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後套我們原來不知道的故事
作者：榮朝和
我1969-1978年下鄉呆了9年的內蒙兵團二師十四團二連，之前是位於巴彥淖爾盟烏拉特前旗的蘇獨侖農場二分場，兵團撤銷後所恢復的也是這個名字。蘇獨侖農場位於後套平原的東北角，在烏家河（或烏加河）北邊，二分場又地處蘇獨侖農場的東北角，最近的烏家河橋在我們西南約10公里處。烏家河外邊的引水乾渠長五壕緊貼我們連北邊的田地向東南流經西沙梁公社，即現在的蘇獨侖鎮，然後繞到烏梁素海東邊。烏梁素海距我們二分場東南約20公里。
長五壕再往北就是地勢越來越高的山前沖積扇或洪積扇，越來越少的農田主要應該是依靠雨水和山水，已得不到黃河水灌溉。分場往北約20公里是屬於陰山山脈的德嶺山，再往北經過有秦長城的烏不浪口，就會到達屬於內蒙古高原的陰山北麓烏拉特乾旱荒漠草原，中蒙邊界上的甘其毛都口岸距我們分場北偏西不到200公里。總體來說，我們下鄉待的這塊地方雖處在華北農耕區的西北部邊緣，然而由於有黃河潤澤，農業條件相當不錯。
河套平原是個有歷史有故事的地方，但我們當時卻很少了解。後來，在書報、電視以及網絡上多多少少了解到一些關於那裡的歷史，讓人不由得對那塊待過的地方多了些認知。很希望藉此機會相對系統地整理一下可以查找到的信息，讓自己和當年的戰友對那個邊陲之地的地理方位與演變有一個比較完整的認識。
一、「黃河百害 唯富一套」的河套是哪裡？
關於河套，實際上有很多相互關聯的概念，比如河套、後套、前套、西套、東套……但我們當年並不清楚，連河套與後套的關係都沒理清。有些詞甚至當時就沒聽說過，只知道有「黃河百害 唯富一套」的說法，而我們就在「河套」。其實搞清這些概念及其相互關係還是挺重要的，至少可以幫我們對當年呆過的那個地方建立方位感，而河套的歷史也與這些地理時空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現在我們知道，一般而言廣義上的「河套地區」是包括黃河大「幾」字內偏北的鄂爾多斯高原（也稱鄂爾多斯台地），以及寧夏平原、巴彥淖爾平原和呼和浩特周邊土默川平原的整個地區，最早出現在古籍中的「河套」就是指這個廣義上的河套，大體為圖1中的紅框內。「大河三面環之，所謂河套也」，是《明史》對河套地理範圍的敘述，其範圍西至寧夏賀蘭山，東至山西偏關，北到內蒙狼山、大青山，南至鄂爾多斯高原。
而單獨的寧夏平原被稱作「西套」、巴彥淖爾平原被稱為「後套」，土默川平原則稱為「前套」。也有不少人把前套、後套及西套三地合稱河套平原或河套地區。或者相對於寧夏的「西套」，把地處內蒙的前套和後套及兩套之間的小塊平原地區一起合稱為「東套」。狹義上的「河套地區」一般只是指巴彥淖爾的「後套」。我們的蘇獨侖農場當然屬於廣義河套地區，但相對準確些說則是位於後套。
看到有人從行政邊界視角去定義後套範圍的變化，對我們理解後套地區的具體構成也很有幫助（見圖2）。以1958年巴彥淖爾盟與河套行署兩地區合併的時間為界，合併之前河套行署所轄的範圍東起烏梁素海、西山咀，西到杭錦後旗三道橋、太陽廟，南抵黃河，北至烏加河，當時後套的行政面積約1萬平方公里（這裡且稱其為「小後套」）；合併之後，後套面積增加了原行政上不屬於河套行署的4塊約5000平方公里土地。它們包括：（1）磴口縣烏蘭布和灌區，面積1500平方公里；（2）1958年從烏蘭察布盟劃歸巴盟的烏拉特前旗三湖河平原，面積1300平方公里；（3）烏拉特前旗所轄的山旱區明安川（從烏梁素海東岸到包頭固陽縣西），面積1700平方公里；（4）原烏拉特中後聯合旗（即現烏拉特中旗、後旗）陰山南麓抵烏加河北岸的烏北灌區，面積500平方公里。
這樣看，我們蘇獨侖農場實際上應該屬於那個「烏北灌區」，是在之前河套行署所管理的「小後套」之外。內蒙兵團西部的的1、2、3三個師配置在後套地區及周邊，相對準確些說基本上是分布在前述「大後套」地區，1師師部設在磴口，2師師部位於烏拉特前旗的烏拉山，3師師部設在臨河。其中2師除個別團分別位於包頭附近和山區牧場，絕大多數團場和連隊都是接收分布在烏拉特前旗和五原縣的勞改農場或國營農場，屬於後套平原的成熟開發地區，在兵團各師中自然條件最好。1師和3師據說都有些連隊位於烏蘭布和沙漠邊上，也有在黃河南邊庫布齊沙漠邊上（已不屬於巴盟範圍）的，特別是有些還要在條件不好的地方白手起家，比我們艱苦。
1958年以後，河套或後套作為地級行政的名稱不復存在，前述5塊地理位置連在一起且依靠黃河水自流灌溉或得到山水灌溉的平原地區，當時在行政管理上統一到巴彥淖爾盟，在其後幾十年時間裡被民間俗稱「後大套」或「大後套」。但也不能把後套與巴彥淖爾混為一談，因為目前巴彥淖爾市全境面積有6.44萬平方公里（見圖3），相比之下後套只是該市所轄面積中的很小一部分，陰山和烏拉特草原的面積要大得多。更何況巴彥淖爾的行政邊界曾多次變動，西邊面積同樣廣大的阿拉善盟，曾經也是巴彥淖爾盟的組成部分。
