多技術要素而完成，更具有技術價值⑩。因此必須開展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解剖工程技術節點。文研院與山東省所、南京博物院(以下簡稱「南博」)、淮安市博物館(以下簡稱「淮安市博」)、鎮江博物館組織了對淮安清口水利樞紐遺址、南旺分水樞紐工程的考古調查與發掘工作，取得了重要的科學資料，對於充分闡釋大運河的核心科技價值起到了關鍵作用。
淮安清口樞紐歷史上是黃河、淮河、大運河的交匯之處，也是大運河上最具科技含量的樞紐工程之一。清口樞紐是一個水利工程遺產區，在其49平方公里的範圍內分布著53處各種類型的文化遺產，如古河道、古堤壩、古涵閘、古寺廟等重要遺蹟。明清兩朝投入了巨大的財力、物力和人力，對其不斷地維護治理，並在極為複雜的水系格局下興築不斷，保證了大運河工程的運輸功能持續暢通。大運河的申遺文本對清口樞紐是這樣評述的：「針對黃河奪淮，改變了淮河水系的狀況，清口樞紐集成了與水動力學、水靜力學、土力學、水文學、機械學等相關的經驗型成果，建築了水流制導、調節、分水、平水、水文觀測、防洪排澇等大型工程，成為樞紐工程組群，完整體現了明代著名水利工程專家潘季馴築堤、束水，以水攻沙、蓄清刷黃、濟運保漕的工程意圖，是人類偉大創造精神的成果。」為釐清複雜的水系與複雜龐大的水利工程之間的關係，2008—2012年，南博與淮安市博對包括順黃垻、天妃垻遺址在內的清口水利樞紐工程進行了一系列的考古發掘工作。天妃垻為明清時期清口治水的最重要實物見證，對於研究明清時期古運河變遷、運口位置、黃淮交匯形勢等都具有重要的價值。順黃垻位於今碼頭鎮御垻村境內，其沿古黃河南岸而建，使黃河水沿堤壩向東北入淮河尾閭進入東海，遠離運河河口，從而保證了漕運的暢通和安全，是歷史上黃河南側縷堤的關鍵工程。歷史上由於黃河經常泛濫，此處經常決口。為抵擋黃河的洪水，順黃垻經不斷堆築而逐年延長和加高。順黃垻土堤底部寬約72米，另有8～10米的碎石護坡。發掘所揭示出的遺蹟體量大、保存完整，對於研究清代土堤壩的堆築過程，各類水工技術的面貌，黃河侵蝕範圍和淤積深度以及與古淮河、運河、洪澤湖等水系的關係等都有重要史料價值(11)。
古運河中段的南旺鎮素有運河「水脊」之稱，南旺分水樞紐屬於明永樂九年(1411年)工部尚書宋禮修建的「引汶濟運」工程，疏浚三湖作水樞，建閘垻，調節水量以保證漕運暢通。南旺分水工程垻址選定合理，因戴村是遏汶河濟運較為理想的制高點，符合水往低處流的自然規律，至南旺水脊分水，疏浚三湖，蓄泄得宜，運用方便。南旺分水樞紐工程考古運用空間信息技術與地面訪查相結合，清理髮掘了石駁岸、小汶河入運河的石砌分水口設施、海漫石、邢通斗門、磚石堤岸、石砌台階碼頭，在河道內清理發現線狀分布的木樁擋板遺蹟，確定運河南岸大堤的位置與結構。通過測繪和發掘，考古工作者對南旺段運河河道設施、引汶濟運工程設施的結構、布局以及大運河河水的平衡調節有了更為深入的認識，明確了通過戴村垻截引小汶河水源和利用石駁岸頂沖與分水口的形狀結構相結合來實現南北分流濟運的水工技術成就(12)。2013年12月，南旺樞紐遺址被國家文物局公布為第二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考古遺址公園規劃總面積128公頃，包括6處世界文化遺產點和會通河南旺樞紐段、小汶河2段世界文化遺產河段的部分河道遺產。
