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教學散憶
作者：陶正
一疙瘩像
一疙瘩像，就是一張像片。是陝北話？也許只是我當年插隊的那個小山莊的方言。本來，一別十四年，很多方言都淡忘了，可偶然翻出一張陝北的像片，又驀地想起來：噫，這得叫一疙瘩像哩！
像片是黑白的。歲月又給它又染上了一層土黃。很好，更切合了背景的土窯洞，垴畔山，和那時的生活色調。二寸見方的框框裡，挨挨擠擠，排著幾十個碎腦娃娃。或蹲、或站，有的喜眉笑眼，挺美氣；有的直眉瞪眼，憨溜溜的。後排正中，鶴立雞群站著一個年輕人，一個後生，鬍子拉茬的，戴一頂折了帽沿兒的軍便帽。那就是我，當年的我。
你只認識你自己了嗎？我？我想。忽然有些惶惑了。
我依次辨認那些小腦袋，為了檢驗記憶力，也為了檢驗別的什麼。
愛愛、猴六、明亮、金錄、猴華、鳳娥、連星、存蘭、成和、鳳蓮……還好，大都想起來了。
也想起了跟這些娃娃們有關的很多瑣事……
還好。
然而，這卻沒有使我寬慰，相反，倒勾出了一派悠悠悵悵的感覺，一種……好像是歉疚之情。
怪。倒究欠下了什麼呢？
我和鴨巷小學的娃娃們（1971）
試搭一下
那天，記得是麥收時節，我上山受苦回來，被貧管會主席攔住了。
「學生娃娃要念書，可歪好尋不下先生。」他說，「能的話，你給咱教上吧。」
「開玩笑。」我說，「原來的先生呢？」
「不中用了。」他說，「教的倒還拔尖兒，可那的出身是個富農……請外莊的吧，沒人情願來。一個月記工二百五十分兒，一分兒合不到三分洋，誰來？除過是憨大。」
這麼說他是把我當成憨大了？
倒也是。做革命的傻子，的確是我們知識青年的信條。
但我還有些猶豫。「我當教師，能行？」
「咋不能？」他說，「頭打你們進莊，我就把你看下了。當著全莊一百多號人，你講起話來嗬拉拉的，好說手嘛！」
這是指知識青年插隊的奠基禮——批判四類分子（說是四類，其實只有兩個對象：全莊唯一的、最窮的地主，和一個地里把式好、窯里作風壞的中農）。我當時慷慨激昂了一番，不料讓他記了個老結實。
「不行吧，我的文化程度不高……」我繼續推諉。
「喧謊。」他說，「北京的高中學生，教民小的娃娃，老消停。」
「我的話，學生能解開？」我又找藉口。
「球。他說，「解開解不開的，你把那股松娃娃攏到一搭里，別叫他們滿莊裡胡日鬼，就能行。我告訴你，對那號黑皮學生，你就上家法，沒麻達。頭兩年請的那個先生，才殘虎，一皮錘把個娃娃揍得背了氣，咋？咋也不咋？」
「我可是來接受再教育的。」我假惺惺的，拉大旗做虎皮。
「對著哩。」他說，「那你正該聽貧下中農安頓嘛。說下了！從今往後你就是陶老師了。我給咱貼安民告示去！」
我沒話可說了。他才是貨真價實的好說手。
其實，我的心也早活動了。我真怕他再請一位殘虎的拳擊手當先生，何況……
憑心而言，接受再教育，只不過是一句口頭禪，真正支配我們村知識青年的，是改造農村、改造中國、解放全人類的神聖使命感。我們還準備逐漸篡奪本庄的黨政財文大權呢。
當教師，就是掌握文權。
我恆心一定：「能咧，我試搭一下。」
稀罕事兒
下鄉的時候，我帶來一口巨大的老式皮箱。別的知識青年行李都簡單，莊裡派幾個十分兒勞力，帶幾條背繩，就背回來了。惟獨我的大皮箱，得套上驢，架上車，吱吱扭扭往回拉。
穿越封凍的小河時，拉拉車軋碎了冰面，陷住了。我跳進冰水中，齜牙咧嘴把車輪扛起來，引得趕車的老漢好一通彰揚。