二、黃河之水天上來 後套之地多曲折
地質學家們認為，印度次大陸板塊在大約6500-5000萬年前撞上歐亞大陸板塊，自此抬升起了喜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到如今仍在不斷升高。青藏高原造成了我國地勢西高東低，且使絕大多數河流都從西向東流。因此黃河這條大河的形成與流向，也與喜馬拉雅造山運動及其上中下游地區的地質地貌密切相關。李白詩句說「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實際上黃河河道逶迤婉轉，百彎千回。我們在這裡不說一般的小彎折（實際上黃河的小彎折也都非常壯觀），只說黃河拐得最大的那個彎。
黃河上游在流出現今蘭州附近的地段以後，東面遇上地勢較高的黃土高原，南面則是秦嶺，只好折向北方。黃河北流經過賀蘭山與鄂爾多斯高原之間的地塹後，又遇到陰山山脈的狼山，只好再次轉向並在陰山山脈和鄂爾多斯高原之間向東流。黃河大「幾」字上面的一橫在東面遇到南北格局的呂梁山脈阻攔時改為向南，在今呼和浩特市附近的托克托縣進入其中遊河段的蒙晉陝大峽谷。直到再次遇到秦嶺擋住南路，才結束其「幾」字走向，最終向東並在廣大的平原上一瀉千里流入大海。
由於流經黃土高原，因此黃河水含沙量極高，沿途也形成了很多衝積平原。人們一般比較關注的是黃河數百萬年來在其下游不斷擺動的河道，和不同出海口大片地區的造地能力，譬如華北平原等。但實際上，黃河在其上游地區也造就了三塊重要的沖積平原，即前述寧夏平原、巴彥淖爾平原和土默川平原三個「河套」。
後套平原是北上的黃河遇陰山山脈折向東流後在數百萬年間泥沙沉澱而成。黃河在這個拐彎的地方遇到陰山山脈與鄂爾多斯台地之間的巨大山坳，應該是先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湖泊。如果按照目前後套平原的面積，湖的東西長約200-300公里，南北寬100-200公里；如果再加上西南烏蘭布和沙漠的部分面積，該湖還要更大。那個古代大湖的西邊入口在現今磴口及其更上游，東邊出口則在陰山支脈烏拉山「西山咀」（即今烏拉特前旗）。由於河水入大湖後流速放緩，因此所攜帶的泥沙就在湖中沉積並逐漸抬升湖底。從人類有記載時起，這一大片湖泊已經初步形成沖積平原的地面，但烏蘭布和與後套的造地過程有差別。
在圖4的歷史地圖上，黃河先是在「老磴口」（位於現磴口上游約70公里處）分出一支「西派」進入烏蘭布和，並在吸收其他河水形成兩個中型湖泊（其中一個是歷史上著名的屠申澤）以後，與黃河「東派」在現磴口一帶再次分叉形成的「北支」（即烏加河）聚合。圖中黃河東派分為北支、中支和南支，實際上應有更多支。圖4體現的年代應該遠早於清初，因為據記載屠申澤在隋代就已經乾涸，所以位於烏蘭布和的黃河西派理應在那之前先斷流了。
其實黃河西派的流向原來也不穩定，新中國地理學家就在磴口西邊30公里寬的沙地內發現了三條依次東西排列的黃河故道。而最早的「黃河西派」也許是從更上游的烏海附近開始分叉，烏蘭布和則是如今巴音淖爾後套已經衰老的兄長。漢代曾對烏蘭布和有過相當規模的移民開發，但被後期政策轉向所中斷，結果不但屯田荒蕪、城鎮廢棄，烏蘭布和也遺憾地退化為沙漠。漢代在烏蘭布和屯田無疑是依靠了當時黃河的水利條件，而其從良田到沙漠的變化也顯然應該與黃河西派斷流有關。
記載中在後套土地上東流的黃河仍不斷改變流經路線，失去西派尾水補充的北河在相當長時期仍舊充當過主河道。但由於河道不斷擺動，後套沖積平原的地勢也在改變，加上陰山南側的洪積扇不斷擴展，北河的過水量逐漸減少，最終使南河成為黃河東流的主河道。1850年（即道光30年），位於烏家河的北河終因泥沙淤積而斷流，而原南河所形成的黃河幹流到今天在巴彥淖爾市境內長度為345公里。需要說明的是，黃河在內蒙古境內相對水流平緩，因此元明清時期這一段黃河幹流上存在著一定的水運交通。特別是1850年那次黃河改道，使黃河幹流至少開通了百年從老磴口向下游八百里的季節性通航，方便了沿岸的客貨交通，沿河形成各類型碼頭也助力發展了磴口、臨河、包頭等規模不等的城鎮。直到1958年包蘭鐵路竣工，這一段黃河水運才結束其歷史。
至於烏蘭布和之所以能先於後套被開發的原因，在這裡也可以做一些推理分析。黃河中的大量泥沙會在河水流速變慢的地方沉積下來，黃河在出寧夏進入古後套大湖以後相當於河道一下子變寬，流速放緩必然使泥沙沉積在湖底，並使湖底越抬越高。而且湖的不同位置水流速度肯定也不一樣，一些地方湖底會先露出湖面成為陸地，而能保持水流快的通道仍舊是河道，而且必然是上游高下游低。清末民初著名渠商王同春經考察確認整個後套的地勢是西南高東北低，並在此基礎上不斷成功開渠墾荒，其實就是驗證了上面所說的道理。因此可以推測，地處上游的烏蘭布和最先被古黃河造成陸地，然後在後套地區由西向東不斷推演造地過程，直到北河斷流。
