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在曇曜五窟開鑿之前，文成帝有在平城五級大寺為太祖以下五帝鑄金像一事，學界皆認為曇曜奏請文成帝開五窟，乃鑄五帝金像一事的翻版①。因此，曇曜五窟具體為哪位北魏皇帝所開，即曇曜五窟的皇帝比定是一個真實問題。如何比定與曇曜五窟的營造理念和營造次序有關聯。營造理念方面，以往諸家之中，以昭穆說頗具統攝性，並在營造方面提出第16窟本居第20窟之西（即今第21窟所在位置），後鑑於第20窟前檐崩落，而遷於今第16窟所在位置的推測[1]。
本文以為，曇曜五窟工程浩大，不可能一蹴而就，當有一定的營造次序，這在五窟今存崖壁表面也有跡象可尋。五窟營造上的孰先孰後與所比定皇帝地位的輕重有關。具體到每一窟的營造次序則以洞窟主尊（在三壁三佛洞窟中，三佛都應視為主尊）為主，即主尊是洞窟優先設計和優先完成的部分。就主尊而言，主尊的題材、姿勢是優先考慮和確定並且難以改變的部分，佛裝、背光則是相對次要和可以改變的部分。
本文就此推測曇曜五窟的營造次序可分為第20窟、第19—16窟前後兩個階段；五窟從西向東依次排列，分別對應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景穆太子、文成帝②；具體的營造次序為第20—17—19—18—16窟。這樣的營造次序既遵循也反映了曇曜五窟的營造理念，其核心內容是以西為上。下文先論營造次序，次論營造理念。
一、營造次序
本文所擬議的第20—17—19—18—16窟的營造次序，可從五個方面予以說明：
1. 第20窟和第17窟可能是開鑿年代最早的洞窟。第20窟三佛與第17窟左側佛尊（以面向窟門為準，下同）袈裟的衣紋都是凸起的條帶，上有刻劃線，且泥條頭部尖細（圖1），具有很強的塑像效果。這種條帶裝飾是對犍陀羅雕像的模仿與改造。雲岡石窟的這種裝飾，可能通過兩種途徑傳入，一是直接從印度、中亞和新疆傳達，一是從印度、中亞和新疆傳到河西後以泥塑形式表現，又從河西傳播到中國內地後，再被應用於石雕。
當然，幾地條帶的形式並不完全相同，當是在傳播過程中進行了改造。在雲岡和中國內地其他地區的石窟和造像中，以這種泥條裝飾的不多，且年代也都較早，如敦煌莫高窟第275窟西壁彌勒、張掖金塔寺東窟中心柱南面下層主尊或被認為都是北涼之像③，蔚縣黃梅鄉榆澗村石峰寺朱業微背屏式石造像有太平真君五年（444）銘刻[2]。
曇曜五窟中，只有第20窟和第17窟以這種方式裝飾。第19窟中間主尊和左側佛尊袈裟皆為階梯狀寬帶，右側佛尊已是年代較晚的褒衣博帶式④。第18窟中間主尊為千佛袈裟而難以類比，但兩側佛尊袈裟皆為階梯狀寬帶。第16窟僅有主尊，袈裟為褒衣博帶式（圖2）。此外，第20窟和第19窟佛尊袈裟前胸衣緣都裝飾Z字紋，但第19窟佛尊袈裟的Z字紋立體感不及第20窟的（圖3），也是年代較晚的證據。
上述諸項特徵在雲岡造像類型或樣式研究中被劃分到不同期別，但這些特徵既連貫又交替，反映石窟開鑿過程中佛裝形式得到了適時調整。因此，第20窟與第17窟同是最早開鑿的洞窟。但二者相比，第20窟佛尊袈裟的泥條更圓鼓，第17窟的相對扁平（參見圖1），所以第20窟的裝飾面貌相對原始，年代可能也更早一點。
圖1 第20窟與第17窟東側佛陀袈裟衣紋