卻也引發了一種議論，說我是大幹部家的娃，又必定是大黑幫家的。因為娘老子不是大幹部不能有這麼大的皮箱；大幹部不是大黑幫又不會把我罰下來受苦。「那皮箱，天大大，可重的危險！不曉得裝了些什麼。」「姓陶，劉鄧陶的陶，是陶鑄的兒，保險！」
其實皮箱裡裝著油印機、油墨、蠟版、鋼板，還有我們趁清華大學武鬥之機從工字廳偷來的一批紙張。我們用它辦了份小報，加強同各地知識青年的聯繫。
我在鴨巷主辦的四海交友、八方樹敵、繼續招展「解放全人類」的戰旗，意圖「踏平白宮光復紅場」的《紅衛兵通訊》（1969—1970）
從工字廳偷來的還有一批大筆記簿。我把它們一裁兩半，分給了報名上學的娃娃。
「知識青年教書還送本本兒哩，看稀罕了吧？趕快……」
驟然，報名上學的又多了不少。四五歲的猴猴兒也往學校窯里鑽。「開學嘍……」
開學第一天上政治課。這有理論依據：政治掛帥，政治第一，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
正巧，莊裡在轟轟烈烈打擊「小自由」，沒收社員們私開的「偷留地」，我便口占一首歌謠，教學生們哇哇地念。
「有些人，為自己，到處亂開偷留地，山窪窪里種白菜，拐溝溝里種洋芋……」
「他爺爺還種了玉米呢！」一個娃娃揭發，「我照見了，就在澗水溝彎里。」
被揭發的娃娃耷拉了腦，低低地罵了一句：「日你媽的板子。」
「悄悄價！」我說，「跟我念，念熟了抄，抄好了背，下學時排著隊在莊裡轉一圈，背給眾人聽。」
於是，莊裡便響徹了學生們的歌謠聲：「有些人，真可氣，不顧國家和集體。隊裡幹活混工分兒，窯里幹活出大力……」
「稀罕。」莊裡人又說了，「那人是辦學堂的，還是宣傳隊兒？還念不念書了？」
書當然還要念。沒書，得到延安去買。這回我可沒有施捨的資本了，得依照老例向學生家長要錢。幾個娃娃於是又退了學。還有的家戶，實在找不出那幾毛錢，只好兜幾顆雞蛋兌給知識青年集體灶。按時價，合一塊錢二十五個。
到延安買書，我可倒了運：一下汽車，錢包就讓「佛爺」摸去了，估計是北京的弟兄們做的手腳。
搜搜衣兜，還有幾個鋼蹦兒，給父親打了一疙瘩信，索取賠款。就身無分文了。
晚上，厚著臉皮進了一家大車店，用好言軟語頂了五毛錢住宿費。第二天步行一百多里山路回村，半路就把鞋穿爛了。
一個學生娃發現了新大陸：「照，照，那人丟了三四十塊錢，還笑模笑樣的。生生是個二桿子！」
也有人不以為怪：「他窯里有錢嘛。三四十？三四百也算球不了什麼，派個飛機就郵來了。」
我卻心裡有數，我這下子整整把父親的月薪劈了多一半兒。
陶大鬍子的眼窩
小學校有四十多個學生，只我一個老師。
四十幾比一，似乎也說的過去。
可是，四十多個學生，卻分為四個年級。還不算那些撒尿和泥的娃娃們組成的學前班。
一、二、三、五，只空個四年級，因為有一年沒招生。剛剛正式開課，我就深深體會到了五馬分屍的刑罰何等殘酷了。
我走進一、二年級和學前班的窯洞。
「一年級寫生字，學前班也學著寫。二年級做算術。」
左半塊黑板寫字樣，右半塊黑板出算題。然後，急匆匆旋進三、五年級窯洞。
「三年級念課文。默讀，不許出聲，解開沒有？五年級的跟我……」
「陶老師——」左邊窯洞裡銳聲吶喊，「他個人不算算術，固起要抄我的，一滿沒眉眼……」
我跑過去制止抄襲行為。右邊窯洞裡又哇哇地叫起來：「陶老師，課文念畢了！念三遍啦！」
「再念三遍！」我說，「念夠了數劃下一課的生字。五年級的同學……」