烏蘭布和在漢朝被開發時，已經從原來的大湖演變成為平原+湖泊（屠申澤）+濕地；而旁邊的後套地區當時還處在湖島濕地+河網的狀態，沼澤遍布，地濕苦寒，不適合農業開發。圖5所示清前期後套地區的地形，就說明1000多年後該狀態還沒有完全改變，巴彥淖爾被遊牧民族稱作「富饒的湖泊」確是恰如其分，多個縣城也因河道侵蝕而屢屢搬家。是1850年黃河改道才使後套地區真正進入平原+濕地+湖泊（烏梁素海）的可開發狀態，而旁邊的烏蘭布和已經退化成沙漠。雖然烏蘭布和經過解放後幾十年的治理，目前已經開始向沙丘+綠洲（濕地）轉變，但要實現沙漠的徹底治理還有很長路要走，其教訓應該認真汲取。
三、從「河套人」想到農耕和遊牧的歷史性分野
在遠古年代，後來形成黃河流域及河套的地區當時陰山山脈還未抬升，當地氣候溫和，草木繁茂，有過大量形態各異的生物包括恐龍曾在此生活。古生物學家後來在陰山以北地區發現了很多早期生物化石，溫更一帶也有煤礦，而黃河南岸的鄂爾多斯高原蘊藏了極其大量的煤炭資源，目前有我國最大的露天開採煤礦。說明廣義河套地區在很久很久以前有非常好的生態條件。
至於人類在河套地區存在的歷史，需要先簡單說一下人類進化史。目前研究認為，人類祖先約700萬年前在非洲最終與猩猩們分道揚鑣，開始離開森林向在地面兩足行走轉變。到250萬年前猿人進化成能夠製造石器工具又學會用火的「直立人」，並開始多次走出非洲來到亞歐大陸的其他地方。科學家已經發現多處史前猿人到達中國的考古證據，例如生活在約170萬年前的雲南元謀人，陝西「藍田人」甚至可能來得更早，還有生活在約50萬年前的周口店「北京人」，都屬於直立人種。但古人類學家認為早先走出非洲的直立人都相繼滅絕了，現代人類的直系祖先是直到約5萬年前才最後走出非洲的「智人」，目前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所有現代人都是智人的後代。
從上世紀20-30年代起，中外學者相繼在中國發現了智人生活的遺蹟。例如，同樣在北京周口店生活在約3萬年前的「山頂洞人」，並不是「北京人」的後代，而是後來才到的智人。而河套地區是中外學者最早在中國發現古人類遺址的地方。1922年，在今內蒙古伊克昭盟烏審旗薩拉烏蘇河河岸砂層中發現了古人類化石，地質年代屬更新世晚期。後來，在周邊地區發現了多處同時代的古人類遺骨，且經研究確認是3.5萬年以前生活在鄂爾多斯的智人，並將其命名為「河套人」。也就是說，在鄂爾多斯一帶生活的古人類「河套人」大概率是「山頂洞人」的前輩，也是現代中國人的祖先。因此，鄂爾多斯或廣義河套地區為研究現代人類在中國的早期活動做出了重要貢獻。
華南師範大學地理科學學院李保生教授是原來我們十四團二連的戰友，在他作為地質與地貌學家的學術生涯中，一直長期關注著鄂爾多斯高原上的古生物生存痕跡。有意思的是，他帶領的地質和古人類學團隊2006年在出土「河套人」的薩拉烏蘇，發現了9-10萬年前的諸多人類活動遺蹟。根據李教授和多個單位的研究成果，「河套人」最早在鄂爾多斯地區生活的年代比原來估計的年代大大提前。這一發現在國際學術界都有重要意義，因為它為智人走出非洲的準確年代提供了新的事實依據。
我對保生他們的研究成果也感興趣，是因為「河套人」生活的時空節點中包含了太有趣的故事。研究確認智人在鄂爾多斯是以採集+狩獵的模式生活了數萬年，說明鄂爾多斯當時的自然條件很適合農牧革命發生以前的古人類生活方式。而從鄂爾多斯向南向東，就是中華農耕文明的起源地，向北則是草原遊牧民族的發祥地。不難想像，大約3萬年前，由於氣候、植被、資源數量等條件變化，已經在鄂爾多斯生活多年，甚至已經把狼馴化成忠誠家犬的採集+狩獵部族，大體分成兩支離開了過於擁擠的老家，其中一支向南向東，另一支向北遷徙。
向南向東的那一支到距今1萬年前時已經遍布在黃河、長江流域的廣大地區，靠栽培五穀和水稻、同時養殖耕牛、家豬和雞、鴨等而進入了定居為主的農耕社會。向北的那一支則在廣袤的草原地區如魚得水，主要以放養馴化了的馬、羊同時繼續漁獵，靠奶品與肉食為生，成為在馬背上隨季節遷徙、縱橫馳騁的遊牧民族。
有專家認為，內蒙古河套地區極有可能是非洲古人類向亞洲大陸遷移的重要駐足之地。隨著對於「河套人」考古研究的不斷深入和新的發現，更多精彩將會呈現在人們眼前。真希望保生他們下一步的研究可以找到更多證據，說明我們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在那樣的史前年代，是通過怎樣的過程分別形成了歷史悠久的兩支陸上基礎性文明，和我們的河套為孕育最初的文明還做出了哪些貢獻。
