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之際，四川境內無大戰，國富民殷。東漢時具有佛像特徵的造像已雕刻在四川樂山等地崖墓中。魏晉四川地區戰亂不止，人口大幅度下降，益州流民十餘萬戶遷往荊州， 仍有不少求法僧侶，不畏艱險翻越高山大河往來天竺與四川，劉宋時四川漸趨安定。《南史》記載：天監十三年（514年），梁武帝授武王紀為益州刺史，「南開甯州，越巂，西通資陵，吐角渾，內修耕桑鹽鐵，外通商賈之利」，腰纏百萬的富商在此出沒，西域商人何妥「事梁武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為西州大賈。」《續高僧傳》卷25釋僧先「本康居國人，以遊賈為業，梁周之際往來吳蜀，江海上下，集積珠寶，行賈達於梓州（今四川三台縣）新城郡牛頭山。」南齊梁初（494-579）僧付、惠韶、釋民達等入蜀，惠韶應武陵王邀，令講請觀音。《南史》列傳十三記：天監（502-519年）中張僧繇為武陵王國侍郎，直秘閣知畫事，太清初（547-549年）在成都為武陵王紀畫像。「位於西南交通樞紐的成都，既是商賈貿易的大都會，又是傳播佛教藝術的通途。當時成都佛事之盛僅次於建業和荊州。
「米芾《畫史》記張僧繇『畫宮女面短而豔，畫胡僧蕃奴詭狀殊形，奇形異貌，殊方夷夏，皆參其貌，』造型處理工整之中兼有粗放寫意韻味。其畫風也顯示在成都萬佛寺南朝造像上。菩薩造像清麗瀟灑，面短而豔，衣薄貼體飄逸，天王蓄髯形象怪異。齊梁時梵僧多來自扶南、占婆、東南亞藝術將精神與肉體、崇高與怪異相結合的特點與南朝畫風融為一體」。 萬佛寺有的菩薩佩華麗的長瓔珞，扭身聳臀，薄衣貼體，顯露出肉體之美，妖冶的風姿，在深篤的宗教感情中蘊藏著神秘的異域氣息。南朝文學藝術名家輩出，《南史》崔祖思傳：北魏孝文帝曾派譴使團往建業、工藝名家蔣少遊「圖畫而歸」返洛陽，「青州、四川造像受南朝影響」。 南朝造像遺罕見，精品盡出自成都，「除規模無法與北朝抗衡外，但就藝術造詣而論，與北朝相較並無遜色。
隋帝崇尚佛道，鑄金銅像不計其數，文帝將南陳所藏書畫八百餘卷遷回珍藏，煬帝派杜行滿出使西域。大業五年楊廣去河西，出巡張掖、高昌、伊吾等二十七國，西域諸胡男女歌舞迎謁於道。隋末唐初，玄奘大師因關中事亂，高僧多避居蜀郡，乃轉而之蜀。 貞觀十七年至龍朔三年（643-663年）王玄策四次經吐蕃出使西域，雕繪巧匠宋法智隨行，攜回聖和佛像，唐京道俗竟相傳摹，「菩提雙樹下彌勒圖」，可能傳摹流布四川。四川石窟初唐至盛唐的廣元、巴中、通江以至蒲江等地龕窟，菩薩裝佛坐菩提雙樹間，浮雕《六挐具》圖於佛座背屏上，奇禽怪獸較龍門石窟樹下彌勒圖變化更為多樣；壁頂和樹間天龍八部，飛天在漫天花雨中翺翔一如敦煌壁畫。隋至初唐菩薩豐腴多姿，微扭腰身，佩華麗的長瓔珞。衣褶處理如畫師運筆，轉折起伏，連綿不斷，有繪畫韻味。初唐蒲江，廣元造像中鼓樂圖、異族侍者採自世俗，雕塑精美不亞龍門石窟。川北廣元、通江造像可能是長安畫樣的變體，開龕鑿窟出於武后旨意。川西南：「蒲江的寶冠佛及其寶座源自波羅模式。印度造像到達四川，通過緬甸和雲南……四川工匠用自己的理解來處理外國模式，以便適應本地的口味，四川藝術在接受外來影響方面，從未成為被動的鏡子」。 《法苑珠林》卷29：「依王玄策行傳雲，西域瑞像無窮……除行傳外，范長壽別撰西國記六十卷，中國畫四十卷，今不傳」。四川的地理位置，繁榮的經濟文化，有利於通過多條渠道，吸取外地營養與本土文化相交融，創造出多元揉合、異彩紛呈、富於地方色彩的石窟藝術。從貞觀至開元出現的上述造像上可見四川與外地在佛教藝術上的交流和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