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很少有人知道，自明嘉靖十四年（1535），貴州單獨開科取士以來，盤江八屬的學子，在科考中也曾創造過輝煌，比如嘉靖四十四年（1565），邵元哲、蔣思孝、李良臣3人，同科考中進士，可謂空前絕後。
梳理盤江八屬的文化教育史，我們發現，明清兩代共走出進士23人；比較有名的，有明代的蔣宗魯，官至雲南巡撫；王祚遠，官至吏部尚書；清代的景其浚，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新編縣誌關於進士的記載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各縣市先後編纂出版了新的志書，其中一些在「教育志」部分，介紹了當地科舉考試的情況。
《興義縣誌》（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第一版）介紹：「興義從清嘉慶建縣設官學到光緒三十一年（1905）廢科考的107年間，由私孰應試的學童中式者有文生221名，貢生98名，還有進而考取的舉人8名，進士4名。」但這4名進士，家住何處、姓甚名誰、官階大小、生平事跡等情況，並無詳細介紹。據蔣芷澤纂修、民國37年（1948）成書，興義市史志辦點校、開明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的《民國興義縣誌》記載，整個興義歷史上僅乾隆年間，出過1名進士，即盧世昌。但當時興義還未建縣，因此其被記錄為普安州人。鑑於《興義縣誌》的「進士4名」無從查考，只能相信「碑錄索引」和《民國興義縣誌》的介紹，即興義市歷史上僅出過1名進士。
《興仁縣誌》（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第一版）介紹：「縣境原系土司領地，明洪武二十六年（1390），按『諸土司皆立儒學』的規定，城內始有人設私塾教學……貢生王紹湘在家鄉粑粑鋪設館講學40餘年，其學生張鴻湘、李超然、王洪剛先後成為貢生，其孫王國珩入進士……縣境生童在清代考取舉人4人（其中武舉一人），貢生41人，進士2人（其中武進士1人）。」
這裡的「其孫王國珩入進士」，應該就是緊接著介紹的「進士2人」之一。但在《興義府志》《普安廳志》《貴州通志（民國）》《明清貴州七百進士》《貴州教育史》和「碑錄索引」里，都找不到「王國珩」的名字，因此這個記載是否屬實，還需要考證。
《貞豐縣誌》（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一版）「人物」在介紹清末當地名醫姜訊之時，說「清代拔貢，出生於一個世代行醫家庭。其堂祖姜渭滋，乾隆年間進士，知識淵博，精於醫理，曾任印江縣學政。」然而，該志「私塾」條下附錄的《貞豐縣科舉考試簡況》則說：「乾隆三十五年（1665），州人姜渭滋試舉恩貢生，官安化教諭。」並未說他考中進士，而只是一個恩貢生，有自相矛盾之嫌。「簡況」羅列了雍正以來的科考成績，最高的只有舉人，沒有進士。同樣在《興義府志》《普安廳志》《貴州通志（民國）》和《明清貴州七百進士》《貴州教育史》和「碑錄索引」里，也找不到「姜渭滋」的名字。
《盤縣特區志》記載的鄧再馨情況較為詳細：紅果鎮人，歷任國史館纂修，江西道、福建道監察御史，山東萊州知府等職。嘉慶十三年（1808）在北京去世後，其子受璜扶柩回鄉，將其歸葬於今盤州市紅果鎮甘溝橋宋家高田山上。碑正中陰刻「皇清誥授朝議大夫顯考鄧公號蘭溪府君墓」。鄧墓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曾兩次被盜，後經修復，原貌尚存。