左窯里又傳出嚎啕聲。學前班的一個娃娃在腳地上打滾兒，一把鼻涕一把淚。
「誰欺負小同學了？」
「陶老師，」五年級的學生追過來問我，「我們倒究上什麼課啊？」
就這麼亂！窮與應付，疲於奔命，手忙腳亂。
起初，學生間發生了糾紛，我還很注意調查研究，生怕製造冤假錯案。得弄清真相，再評判是非，再曉之以理，在動之以……以怒！我終於發怒了，能體諒那位拳擊教師了。
「誰再搗亂，操心我治你們！」
「噫，治。」娃娃們重複著，「什麼叫個治？」
「你們到底想不想上學？」
「想哩嘛——」娃娃們唱歌似的回答。
我想了個辦法，沒有辦法的辦法。每節課集中精力教一個年級。其他的學生，任他們胡日鬼。充其量冷眼看看，用目光鎮一鎮。
「蚍蜉撼樹談何易。蚍蜉，就是……」
「屁股。」窗外有聲音。低年級的學生跑過來搗亂了。撕爛的窗紙間露著一張張嬉皮笑臉。
「……」我不語，不動，不發脾氣，只看著他們。看他們的眼睛。目不轉睛的看，看。用本庄的話說，就是「照」。
咦？竟有靈效！幾秒鐘後，他們不笑了，惶亂了，悄悄的了……溜回窯里去了！
我可算找下了一個日怪方子！眼神兒！秘密武器！
從此，我消停多了。哪兒有異常的聲響，就向哪裡「照」幾眼；在這眼窯里講課，間息時，到那眼窯門口「照照」，平息騷亂之聲；有人哭鬧也不追問，有人告狀也不理睬，就是個「照」。最後，「照」出那個挑頭鬧事的，「照」住。「照」得他不自在了，低頭垂眼了，自知理虧了，完事兒。
為了強化威懾作用，我又把落腮鬍子蓄了起來，毛扎扎黑森森的，很威風。
莊裡人於是給我起了個綽號：陶大鬍子。據說是從周大鬍子（周恩來）演化出來的。
於是，便聽到學生娃娃們私下裡議了論：「陶大鬍子的眼窩明格嚓嚓的，可危險啦！」
1970年照這張像時，我特意借了件羊皮大氅，颳了鬍子——這一臭美，鬧得現在「陶大鬍子」無據可查了
一滿沒個先生的樣樣兒
這是個外鄉人的評語。他來串親戚。他親戚正住在學校旁邊，學校正在課間休息，我正和學生們一起玩鬧，他看見了，便說我「一滿沒個先生的樣樣兒」。
他沒看見我「明格嚓嚓的眼窩」。
課堂之外，我的師道尊嚴就一滿沒了。女娃娃們踢毛鍵鍵兒，我也踢。男娃娃們摔跤，我也上，讓他們三四個人鰾著我摔。再就是彈球兒，拍洋畫兒，扇三角兒，趴在地上，滾成個土猴兒。
這倒不是故作姿態。說真格的，我喜歡跟他們玩兒。他們玩得很瘋，很野，能引發我放縱一下的欲望。或許因為我們的插隊生活過於革命化了，或許這革命太富苦行僧傳教士的色彩了。總之是想放縱一下。放縱之後，又能悠然想起兒時的歡樂，濕潤、纏綿，有種說不清好受還是難過的滋味兒。
我帶領學生們，在學校院前挖了個沙坑，練跳遠兒。我找了些破布，縫了幾個沙包，玩拽包兒。我又把下鄉時捆行李的草繩兒搜羅來，讓娃娃們排隊跳大繩。
草繩滿不耐，掄幾下就斷了。以後便蘸上水搖，甩的水珠泥點兒亂飛。
娃娃們卻玩得興高采烈，野羊似的蹦跳著，噢噢怪叫著，有的跳一次翻一次跟頭。
樂極生悲。這種瘋玩瘋鬧有時也會轉化為爭凶鬥狠。還可能發展為全面戰爭——引起兩個家族，兩個生產隊，老戶和外來戶，前莊和后庄的娃娃們的敵對。
這次是二隊和三隊的學生反目了。二隊的學生齊聲吶喊：「吱兒——咕——」三隊領頭的怪叫起來：「啊！操心我把你們的慫打淌了！」
「不許罵人！」我喝斥了一句。
他們又換了招數：咬牙切齒呼叫對方長輩的姓名，並不帶髒字，這叫什麼戰法？
二隊的老戶多，大都是王姓。三隊的娃娃們便從低到高，王這王那一輩輩叫上去。