（上）雲岡石窟第20窟主尊及與第19窟關係；（下）雲岡第17窟東側佛尊
圖2 雲岡石窟第19窟主洞與東西耳洞佛尊
（上）第19窟主洞佛尊；（中）第19窟東耳洞佛尊；（下）第19窟西耳洞佛尊
圖3 雲岡石窟第19、20窟主尊衣緣Z字紋
（上）第20窟主尊衣緣Z字紋；（下）第19窟主尊衣緣Z字紋
2. 第20窟和第17窟都是開鑿有明顯失誤的洞窟，暗示二窟開鑿年代可能較早。第20窟開鑿的明顯失誤表現在前檐塌落，並傷及右側立佛。引起失誤的主要原因是對雲岡岩性了解不足，沒有將山體表面脆弱部分清除後再行開鑿，致使前檐很快崩落⑤，而且造成第20窟位置比其他四窟靠前，今日看來第20窟顯得較淺也職是之故。第20窟居前的具體情況可由早年日本學者所繪平面圖和後來發掘出土且保存較好的第20窟前「三道寶階」得到充分證明。
第20窟地面明顯高於其他四窟，也可能是慮及了進一步下鑿帶來的安全隱患。將這種情況理解為石窟開鑿早期的不成熟現象較為合適。第17窟開鑿的失誤體現在洞窟地面被迫下鑿（圖4），此由第17窟主尊交腳彌勒比例控制不當。結跏趺坐佛尊雙腿的厚薄即使有輕微失誤也不易被觀察到。交腳像與此不同，其頭、軀體、雙腿比例很嚴格，特別是雙腿既引人矚目，其斜度和長度又難以調整。
可以說，從頭部開始，彌勒的總高度就已經確定，但第17窟的計算明顯有誤，從而被迫降低洞窟地面以容納雙腿，從而造成此窟與其他洞窟的明顯不一致⑥。而同樣以巨大的彌勒為主尊的第13窟就沒有重蹈覆轍，這是第17窟較早開鑿的證據。第17窟吸取了第20窟過於靠前的教訓，但洞窟高度沒掌握好，這是佛尊袈裟泥條裝飾帶之外，第17窟要晚於第20窟的又一證據。
圖4 第17窟內外高差
3. 第20窟和第17窟較早開鑿有其合理性。道武帝為包括文成帝在內的五祖之首，理應最先為其造窟，時代最早的第20窟可因此擬定為道武帝之窟。景穆太子為文成帝之父，又有特殊的護法之功，也應優先為其造窟，時代次早的第17窟可因此擬定為景穆太子之窟。景穆太子與彌勒菩薩身份的相合，已為學界所公認。所謂曇曜五窟，並不意味著五窟同時、大規模的等速營造。
曇曜五窟可理解為由曇曜提出，並得到文成帝詔準的一項倡議並付諸了實施，曇曜和文成帝不可能不對營造的先後次序有所考慮，這在工程上也有其必然，留存至今的五窟樣態則支持當時有所考慮之推想。可以設想，大概先確定了五窟的排位，並劃分了五窟的大致位置，甚至有粗營窟門等外部形態之舉。或許曇曜五窟本來都可能像第20窟一樣靠前，但懲於第20窟之失誤，其餘四窟遂進一步向內斬山，但這不改變原來四窟的位置和次序，並且第17窟得到了優先加快開鑿的機會。至於將道武帝安排在最西的位置上，事涉曇曜五窟的營造理念，即不僅由於其居五祖之首，可能還與拓跋鮮卑以西為上的習俗有關，詳見下文。
4. 第19窟的營造要晚於第20窟，不僅有佛裝方面的指征，還有營造方面的跡象。第20窟之外四窟基本位於一線，但第19窟主洞又明顯後縮（圖5），這可以理解為鑑於第20窟窟檐崩落，所以需將緊鄰第20窟的洞窟即第19窟多退後一段距離（參見圖1），現存第19窟西耳洞前部的崩落或可說明這種理解並非虛妄，進而可因此推測第19窟的營造晚於第20窟。現在第20窟東側壁面，即第19窟西耳洞南側外壁面不是第20窟當時的前壁。
