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著名作家施蟄存以小說聞名文壇，而以他為代表的「現代」派雜文，在中國現代雜文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張華主編的《中國現代雜文史》中就有《「現代」諸家》專章介紹。而且，30年代，施先生與魯迅先生關於《〈莊子〉與〈文選〉》的論爭，更使他名聞遐邇。
近幾年來，我曾多次拜訪過施先生，並問及他與魯迅的兩次論爭。
我的訪談都在施先生的書齋「北山樓」中進行。說是書齋，其實還兼作臥室、會客室。面積並不大，約20多平方米，靠窗的那邊，放著兩隻桌子拼成的一張大寫字檯，台上堆滿著書籍、文稿，身後的書櫃中放滿了各類圖書，尤其中國現代文學書籍。施先生精神矍鑠，行走自如，說話中氣十足，除了有些耳背以外，全然看不出他已是年逾九旬的老人。施先生博學多才，曾被譽為「百科全書式的專家」。1993年，他因《唐詩百話》而榮獲上海市第二屆文學藝術傑出貢獻獎。
談起《現代》雜誌30年代與左翼文學陣營的兩次論爭，施先生娓娓道來，有如昨日。
施蟄存原名施德普，又名施青萍，筆名安華。1905年生於杭州，他的文學生涯主要是在上海度過的。早在中學時代他就發表文章，先後從上海大學、震旦大學肄業，受新文藝界前輩的影響，開始文學創作活動。20年代，與戴望舒等辦水沫書店，編《無軌列車》、《新文藝》等雜誌，與魯迅時有往來。魯迅曾全力支持施蟄存主持出版《科學的藝術論叢書》，介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12本叢書中魯迅承擔了4本。 1932年，施蟄存主編《現代》月刊，曾冒著風險，首先發表魯迅的名篇《為了忘記的記念》。為此，後來胡喬木曾說：「施先生在《現代》上發表這篇文章，比在黨的刊物上發表，它的作用要大得多。」稱讚施先生「您立了一功！」可見，施先生早年與魯迅關係是不錯的。以後與魯迅發生兩次論爭，是他始料不及的。
施先生創辦《現代》時，在《創刊宣言》中說：「本志是普通的文學雜誌……因為不是同人雜誌，故本志並不預備造成一種文學上的思潮、主義或黨派。」他的原意是想把《現代》辦成「一個綜合性的，百家爭鳴的萬華鏡」。蘇汶（林衡）是施先生震旦大學的同學，曾參與這個刊物的籌備和設計工作。從第三卷第一期起，由施蟄存和蘇汶共同主編《現代》。蘇汶原來與魯迅關係也不錯，魯迅的《小品文的危機》等文章就是他約來的。
1931年12月，胡秋原發表題為《阿狗文藝論》的文章，自稱「自由人」，一方面批評「民族主義文學」，另一方面又批評當時的左翼文藝運動。1932年2月， 蘇汶在《現代》第一卷第三期上發表《關於〈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以「第三種人」自居，實質上是與胡秋原一道站在「自由派」的立場上，歪曲了左翼文藝運動的政策，因此遭到了魯迅為首的左翼文學陣營的批評。魯迅先生在《論「第三種人」》中精闢地指出：「生在有階級的社會裡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生在戰鬥的時代而要離開戰鬥而獨立，生在現在而要做給與將來的作品，這樣的人，實在也是一個心造的幻影，在現實世界上沒有的。」
施先生說：對於「第三種人」的論爭，我一開頭就決心不介入，一則是由於我不懂文藝理論，從來沒寫過理論文章。二則是由於我如果介入，《現代》就將成為「第三種人」的同人雜誌。在整個論爭過程中，我始終保持編者的立場，並不認為自己也屬於「第三種人」。現在有些魯迅著作的注釋中，說我自稱為「第三種人」，這是毫無根據的。我從來沒有自稱過。不過，現在看來，「自由人」並不自由，「第三種人」也是做不成的。蘇汶後來在香港，投奔國民黨去了，「第三種人」沒有做成。胡秋原自稱是「自由人」，其實是政客。1992年，他從台灣來大陸訪問，曾托人傳話要求見我，我沒有理他。
關於《〈莊子〉與〈文選〉》問題的爭論。那是1933年9月， 《大晚報》的編輯寄了一張印有表格的郵片來，要施先生填注兩項：（一）目下在讀什麼書；（二）要介紹給青年的書。施先生在第二項中，是這樣填寫的：《莊子》、《文選》。並加了一句註腳：「為青年文學修養之助」。10月6日，魯迅用筆名「豐子余」， 在《申報•自由談》上發表了《感舊》一文，不點名地對此提出了批評，認為這是「要以『古雅』立足於天地之間」，有「遺少群的風氣」，「且又證實了新式青年的軀殼裡，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謬種』或『選學妖孽』的嘍羅。」施先生看到此文後，當即寫了《〈莊子〉與〈文選〉》一文，為之辯解。魯迅則又連作《「感舊」以後》上下篇，進行再批評。以後施先生又發表《我與文言文》等幾篇文章，對此進行辯答，說：「我以為每一個文學者必須要有所藉助於他上代的文學」，提出「藉助」，「並不是主張完全摹仿古文學，或因襲古文學」。
施先生告訴我說：論爭剛開始時，他並不知道「豐子余」即是魯迅。所以他在《〈莊子〉與〈文選〉》一文中，還以魯迅為例，說：「沒有經過古文學的修養，魯迅先生的新文章決不會寫到現在那樣好。」當時他勸青年讀《莊子》與《文選》，是認為「青年從這兩部書中可以參悟一點做文章的方法」，即是「為青年文學修養之助」，他至今不明白這有什麼錯。不過，魯迅很有些雅量，在結集《准風月談》時，把施先生的答辯文章《〈莊子〉與〈文選〉》也附在後面，便於世人辨析。
這兩次論爭，當時完全是文藝上不同意見的爭論，這只要翻翻魯迅當時的文章就可以明曉。但在1957年的反右鬥爭中，特別是在「文革」中，都把這兩次論爭上綱上線到敵我矛盾，為此施先生被打入另冊，沉冤20多年，吃盡了苦頭。
文/朱亞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