二隊的娃娃們眼看招架不住了，突然祭起了階級鬥爭的法寶。
「富—農！富—農！富—農……」
三隊有一戶富農，二隊沒有。
愛愛哭了。她是富農的孫女兒，三年級。她聰明、活潑、刻苦、是我的好學生。
可是，矛盾帶上了階級性，我又能怎麼說呢？
我說：「上課了上課了！都回窯里去！快快！」
我改變教學計劃，先給三年級講課。故意叫愛愛起來回答問題，美美地表揚了她幾句。又找了個茬兒，把那個搞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娃娃美美管教了一番。
不頂事
對於階級和階級鬥爭，我當然不敢抹殺。但我下了個決心：剷除宗派主義、本位主義、山頭主義。這倒是還挺合乎形勢潮流的。
收秋了。大隊安頓學生娃娃幫助拔蕎麥。蕎麥棵子矮，成人彎腰弓背拔著犯熬煎；蕎麥根根兒淺，娃娃家拔起來也滿不費勁兒。
這是個搞五湖四海教育的好機會。我想。
按照老章程，學生們要輪流幫助各生產隊拔。一隊拔一天。我破了個例，一隊的學生支援二隊，二隊的學生支援三隊，以此類推。
不料，剛拔了多半日，各隊的社員們就找我問罪了。
「陶老師，快去管管你那伙兒慫娃娃吧，拔的蕎麥還沒有撂的多，可日踏危險啦！」
「我們隊那幾個，更兒！兒得太！一滿沒王法，要哩！曬陽陽哩！」
還有的隊抱怨人數上吃虧了，五隊念書的娃娃少，分派到一隊，一隊的學生多，倒分配到……「好我那陶大鬍子哩，你那個方子不頂事！球事不頂，快別糊鬧松啦！」
眾怒難犯，我只好又把學生召到一起，親自督戰。
也不行。學生間的矛盾又暴露了。給一隊拔，一隊的娃娃儼然一個個主人公，自己拔得風風火火的，淨淨延延的，還管教別隊的娃娃。「懶松！拔快些兒！沒吃飯咋的？」「他大大的！這是誰拔的？撂下這麼多，眼窩瞎啦？」
但其他娃娃歪好不吃這一套。我作宣傳鼓動，成效也不大。
「從明天開始，各回各的隊！」我只好又換了下策。
是上策。這一來反倒風平浪靜了。
有一個學生與眾不同。五年級的男娃，大號李忠思。給外隊幹活，他也肯下苦，幹得還挺在行。平日在學校手腳也勤快，看窯里水瓮空了，不聲不響就擔上兩桶來。
學校在半坡上，水井在半坡下，井很深，要用一根丈把長的吊杆吊水。
有時，我利用課間休息自己去挑，李忠思也跟我搶扁擔，「陶老師，你得在這搭兒照著，操心他們又撕打起來！」
可惜，他的學習太差，極差。五年級念了兩遍了，還是跟不上。
「我不是念書的材地。」他說，「念也是瞎念，到隊裡受苦算球了。」
他大卻堅決反對。我也勸他，給他講文化學習的重要性。
「我天生就是個受慫。」他說，「不頂事了，我解開不頂事了。」
他又說：「念好書能咋價？能比再的人多掙分兒？能當十二分勞力？」
他還說：「你們北京學生念書能行，咋？還不是到我們山溝溝里受苦來了？」
我不說什麼了，報之以苦笑。並不是理虧，是因為我和他講的不是一個理。就比如他到集上割豬肉，固起要肥的，白肉，四指膘兒，我偏說瘦肉好，高蛋白，低脂肪，有益健康。他能聽我的嗎？
不頂事。
那人肚裡油水大嘛
小學校每日上六堂課。如果按我教書計算，平均每年級只能上一堂半。我曾想把課時延長到八節、七節，也是個不頂事：這個娃娃要回窯做飯，那個娃娃要上山割草。有的娃娃耍奸溜滑，說窯里沒營生，能在學校多學個一程兒，可是話剛說完，大人們就在瞼畔上哇哇地吼了。「存欄！死下啦？快尋個碾磨軋豆錢兒去！」「噫，叫你去拾攬柴火，你倒款款地盛著，引火柴都沒一根啦！」
