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蘭台。

今天蘭台要給大家聊一聊在唐朝「安史之亂」中死守睢陽的張巡為什麼在當時受到許多非議。

張巡，是「安史之亂」時湧現出來的唐朝一名大忠臣，當時安祿山的兒子安慶緒派部將尹子琦率軍南侵江淮屏障睢陽；當時張巡在內無糧草、外無援兵的情況下死守睢陽，前後與安慶緒的軍隊交戰四百餘次，使安軍損失慘重。有效阻遏了安慶緒的軍隊南犯之勢，保障了唐朝東南的安全。最終因糧草耗盡、士卒死傷殆盡而被俘遇害，是有名的忠臣烈士。

他之所以在當時受到非議，原因是在守城時因為沒有物資，張巡等人不得不被迫做了一件駭人聽聞的事情：

尹子奇攻圍既久，城中糧盡，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人心危恐，慮將有變。巡乃出其妾，對三軍殺之，以饗軍士。曰：諸公戮力守城，一心無二，經年乏食，忠義不衰。巡不能自割肌膚，以啖將士，豈可惜此婦，坐視危迫。

不僅如此，安慶緒的軍隊最終攻占睢陽，發現「安史之亂」前富庶的睢陽僅僅只剩400人：

被圍久，初殺馬食，既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遺民止四百而已。

張巡這種做法不僅在當時爭論很大，甚至在當時也引起了極大爭議。

議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人。——《資治通鑑·唐紀》

為什麼張巡這一明顯保全唐朝江南半壁江山的做法在當時會引起這麼大的爭議呢？

究其原因，是公元8世紀的唐朝人與今天現代人對於「安史之亂」的看法不一樣導致的。

01、

因為自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飽受外敵入侵和壓迫，尤其是抗日戰爭，更是直接導致3000萬中國軍民的死亡。

這使得近代以來的普通人看待「安史之亂」這場由粟特人安祿山引發的叛亂，很容易代入到了近代視角。

認為「安史之亂」與其說是叛變不如說是「胡人入侵」。

比如近代著名史學家錢穆在《國史大綱》裡就持這樣的觀點，他就認為「安史之亂」就是「外敵入侵」。

正是在這種史觀的影響下，現代人一提起「安史之亂」，第一反應就是這是發生在公元8世紀的「鴉片戰爭」、「中法戰爭」、「甲午戰爭」以及「抗日戰爭」。

現代人也會很自然的代入唐朝視角，認為張巡守睢陽和抗戰時期的「花園口決堤」一樣，是為了保全國家所作出的必要犧牲。

然而，這是我們現代人的視角和史觀；公元8世紀的唐朝人並不這麼看。

根據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仇鹿鳴老師的學術著作《長安與河北之間：中晚唐的政治與文化》披露，根據目前出土的安史之亂時期各種墓志銘以及相關史料顯示，公元8世紀的唐朝人很可能並不認為「安史之亂」是一場「外敵入侵」。

當時社會普遍把「安史之亂」看做是前不久發生的「武周代唐」。

換言之，公元8世紀的唐朝人看待「安史之亂」更像是今日的國人看待「直皖大戰」、「直奉大戰」。

「安史之亂」告一段落後，唐肅宗原本想要嚴懲接受了安祿山官職的前唐朝官員；可最終朝堂之上的大臣都不支持唐肅宗的「嚴懲「，大臣們甚至非議張巡的種種作為。

這非常像「郭松齡反奉」失敗後，張作霖想要嚴懲跟隨郭松齡反奉的奉系軍官被勸阻之後，最終是張作霖出面向全體奉系軍官道歉。

02、

那麼，如果以「直奉大戰」的視角看待「安史之亂」，那麼張巡守睢陽所遭受的種種非議就不難理解了。

和張巡守睢陽類似的是軍閥混戰時期宋哲元坑殺陝軍黨玉琨部5000戰俘。

宋哲元坑殺這5000戰俘當然不是沒有理由的，黨玉琨部多是他招募的陝西各地的土匪，這些士兵打仗不行，禍害老百姓是一把好手；而且反覆無常，之前西北軍已經多次放過他們了。