復閘工程系統是大運河工程的關鍵技術，是當時中國水利工程技術領先世界的標誌。其通過在運口設置工程措施，使兩河平緩銜接，且具有交通調度、水源供給和泥沙防治等綜合功能，從而使人工水路與天然河流的邊界日益分明。宋代在淮揚和江南運河段創造了具有綜合工程效益的復閘設施。復閘是由閘門、引水和退水渠、澳(蓄水破塘)組成的工程體系。除具備季節性水量調節功能外，通過航道上多級閘門與引(退)水設施的運用，形成了類似現代船閘工作原理的工程設施。17世紀義大利米蘭船閘與宋真州閘的設施幾乎完全相同。江蘇鎮江段運河跨崗阜丘陵，為江南運河之屋脊，是歷代運河治理的重點河段。鎮江京口閘位於長江南岸，為大運河穿越長江的復閘水利工程，為歷代漕運咽喉，是重要的標誌性水工設施。2011年8月—2013年1月，鎮江博物館進行了京口閘遺址的考古工作，發掘揭示出唐至明清時期京口閘東閘體及其附屬設施，如碼頭、石岸、碑亭、道路、河道、河岸等重要遺蹟(13)。
(四)大運河衍生的各類文化遺產的考古闡釋
大運河功能的發揮和運轉需要系統的管理，管理系統則由漕運行政的官僚系統、河道管理系統、工程管理系統、運河運輸管理的制度系統構成，除制度、行政、職官之外，還有一些機構的工程設施。因此，大運河沿線留下諸多的運河附屬建築與設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衙署、鈔關、港口、碼頭、糧倉等。河南濬縣的黎陽倉遺址和洛陽的回洛倉遺址、江蘇的鎮江宋元糧倉遺址和淮安漕運院部遺址等都屬於見證大運河繁盛漕運的運河遺產。
為配合大運河的申遺工作，自2011年以來，河南考古工作者首次同時對隋代回洛倉遺址和黎陽倉遺址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考古調查、勘探與發掘，取得了極為豐富的考古成果，明確了兩處倉儲遺址的範圍和城牆、城壕、倉窖、道路、漕渠、管理區等總體布局，清理除管理區外的其他所有遺蹟類型，一些倉窖內還發現有糧食遺存(14)。對作為代表隋代不同類型的大型國家糧倉——回洛倉和黎陽倉遺址的首次同時發掘，以超前豐富的考古新資料，全面揭示了我國古代地下儲糧技術完備時期的特大型官倉的概貌以及儲糧的種類和技術水平。回洛倉遺址的發掘展示了隋代都城具有戰略儲備和最終消費功能的大型官倉的儲糧規模和倉窖形制特徵；黎陽倉則顯示出依託黃河和大運河而具有中轉性質的大型官倉的形制特徵。兩處倉儲遺址的考古發掘與研究對於研究隋代社會經濟、政治、工程技術及俸祿制度等具有重要的實物資料價值，同時，也為大運河成功申遺提供了隋代大運河開鑿和利用的珍貴實物證據。
自隋起，朝廷在今淮安地區設漕運專署；宋設江淮轉運使，東南六路之粟皆由淮入汴而至京師；明清設總督漕運部院衙門，以督查、催促漕運事宜，主管南糧北調、北鹽南運等籌運工作。淮安總督漕運部院遺址是明清兩代統管全國漕運事務的漕運總督的官署建築群，規模宏大，布局嚴謹，保存完好。20世紀40年代，總督漕運部院因各種原因被逐漸拆毀。2002年8月，淮安市淮安區在舊城改造中發現了明清時期的總督漕運部院遺址，漕運大堂、二堂及其附屬建築遺蹟被相繼發現，並出土了大量的建築石刻。2011年3月，為配合遺址保護，淮安市楚州博物館進行了考古發掘，發現了較多的銘文磚，主要有「鎮江前軍」「鎮江中軍」「鎮江後軍」「揚州府」「南昌府」等(15)。2015年淮安板閘遺址的發現為研究大運河漕運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實物資料。板閘遺址所發現的水閘是全國目前僅見的一座木板襯底的水閘遺址，其位於明清大運河沿線最重要節點之一的淮安，對研究古代漕運、鹽運、水利、稅收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16)。