其他進士的情況，相關史料的記載都很簡單，而在普安縣（含興仁）和興義縣設立之前，這兩地的多數地方，又尚在普安州範圍內，因此屬於現在盤州地域內的14名或16名進士，可能也有個別人的籍貫，在今天的普安、興仁和興義範圍。就如《興義縣誌》和《興仁縣誌》所記，境內曾有過進士4人和1人，這4人和1人，是不是包含在盤州的14名或16名之內？因為缺乏更加詳細的史料，無法考證。
上述史料，對這些在當時堪稱顯赫的人物，少數記載相對詳細，多數比較簡略，有些卻僅存其名。對於僅存其名的這些進士，筆者以為，其功成名就、外出為官以後，便舉家外遷，再也沒有或不願回來，甚至和家鄉失去了聯繫。限於當時的歷史條件，或時間相隔太久，或無法聯繫其後人，志書編纂者無法獲得更為詳盡的資料，只能一筆帶過，完全可以理解。
對於功成名就、外出為官以後，不願回到貴州的官員，康熙五十二年（1713）進士、清初著名理學家、平垻人陳法，就曾頗有微詞。他弟弟陳浩通過科考走上仕途、外出為官後，選擇在長沙附近置產定居，不願回到貴州，他感到很是不解，然後寫了《黔論》一文，歷數貴州的優越性，加以勸誡。「黔處天末，崇山復嶺，鳥道羊腸，舟車不通，地狹民貧。無論仕宦者視為畏途，即生長於黔而仕宦於外者，習見中土之廣大繁富，亦多不願歸鄉里。」不得不說，這在很大程度上，是離開了生於斯長於斯的家鄉的先賢們，留下的資料非常匱乏的重要原因。
開發程度關係教育的發展
從盤江八屬所出進士的地域分布情況，我們發現，文化教育的繁榮發展，與那個地方開發早晚和開發程度深淺關係密切。盤州地處黔滇大道要衝，明初就設立了普安衛，機構設置較早，古驛道橫穿州境，區位優勢突出，官宦商旅往來頻繁，受中原文化影響較大，政治、經濟相對發達，從而為教育的興盛、人才的成長，奠定了基礎。
同時，安龍也值得大書特書。南明王朝播遷安龍四年，曾經舉行過一次科舉考試，廣納賢才，開啟了當地文化教育的新篇章。特別是居住在安龍縣城的景氏家族，在人才培養上，可謂獨占鰲頭、獨領風騷、首屈一指。
《興義府志》「學校志·試費」條下，「興義府試費」云：「歲科試卷田、報名田，郡紳景壽春捐置……按，道光二十一年，郡紳、通州知州景壽春捐銀二千六百兩，購田為歲科試卷田……」
景壽春，嘉慶十五年（1810）舉人，官通州知州、徐州知府，曾親率官兵抗擊英國侵略者。其祖父景殿颺，官貴築教諭；父親景震、叔父景雯，皆為訓導；其弟景堯春，官順寧知縣；長子景其淦，官荊溪知縣，次子景其澍，官黃平州訓導。此外，景氏家族還有景其浚，進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景方昶，進士，辰州府知府；景其沅，舉人，四川酉陽直隸州知州；景其全，舉人，官階不詳。景氏一家五代多人，皆入仕為官，身居要職，可謂人才倍出、門庭顯赫。
據《興義府志》介紹，景震與景雯，乃孿生兄弟，在世時同為訓導，教書育人，兄弟倆相互支持，攜手共進，相隔一年去世後，又歸葬一處。他們無論是為官還是做人，都堪為榜樣，有口皆碑。嘉慶十年（1805）乙丑科進士、翰林院編修石葆元，撰有《二景先生傳》：「固知兩先生之康於其躬，以克啟其後者，由其行誼卓卓，一秉教諭君之訓，內敦乎孝友之實，而外有以淡乎當世之榮利，用能享大年、致令名，蔚為儒者之宗，以世守其家學於弗替也。」
當時還有許多詩文，歌頌他們的為官處事功德，包括時任雲貴總督的林則徐，也有詩《讀二景先生傳》贊曰：「伯仲有兩楷，午未分二卿。豈尹貴孿生，所難其令名。黔中山水秀，郊藪游麒麟。我見雲台族，篤此雙孿生。成均聯鸑鷟，禦侮飛鶺鴒。屏風設兩座，錦玉尤天成。老去不異窆，攜手芙蓉城。允矣賁雙誥，後起多崢嶸。昆玉一以貴，合璧矧瓊瑛。無獨而有偶，諒哉難兄弟。今我展遺像，異端開華平。」