居住在河套一帶的先民還為我們留下了珍貴歷史文化遺存——陰山岩畫。世界上最早的岩畫始於1萬年前，遠早於約5000年的文字形成歷史。通常認為岩畫是在人類正式發明文字之前，但已開始從採集-狩獵生活模式向農牧生活模式轉型的時期，用於記錄自然現象、生物百態、人類活動和信仰。中國很多地方都有岩畫，原來比較有名的位於賀蘭山，但後來人們在長340公里，寬40-70公里的陰山山脈區域裡，發現了5萬餘幅畫面的上百個岩畫群，其分布範圍之廣、數量之多、內容之豐富，都大大超過賀蘭山岩畫，是世界上已知最大的岩畫寶庫。眾多數量的岩畫無疑有助於我們破解生活在河套這片土地上的先民們的生存發展密碼（見圖6）。
此外，起源於商代的鄂爾多斯青銅器在春秋戰國特別是西漢初年達到較高水平，而在烏拉特後旗霍各乞發現的古代銅礦開採及冶煉遺址，應該就是鄂爾多斯青銅器的原料供應地。有研究認為，鄂爾多斯是中華民族早期與西亞古文明所形成文化交往「青銅之路」上的重要節點。河套地區的先民無論是在西套、東套還是鄂爾多斯，無論是走向農耕的分支還是走向遊牧的分支，都為創立華夏文明寫下了濃墨重彩的篇章，都是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
四、秦時明月漢時關 不教胡馬度陰山
後套平原地處歷史上中原農耕民族與北方遊牧民族長期爭奪的區域，陰山則是後套地區的北部屏障。陰山西端以低山沒入阿拉善高原，從西向東狼山、烏拉山、色爾騰山、大青山連綿展布，橫穿巴彥淖爾、包頭、呼和浩特、烏蘭察布，東端經錫林浩特止於河北張家口的大馬群山，共長約1200公里。陰山北坡舒緩連接內蒙古高原，南坡陡峭，如海拔2364米的最高峰呼和巴什格與後套平原之間有1000米左右的斷崖式落差。在後套北邊高聳的陰山阻擋了南下的寒氣和北上的水汽，加上黃河和眾多湖泊的存在，使得陰山南麓形成了濕潤的小氣候系統。對於以畜牧為生的北方少數民族來講，一旦進入河套就等於進入了中原的北大門，可據河套水草豐美之地向南擴張勢力；而對於中原來說，宋以前很多王朝定都西安及附近，一旦河套有失北部邊防就全線吃緊，直接威脅都城，也成為生死之地。
陰山地形相對有利於北方草原民族，而以漢族為主的農耕民族就必須通過修築長城和關塞盡力守住陰山。後套平原北邊的陰山上有4條可用於翻越的古道，其中有3條在今天的巴彥淖爾市境內。從西向東第一是位於磴口的狼山哈隆格乃山口，山前建有著名的雞鹿塞；第二是在烏拉特後旗的狼山達巴圖溝口，山前建有另一座古關塞高闕塞（見圖7）；第三是位於烏拉特前旗和五原縣北面德嶺山之後的烏不浪（關）口，離我們蘇獨侖不遠；第四則是位於今包頭昆都侖河谷的光祿塞。占據可從陰山通往河套的縱谷通道尤為重要，各代封建王朝持續在這裡經營，阻遏遊牧民族入塞南下。2000多年來，圍繞著打通或把守這些關鍵谷道，河套大地上發生了數不清的戰爭。所留痕跡最明顯的就是趙、秦、漢各代長城，以及隱現於白沙荒草之中的烽墩、堡邑。
戰國時期推行「胡服騎射」的趙武靈王向北擊破林胡和樓煩後，沿陰山東起今河北西至巴盟後旗的高闕修築長城，並置雲中郡，這是河套設郡之始。戰國後期，匈奴單于乘機率軍越過趙國陰山長城，占領黃河「幾」字一橫以北的肥美草場，還渡過黃河占據了「河南地」（大體是指鄂爾多斯高原西部，也包括銀川對面的臨黃河可耕地塊）。
秦始皇統一中原後，以蒙恬為主將統兵三十萬北征匈奴。秦軍當年就收復了「河南地」和寧夏，設置多縣，並遷內地犯人開墾西套土地，次年蒙恬率兵北渡黃河取得陰山以南所有地盤。秦始皇令將燕、趙所築長城首尾連接起來，很多位置的秦長城都是用山石沿陰山山脊重建的（見圖8）。秦朝修築的700多公里「高速公路」秦直道則是從咸陽直通包頭，那時叫九原，旁邊也有個「五原」，當時並不在後套那邊，但無論後套、前套還是西套，當時都無疑已屬於大秦帝國的疆土。
秦王朝瓦解後，匈奴趁機恢復故地，直到漢武帝時期漢朝才取得對匈奴的優勢。漢朝在烏蘭布和及後套地區設立朔方郡，新設若干移民屯田縣，包頭附近則為五原郡。位於狼山的高闕塞和雞鹿塞，無論在戰爭與和平時期都發揮過重要作用。史書載武帝時期「漢以衛青為大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漢武帝元狩年間，大將霍去病北征出擊匈奴，經銀川平原沿黃河北行，出雞鹿塞直達居延，取得了軍事上的大勝。
漢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匈奴呼韓邪單于首次入朝長安，當其由長安返回漠北，就是由雞鹿塞穿越陰山北上的，受到漢朝禮送，據說禮品包括在烏蘭布和屯墾收穫的很多糧食。西漢竟寧元年（公元前33年）漢匈和親，王昭君偕單于出塞，也是從雞鹿塞前往漠北的。漢朝修建的外長城位置是在陰山山脈北面約100公里以外的荒漠草原中，還在陰山北面修建了一座用於接待匈奴降將的「受降城」，也成為著名邊防要地。
