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3世紀，同其他法人社團一樣，牛津大學習慣於一次又一次地獲得特許權，尤其是在統治者開始接管國家政權之時。
愛德華一世繼承王位時已35歲，是一位聰慧而意志堅強的國王。他注重立法和關注大學發展，對牛津大學充滿興趣，對其支持力度更大，重申牛津大學原有的特許權，並根據形勢和大學需求，給予其新的特許權，保障教師和學生生活在舒適的環境之中，減少任何損害教師和學生權益的行為。
環境衛生保護
在中世紀，牛津城實施一種在中央控制和巡視下地方享有自治權的治理體系，議會擁有一些對牛津城的監管權。
自14世紀起，由於牛津城市府長期疏於管理公共環境衛生，牛津大學屢次向議會控訴牛津城環境衛生差，影響到他們正常生活和學習，敦促牛津城市府採取措施，以改善牛津城的環境衛生。
英格蘭國王向來對牛津大學有求必應，認為一個安靜且舒適的環境更有利於學者學習，以法令形式讓牛津城開展環境衛生改造，並取得了令人驚喜的成效。
食品安全。供水是每個城市的必需品。許多手工業需要充足的供水，如染色、烘培、釀啤酒和鞣皮等等。牛津城商人主要依靠附近溪水、河流和人工井。由於生活垃圾和其他廢棄物處理不當，溪水或河流被污染，水污染容易引發霍亂。
牛津大學教師和學生較早地關注食品衛生安全問題，頻頻向議會投訴此問題。針對此問題，1290年，愛德華一世下令，沒收商販腐爛牛肉和不新鮮的魚，或者向不法商販徵收罰款，把部分罰款作為國王饋贈給聖約翰救濟院的禮物。
但是，依據該特許狀，校長和教務長經常用高壓手段對付零售商人，擅自動用罰款，引發市民不滿。市民要求市場罰款由他們管理，因為這是他們創造的。
1293年，牛津大學教師和學生抱怨釀酒商用不乾淨的水釀酒，並在酒館中出售。愛德華一世命人調查和核實了該事情。1293年，愛德華一世頒布的法令規定：「禁止手工者用垂米爾河河水釀造和烘培，因為垂米爾河被污染了。」
但是該法令落實的並不到位。中世紀歷史學家安瑟尼·伍德感嘆自己的日常生活依然充斥著用骯髒的溪水釀造的酒，這類酒有害身體健康，讓我們染上疾病的罪魁禍首。
1305年，牛津大學學者向議會投訴釀酒商用下水道的水釀造啤酒，這些啤酒會危害他們的身體健康。隨即，愛德華一世頒布法令，該法令明文規定，要求手工業者使用未被污染的純淨水釀造啤酒，牛津大學校長有權去啤酒釀造廠或葡萄酒釀造廠檢查衛生。
校長有權檢查釀酒所用水，沒收用污水釀造的葡萄酒。愛德華二世認為，許多牛津大學教師和學生因喝了用污水釀造的啤酒或葡萄酒，變得體弱多病，進而妨礙他們授課進度或學習進程。由此可知，當時食品生產環境和條件不佳，牛津大學學者認為疾病是由不衛生習慣引起的，水污染最容易引發霍亂，危害人的身體健康，因此高度重視食品衛生生產條件。
監督市民清理街道和河流。在中世紀，牛津城市民把生活垃圾扔在街道上，造成街道通行不暢，致使空氣瀰漫著腐爛物的味道。1300年，教師們向牛津城司法行政長官抱怨：「牛津空氣被大街上的穢物弄得如此污濁，充滿了感染性的細菌，或者像一種極糟糕的嘔吐物仿佛在教師和學者之間擴散。」
此外，有些牛津城居民在其房屋前熔煉牛脂，使街道環境變得更加糟糕。由於教師們的投訴和抱怨，愛德華一世命令牛津城居民要頻繁地修繕和清理自家門前的過道，但是收效甚微。
1305年，牛津大學向國王抱怨，牛津城街道破壞嚴重，影響到了教師和學生的正常通行，街道上充滿穢物，使空氣變得污濁，到處瀰漫著令人噁心的惡臭，無法享有新鮮的空氣，嚴重危害學者的身體健康。
針對此問題，愛德華一世頒布法令，該法令明確規定，牛津城要修繕牛津城街道，每位屋主清理自家房屋前的街道，其他市民負責清理路上的垃圾，禁止在牛津城內圈養牲畜。
牛津大學教師和學生抱怨牛脂融化所產生的氣體，致使許多教師和學生生病。於是，1305年11月22日，愛德華一世頒布特許狀，該特許狀規定，禁止坐地倒賣者把牛脂扔在街道上。愛德華一世的繼任者頒布的法令也反覆強調要清理街道，保持街道清潔和空氣清新。
禁止在牛津城屠宰牲畜。屠夫在街道或廣場上屠宰牲畜，並把廢棄物隨地而扔，這種廢棄物一旦腐爛容易滋生疫病，危害教師和學生健康，甚至死亡。在這種環境下，許多教師和學生因擔心身體健康而拒絕來牛津大學。
1310年，愛德華二世頒布的特許狀規定，要求屠夫不得在卡爾法克斯和牛津城廣場上宰殺牲畜。屠夫在大學城中心和廣場上屠宰牲畜，會影響牛津大學的形象，所以屠宰牲畜必須遠離大學城，或者遷至牛津城郊外。這一舉措改善了牛津城街道衛生狀況，提升了牛津城市容。
免受噪音干擾。為了向學者們提供舒適和安靜的生活，使其免遭噪聲的干擾，1305年，國王愛德華一世下令，在牛津城及其附近的地區，禁止一切馬上比武和舉行長矛競技，以免打擾學者們的學術研究。