以第19窟為準，以第20窟前內壁距離主尊膝蓋前端1米左右計，再加上2米左右的窟門厚度，當時第20窟前壁所在位置至少需要提前兩米左右，這更說明第19窟等東部石窟有意識地後退。就是說第19窟以東四窟均非第一次擬開窟壁面，鑑於第20窟崖壁不佳，四窟壁面都已向內退縮，第19窟因緊鄰第20窟，所以後退更甚⑦。第19窟結跏趺主尊與兩倚坐佛尊的組合形式並非僅見，但這種主尊單獨一大洞，左右佛尊各一小洞，在雲岡乃至中國石窟中都為僅見，由此可窺知三洞分開以降低窟頂崩落風險之用心。
第19窟由三洞組成，給人以體量特別巨大之感，並容易引發其地位特殊之想，但如僅就第19窟中間主洞而論，體量與第18窟也差強相近⑧。第19窟之所以要作成三洞，除安全方面的考慮外，東、西耳洞佛尊為倚坐式，也頗不便於納入主洞之中。因此，第19窟可能並無特殊地位，不過是鑑於之前第20窟窟檐之崩落，因而別作構造，從而顯得更為宏大，但實際上並不特殊，且年代既晚於第20窟，也晚於第17窟。晚於第17窟的原因上文從衣紋上已進行了分析，不贅述。不過，上述跡象和用心也可見第19窟之大規模營造並不很晚，大概在第20窟、第17窟主體完成之後就展開了。
圖5 曇曜五窟平面圖
5. 第21窟附近完全看不出先開後棄的跡象。或以為第16窟選定於現今位置乃不得已而為之，暗示第16窟本應在今第21窟位置上，並認為在現今第21窟位置上找不到一期開鑿的痕跡，其原因在於曇曜五窟開鑿的時間略有早晚[1]。上文已指出曇曜五窟為一體設計，有可能起初就劃分了五窟大致位置，甚至有粗營窟門等舉措。今第16窟雖然主尊有被改造並且年代較晚的特點，但第16窟之窟形和部分造像均說明雲岡一期已開始營造（圖6）。如果第16窟本在第21窟位置上，其營造之年代當更早一些，即使後來放棄，也當或存在巨大的窟形，或存在不合比例的造像，或在壁面上留有明確的停工痕跡。但上述痕跡俱無，只能證明不存在曾擬在此開鑿第16窟而又放棄的情況，只能說明未曾有在今第21窟位置開鑿第16窟的打算。
圖6 第16窟窟頂和窟內造像局部
（上）第16窟窟頂；（下）第16窟東壁第3層圓拱龕左側坐佛
據上文分析，曇曜五窟似存在以第20窟為首，第17窟其次，再次第19窟，複次第18窟，最後為第16窟的營造次序。曇曜五窟的營造總體上分為兩批，第一批是第20窟，第二批是第19窟到第16窟。第二批洞窟沒有因為第20窟的失誤而重新規劃，只是作了調整，表現在第19窟到第16窟壁面的總體退後，第19窟主洞的進一步退後等現象，但依然出現了第17窟的失誤。
二、營造理念
昭穆制是一種宗廟制度，曇曜五窟按照昭穆制開鑿的意見富有啟發性，但昭穆制是否可用於曇曜五窟，曾布川寬曾提出質疑：「雖說是為北魏歷代皇帝而營造的石窟，可昭穆制的配置是否合適，還是有必要探討的。另外，在宗廟的昭穆制配置上，以太祖為中心，牌位的確是左右交替排列下去的，但同時越是成為後代的皇帝，就越是降退到後方，像雲岡石窟那樣，橫排成一列是否合適也是一個問題。」[3]按：昭穆制開鑿說的立足點是設定第19窟為曇曜五窟的中心⑨，但這個設定的依據除第19窟看上去最大外，並無其他證據，而且如上文所說第19窟的主洞其實並不特別大。以第19窟為中心是一個假設，認為今第21窟所在位置本來準備開鑿大窟是又一個假設，昭穆制開鑿說建立在兩個假說的基礎上，雖然可備一說，但實證的難度更大了。何況，第19窟造像的特點顯示出該窟大規模經營的時代晚於而不早於第20窟，這在時間上與昭穆制必以第19窟為最早營建之窟而產生直接矛盾。