五胡十六國時期，眾多遊牧民族逐鹿中原，北方地區戰亂頻繁，但隨著北魏王朝的漢化改革取得明顯進展而獲得轉機，北方一度獲得統一。北魏防範北方柔然的前線也在陰山一帶，北魏前期在都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以北邊境沿陰山設置了六個軍鎮，被稱為「六鎮」，後來陸續有所增加，但仍沿用六鎮之稱。北方六鎮是北魏國防的生命線，其中最西邊的軍鎮是沃野鎮，始置於今巴彥淖爾市臨河區西南，後遷至漢朔方故城。沃野鎮也是北魏政府的重要牧場。隋朝則在後套地區設置了五原郡。
唐代雖然相對強盛，但同樣需要用大量國力處理與北方遊牧民族的長期紛爭。唐朝時期的北方遊牧民族主要是突厥和回鶻。唐沒有像之前朝代那樣大修長城城牆，但漢受降城應該是唐建立邊疆防禦體系的主要模仿式樣。古籍多處提到唐中期以後分別在陰山以南、黃河以北興建了東中西三個受降城，據考證東受降城位於現包頭附近、中受降城位於現烏梁素海南部、西受降城則位於今巴彥淖爾市臨河，在圖9《河套唐州郡圖》中可以找到它們的位置。
三個受降城都設在後套地區或附近，體現唐朝重視陰山-河套防務，唐燕然都護府（後改為安北都護府、鎮北都護府）也曾設在今天的杭錦後旗一帶。有記載唐朝在其他地區也設有個別受降城。各受降城通常具有行政、屯兵、屯糧、交通、商業等多種功能，戰爭時期無論進攻還是防禦功能都是重要的戰略戰役支點，和平時期則成為農耕與遊牧諸多民族商品交換與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與節點，但與所繼承原漢名中「受降」的意義已基本無關係。
960年北宋建立，在宋、遼、夏、金對峙分裂時期，西套和後套都是西夏的重要統治區域，其首都興慶府（今銀川）就坐落在西套。 而西夏北部邊防的 黑山威福軍司，其轄區位於今內蒙古境內包括後套平原、小佘太、明安川、包頭平原等地。西夏被後來興起的蒙古鐵騎五次征討所滅，其中成吉思汗於1207年、1209年的第二次、第三次征伐西夏，均攻破斡羅孩城，據考證為今巴彥淖爾市臨河區的高油坊古城。元代陰山南屬大同路雲內州，陰山北屬德寧路，統歸中書省直轄。馬可波羅途經了位於原中受降城的天德軍城。
明初，北元大將擴廓帖木爾盤踞河套與明廷對抗，明太祖花費將近30年的時間反覆掃蕩漠南蒙古勢力，奪回了河套地區；但土木堡之變後，明朝先放棄了原受降城，繼而棄河守牆，有明一代河套邊患終不能祛除。據說「河套」一詞的出現就是用來特指過去一直必須盡力爭奪，但當時已經無法被明朝控制、只能無奈放棄的明長城以外地區。直到清朝統一漠南漠北，河套地區綿延2000年的塞內外兄弟民族的大規模武裝衝突才結束了。然而近代以來，這裡竟又再次成為關係國家危亡的前沿地區。
清政府不希望統一強大的蒙古再次出現，因此將蒙古地區分為內屬蒙古和外藩蒙古分而治之，大體上按照早期的漠北蒙古和漠南蒙古劃分，中間隔著廣大的戈壁沙漠，並沒有明確邊界。清朝設立了掌管蒙古地方事務的蒙古衙門，後改為理藩院（部）統管蒙古與西藏地方事務。17-18世紀俄羅斯東擴期間侵吞了很多人煙稀少的土地，但內外蒙古都是服從清朝中央政府的，然而高度自治。雍乾時期，清在內蒙古築歸化城（後稱歸綏，即今呼和浩特），派兵駐守並設立歸綏道（包括後套地區），由山西省管理。
辛亥革命後，民國政府將清政府的理藩院改為蒙藏事務局（委員會）。由於外蒙古先後在沙皇俄國和蘇聯的鼓動下謀求獨立，內憂外患的民國政府為防備內蒙古跟隨外蒙而去，先後採取措施加強防範。1914年北洋政府將歸綏道分離出山西，建立綏遠特別區，同時成立了內蒙東部的察哈爾特別區及熱河特別區，1928年，這三個特別區分別改為省，並增設寧夏省（見圖10），其中綏遠省省會為歸綏。
這些措施除了應對外蒙獨立的影響，後在挫敗日本吞併包括河套地區的整個內蒙古的鬥爭中也變得至關重要。1933年3月熱河省被日軍占領並被併入「滿洲國」；日軍繼而進攻察哈爾，扶持偽「察哈爾盟」；1937年10月日軍進占歸綏和包頭並扶植偽蒙德王，成立了依附於關東軍的「蒙疆聯合委員會」「蒙古聯盟自治政府」等分裂機構，並繼續武裝有數萬人的偽蒙軍。而後套在這場被步步緊逼的鬥爭中挺身成為中方最後的陣地。
五、著名綏西抗戰之地 血肉築起的新長城
民國時期的綏遠省管轄範圍大致包括現在的烏蘭察布市、呼和浩特市、包頭市、烏海市、巴彥淖爾市和鄂爾多斯市。巴盟後套地區曾經分別是著名將領馮玉祥和抗戰名將傅作義的行政、駐防與戰鬥之地。1926年9月，擔任西北邊防督辦的馮玉祥，帶領其原駐屯並準備開發後套的15萬「西北邊防軍」，於五原誓師宣布加入國民革命，在率部離去參加北伐戰爭前報請中央批准設立了磴口縣。
