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葛承雍/文
初唐書法藝術的總體風格特徵是瘦勁秀美，剛健凝重。從魏晉六朝二王書法的妍美流便，發展到險絕刻勁（如歐陽詢），圓融遒逸（如虞世南），豐艷流暢（如褚遂良），結體遒麗（如薛稷），競技爭法，各有特色。產生這種現象，不能不受制於當時的文化環境，而作為一種創造性的文化活動，也必須對原有的和現有的文化進行能動的選擇。在唐初的歷史背景下，儒的倫常禮教，道的淡泊無為，佛的兼得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的神氣，還有北朝敦實大度的民間文化以及保留在南朝文化中的傳統靈秀書風和思維方式等，都在互補雜糅中交叉滲透，蔚為中華文化之大觀。書法家處在這樣的文化環境下，故而呈現出不同的書法神韻。
唐初的大書法家首推虞世南，他生長在越州，由陳入隋，曾學書於智永禪師，可說是得了二王的真傳。貞觀初，官至秘書監，封永興縣公，世稱「虞永興」。作為弘文館學士，他是得孔孟真諦的醇儒，又是唐太宗的書法老師。唐太宗寫斜鉤總寫不好，一次他寫「戩」字，就空下「戈」字讓虞世南補書，魏徵見後說，只有「戈」字逼真王書，太宗聽了非常感慨，說虞世南對王羲之的筆法體會最深。正因如此，虞世南在初唐是以右軍嫡傳形象出現的，既為唐太宗倡導大王風格提供了一個極為精彩的範例，又儼然是一位供奉王羲之的正統人物。
虞世南《孔子廟堂碑》（局部）
虞世南楷書的特點是「君子」的遒美秀潤，筆畫凝練，筆勢方圓並見，外柔內剛，結構端正而比較舒展，各部分配合靈變自然，外形略長近方，總體有文質彬彬之風。其楷書代表作是記孔子後裔孔德倫修繕孔廟時的《孔子廟堂碑》，用筆橫平豎直，圓腴遒勁，字形端莊穩健，顯得雍容華美，是堪為楷模的虞書「君子書法」的特徵。此碑書於貞觀七年（633），這時虞世南已經六十九歲，但書法還是遒勁有神，一點兒看不出暮年的氣象。據說碑立之後，「車馬填集碑下，氈拓無虛日」。這樣因慕名捶拓使字字益寬益鈍，更增加了君子蘊藏鋒芒、含蓄自持的態度。
唐太宗曾說他獨兼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辭，五曰書翰。首先讚揚的是他盡心忠君的儒家倫理思想，最後才推崇他的書法，孰輕孰重不言自明。貞觀十二年（638），八十一歲的虞世南去世，唐太宗很傷心地說：「虞世南死後，無人可與論書！」
歐陽詢，潭州臨湘人，歷經陳、隋、唐三個朝代。貞觀時仕至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封渤海男。早年在南方，他也是從學習二王入手的，但他和虞世南略有不同。虞世南一生謹守二王尺度，不敢失墜或越雷池一步，只是在二王書法的基礎上，力求上進。歐陽詢則不然，他雖宗法二王，可是北上長安後，廣泛學習北朝的碑刻，如「（詢）嘗行見索靖所書碑，觀之，去數步復返，及疲，乃布坐，至宿其傍，三日乃得去，其所嗜類此」（《新唐書·歐陽詢傳》）。這說明他受到北方書法風格的影響很大。加之他原來就習二王書體，所以歐陽詢將南北書風互相融合，在保存延伸南方灑落飄逸的神韻下，更崇尚北方碑版挺拔、剛勁、瘦硬的氣質。這樣，歐陽詢「真、行之書，出於大令（王獻之），別成一體」（《書斷》），形成自己的獨特結構和空間規範。他對唐代書法的貢獻是雙重的，一方面，險勁書風一反謹醇的二王魏晉風采；另一方面，他擴大了書法結構空間的研究。
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局部）
歐陽詢「八體盡能」「篆書尤精」，更善於書寫碑誌。他的楷書特點是瘦挺勁拔，以方為主，橫畫布排嚴整，直筆硬挺而中部向字心凹進，結構於平正中險峭危絕，給人以刀戟森森之感。例如被稱為唐楷最高典範的貞觀六年（632）《九成宮醴泉銘》，楷法嚴謹，用筆方正，於遒勁中見疏朗，開闊中見險絕，清寒中充神腴。
歐陽詢傳世作品還有《夢奠帖》《卜商帖》《季鷹帖》等行書，也是以險勁見長，用筆異常瘦勁挺拔，深受王羲之書法影響，而峭竣的風骨又說明其中融入了更多的北朝書法遺風，在結構上都有嚴密的空間美的表現。這些與其說是吸取當時書家的長處，融會貫通形成了「剛健險勁、法度森嚴」的獨特風格，不如說是南北文化趨向自然融會的表現，它已成為唐初無可阻擋的文化主流。
歐陽詢的書名，遠播鄰國，高麗曾專門遣使購求其墨跡。唐太宗笑著對人說：「彼觀其跡，固謂其形魁梧邪！」（《新唐書·歐陽詢傳》）這是因為歐陽詢的身材很矮小，可是字體卻含有雄勁的氣魄。當然，歐陽詢「筆力險勁，為一時之絕，人得其尺牘文字，咸以為楷范焉」，這些只是他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聰悟絕倫，讀書即數行俱下，博覽經史，尤精三史」（《舊唐書·歐陽詢傳》）。作為一個儒家學者，能起到「正君臣，明貴賤，美教化，移風俗」的重要作用。
