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世界人民的一場浩劫，其中有不計其數的傷亡，空前巨大的財產損失，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領域的滯後發展，全球生物多樣性的減少等不勝枚舉。
戰爭過後最緊要的便是建立新的世界秩序，這時，任美國總統的羅斯福便提出了他基於自由國際主義戰略的思考而構想和設計的「四大警察」理念，即依靠美國、英國、中國、蘇聯所建立起的大國間的重要合作，來穩定和維護新的世界秩序。
國際秩序新理念的起源
羅斯福所提出的「四大警察」理念的本質就是美國大多數政客所傾向和推崇的自由國際主義，事實上其初心是在加強美國政府對多邊外交的重視，而這一核心理念也是美國自二戰以來的主要對外戰略。
在羅斯福的構想中，共同構建世界新秩序的國家需要通過協商談判來解決諸如領土爭端、民族衝突、政治糾紛此類的問題，而不是通過單邊行動擅自了事，這一理念完全可以看作是將美國自由國際主義作為思想基礎，再結合二戰過程中以及二戰後所得到的時間經驗而建立的一項美國現實戰略。
在這一戰略中，美國自身的體系也需要與國際制度相結合，從而更好的實現美國的戰略意義。
而自由國際主義的核心內容也比較易於理解，首先是美國必須維持較大規模的軍隊開支，其原因是美國必須以強盛的軍備力量來維護國際與自身的正當利益，這就對美國現有的軍事力量提出了較高要求。
事實上這或許也是美國如今較為極端的外交政策的初始形態，自由國際主義的這一點要求美國的軍事必須在面對一切可能威脅這種國際秩序的力量出現時，美國必須擁有足夠的能力進行干預和阻織。
在這種思維傾向之下，美國自然而然地確立了自身在全球的領導地位，並在任何自己認為有必要的時刻出手干預別國內政。
其次，自由國際主義戰略在對外經濟政策上往往主張推行自由貿易和金融國際主義，致力於構建一個開放和相互依賴的國際經濟體系。
因此，在美國大多數政治家看來，發展自身經濟的同時促進國際金融環境的改善並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世界和平，對於美國國際地位的持續提高是百利而無一害的。
再者，美國作為世界貿易的最大份額所有國，擁有超強的商品競爭力，因此美國在向世界提供開放的市場和穩定的貨幣同時也可以從中獲取最大的經濟利益。
最後，自由國際主義戰略還意味著廣泛參與各類國際制度和多邊合作，通過構建一種基於制度的新型霸權，使美國的國際影響力和地位能夠超越自身實力的局限。
例如，通過在聯合國、北約等多邊政治、軍事組織及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等多邊經濟、貿易組織中發揮主導作用，美國不僅可以降低維持世界霸權的戰略成本，而且可以使美國的霸權更容易被其他國家接受。
當然，這一選擇也意味著美國在很多情況下不得不受制於國際制度和多邊合作，從而減少了自由行動的空間。
綜上所述，所謂自由國際主義，其實就是羅斯福總統基於二戰時期種種政治、經濟狀況以及本國的外交實踐，通過世界各國多邊的全方位合作，來達到美國人所設想的價值體系，從而改造世界以實現本國利益。
國際秩序重整
基於這樣的理念，美國也在總統羅斯福的帶領下為此而做出了許多努力。
羅斯福政府清醒地知道，這種自由國際主義需要華盛頓較為持續的引導和控制，這也是美國建立一種美國樣式的世界秩序的核心要素，正如美國所預想的一樣，這種自由主義秩序將賦予美國更多的權力和控制力，但卻無法按照美國的設想得到新的世界秩序，反而轉化成為了美國模式。
然而當時的羅斯福政府可謂當局者迷，為準備建立新秩序的經濟條件，美國於1932年以渥太華協定確立了英國的帝國特惠網絡，旨在將將世界帶入一個開放的貿易體系。
而英國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後，難以承受戰後所面臨的經濟衰退和嚴重失業問題，相較於開放的貿易，英國政府此時明顯更看重如今的社會經濟不穩定狀況。
英國兩大政治派別就此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最終與美國達成了《布雷頓森林協議》，相較於此前的兩種選擇，布雷頓森林方案無疑是一種折中的選擇。
儘管如此，考慮到英國此時衰弱的經濟以及整個歐洲大陸經濟的衰退，美國還是採取了進一步的措施，向英國發放貸款。