1931年，傅作義因善戰而就任晉綏軍第35軍軍長兼綏遠省政府主席和全省保安司令部司令，自此後套地區就成為傅作義長期屯兵、訓練、設防、進攻等戰事活動的主要基地和戰場，陝垻（今杭錦後旗）、五原、臨河等地則分別成為過綏遠省會、省政府和長官司令部的所在地。1933年1月，傅作義奉命率部由綏遠出師東進開赴抗日前線參加長城抗戰。1936年11月，傅率軍擊退了日軍和偽蒙軍對綏遠東部的進犯，斃傷和俘虜敵軍數千人，攻克位於包頭東北約150公里的戰略要地百靈廟。百靈廟戰役是在我國14年抗戰史中的首場勝利，具有重要歷史意義，極大激發國人抗戰激情並促成張楊發動西安事變。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傅作義任第7集團軍總司令；8月率部參加平綏路東段作戰，抵抗日軍從北京向冀北、察哈爾和山西方向的進攻；10月在山西忻口會戰中，傅作義所部出其意料地主動出擊，夜襲了敵板垣司令部的前線指揮所；11月率部堅守太原，戰鬥打得非常慘烈，傅部撤出後回防後套地區。1937年12月，傅作義升任第二戰區北路軍總司令。1938年12月，傅作義被任命為為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二戰區北路軍總司令，從此擺脫了閻錫山的控制，在綏西自成體系。
在國民黨軍中，傅作義的部隊一直以堅決抗戰而著名，而且作戰勇猛，攻守兼備，屢建奇功。而且該部在山西和綏遠等地抗戰期間與八路軍及我黨相關根據地一直保持了友好合作關係。由於治軍有方、軍民關係相對融洽，例如模仿八路軍頒布了其自己的《十項紀律》，傅作義的國軍部隊也被各方稱作「七路半軍」。
1939年冬，為積極配合其他戰區，增援主戰場，傅作義率部再次從綏西後套出發奔襲並一舉攻克日軍戰略要地包頭。該戰斃傷日軍及偽蒙軍逾千，俘虜日軍官20餘人，擊毀軍車60餘輛、坦克4輛。日軍遭此重創，惱羞成怒，從山西、河北調集大批部隊組成共約3萬人的日偽蒙軍，出動千餘輛軍車車並配合飛機、坦克和大炮奪回包頭。並於1940年1月27日由包頭分三路向綏西發起報復性進攻，打算徹底摧毀中方第35軍的綏西根據地並占領後套地區。
三路日偽蒙軍分別沿烏拉山的前山（今包蘭公路沿線）、黃河南岸和經固陽、大佘太的烏拉山後山北線向西進犯，分別遭到中國軍隊頑強阻擊。其中北線日軍第26師團在秦長城烏不浪口，與受命來援的寧夏馬鴻賓部81軍馬騰蛟35師（史稱西軍）三個團約3000餘名官兵，展開了非常激烈的正面陣地攻防戰。35師挫敗了敵人的多次進攻，甚至進行了白刃肉搏戰，日軍用飛機則投下毒氣彈。至2月2日晚撤出戰鬥時，35師已戰死約一千人，其中208團大部陣亡，205團亦傷亡有半。保存至今的烏不浪口抗日烈士陵園（見圖11），是後來為收殮並埋葬在烏不浪口阻擊戰中殉國的烈士而建。
在傅作義率主力主動西撤後，2月3-5日，日軍分別占領了五原、臨河、百川堡、磴口和陝垻等地。日軍認為西進重創中國軍隊和控制後套的目的已經達到，於是決定部署部分日軍和偽蒙軍準備長期固守後套重鎮五原，撤回大部分其他戰區的部隊。而傅作義則決定等到春天解凍，河套地區泥水泛濫致使日機械化部隊如陷泥淖時進行反攻，收復五原。
1940年3月中旬天氣轉暖，傅作義3月20日以35軍為主力攻擊五原城，而董其武的第101師則負責破壞烏加河橋並阻擊日軍的增援部隊。日寇侵占五原後在烏家河上加固可以通行汽車和坦克的木質橋樑，成為包頭經大佘太通往五原的要道，派有重兵把守。101師先炸毀大橋並全殲守橋日軍，然後隔河激戰3晝夜成功阻擊前來增援五原的約3000日軍和幾百輛戰車和火炮。烏加河之戰101師擊斃渡河日軍300多人，創造了國軍用一個師軍力抵擋住三個以上日軍聯隊進攻的戰例，101師也付出了巨大犧牲，300多名弟兄陣亡。五原戰役中日雙方在五原周邊激戰，該城數易其手，直到4月1日，日軍在中國軍隊強大壓力下最終決定放棄五原並撤出後套地區。
五原戰役史稱「五原大捷」，共殲滅日偽軍3400餘人，擊斃日軍總指揮官水川伊夫（皇族）中將、金騰少將、步兵聯隊長大橋大佐、特務機關長桑原中佐、偽蒙軍顧問中島少佐、警務指導官內久保作等。繳獲火炮30餘門，汽車50餘輛，輕重機槍50餘挺，步槍3000餘支，毒氣筒1000餘個，電台1部。五原大捷創國民黨戰區收復失地之先例。後套地區是整個抗日戰爭期間除滇西騰衝等地外，日寇在陸上侵入我國內地最西端的國土，也是中國軍民最早將侵略者驅逐出去的地方，日軍在那裡停留的時間還不到兩個月。國民政府為此將在大陸期間除蔣介石之外的唯一一枚最高榮譽獎章「國光勳章」授予傅作義。位於五原縣城北的五原抗日烈士陵園，則安葬著679位那次戰役陣亡將士的忠骨。抗戰勝利時，傅作義作為熱察綏第十五受降區受降主官，回到歸綏接受日軍投降。
六、後套水利與農墾事業的開拓者
從我們到兵團那一年開始直到差不多所有知青都已離開後套回城為止的9年裡，我們每一年的勞動都從來沒有少過各種各樣的挖渠。後套平原渠道縱橫，我們常年的挖渠勞動本身就是後套灌區生產條件的組成部分，但當年我們只是挖渠勞力，並不清楚後套灌區的渠道系統是如何構建成網的，特別是不知道先人們開發灌區經歷了怎樣的故事。