褚遂良，杭州錢塘人，因擅長書法得侍太宗，從起居郎逐步升為黃門侍郎，進而參與朝政，為宰相之一。特別是虞世南死後，由魏徴把褚遂良推薦給唐太宗：「褚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體。」自此，對二王真跡的鑑定，便都由褚遂良來負責了。「備論所出，一無舛誤。」（《舊唐書·褚遂良傳》）褚遂良的父親褚亮，是歐陽詢、虞世南的同朝好友，這就使他有條件全面繼承王羲之和歐、虞等人的書法，在體現唐代新書風的顏體書法產生之前，褚遂良發揚了隋代書法的最高成就，又是唐楷創新的發端者，有著承上啟下的作用。如果說虞世南是以內斂來表示他的秀逸，褚遂良則採取了同歸但殊途的方法，他以外露同樣達到了近乎綺羅香澤的嫵媚，但崇拜前賢的正統人士改「媚」為「瘦」，說他楷書的特點是俊逸瘦勁：筆畫瘦而意實足，行筆多取弧勢，起、結處隸意可辨，結構形疏氣緊，活潑而不輕佻，字形較為方正，這樣似乎給人以清俊飄逸的印象。
褚遂良《雁塔聖教序》（局部）
為什麼在楷書已經完全成熟時，褚遂良的早期楷書卻要鮮明地流露出隸意的點畫形態呢？由於王羲之對初唐書法的深刻影響，當時書家幾乎都學習王書，而王羲之的楷、行脫化於隸書，筆致緊密收斂的特點就是隸書精密的反映，但其點畫在後期書法中已不露隸書的痕跡。褚遂良學王，著意於復古，書法中明顯保留了北碑的意蘊，與其說這是褚書的主要特色，不如說這是一種不自然的逆動，背著楷書成熟的包袱試圖回到隸書的稚妍中去。這也反映出他「遠覽殷、周，近遵漢、魏，不可頓革，事須階漸」（《舊唐書·褚遂良傳》）的守成思想。唐太宗之所以在臨終時托國事於他，就因其能盡誠盡忠，保守宗社。
褚遂良廣泛汲取前代書家的優長，具有豐富的筆法，形成了獨特的藝術風格。因而，褚書的新規範一出，天下翕然相從，競相學仿，成為一時風尚。與褚同時或稍晚的王知敬、王行滿、敬客等人，都是尊褚而有成者。直到武周時期，褚遂良已貶死遠州，官爵被追削，但書名不減，人們還是照樣學他。這不僅是因為他的書法給人以啟發和教益，而且是他上忤聖顏、忠於李唐的氣節影響著後人。
然而，歷史決定了褚遂良所獲得的只能是一種成熟的稚妍而非真正天趣橫生的稚妍。因此，他可以為唐代楷書提供一個嶄新的類型，卻無法使書法歷史的車輪倒轉。
薛稷，這個「初唐四家」中唯一的北方人（河東汾陰），曾在唐睿宗時官至禮部尚書、太子少保。他是魏徵的外孫，少時便臨仿魏徵家裡所藏的虞世南、褚遂良等的真跡，遂以書名天下。薛稷專學褚書，有「買褚得薛，不失其節」之稱。楷書作品有《升仙太子碑》《信行禪師碑》等，特點是秀麗雅遒，形式接近褚字，但筆道直硬，時露鋒芒；結構方面，字形偏長，總體流露俊整秀美的神情。至於他的用筆纖瘦，結字疏通，實則又自成一家。人們稱其書為「風驚苑花，雪惹山柏」，或稱其「書學褚公，尤尚綺麗，媚好膚肉，得師之半」，故能以其書法成就列於四大家。
薛稷《信行禪師碑》（局部）
不過薛稷學褚是亦步亦趨，只是形似的好手，而不是神似的大家。雖然薛書清深遒逸，聲高一時，可以亂真，但與褚書潤瘦勁練、寬博疏朗的風格相比，卻少了一點創造性。
不可否認，初唐的四家楷書各有特色，各自成家。魏晉以來以鐘王為代表的扁橢字形由於受漢隸的影響，運筆結體崇尚圓勁淡雅，經過梁陳開始趨向於方。唐初四家易方為長，說明他們也有一定的創新，但與中唐相比還是囿於守舊。四大家楷法一般說是屬於王羲之系統，雖然歐字源於劉珉，虞字源於史陵，褚字源於智永，薛字源於褚體，但實際上每家風格都受到漢魏書法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當然，與北方風格的魏碑相比，他們更多偏向瘦勁，含蓄規整。如果撇開他們作品中的個人風格不談，則不難看出，這四大家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同屬於一種典雅、嚴謹或帶有一點飄逸的風貌。這不僅與王羲之的書風緊密相連，同時也是六朝以來墓碑造像題記一類民間書體的不斷整齊化、精確化、規範化的結果。可以說，虞、歐、褚等人作品中那種充滿理智色彩的建築結構式的美，使楷書藝術開始進入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中國文化的新階段。
當然，書法畢竟是很複雜的藝術作品和精神產品，單從個別書法作品有時難以判定作者真實的思想感情，但儒家那種「心寧、志逸、氣平、體安」的文化個性給初唐書法留下了很深的印記。
（孟雲飛轉自《月讀》 2020年第10期 P55-6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