大運河衍生的運河遺產在各個運河沿岸城市中多有發現。山東聊城七級碼頭遺址、土橋閘遺址，河南商丘南關碼頭遺址，安徽淮北柳孜隋唐大運河遺址，江蘇揚州隋煬帝與蕭後墓、淮安盱眙泗州城遺址等都是極為重要的考古發現。
三、大運河城市與大運河文化的考古解讀
在大運河成功申遺之前，考古工作主要是為了配合申遺對大運河的歷史價值、科學價值作出客觀實際的科學闡釋；在大運河申遺之後，亦即所謂的「大運河後申遺時代」，考古工作將在大運河的保護、遺產利用、文化帶建設、中華文明標誌工程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而更為重要的就是對大運河城市及大運河文化作出更加系統、鮮活的考古解讀。
大運河不僅是技術的集成，也是文化的集成，是一條文化線路。「文化線路」(Cultural Route)作為遺產保護領域的前沿概念，代表了一種影響當前文化遺產演變和擴展的新思路以及對文化遺產背景環境和相關區域的整體價值之重要性的認同趨勢，同時也揭示了擁有不同層面的文化遺產的宏觀結構。文化線路展示了人類遷徙和交流的特殊的文化現象，要將每個獨立存在的文化遺產作為一個整體的組成部分來評估其價值。除了其交通運輸的道路功能之外，文化線路的存在和意義還能體現為：在相當長一段歷史時期內服務於特定目的，並生成與之相關的共同特徵的文化價值與遺產資源。
為了充分解讀大運河文化，闡釋大運河作為「文化線路」的價值，考古工作者做了大量的工作。就江蘇而言，徐州、揚州、淮安、鎮江、蘇州、無錫、常州等運河城市都開展了考古調查和發掘，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最早的工作始於2004年由南博主持的南水北調東線的考古調查，結合國家工程項目，對運河沿線的相關文物點作了卓有成效的調查；隨後又配合文研院、清華大學、中國水利研究院承擔的科技部課題「空間信息技術在大遺址保護中的應用研究——以京杭大運河為例」對江蘇運河沿線文物作了更加深入的調查和考古發掘。
作為線型文化遺產，大運河及其孕育的大運河文化深刻影響了沿線數十座城市的發展。隋唐以降，中央政府高度重視運河漕運，設置漕運總督和河道總督分別掌管運河漕運管理和運河水利管理。運河沿線的城市也因漕運而繁榮，所謂運河城市，即指「應運而生」的運河遺產特別豐富的運河節點城市，也是在區域文明中發揮特別重要作用的城市。對這類城市運河遺產的保護傳承和利用應該具有整體性和系統性，而不是各個遺產點的簡單疊加。這一類運河城市本身就是一座天然的考古遺址公園，可以持續地開展系統的考古工作，梳理城市文脈，解讀城市的發展與興衰。
江蘇盱眙泗州城遺址地處淮河下游、汴河之口，遺址總面積249萬平方米。泗州城為唐宋時期黃河、淮河、長江水道漕運中轉站，元統一全國後因京杭大運河的開通，加之汴河逐年淤塞，其漕運地位最終喪失，並於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最終沉沒於洪澤湖水下。2010—2014年，南博主持泗州城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對城址平面布局、汴河故道及兩側明清建築遺存進行了大面積發掘，並較為完整地揭露了普照禪寺(大聖寺)、靈瑞塔、觀音寺等建築基址。鑽探表明，汴河大致呈西北—東南向貫穿全城。泗州城遺址對研究唐宋汴河漕運及明清時期的社會生活提供了詳實的材料。對泗州城這樣一類定格於特定歷史時空的古代運河城址，無疑需要長久持續的考古工作，才能充分揭示其價值(17)。