慢說延長課時，作業都不能留。莊戶人家的娃娃，沒個清閒的時候。
我也不清閒。開掃盲班兒，辦廣播站，搞農村調查，編輯我們的《紅衛兵通訊》，還參加各種各樣的會議和運動，一熬就是大半夜。
有那麼一個階段，我還組織「早請示」活動，睡三四個小時爬起來，就敲鐘，叫社員到學校來聽我念紅寶書。
我念，眾人打呵欠，打瞌睡，打鼾。我眼窩也睜不開了，油燈光太暗，念串了行。
所以，我也沒時間備課，教學都是當時看書當時講。
那天教珠算，學除法，我臨陣磨槍磨歪了，倒叫個娃娃糾正了一回，他大是會計，看意思開展過「傳幫帶」活動。
就這麼胡日鬼，教學質量能高嗎？
只有冬天稍稍消停些。我便自行其事，取消了寒假。可是，學校窯里又沒有灶火。娃娃們凍得蹴在凳子上，縮成一團，筆都捉不牢。
「都到院前集合！」我下了道命令，「做廣播體操！」
北風颳得怕人，地凍得硌腳。娃娃們哈手，捂耳朵，縮脖子。
「做操！使勁兒！」我說，「活動開了就不冷了。看我！一、二、三、四……」
「那人是不冷。」一個叫玉明的嘎娃娃說，「照，穿得實囊囊的，能解開個冷？」
這是說我。我穿得厚棉襖和厚絨褲。
學生們大都穿得很單薄，很破爛，有棉襖也是空心穿的。還有的穿著單褲。腳下更多是單鞋，充其量加一雙羊毛襪子。玉明連襪子也沒有，腳腕兒凍裂了。
我脫掉了棉襖，上身只剩一件秋衣。
「體側運動，一、二、三、四……」
「噫，陶老師能行。」有個娃娃讚許。
玉明卻仍然尖銳：「那人肚裡油水大嘛。」
這話倒也不無道理。儘管我們知識青年也很清苦，並且極力向貧下中農的生活看齊，相比之下，伙食還是好一些，高那麼「一黑豆」。起碼我們炒洋芋絲絲兒要放點清油，起碼我們一、兩個月要買一次肉。而本庄的家戶，常就吃酸菜、熬菜，一年也就割兩三回肉——過大年，小年，再就是辦紅白喜事了。
我自行設計自行施工，在學校窯里盤了個灶。我獨出心裁，讓煙道從窯掌分成三岔，貼地面伸向窯門。煙道可以代替板凳，學生們坐在上面念書，身下熱呼呼的……那光景，夠咋美！
想得美！抱來柴草燒灶火，我傻眼了。煙道太低，太平，太長，煙根本抽不出去，全都冒在窯里了。
恰巧我還剛剛釘死了天窗，糊了窗紙，那煙就更是無路可走了。
娃娃們嗆得又咳嗽又流眼淚。但他們很快活，又瘋癲癲的了。玉明在煙霧中吼叫著背課文：「三五九旅的英雄們點燃燒荒的烈火。頃刻，濃煙瀰漫，火光沖天……」
刁德一打學生娃娃哪
學校還開設了音樂課。不過它是不定時的，由我靈活掌握。有時，娃娃們野性大發，「明格嚓嚓的眼窩」也不頂事了，我就把他們拘在一眼窯里，教唱歌。又有時，快過年了，莊裡準備鬧紅火，我也就增加文娛活動，為他們編排幾個小節目。
這往往是學生最規矩的時候。包括學前班的猴娃娃。
「九里里山疙瘩十里里溝——唱！」
「九里里山疙瘩那個十里里的溝——」
我喜歡陝北民歌，喜歡教。他們也愛學，學的快，還經常在歌詞中添加一些零碎兒。儘管有時音階不准，但他們唱得比我有味兒。
學前班的四個娃娃排了一組表演唱。五妹、香蓮、猴星、海海。口琴伴奏：陶大鬍子。
過節了，鬧紅火了。我給娃娃們化妝：把紅粉筆碾成沫沫兒，用蛤蜊油調合起來，塗在他們黃黃的小臉蛋上。
我自己也喬裝打扮，粉墨登場。演樣板戲。扮李玉和，扮刁德一——雖說「篡改樣板戲」的帽子正在全國飛舞，卻扣不到我們這個偏僻的小山莊上。我的篡改是大刀闊斧的，減人物，壓唱詞，刪情節。扮郭建光的初中生不夠一米五，扮胡傳魁的是一個女知識青年。而我，扮李玉和的時候，用錫紙包衣扣，用馬糞紙糊大沿帽，用酒瓶蓋當帽徽，用手電筒的反光碗兒當懷表……刑場鬥爭一出找不到道具鎖鏈，只好用一截過去吊水用的鐵鏈子代替，足有十幾斤重，動一下，嘩啷啷響，倒挺能調動情緒。