上面的討論還屬於具體現象，那麼，擬議營建曇曜五窟的和平初年（460），北魏是否已經實行昭穆制則是一個更需要證明的大前提。從文獻記載看，在曇曜五窟開鑿之前，北魏已實行七廟之制。《魏書》卷5《高宗紀》：「太安元年（455）春正月辛酉，奉世祖、恭宗神主於太廟。」[4]但這個七廟之制不完全等於華夏傳統昭穆之制的七廟之制，這是因為這個七廟之制由道武帝時期確立的五廟之制發展而來，而五廟之制所依據經典是《禮記 · 喪服小記》，其核心論述為「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樓勁指出鄭玄注的特點是：「……不提五廟的昭、穆內涵，而只述『始祖感天神靈而生……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的內容要旨。」[5]道武帝天興年間所立五廟為神元、平文、昭成、獻明以及道武帝為自己預留之廟，這五位人物不能構成昭穆，所以五廟自然不能以昭穆制論。由於天子七廟最為經典之說，隨著北魏政權華夏化進程的逐漸加深，北魏五廟制也逐漸向七廟制轉變，樓勁推測：「即以道武帝所立始祖神元、太祖平文、高祖昭成及皇考獻明廟在後世的遷撤之況而言，道武死後廟號烈祖，太廟五廟已足；明元死後廟號太宗，太武帝當時若仍維持五廟制，則獻明廟應遷，若改行七廟制則仍存獻明預留己廟；太武死後廟號世祖，文成帝同時又追尊景穆帝廟號恭宗，至此已不能不行七廟制而遷撤獻明廟；文成死後廟號高宗，則應遷撤高祖昭成廟，……。」[6]儘管不斷調整，文成帝時七廟之制與昭穆之制還是有一定距離，其中主要的問題在於以平文帝為太祖。只要平文帝為太祖，道武帝以下諸帝就無法與之建立合理的昭穆關係。這個問題的解決要到孝文帝太和十五年重定廟制，其時確定以道武帝為太祖，直至孝文帝本人為七祖。因此，即使文成帝時在心理態勢上已經準備實行昭穆制，但在實踐中還存在一定問題。以這種不完整的昭穆制，去推測曇曜五窟按照昭穆制而開，解釋上的困難難以迴避。退而言之，至遲文成帝即位不久即行七廟制，開七窟與昭穆制更容易扯上關係，曇曜為什麼不建議開七窟而建議開五窟？再者，文成帝所行的七廟之制中，已不再給自己預留位置，被普遍接受的比定為文成帝的第16窟又該作何解？被比定為景穆太子的第17窟又該作何解？何況，七廟之制雖便於與昭穆制產生關聯，但在孝文帝之前，七廟之制並不甚受北魏最高統治者所善待，《魏書》卷108《禮志一》載：「（太和）六年（482）十一月，（孝文帝）將親祀七廟，詔有司依禮具儀。於是群官議曰：『……大魏七廟之祭，依先朝舊事，多不親謁。今陛下孝誠發中，思親祀事，稽合古王禮之常典。臣等謹案舊章，並采漢魏故事，撰祭服冠屨牲牢之具，罍洗簠簋俎豆之器，百官助祭位次，樂官節奏之引，升降進退之法，別集為親拜之儀。』制可。於是上乃親祭。其後四時常祀，皆親之。」[7]⑩昭穆制之地位以及昭穆制完整存在與否都是個問題，遑論按照昭穆制去營造曇曜五窟。