然而就在此時史達林發表了著名的「兩個陣營」演說，將資本主義西方與社會主義世界的鬥爭搬上了歷史舞台，隨後世界形勢變得更為緊張。
關於世界安全事務方面，羅斯福起初對建立國際安全組織的提議猶豫不決，但在珍珠港事件發生和美國參戰後便正式下定決心構建戰後安全合作組織了。
1945年，聯合國成立大會於舊金山召開，然而在此大會上所決議的憲章卻並沒有實現當時的構想，但卻有人提出歐洲團結的政策，意在將歐洲建設成為美蘇之外的第三股世界力量，以促進戰後的多極體系，更好的穩定世界局勢。
然而隨著冷戰的來臨且美蘇之間的敵對關係愈演愈烈，美國所設想的一切終究沒有預料到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發生，就這樣，美國關於開放的自由主義秩序的願景最終還是轉變成為了一種以美國為中心的霸權主義。
但這種由美國領導的戰後秩序形成後，美國提出通過提供安全、經濟開放、保障規則來領導和管理國際秩序的建議則被其他國家默許。
而美國由自由主義秩序轉變為自由主義霸權秩序，也是因為安全契約和政治契約的支撐。
安全契約來源於冷戰時期，美國為在自身陣營的國家和團體提供軍事保護、貿易支持和制度維護等優待。
這一契約的建立不僅為有關國家提供了安全的社會秩序，還在經濟維度上促進了其他夥伴國家的發展和穩定，他們反過來也將以合作的態度支持美國擁有更大的全球領導地位。
與此同時，美國對夥伴國的保護和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也成為了促進歐洲和大西洋地區經濟恢復和貿易投資繁榮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美國的這一系統性舉措，也將位於東亞的日本整合進了西方世界經濟，冷戰時期美國又將重點轉移到促進日本經濟增長和政治穩定的政策上來，並在此後的幾年間將日本帶入美國的安全和經濟軌道。
在幫助日本在東南亞建立新的商業關係和尋找原材料市場，以彌補缺失中國和朝鮮市場後的損失發揮了領導性的作用。
事實上，美國為促進其他冷戰盟國的發展並將他們拉入美國所領導的體系，甚至不惜開放自己的國內市場並忍受經濟上的不公平待遇，可見其對於這一無聲的戰役的重視。
正如班傑明·科恩所指出的一樣，為美國盟友所普遍認可的美國霸權體系雖然給予了美國在國際上單邊行動以推進美國利益的特權，而相應的美國也需要允許他們利用該體系促進自己的經濟繁榮，因此這種表面上的互利共贏實際上很大程度要靠美國付出相應代價才能夠成為現實。
再者，自由主義霸權之下的政治契約則是更為含蓄內斂的，美國自願將自己與其他同盟國相捆綁以實現自我開放，那麼歐洲及東亞國家就必須接受美國在他們這個聯盟中的領導地位，也不得不適應和習慣在自由主義霸權秩序中發展和處理日常事務。
與美國直接撕開偽善的面孔霸權國際不同的是，其主要夥伴國均具有自由民主國家的特性，因此，他們在圍繞多邊主義、同盟夥伴關係、戰略克制以及合作安全等原則所建立起來的同盟關係是較為穩定的，雙方基於一定共識而達成的聯盟也使得美國的權力和地位更加持久，對其他國家對威脅性也較小。
在美國於歐洲實施以北約為依託的多邊主義戰略時，它又同韓國等東南亞國家簽署了一系列的雙邊安全協議，因此歐洲各國和東亞雖然都是美國的盟友，但卻有著本質上的區別。
但是，即便歐洲與東亞存在著某些差異，他們共同與美國所締結的政治契約還是構成了自由主義霸權秩序的保護傘和支柱，與此同時，美國也不斷採取措施刺激歐洲和日本的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以求得更大的利益。
總之，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數十年間確實逐漸確立了一種國際秩序，但在冷戰的籠罩之下，世界強國間的關係瞬息萬變，因此一種圍繞著合作安全、受管制的開放市場、多邊治理的美國自由主義霸權的領導地位所建立起來的西方秩序出現了。
不得不承認，在二戰後的各個階段內，美國受這一歷史時期的變化影響，使得其本身所想要建立的自由國際主義秩序的性質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在這一被逐漸拼湊起來的秩序中，美國、西歐、東亞均在不同程度上做出了妥協，讓世界的政治、經濟形勢強行適應其所謂的秩序，這無疑是難以成功的。