安龍景氏族人，為明初光祿大夫、都督同知景雙鼎次子景伏二後人。時至今日，景氏家族仍有許多子弟，活躍在不同領域。興義府試院部分恢復重建後，題寫大門門額和對聯的景喜猷，便是其中之一；時為吉林省文聯副主席、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景氏家族的家教淵源，值得研究和弘揚。
在景氏之外，還有普安州的蔣氏也非常了得。《興義府志》記載了其一家祖孫三代四人的情況：「蔣廷璧，普安人，嘉靖元年中舉……蔣宗魯，廷璧子，嘉靖十六年中舉……蔣思孝，宗魯子，嘉靖四十年中舉……蔣思忠，宗魯子，四十年中舉，官知縣。」在祖孫四人都取得舉人的基礎上，蔣宗魯及其子蔣思孝，還分別於嘉靖十七年（1538）和四十四年（1565），相隔二十七年考中進士，可謂將門虎子。巧合的是，有明一代，普安州蔣氏家族另外還有兩個進士，即蔣傑和蔣克達。
當然，和省內其它地方相比，和中原地區相比，地處邊遠的盤江流域，儘管也曾有過出類拔萃的人才，以他們的聰明才智，進入最高當局的視野，得以到更加廣闊的舞台上，施展抱負，實現其人生價值，但總數偏少，從而折射出文化教育的相對落後。
勿庸諱言，這些通過讀書取得功名的才俊，基本上屬於漢族子弟，大多屬於官宦士紳家庭出身，既有優裕的經濟基礎，又有良好的書香氛圍。
明朝洪武年間的調北征南及其隨後實施的衛所制度，以及清朝初期的改土歸流和連年征戰，促使大量江浙湖廣的官員、軍士、商人和普通民眾，移民貴州，參與貴州的開發和建設。他們不僅帶來了朝廷對這方土地的治理需要，還帶來了先進的生產生活方式，以及以儒家文化為主的教育思想，並使之世代相襲、生根開花，從而為子孫後代通過科舉渠道，走出大山，躋身仕途，奠定了基礎。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十年。盤江八屬作為偏僻荒遠之地，無論出過多少志高才大之人，都是先賢為後人留下的榜樣，值得欣慰和慶幸，也值得敬仰和學習。
部分先賢的生平軼事
因為時間久遠，資料缺失，在盤江八屬僅有的23名進士中，多數人都僅僅只是留下一個名字，詳細的生平事跡和為官從政經歷，無從查考。只有少數當時職位較高、影響較大，或在某些方面學有專長者，才為後人留下一些較為清晰的脈絡和軌跡。
在此，筆者綜合相關記載，將其中資料較為豐富的蔣宗魯、蔣傑、王祚遠、景其浚、盧世昌、陳周書等人的情況，整理如下。同時還通過網絡搜索，查詢到盧世昌、陳周書的部分書畫作品，一併刊載，以饗讀者。
雲南巡撫蔣宗魯——
字道父，明朝普安衛人，明嘉靖十七年（1538）進士。歷官濬縣知縣、刑部主事、雲南臨沅兵備副使、河南按察使、右布政使、副都御史並巡撫雲南。
蔣宗魯在任雲南巡撫時，「有東川土目阿堂殺其主自立，蔓延三省。宗魯至，陽調各兵，而陰以士兵敗賊於野馬川，設奇用伏，不數月而平，阿堂授首。」
明世宗寵用害政誤國的奸臣嚴嵩，修建大殿，極盡奢侈鋪張，下令雲南開採大理石，而且明令見方七尺的五塊、見方六尺的五塊、見方五尺的十塊、見方四尺三尺的各十五塊，並限期運抵北京。蔣宗魯深知，開採和運輸如此體量的大理石，非常艱難。他非常體恤民間疾苦，冒死上疏朝廷，請求減免此項徵收。蔣宗魯的犯顏直諫，精神可欽可敬，但卻得罪了嚴嵩，最後被免職還鄉。「因與嚴嵩忤，乃引歸。」
他一生寫了不少指陳時弊的諫疏，但多被置之高閣，未能引起重視。
蔣宗魯留有一些詩作，茲引《碧雲洞》（該洞在盤州市城關鎮西郊）一首如下：「雲水難明萬象天，奇蹤異宇洞中懸。瑤壇翠掛虬龍現，華蓋丹崖鶿鶴旋。澗道風湍開遠獻，石門花霧帶平川。蓬瀛仙侶耽春勝，對酌倉洲思爽然。」