可為什麼當時社會輿論還是普遍批評宋哲元坑殺這5000人所作所為？媒體還將之稱為「鳳翔大屠殺」？舉國譁然？

原因就是在當時人看來，在軍閥混戰的年代，黨玉琨部固然不是什麼好人，禍害老百姓；難道宋哲元的部隊就是什麼好東西了嗎？

甘肅自發組織的「黑虎吞馮軍」，不就是因為宋哲元所處的勢力搜刮甘肅老百姓太厲害，當地自發組織武裝反抗嗎？

既然是軍閥混戰，那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宋哲元搞坑殺，當然是過分了。

換言之，在公元8世紀的唐朝人看來，安史之亂不過是當皇帝的李家與想當皇帝的安家之家的「狗咬狗」，誰輸誰贏對老百姓的生活並沒有什麼影響。

張巡願意為李唐盡忠沒問題，但是裹挾著睢陽十幾萬老百姓一塊「盡忠」就太過分了。

王夫之也批評過張巡，說張巡想做唐朝的忠臣可以選擇自盡：

君子於此，唯一死而志事畢矣。若巡者，知不可守，自刎以徇城可也。

我們可以假設，假設武則天代唐建周時，徐敬業起兵反周，被包圍在揚州之後，學張巡的做法，把揚州城吃光了最後戰死，大家會覺得徐敬業值得敬重嗎？

是不是會覺得徐敬業這麼做，真的有點過了？人家親媽搶了兒子的皇位，至於帶著全揚州老百姓一起「盡忠」嗎？

有朋友可能會反駁說，武則天好歹是漢人，還是李治的皇后；安祿山是粟特人，手下多是胡人，兩者能一樣嗎？

其實在公元8世紀，社會輿論看武則天與安祿山真沒有那麼大的區別。

03、

唐朝承襲的是北朝傳統，骨子裡是不講華夷之防的；相反，李唐天子因為北朝傳統，對胡人的信任程度是超過「南人」和「關東人」的。（廣義，函谷關以東） 不然無法解釋為什麼唐德宗在涇原兵變後，用長安胡商子弟為班底重新組建神策軍，並且把指揮權交給了宦官。

安祿山的同族，粟特裔的何文哲甚至在唐文宗時代做到了「大內侍衛統領」職務，是唐文宗最信任的侍衛。

這無厘頭程度類似於宋高宗在苗劉兵變後，以投降南宋的契丹、女真人的後裔重新組建了御營禁軍。 然後一位叫耶律齊的契丹二代成了宋高宗最信任的禁軍總管。

上面說的是李唐高層，事實上在民間同樣沒有什麼「華夷之防」。

武則天時期，唐朝邊軍將領契丹人李盡忠、孫萬榮反叛，帶著自己契丹本部人馬殺入了河北，沒想到迎接他們的不是「獵槍」，而是「鮮花」和「美酒」。 河北人蜂擁加入孫、李的隊伍。 唐玄宗時期最信任的宰相張說就說當時河北，人人「心懷兩端」，忠誠於長安的河北州郡，「十不存一」。

而負責平定孫、李叛亂的周軍前線總指揮武懿宗有鑑於大多數河北人主動給契丹叛將當「帶路黨」，甚至直接提議殺光投降之人。

由於這個提議過於驚悚，沒有被武則天批准，武則天還派狄仁傑去河北安撫。

狄仁傑的奏報也能看出，當時河北老百姓對於長安天子和契丹叛軍沒有什麼高低分別，認為都是「一丘之貉」。

所以說，唐朝在很長一段時間意識形態是不講「華夷之防」的。

有沒有「華夷之防」的聲音？

有，但絕不是主流。

那麼，什麼時候唐人才開始對張巡有更積極的評價的呢？

是在韓愈提倡古文運動，唐朝開始把「華夷之防」主動納入主流意識形態之後。

韓愈提倡「華夷之防」的時間很晚，距離安史之亂差不多都快一百年了。

之前蘭台提過，「安史之亂」後河北地區就被分為三個半割據的藩鎮：盧龍鎮、成德鎮、魏博鎮。

長慶二年，公元822年（安史之亂結束於763年），長安對重新掀起叛亂的河朔三鎮無可奈何，赦免了引發河朔三鎮叛亂的成德鎮自封的節度使王庭湊，並派韓愈為宣慰使,前往成德鎮。

結果韓愈在成德鎮被一群大字不識的士兵團團圍住，士兵們還公開在他這個朝廷高官面前批評皇帝「忘恩負義、背信棄義」。

要知道，唐朝是一個典型的身份社會。

所謂身份社會，就是一個人的身份決定他的一切。

沒有「身份」，揚州首富見縣令也必須在縣令的衙署外跪候縣令的接見。

是的，大家沒看錯，是跪候。兩個膝蓋著地那種。

在長安，別說小兵，就是普通軍官都沒資格和韓愈說法，更別說公開在他面前非議皇帝。

所以，成德鎮士兵這種「無君無父」的行為給了韓愈這個講究「上下尊卑」的士大夫精神上極大的刺激。

所以，韓愈從成德回到長安後就開始鼓吹「華夷之防」，提倡古文運動。

以韓愈為代表的士大夫在反思河朔三鎮問題上，他們的思路是認為河北之所以難以平定，之所以「無君無父」，是因為朝廷權力還不夠集中不夠大，也因為河北老百姓長期和少數民族待在一起，沾染上了「無君無父」的壞風氣。

所以，當務之急是要提倡「華夷之防」，提倡朝廷應該獲得更大權力。

韓愈提倡「華夷之防」對後世宋明清影響巨大，這是後話。

但是自從韓愈開始提倡「華夷之防」以後，張巡的評價才越來越正面，因為越來越多的人接受了韓愈的觀點。

韓愈自己對張巡評價就很高：

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

認為唐朝能挺過安史之亂完全是張巡的功勞。

但是，請大家注意，這個時候距離張巡戰死已經65年了，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社會輿論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不知道大家是怎麼看的，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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