宗廟的昭穆之制證據不足，但拓跋鮮卑卻長期存在以西為尊的習俗，如《魏書》卷108《禮志三》載太和十四年（493）文明太后死後，孝文帝欲服三年之喪，東陽王元丕說：「臣與尉元，歷事五帝，雖衰老無識，敢奏所聞。自聖世以來，大諱之後三月，必須迎神於西，攘惡於北，具行吉禮。自皇始以來，未之或易」。[8]此雖言喪事，但西向為尊甚明。拓跋鮮卑傳統的西郊祭天習俗更為著名，這種祭祀的具體過程是：「為方壇一，置木主七於上。東為二陛，無等；周垣四門，門各依其方色為名。牲用白犢、黃駒、白羊各一。祭之日，帝御大駕，百官及賓國諸部大人畢從至郊所。帝立青門內近南壇西，內朝臣皆位於帝北，外朝臣及大人咸位於青門之外，後率六宮從黑門入，列於青門內近北，並西面。廩犧令掌牲，陳於壇前。女巫執鼓，立於陛之東，西面。選帝之十族子弟七人執酒，在巫南，西面北上。女巫升壇，搖鼓。帝拜，後肅拜，百官內外盡拜。祀訖，復拜。拜訖，乃殺牲。執酒七人西向，以酒灑天神主，復拜，如此者七。禮畢而返。」[9]這一祭天儀式中包含了祭祖儀式，方壇上的「木主七」是拓跋鮮卑的七位最重要先祖，上引（太和）六年十一月孝文帝親祀七廟的依據也在於此。明乎此，才能明白孝文帝後來正式實行漢式宗廟之祭前，漢式的昭穆制不可能完整存在和擁有崇高地位；也才能明白文成帝為自道武帝始的北魏建國後五帝鑄像開窟，既無關拓跋鮮卑傳說中的七位先祖，也無關宗廟之制，只是對北魏建國後所存在五帝的客觀「敘述」，目的都是宣揚「皇帝即當今如來」，並依照鮮卑人物乃至北魏五帝的形象去塑造佛尊。包含祭祖內容在內的鮮卑祭天儀式既然以西為上，那麼代表道武帝以下五帝的曇曜五窟以西為上，實屬順理成章。
總之，西向為尊的拓跋鮮卑民族文化特點和「皇帝即當今如來」思想構成曇曜五窟從西向東順序對應道武至文成北魏五帝的基礎，具體的營造次序則是在基礎上的斟酌調整。
說明：雲岡石窟研究院郭靜娜女士惠示了曾布川寬《雲岡石窟再考》，雲岡石窟研究院吳嬌女士提供了《雲岡石窟全集》中的掃描件，特此致謝！
注釋：
① 現在基本都認可將太祖以下五帝比定為道武帝至文成帝，但早年長盤大定、關野貞和亞歷山大 · 索波（Soper. A. C）認為五帝之中不包括文成帝，太祖則為平文帝鬱律。不同的比定方式，可參見岡村秀典《雲岡石窟の考古學——遊牧國家の巨石仏をさぐる》第3章《大仏窟成立》之「曇曜五窟と五帝」。
② 這一排列順序，曾布川寬最早提出，但曾氏採取的是排除法，沒有從造像特點、營造次序等方面積極論證，而是對以往將20窟認定為明元帝的說法加以批評，在否定第20窟為明元帝所開的可能性後，認為當為道武帝所開。又，曾氏在同一篇論文的其他章節，又說第20窟可能為明元帝所開，令人莫衷一是。詳見曾布川寬撰、陳尚士譯、武孝校《雲岡石窟再考》，《大同今古》2012年1期。曾文原載《東方學報》第83冊，2008年。
③ 如果接受敦煌莫高窟第275窟西壁彌勒、張掖金塔寺東窟中心柱南面下層主尊都為北涼窟，並考慮涼州石窟對雲岡的影響，那麼，雲岡第20窟和第17窟這種凸起條帶更可能是將泥塑技法轉用於石刻。當然，犍陀羅地區不乏泥塑，且有泥條裝飾，但從傳播途徑上來看，雲岡第20窟和第17窟這種凸起條帶如果是將泥塑技法轉用於石刻，那麼，當直接來自於河西或內地而不是犍陀羅地區。
④ Z字紋衣緣和凸起泥條裝飾的佛裝、Z字紋衣緣的階梯狀佛裝、褒衣博帶式的階梯狀佛裝是北中國地區彼此有別而又相互銜接的三個階段，石窟之外，單體石造像、金銅造像都呈現出同樣規律，因此，可以認為凸起泥條裝飾是早期的標誌。