據《盤縣特區志》記載，蔣宗魯去世後，與其妻潘氏合葬於今盤州市城關鎮南面的龍耳坡上，墓向西北，原用青石包砌，墓碑立於萬曆戊子年（1588），正中豎行楷書陰刻「恩榮明進士巡撫雲南都察僉都御史虹泉蔣公、誥封太恭人潘氏墓」，碑柱浮雕花瓶、雙鳳、大鵬、八仙等圖案。
明末書法大家蔣傑——
蔣傑書法代表作《登岱詩》開篇 （網絡圖片）
字美若，號象岩，普安州人，明神宗萬曆十七年（1588）進士。曾任廣東副使，文採風流，詩文清麗，雅有時譽。他縱情山水，足跡幾半天下，所到之處，多有題詠，其在贛粵交界的大庾嶺主峰梅嶺上的「南粵雄關」「嶺南第一關」石刻匾額題字，至今猶存。其與黃道周、董其昌、米萬鐘被喻為「晚明四大書法家」。
蔣傑的傳世書法長卷《登岱詩冊》（市面上有上海書畫出版社和嶽麓書院出版社兩種版本），筆意隨詩意起伏，時而剛時而柔，時而迅捷時而遲緩，時而飄逸時而沉穩，時草時行，中鋒與側鋒並用。書韻縱逸與詩情灑脫相映成趣，書法顯露了情性，情性又融會於書法，獨樹一幟。蔣傑罷歸時，正值貴州有安邦彥叛亂，他便流寓荊州，以琴書自誤，直至終老。
吏部尚書王祚遠——
字無近，普安州人，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官至吏部左侍郎。《興義府志》說他「少負異才，下筆萬言立就，凡試牘不起草，既成而後補之。詩文閎肆，書法尤工。充經筵講官，丰神秀整，詞旨清徹，熹宗常目送之。總銓政，進退人才，各當其任。」
由於學識淵博、才學卓越，王祚遠倍受明熹宗的器重，擔任禮部侍郎期間，還充當了明熹宗的經筵講官。在充當經筵講官的時日裡，王祚遠以他丰儀秀整的形象，洪亮的談吐，贏得了明熹宗朱由校的常識。
王祚遠看到當時的苛捐雜稅造成百姓萬般疾苦，就提出反對礦監稅使掠奪、減輕賦役負擔、發展東南地區經濟，以及開放言路、實行改良等針砭時政的主張和意見，因為這些意見觸碰到了當時一些人的利益，所以以宦官魏忠賢為首的「東林黨人」，視王祚遠為眼中釘，橫加打壓，以致最終「以病請歸，未及大用。」
內閣學士景其浚——
字劍泉，興義府城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舉人，咸豐二年（1852）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後官至詹事府詹事、內閣學土兼禮部侍郎等；曾提督陝西、河南、安徽學政，累官至從二品，光緒二年（1876）去世。
景其浚工楷書，精鑑賞。同治十三年（1874），穆宗皇帝駕崩，靈堂上供奉的牌位文字，乃為其手書。
現將《清實錄》關於景其浚的部分記載，摘錄於此，其為官從政歷史及顯赫地位，籍此可見一斑。
咸豐五年（1855）六月癸卯：「以光祿寺卿周玉麒為浙江鄉試正考官，翰林院編修景其浚為副考官。」同治元年（1862）四月甲寅：「河南學政景其浚奏進《歷代君鑒》。得旨：景其浚所進《歷代君鑒》，足資考鏡，著留覽。」同治七年（1868）八月丁卯：「以詹事府詹事景其浚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光緒元年（1875）四月甲午：「以吏部……內閣學士景其浚、內閣學士翁同龢為大考翰詹閱卷官。」
提督安徽學政期間，景其浚題寫的「徽州試院堂聯」，流傳較廣，評價較高。該聯如下：「桃李在公門，地近三十六峰，多士悉鍾黃海秀；宮牆侔闕里，薪傳七百餘歲，幾人能讀紫陽書。」
景其浚曾上疏彈劾貴州巡撫張亮基，「玩兵侵蝕，縱暴殃民」，朝廷下詔革張亮基職。光緒元年（1875），以咸同年間貴州頻遭兵禍、興義府深受其害及官紳士民死難情形奏聞於朝，為之請蔭請襲，又主張將絕產充公，得到恩准。
豐縣知縣盧世昌——