在美國所領導的戰後秩序中，最戲劇性的變化當屬東歐劇變，冷戰結束，自此一個時代也隨之終結，而剛剛開啟的則是完全不一樣的另一個時代。
冷戰的終結使得美國所領導的自由主義霸權秩序得到了鞏固和擴展，但更為深刻的卻是國際體系的宏大變化也為其領導帶來了更嚴重的危機。
冷戰結束後，羅斯福曾經提出的由美、英、中、蘇四個國家共同維護國家秩序的構想徹底破滅，與此同時，冷戰時期由美國和蘇聯各自領導的兩極秩序也被打破了平衡，美國的自由主義霸權秩序也成為了一種外部秩序，擴展到了更大的全球體系。
然而，美國在擴大影響的同時也在慢慢啟動新的危機。
如果說冷戰時期美國是為了維護本國的權威而通過與蘇聯對抗，形成兩極制衡以持續經營自由主義秩序，那麼隨著冷戰落下帷幕，美國表面上的統治特性也會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和爭論。
因此，這種全球體系的深刻變化，是的美國不得不面臨全新的困境和挑戰，而這種潛在的暴力和不安全因素又會在全球範圍內引起軒然大波，這將會嚴重破壞美國的霸權契約和制度。
曾有人預言：兩極體系將隨著冷戰的逝去而消失，多極狀態將成為新的國際秩序。這樣的言論在當時的國際上不在少數，似乎這將成為一種歷史必然。
然而令所有人意外的是，這些預言和觀點最終都沒有成為現實，冷戰結束後的幾十年間，先進工業國之間的關係依舊是穩定和開放的。
甚至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北約的成員國不減反增，美日同盟至今依舊存在，世界沒有重新進行權力分配而最終形成多極狀態，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美國依然穩坐超級大國的位置，發展遠超歐洲和日本。
再言之，美國在戰後的很長一段時期內以居高臨下的實力和地位展現了其霸權領導的多種優勢，它不僅在全球力量中具有超群的地位，更在那幾年間將其他發達經濟體遠遠甩在身後，因此俄羅斯的衰敗、歐盟的發展緩慢和日本經濟的停滯均成為了其國力發展的優勢所在。
因此，在這種優勢加持之下，美元獲得了儲備貨幣的地位。
這種權利令其在戰爭爆發，國內支出陡然增加的情況下仍無需像其他國家一樣擔心負債纍纍，甚至無需通過利率來保護自己的貨幣，不會因為貿易的長期不平衡而備受壓力，這或許也是美國可以在此後與伊拉克展開戰爭的同時仍能維持預算赤字和減稅的原因。
時至今日，數十年前由羅斯福提出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並沒有完全意義上的結束。
首先，關於舊時世界推翻舊秩序重建新秩序的手段—戰爭，已無法再在目前的國際大國之間出現了，經過漫長的世界磨合期後，當代的國際關係無疑是歷史上維持時間最久的和平時期，隨著核武器的研發，大國之間爆發戰爭將會帶來全球性的毀滅，這時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承受的。
而世界範圍內自由民主國家的崛起也使得其主導地位在國際上確立起來，對於潛在為危機具有更為敏感的動向。
全球關係發展至今，美國所熱衷的霸權終將無法實現，但在幻想破滅的同時卻可以重新贏得權威和尊嚴，和平終歸是國際大勢所趨。
參考文獻：
《自由主義利維坦》 上海 http://find.nlc.cn/search/showDocDetails?docId=-3266109214613079562&dataSource=ucs01&query=自由主義利維坦
《社會聯盟與二戰後美國對外戰略演化的邏輯》 上海 http://find.nlc.cn/search/showDocDetails?docId=7820561198101169183&dataSource=ucs01&query=社會聯盟與二戰後美國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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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妍開
編輯：朵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