前面已經說到後套地區曾長期處於河網變動與沼澤遍布的狀態，不適合大規模農業開發，這種情況一直到1850年那次黃河改道並穩定下來以後才得到根本性改變。當然在那之前也有過一定的屯田，而且旁邊的烏蘭布和在漢代也有過半途而廢的屯墾歷史。後套廣袤土地開發的關鍵是引黃河水灌溉，而灌溉必須有渠道。黃河河道在後套內不斷擺動，在其後來的南河主河道與廢棄的北河烏家河之間的平原上，留下了多條黃河故道，從地圖上看，這些黃河故道後來成為後套地區引黃灌溉主要乾渠的走向（見圖12）。當然，如今後套灌區密如蛛網的灌排渠道也有自己的演變史，也有其感人的創業故事。有趣的是，清代後期河套平原的大規模墾殖事業並不是官方組織規劃實施的工程，而是民間主動從事的開渠和墾荒活動，這就要說到清朝在內蒙古的土地制度和一批具有企業家精神的「渠商」。
實際上從明朝起，山陝窮苦失地農民就開始斷斷續續地越過陝蒙邊界的明長城，進入蒙界給蒙人放羊或租種土地維持生計。清朝初期滿清政府擔心蒙漢聯手威脅到他們的統治，實行「漢蒙隔離」政策，不讓漢人和蒙人接觸，口外種地也受到限制。但後來因內地人口驟增人地比例失調，於是逐漸「開邊」，「走西口」的隊伍越來越大，所到的地區也越來越大，先是到灌溉條件已經較好的前套，再後來更多到1850年黃河改道後有變化了的後套。但內蒙這些地方的土地屬於蒙古族王公，漢人在此墾荒必須租種土地。於是，在後套立足的走西口漢人中逐漸形成一批民間渠商，他們有能力向蒙古族王公租借大片土地，從內地動員並僱傭成千「渠工」，自己規劃引水渠線路並籌資實施工程，然後再把渠工留下利用水利條件耕種土地，這些渠商則通過收租實現營利。
王同春（1851-1925年，祖籍河北）就是當時這批渠商中最有能力且最成功的代表。他也是走西口從給別的渠商做渠工干起，但在沒有正規測量技術的條件下，由於善於總結經驗教訓，很好掌握了合理利用地勢水勢策劃取水渠口位置和渠道走向與高程等方法。王同春作為「渠頭」和渠商的開渠成功率使其成為當地的「河神」，從同治到民國年間他從東端烏拉特前旗開始逐漸向西，先與人合夥投資開通通濟渠、長濟渠、塔布渠，然後獨立投資開通剛濟渠、豐濟渠、灶河渠、沙河渠、義和渠，這就是清末後套的「八大乾渠」。在此基礎上，他還挖通了270多條支渠和無數條小渠。我國著名地理學家顧頡剛、侯仁之和張相文等都對王同春給予極高評價。據說綏遠省當初五原、臨河、安北（位於今烏拉特前旗新安鎮一帶）等幾個縣如今的縣址和開發都與王同春開渠成功關係密切。
清末民初先後成立綏遠特別行政區和綏遠省，後套地區開始改制，削弱了原蒙古王公的權力，也促進了該地區的移民墾荒。經過不斷修挖和調整，八大乾渠到民國時期發展成為「十大乾渠」，灌溉面積達20萬公頃，灌區甚至也擴展到東面烏拉山前的三湖河地區。傅作義主政綏遠期間，除率部積極抗戰外，也發動官兵參與了屯田和興修水利。1941年他派部隊與民間合作開挖楊家河渠，1943年又以軍隊為主開挖復興渠，擴大了40多萬畝耕地的灌溉。屯田和水利建設促進了綏西糧食生產，繁榮了戰時經濟，也體現了傅作義治軍治水並重的指導思想。新中國成立後，傅作義出任共和國水利部長23年，其在任上向國家推薦醞釀多年的河套灌區實行「一首制」引水方案，建成了三盛公水利樞紐。
七、後套的渠網系統變成了什麼樣
後套灌區的渠道系統雖然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就已有長足發展，然由於未經全面規劃，渠系紊亂，而且初具規模的幾大乾渠都是直接從黃河開口引水，每年春季開河放水之後無垻自流，要等到秋灌結束後再組織大量勞力去封堵渠口。這就出現了枯水時大小渠口爭水，許多土地乾旱歉收或絕收；水大時又會漫過渠堤，淹沒大塊良田，形成洪澇災害。而來年春季「放口」的時候，又需要大量民工在春寒料峭的冰凌水裡，撈出上年秋天封堵渠口時塞填的麥草及各種泥石物料，方能疏通放水，被稱作「撈渠頭」。因此，通過提高渠化閘化水平，從根本上改善灌排和抗禦水旱災害能力，是後套灌區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後套先後進行了兩個歷史性規模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水利工程，一是19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三盛公水利樞紐工程，二是兵團時期1975年底開始的疏通總排乾工程。
圖13是坐落在巴彥淖爾市磴口縣境內，從1959年6月動員10萬民工開工建設至1961年5月竣工的三盛公水利樞紐，它結束了河套灌區因「多口引水、無垻自流」的局面，是後套灌區水利體系的龍頭工程。該樞紐的幹流大壩將黃河水位提升了約5米，並向新配套沿黃河北岸平行開挖長約230公里的輸水總乾渠（即「二黃河」）實行分水。該樞紐和二黃河的修建，使共13條引水乾渠不再從黃河直接引水，而改接入二黃河，並通過後期完善的10萬餘條、65萬公里密如蛛網的七級渠道，和18萬多座閘橋涵建築物，形成了設計灌溉面積73.7萬公頃，亞洲最大的一首制自流灌區。