⑤ 第20窟前檐崩落的時間難以早於雲岡三期，這是因為21窟正壁釋迦多寶並坐大龕在三期較多見，如吳官屯石窟中至少有兩例。第21窟釋迦、多寶距離較遠，呈斜向對坐式，也不同於早期。看來，第20窟崖面質量不佳的情況在開鑿時已經被認識到，但北魏平城時代沒有發生嚴重問題，所以才有21窟的開鑿。又，21窟與15窟的時代都較晚，當是雲岡三期時管理趨於鬆弛時才可能發生的現象，這都說明此時20窟沒有出現大問題。
⑥ 杭侃認為，「從20窟主尊和19窟東西脅洞窟底高於現地面，而17窟窟底又低於現地面來看，這種層次，當是設計者的一種有意安排，目的是為了造成一種主次分明而又富有韻律的視覺效果」，這自然是一種觀察方式。不過，當年窟前建築具備時，這種「視覺效果」是肉眼看不到的。參見杭侃《雲岡第20窟西壁坍塌的時間與曇曜五窟最初的布局設計》，《文物》1994年10期。
⑦ 此點在2020年9月9日考察曇曜五窟時與雲岡研究院郭靜娜、吳嬌女士反覆探討而達成共識。
⑧ 第16—18窟北壁主尊佛像皆高15.5米，第19窟主洞佛尊高16.8米，第20窟北壁主尊高13.7米。第20窟主尊在視覺上略小之外，其餘四窟主尊的大小不存在明顯的視覺差異，因此，現代精確測量數據所顯示的大小之別，在古代可能沒有多少意義。第19窟主洞佛尊較大，還可以另作解釋，即第19窟主洞後退，獲得了更大的空間，所以能營造出更大的佛像。另外，本文將第19窟比定為明元帝之窟，曾布川寬認為《金碑》記載明元帝始開雲岡有誤，但明元帝在雲岡石窟開鑿史上地位確可能比較特殊，或也可作為第19窟稍大於他窟的一種解釋。參見曾布川寬撰、陳尚士譯、武孝校《雲岡石窟再考》，《大同今古》2012年1期。
⑨ 宿白先生認為20、19、18三窟為一組，19窟為中心，但沒有再作推論，更沒有將19窟擴大為曇曜五窟的中心。
⑩ 檢《魏書 · 禮志》，在文成帝和平元年之前涉及宗廟的活動僅有：1. 太祖天興二年（399）冬十月，平文、昭成、獻明廟建成；2. 太宗永興四年（412），立太祖廟於白登山；3. 太武帝神䴥二年（429）九月，立密皇太后廟於鄴。這三次宗廟建設活動中看不出任何昭穆制跡象，為身為女性的密皇太后立廟更不符合漢人宗廟之制。魏收說：「太祖南定燕趙，日不暇給，仍世征伐，務恢疆宇。雖馬上治之，未遑製作，至於經國軌儀，互舉其大，但事多粗略，且兼闕遺。」直到孝文帝時，才因為「高祖稽古，率由舊則，斟酌前王，擇其令典，朝章國范，煥乎復振。」 （《魏書》卷108《禮志一》）因此，直到孝文帝正式執政之前，漢人宗廟意義上的北魏皇家祭祀既不正常，也無甚章法可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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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出處：
圖1、6（上）：作者拍攝；
圖2（上）：長廣敏雄《雲岡石窟》卷13、14圖版50；
圖2（中）、3（上）、3（下）、4、6（下）：《雲岡石窟全集》卷16第140頁、卷17第30頁、卷16第16頁、卷14第130頁、卷13第48頁；
圖2（下）、5 ：《中國石窟 · 雲岡石窟（二）》圖版182、第241頁。
來源：《敦煌研究》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