牛津大學擁有舉行和禁止牛津城內戲劇表演的權利。任何人違反該規定，將會受到懲罰，或遭受監禁。通過上述措施可以看出，國王全方位滿足牛津大學的要求，保證牛津大學教師、學生和相關人員享有安全的食品、生活在無污染和無噪音的環境之中，這也是英格蘭國王首次關注環境衛生問題。
明確教務長職責
牛津大學校長治理體制運行的關鍵人物之一是教務長。作為執行長，教務長承擔著牛津大學的具體事務，需要事無巨細地處理各種各樣的問題。第一，全權負責教學活動順利開展，包括講座、辯論和學位授予等等。第二，負責和主持大學的各項活動，包括宣誓、喪禮和紀念活動等等。
第三，督導牛津大學紀律。教務長有義務率領下屬人員指認違反法律的教師和學生，把犯罪者的名字上報給校長，並把嫌疑人送上校長法庭。在牛津城，殺人事件頻繁發生，所以教務長特意保留了一份名單，用以監控殺人兇手和被驅逐出城的慣犯。教務長要掌握被拘禁的學者和市民名單，清楚地了解哪些是必須被驅逐出城的罪犯，哪些是危害城市安全的殺人兇手和犯罪分子。
第四，關注城市經濟活動是否合乎規範。教務長需要及時發現並制止商人及其家屬的不法經營行為，儘量保證食品價格處在公平合理的範圍之內，防止人為因素造成的價格飛漲。教務長要收集所有涉及交易欺詐的商人名單，並上報給校長。
第五，教務長兼任大學檔案管理員，負責保管憲章、令狀和契據等重要文件。由此可知，教務長主要職責是為了學者提供服務，協助校長處理牛津大學內部事務。
擴大校長職權
司法審判權。1274年，牛津大學北方同鄉會和南方同鄉會發生了流血衝突。牛津城市長請求愛德華一世處置，國王下令逮捕鬧事的學者，有50名學者被控有殺人罪嫌疑，有一部分人被監禁在倫敦塔，後移交給坎特伯雷大主教審判。這一事件促使了1275年國王特許狀的誕生，該特許狀授予校長一種廣泛的審判權，無論來自任何地方和任何黨派的學者，校長全權審理其所有案件，包括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
由此，牛津大學特許權的發展揭開了新篇章。1288年，牛津城執達官羅伯特·德·威爾斯反對牛津大學校長在諾斯蓋特百戶區郊區擁有司法管轄權。這一區域也被稱為博蒙特領域，包括現在的牛津大學公園，還占據了一塊名為聖吉爾斯的區域，該區域被牛津大學教師和學生當作操場。
因此，羅伯特·德·威爾斯與牛津大學校長之間產生矛盾，羅伯特隨意監禁了一名牛津大學的執杖官，拒絕校長傳喚，並把該執杖官驅逐出教會。國王法庭處理了該案件。愛德華一世下令，校長管理牛津城市內的事情，市長和校長共同管理牛津城外的事情。這就進一步擴大了校長司法管轄權的區域範疇。
1336年，愛德華三世頒布的特許狀規定，牛津大學校長的管轄權擴展至郊區。牛津大學享有免除普通民事法庭審判的豁免權，剝奪羅伯特的全部職務。但是，不久之後，羅伯特官復原職。隨後，牛津大學以罷課為武器維護其權益。最終，愛德華一世以犧牲執達官的利益解決該問題，牛津大學再次取得勝利。
商品定價權。牛津大學學者給牛津城市民帶來廣闊的消費市場，牛津城市民經常漫天要價，或者以次充好，引發牛津城教師和學生的不滿。因此，牛津城市民和牛津大學學者衝突不斷。1324年，愛德華二世頒布的特許狀規定：「校長和市長共同決定商品的價格，每個經營者需要向國庫繳納100英鎊。」通過該措施限制市民隨機要價，維護牛津大學學者的經濟利益。
設置單獨監獄
牛津大學校長多次向國王請願，要求牛津城監獄單設一層，專門關押學者，但是該建議不了了之，直到1311年。基於牛津大學不滿把犯罪的學生和偷竊者關在同一所監獄，1311年12月，愛德華二世頒布的法令明確規定：「要求市長和執達官安排專門的房屋，或者另建一所監獄，專門關押違法的牛津大學學者。」
1313年11月，由於牛津大學校長再次要求設置單獨關押的房間，愛德華二世頒布法令，該法令規定，如果牛津大學學者沒有嚴重違法，罪行較輕，不應該把他們關押在重刑犯所在的監獄。該特許狀也規定，巴卡多監獄留出一個房間，專門關押傷害學者的罪犯。這一措施使牛津大學學者即使犯罪也享有特許權和自由，進一步擴大了牛津大學特許權，激起了牛津城市民的不滿。
總之，愛德華一世和愛德華二世繼續支持牛津大學發展，均重申了牛津大學所享有的特許權。
在此基礎上，他們進一步擴大牛津大學的特許權，例如環境衛生建設，明確教務長職責和收入，擴大校長職權和設置單獨監獄等。這些特許權進一步提升了牛津大學自治水平，凸顯了牛津大學教師、學生和相關人員的特殊地位，也吸引著諸多教師和學生來到牛津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