1975年深秋，當時的巴盟動員15萬兵團戰士、農村青壯年和各級單位幹部職工，在嚴冬會戰「疏通總排乾工程」，這是我們在兵團及農場多年所幹過的規模最大、吃苦最多的水利工程。該工程使作為總排乾溝的烏家河向烏梁素海年排水能力達到5億立方米，用於解決後套長期有灌無排所致的土地鹽鹼化問題。經過後來12條配套乾溝及各級排溝的相繼疏通，並於1980年完成烏梁素海至黃河出口疏竣，在西山咀最後經過總排乾出口段連通黃河，實現全系統順暢排水。
烏梁素海作為河跡湖目前面積約300平方公里，該湖南北長50公里，東西寬20公里，湖面高程海拔1018.5米，最大水深約4米，但大片水域水深只在0.5-1.5米之間，湖水過淺導致總水量並不大。烏梁素海是黃河流域最大的淡水湖，也是地球同一緯度（北緯41°）最大的功能性濕地，是黃河生態安全的「自然之腎」，具有保護生物多樣性、改善區域氣候等重要功能。但由於黃河水量不足和節水要求，目前烏梁素海靠灌溉尾水和烏家河排水補水的數量已經越來越少，因此該湖也面臨著定期調水補充水量、改善水質的要求，每年春季黃河凌汛分流和其他補水量已達數億立方米。
經過清至民國近百年，以及解放後又是幾十年分不同階段陸續進行的大規模水利建設，河套平原上現在已經形成相當完善的灌和排分別都是7級配置的功能性配套體系（灌渠分級大體應該是總乾渠、乾渠、次乾渠、支渠、次支渠、分渠和農渠，排渠相應）。圖14是後套灌區灌排渠道體系示意圖，圖中紅線表示灌渠，綠線表示排渠，其中粗紅線為總乾渠二黃河，粗綠線為總排乾溝烏家河。可以看得出整個灌區內都是密如蛛網、縱橫交錯的渠道。圖15是二分場仍在使用的四支渠，其上游是一百多年前由王同春所開的義和渠。
八、必須順應大自然要求的後套未來
我們在兵團和農場的那些年中，連里所種植的主要農作物一直是春小麥，後套「雪花粉」至今仍舊非常有名，甚至比以前更加知名。但後來我們再回連時發現，農作物已經從當年的春小麥為主變成以葵花為主了。節水應該是轉變的重要因素。一季春小麥需要澆灌三到四遍水，那時候渠里的黃河水是敞開、無償使用的，支渠水似乎總是滿著，大水漫灌確實相當費水。在我們南邊的4連靠近烏加河，據說當年主要是種水稻，好像用水更多。這些年，由於黃河水實行地區計劃分配使用，如何節水就轉變為最重要的考量。
圖16是蘇獨侖農場二分場2014年執行的義和渠管理所用水流量與水費計算標準，表中的數據和詳細計算辦法我們不很清楚，但還是可以看出應交的總水費等於「指標內水費」「超水水費」「水資源費」和「群管水費」之和，而指標內水費是每立方5.3分，超水水費則是每立方10.6分，即超標準用水是要加倍收費的。圖17是2014年時蘇獨侖農場種得最多的向日葵，據說該經濟作物的耗水量和耗工都較少，但帶來的收益不錯，因此成為大多數農工耕作的首選。
後套平原的年降雨量在200毫米以下，據說按照氣象規律這應是一個荒涼乾旱、人畜稀少的地區。然而今天后套一片綠色和繁榮的景象，周圍被沙漠、荒漠與大山包圍，唯有這裡成為了一個「綠腎」（見圖18）。由於有黃河水灌溉，河套地區可不待降雨而獲豐稔，打破了「降雨量400毫米以下是荒漠草原」的規律，1000多萬畝良田由此產生。
人們真的應該感恩黃河，珍惜這難得的幸運，並且盡力順應大自然的規律和要求。中國人對後套的真正開發只不過是距今約150年前才開始的，這在人類歷史特別是自然與地理史上只不過是一瞬間。而且其中差不多100年時間我們灌溉靠的是在黃河河堤上「穿牆打洞」，直到三盛公樞紐才實現了後套的「一首制」自流灌溉，疏通烏家河才解決了鹽鹼化的問題。但後套地區的生態條件仍舊脆弱，而且黃河這條中華民族「母親河」仍舊負擔過重，隱憂不斷。
烏蘭布和的開發失敗包括地理、氣候、社會安定等多方面原因，但最主要的一定是水的問題或是與黃河的關係沒有處理好；而後來荒漠化的鄂爾多斯至少在戰國時期還有大片森林覆蓋。人類失敗的教訓就在旁邊。今天河套人的眼界也不能局限在後套自身，要從應對全球氣候變暖、青藏高原上河源的保護、到全流域恢復植被並讓黃河變清、到河水的平衡使用避免中下游斷流、再到實施上游南水北調的「引江濟河」工程……一定要珍惜並善待大自然賦予我們的這一無價瑰寶，確保其未來百年千年的可持續發展，續寫讓世世代代中華子孫永遠驕傲的後套故事。
榮朝和，1953年生；1969年北京日壇中學畢業；1969-1978年下鄉到原內蒙兵團2師十四團二連；1978年病退回京；1979年考入北京交通大學，分別獲經濟學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1991-1993年在中科院地理所從事博士後研究；1994年後任北京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運輸經濟學國家級重點學科學術帶頭人，2018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