惹笑了吧？
窯洞裡土炕上假冒李玉和排練《紅燈記》（1971）
最惹笑的還是扮刁德一。當著我的那伙子學生，我得做出人不人鬼不鬼的怪樣子，往日的威風頓時掃地。
場子小，就在學校院前，觀眾圍了個半圈，娃娃們自然擠到前面，離我不過五六尺，抬眼就看見了。
這回輪到他們用「明格嚓嚓的眼窩」照我了。有的顯得開心，有的顯得憤恨。
正在審問沙老太太，突然覺得有什麼東西打在身上。又是我那些學生乾的！
是出於對刁德一這個角色的憎惡？還是出於對扮刁德一這個人的積怨？我平日管教太嚴了？偏向了，不曉球！反正是挨了幾下。
總算演到了結尾。一米五高的郭建光帶著三四個娃娃，把我和胡傳魁逮住了。我們該退到台口，前台口，彎腰低頭，抖得磕篩篩的。
可是，那樣一來，我就得扎到娃娃堆里了。
於是，我臨時改戲，拉著胡傳魁轉向了後台口。
五妹和另外幾個學前班的娃娃已演完節目，正坐在後台口。
我扭臉看了看胡傳魁，發現她的長頭髮從日本軍帽里掉了出來，禁不住要笑。
突然，頭上一輕，頭皮一涼，我的戰鬥帽被人摘掉了！
「噫，刁德一！」五妹拿著帽子嘻嘻地笑：「這不是陶老師嘛！陶大鬍子嘛！」
我抬手給了五妹一巴掌。
「噫——」眾人也驚聲笑叫起來，「看這個刁德一，夠咋危險！打咱的學生娃娃哪！」
知識青年公正著哩
轉過年來，五年級學生要考「戴帽中學」了。我舍車馬保將帥，集中全力為他們複習準備，將其他年級的娃娃摞在了半坡上。
有個考生叫改墜兒，父親當過紅軍，卻沒能跟隨「老毛」過黃河。後來竟討過飯，光景過的很慘。改墜兒是他唯一的女兒，也是唯一的「心兒」（孩子）。
改墜兒學習很下苦，卻歪好尋不著路數。我給她吃偏食也不頂事。她只有一個長處：字寫得好。橫平豎直，規規矩矩，每一個都像是描紅。
遺憾的是考初中沒有書法這一門兒。
考場設在戴帽中學的一間教室里。上川六七個民小的教師都帶著考生來了。要選個監考人。各莊的教師都爭搶著要當。怪了，又不給補助工分兒，爭咋？只我沒言傳。
誰曉得公社的文教幹事偏就指定了我：「讓知識青年監考吧。他們公正著哩！」
我這才解開監考人是有機會作弊的。
數學考試開始了。我確實很公正，不發一言，不做一個手勢，只背著手，在教室里走來走去，東張西望。
不過，我張望最多的還是我的學生的考捲兒。有時站住，不由自主就站在兩個學生身旁——改墜兒，還有那個李忠思。
噫，球勢了！李忠思好幾道題都沒有算出來。他還敢憨溜溜地沖我笑！
改墜兒還算能行，答了不少題了——天大大！她那些答案沒有幾個是對的！
我真不想公正了，真不想要這個虛名了。去球一疙瘩！我完全可以在他們的考卷上指點一下，劃出幾個數字。向四下里看看……
一個紙團兒飛了起來，落在另一張課桌上。
哈，還真格有人作弊！是我們鄰莊的兩個學生！
我走過去，把紙團兒要過來，打開一看，果然，都是試題的答數。
「你們倆都出去！」我要吊銷那兩個學生的考試資格。
「是我們老師安頓下的。」接紙團兒的揭發內幕，「老師說，他比我能行，叫他……」
坦白從寬，我把他留下了。對那個「能行」的卻沒二話可說，堅決驅逐出境！
鄰莊的教師來找我求情。不能！沒商量餘地！
他又把大隊書記搬來了，還是公社黨委委員。那也不頂事。好話說了一河灘，也不頂事！