鎮江是長江和大運河的「江河交匯」處，是長江南北交通的重要節點城市。然而，迄今為止鎮江沒有一處運河遺產點，與長江對岸的揚州形成鮮明的對照。其實，鎮江具有極為豐富的運河遺產和數量眾多的遺存，並形成了運河遺產片區，但是在舊城改造中，整個片區運河遺產損失嚴重。2009年，鎮江市對市區雙井路片區進行棚戶區改造，該項目位於古運河入江口的東岸地帶，是「江河交匯」之處，也是鎮江歷史文化遺產埋藏較為豐富的區域。2009—2010年，鎮江博物館前後三次對該區域進行考古勘探和發掘工作，先後發現了元代石拱橋、宋代倉儲、宋至清代古運河、宋代房址、明清時期京口驛等遺蹟。雙井路宋元倉基規模巨大，是目前大運河沿線經考古發現的一座中轉倉儲遺蹟。結合文獻記載，此遺址應為南宋時期的轉般倉。轉般倉是南宋朝廷為供應江淮前線而設置的大型糧倉，自淳熙五年(1178年)創立，至開禧(1205—1207年)「增為五十四廒，約儲米六十餘萬石」(18)。雙井路宋元糧倉遺址與之前考古發現的西津渡、大小碼頭遺址以及後來發現的京口閘遺址，位於江南運河五個入江口之一的小京口附近，背靠長江，與長江、運河共同構成有機整體，具有系統性，可以說是一處天然的運河遺產博物館，是展示鎮江運河城市形態的重要載體。然而由於缺少整體考古計劃和系統保護的理念，這些遺產的價值大打折扣，對歷史文化名城鎮江來說無疑是重大損失。
大運河的主要功能是漕運，漕運的主要物資是糧食、鹽、棉花、布匹、瓷器、絲綢等。公元前195—前154年，漢高祖劉邦封劉濞為吳王，都廣陵，廣陵東有海陵倉。老通揚運河泰州段系劉濞所開，因主要用以運鹽，故名運鹽河；隋運河開通後，運鹽河與運河連接。隨著漢代以來海岸線的逐漸穩定，海陵東邊的鹽場沿著海岸從南向北日益增多，特別是唐宋以來，捍海堰、范公堤與連接鹽場的復堆河、串場河形成之後，運鹽河就與東邊通州鹽場及泰州所屬的鹽場直接連接而專以運鹽。通揚運河一線的江蘇泰州、南通、揚州等城市的興衰都與鹽運相關，但是除了古稱「運鹽河」的通揚運河水道外，與漕運、鹽運相關的遺蹟幾乎空白，這就需要開展系統的考古工作進一步解讀鹽運文化。2015年，配合川東港拓寬工程，南博、常州博物館和淮安市博對江蘇鹽城的大豐、東台和南通等地的古代鹽場進行了考古調查，並發掘了宋代丁溪場鹽場以及范公堤遺址，取得了重要收穫。從漢唐直至明清，兩淮鹽課在財力上雄踞全國各大鹽區之首，史載「東南鹽利，視天下為最厚」，並有「煮海之利重於東南，而以兩淮為最」之說，到明清時淮鹽鹽稅已占國庫財源的三分之一(19)。在江蘇大運河文化帶的建設中，鹽運文化不可或缺，要更好地解讀大運河文化，還要依靠持續系統的考古工作以發現更多的實物遺存。
考古工作所發現的物質文化遺存「蘊含和體現著特定時代的思想、觀念和精神，是在特定時代核心文化價值觀約束下的產物，它反映了全社會共同的思想文化、傳統和技術水平」(20)。文化遺產的文化價值不是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的簡單之和，物質文化遺產的形態、組成、分布以及彼此間的關係等都是核心文化價值觀影響下的產物，凝結和反映的是人類文化。探索運河文化遺產科學、藝術和歷史價值之上的文化價值，使運河文化遺產在社會經濟發展和現實生活中發揮積極作用，考古工作任重而道遠。
來源：《東南文化》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