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南京城的西面有一座大觀，名喚靈應觀。
靈應觀依山而建，與湖泊烏龍潭俯仰相望，是士民皆知的景觀。這座大觀在明清的崛起與衰落也與烏龍潭密切相關，對烏龍潭利益的爭奪，將南京特殊的政治和宗教環境中道教宮觀公產運作的複雜狀況呈現於紙面。
烏龍潭原屬明代南京最大的官方道觀朝天宮，正統年間靈應觀正式建立後，發展為朝天宮下院，與靈應觀距離甚近的烏龍潭就此轉移。嘉靖年間開始，地方豪宦占據烏龍潭並反覆轉佃，靈應觀道士追奪無門，不惜與紳宦對簿公堂。這種爭奪在萬曆年間達到高潮，萬曆三十五年（1607） 南京靈應觀道士劉守貞等狀告豪宦抄劫賜產，霸占宮觀所屬湖泊烏龍潭，禮部會同南京各部協同審理，最終以靈應觀道士的勝利告終。
爭產案塵埃落定之後，對烏龍潭的文化觀念之爭又起。靈應觀道士晚明以來對山林潭池過度開發，導致了生態惡化的城市微觀環境問題，地方文士利用代表放生觀念的佛教壓制道士對烏龍潭的經營。在此過程中，經濟糾葛的背後隱藏著明清道教宮觀管理制度、禮部官員的宮觀管理思路、宮觀經濟發展方式和地方社會關係、微觀環境變遷等諸多議題，為明清道觀經濟史研究提供了一豐富的個案。
1898年南京地圖中的靈應寺下院與私庵： 靈應觀「賜產」的取得南京靈應觀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宋代，但實際上其建築和神靈系統誕生於對新創寺觀控制嚴格的正統年間。從洪武年間開始，對新創寺觀即有明文限制。洪武三十五年（1402） 曾下令禮部清理釋、道二教。「凡歷代以來，若漢晉唐宋金元及本朝洪武十五年以前寺觀有名額者，不必歸併，其新創者悉歸併如舊。」從制度上杜絕了洪武十五年後新創寺觀的可能性。但是，通過利用古廟的地基和獲得皇家敕賜，佛道廟宇新建其實並未停止。在靈應觀建立的正統年間，對私創廟宇的禁令又有重申。正統六年（1441） ，明令「遵洪武舊例，再出榜各處禁約，違者依例罪之不恕。新創寺觀，曾有賜額者聽其居住，今後再不許私自創建」。正從反面證明了明初私創寺觀的風氣之盛。
萬曆年間南京禮部祠祭司郎中葛寅亮編纂的道教宮觀志《金陵玄觀志》曾詳細記載了靈應觀的建立過程。葛寅亮顯然對洪武以來私創寺觀的禁令知之甚深，在「石城山靈應觀」一卷中首先追溯了靈應觀其地明代以前的建築名稱，所謂「宋建，名隆恩祠」，此一記載未見於其他史料。且隆恩祠與新建靈應觀年代間隔既久，王靈官「隆恩真君」之名又非宋時所有，恐是對所立寺觀需有舊史所載這一要求的貼合。除此之外，《金陵玄觀志》對靈應觀賜額一事亦特加記錄：「國朝正統間，住持俞用謙奏，賜今額。」再次肯定了靈應觀創立的正當性。葛寅亮根據「古蹟、賜額」兩點，將靈應觀列為中觀，下轄小廟四座，成為緊隨南京最重要的宮觀冶城山朝天宮而列的道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