盧世昌繪畫作品《芝蘭樹蕙圖》 （網絡圖片）
號絅齋，興義人，乾隆十七年（1752）舉人，兩年後考中進士。因其父首登是桂陽（今湖南省桂陽縣）人，三藩之亂加上幼年失怙，成人後遠離家鄉，到貴州做生意，並在興義成家，因此盧世昌出生在興義。取得進士功名後，盧世昌回到桂陽認宗歸祖，復籍為桂陽人，後授豐縣知縣。
盧世昌勤政廉政，開倉賑濟饑民，對官場的繁文縟節十分厭倦，最後被免去官職。回到興義後，參與了興義縣城的選址和趙家渡石拱橋（已毀）的修建。《興義府志》說：「歲飢，開常平倉以賑之，先發而後請刻，大史優容之，但令歲豐補足，加敬焉。世昌又善形家言，縣城之建於黃草垻也，實世昌相度之，人以為得陰陽流泉之勢焉。」
盧世昌文學功底深厚，詩文頗豐。主修了《豐縣誌》，著有《丹霞山人集》，善於畫蘭，有《滋蘭樹蕙圖傳世》。《黔詩紀略後編》存其詩六首，其中《自題藏書室》四首之一云：「結廬亦人境，因樹盪煩囂。容膝不在廣，取足在書巢。綢繆拾荊棘，零落團衡茅。西風從何來，吹我青林坳。秋聲萃絡葦，白露泫蠨蛸。一朝歲月駛，兩鬢同蓬凋。寶哉換骨丹，覽古時長謠。」
畫梅高手陳周書——
陳周書繪畫作品《墨梅圖》 （網絡圖片）
嘉慶十年（1805）乙丑科進士，三甲第一百另八名，蕪城（今江蘇省江都縣）為官。網絡上有這樣一段評介文字：「善畫梅，有逸氣，惜不輕作，好奇學古士也，其才足以上下千載，其學足以囊括士林。」
陳周書留下的多幅梅畫作品，至今亦是收藏佳品。據卓克藝術網介紹，2019年9月6日，上海朵雲軒拍賣行，以13800元的價格，拍賣了他的一幅題為《墨梅圖》的作品。該網同時展示了他另一幅作品《月下牡丹扇片》，顯示為上海敬華拍賣行，估價6800元以上。
辰州知府景方昶——
景方昶為景其浚侄子，景氏家族第二個進士，安龍歷史上第三個、也是盤江八屬最後一個進士。光緒十五年（1889）中式，「選庶吉土，入翰林、授編修」。曾作為副考官，到河南、廣東參與主持鄉試。後朝考業績優異，列為「京察一等」，外放湖南辰州任知府。
景方昶題贈的刻銅墨盒盒蓋 （網絡圖片）
辛亥革命後，清朝滅亡，景方昶作為清朝遺老，隨侍退位皇帝溥儀定居天津。「參考網」有一篇題為《我與刻銅墨盒的初戀》的文章，作者說他收藏到一方景方昶題名的刻銅墨盒，比較欣慰。文中寫道：「景方昶系清宮庭官吏，末代皇帝溥儀對景方昶青睞有加，其在《我的前半生》中，曾四次提到景方昶。1925年2月，溥儀在日本人的保護下，移居天津租界張園和靜園。景方昶作為追隨者，也從北京來到了天津。溥儀在王公舊臣的輔助下，在天津張園重新組建了『小朝廷』，以期實現他們所謂『還政於清』的夢想。溥儀來到張園後，下了『諭旨』，改北京紫禁城時的內務府為『清室駐天津辦事處』，辦事處內設軍機處；任命鄭孝胥、胡嗣瑗、景方昶等人為駐天津顧問。軍機處下設總務處、庶務處、收支處、交涉處等，收支處由景方昶任事。除此之外，景方昶還得到了更重要的差事，溥儀欽點景方昶為『南書房行走』……景方昶得以入職南書房，以清末遺老的眼光看來，確屬殊榮，受到的恩寵程度是不一般的。由此基本可以確定，此方微型文字墨盒，應該是溥儀近臣景方昶所題贈的，是一方很有研究和收藏價值的收藏品。」
晚清民國時期，被稱為「最後的文玩」的刻銅文房，深受文化名流和收藏愛好者的追捧，風行一時，曾擔任興義筆山書院山長的姚華，參與製作的刻銅文房，非常出彩，熱衷收藏者眾。說明身為文化人的景方昶，也參與到了刻銅文房的製作中。
限於資料和精力的局限，這裡只是一個粗略的考證，旨在拋磚引玉，許多進士的生平事跡和更多為官從政經歷，還有待有志於此的專家學者，進一步挖掘和探求。
二審 舒鵬倩
三審 彭原清
（責任編輯 戴宏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