我不曉得哪兒來的那麼大的邪火，只曉得一點：並不是出於什麼「公正」。
接下來就是判卷子了。這回是找兩個教師判。由於我在考場上鐵面無私，便又算了一個。試捲兒的上沿都封著，擋住了考生的姓名。可是……橫平豎直，規規矩矩，每個字像是描紅……改墜兒的！
旁邊那位先生判卷子聚精會神……
我悄悄地把紅毛筆換成了藍鋼筆，三下五除二，改寫了幾個答數。
然後，再換上紅毛筆打了幾個對勾兒。
日他的！老子今天也耍黑皮了！不要眉眼了！
可是，當鄰莊那位教師再一次謀求通融時，我不言傳了。
改墜兒到底沒考上中學。她的語文也考爛包了，雖然字跡依然極工整。
老紅軍沒有讓她再念書。她到生產隊當了四分工。
李忠思比她掙得多，六分。因為他「有苦」，又是個後生家。
其他十名學生都考上了，也就是說，都離開我了。有時，日頭落山的時候，我站在瞼畔上，向坡下看去，會發現他們從下川的中學走回來。夕陽把他們的影子扯得很長。更顯得身材矮小。我就想：他們咋就念上中學了呢？
我默默地念叨他們的名字：三留、猴召、歡喜、畢業、光前……
到究欠下了什麼呢
解不開。我還是不明白自己對這些娃娃們欠下了什麼。他們這程兒當然已不是娃娃了，大都有了娃娃了，有的竟生了三四個，有的比我的娃娃還大。
有的初中畢業了，回莊受苦；有的上了高中，也回窯種責任田了；有的出去了，是去了莊外，嫁出去的，在另一山溝溝里做碾磨、納鞋底。他們還記得上學念書的光景嗎？他們的娃娃都上學念書了嗎？
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了一疙瘩延安地區醫院來的信。誰？誰個咧？
哦，三留！是她！記得記得！記得清格正正的！她是我最喜歡的學生。
她學習好，她又靦腆又伶俐，她踢毛毽毽踢得很多，她跳遠跳得很遠，她長得很美，一個水靈靈的女娃娃，我怎能不記得呢？
她竟也記得「陶老師」，還記得連我都淡忘了的小事兒：那年考初中，她本來有十成的把握，臨到考試那天卻怕了，假裝腦疼，說難活，想不去。我憨溜溜地以為她是感冒，給她找了兩片APC，乖哄她吃了，帶她去了考場……
三留。她後來又考上高中了，又考上衛校了，分配在地區醫院了，變成白衣天使了。而且，她正在嘗試著寫醫學論文！
我的心纖顫了幾下，眼窩竟有些濕潤了。
但我立即又想到了許多：如果我當時在教學中多下一點兒苦，如果減免了五馬分屍的刑罰，如果我把解放全人類的抱負縮小一些，如果今天的我再去當先生……如果不是那寒窯，如果不需要攬柴草、抱碾棍，如果那土黃色的生活能增添一些色彩……那麼今天的三留會不會更……其他的娃娃們能不能也……
我又把那疙瘩像翻出來，看著，回味著。
漸漸地，相片上的娃娃們活動起來了。漸漸地，又凝固成這麼一篇記實的文章。
補記
離別陝北10年後，1982年秋，我曾故地重遊，回鴨巷住了一個來月。其間也給當時的鴨巷小學師生和鴨巷鄉親們照了些相。
鴨巷風貌（1982）
今天的鴨巷小學舊址（2021）
五十多年前我在鴨巷住過的土窯洞（2021）
本文作者
作者：陶正，1948生人，清華附中讀高中、陝西延川當農民、北京大學學中文、北京歌舞劇院做編劇。
來源：新三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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