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世紀伊始，伴隨著遼宋「澶淵之盟」的締結，雙方戰爭、對立的狀態也告一段落。隨之而來的，是遼宋互稱「南朝」「北朝」，約以「兄弟之盟」的新局面。澶淵之盟的確立，令遼朝不得不終止南征計劃，重新尋找主導東亞秩序的突破口，表面臣服、實則不馴的高麗便成了新的戰略目標。
在中韓關係史領域，一般認為雙方的宗藩關係確立於遼聖宗時期，並一直為後世王朝所延續。深入探討澶淵之盟後遼聖宗對高麗政策的轉變，既可以加深我們對傳統中國與朝鮮半島關係以及東亞秩序的理性認識，也可以從另一個側面描繪遼朝對「中國」身份的定位及追求。在此基礎上，筆者擬就遼麗雙方宗藩關係形成未穩的一段時間內，遼朝落實宗主權利的努力以及背後動因進行探討，力爭加深對古代中朝關係、東亞秩序的認識。
一 澶淵之盟後遼朝對高麗政策的變化
10世紀晚期，在宋朝的協調下，自西向東，包括西域、漠北、宋朝、高麗等政權在內，一個環繞遼朝邊疆的多政權反遼同盟漸趨形成。[4]年幼的耶律隆緒在這種情況下即位，是為遼聖宗。政治經驗豐富的承天太后奉遺詔執掌國事，在耶律斜軫、韓德讓等人的盡力輔佐下，遼朝對反遼同盟各個擊破，在外交困境中突出重圍。在此過程中，為切斷高麗同宋朝聯繫，以確保南征不被掣肘，遼朝採取恩威並施的政策，成功與高麗建立了宗藩關係。此後，遼便鮮少東顧，專意南征，直到澶淵之盟締結後才又著手調整對高麗政策。
1.討逆宣威、欲正宗藩
統和二十八年（1010）五月，承天太后喪葬完畢43天後，遼聖宗下詔：「高麗西京留守康肈弒其主誦，擅立誦從兄詢。詔諸道繕甲兵，以備東征。」隨後遣使高麗「問前王（穆宗）之故」，並以「自將伐高麗，遣使報宋」，又遣樞密直學士高正、引進使韓杞至高麗「告興師」。一系列動作在幾月之間完成，並對高麗「乞罷師」不予理會，可見遼聖宗整理遼麗關係決心之堅定。
十一月，遼朝大軍渡過鴨綠江，雙方展開了歷時近60日的交鋒。具體戰爭細節《遼史》《高麗史》均有描述，前輩學人亦做過細緻梳理，此不贅述。翻閱《高麗史》，發現在遼軍推進過程中，一直伴隨著雙方關於「退兵」的交涉，本文便就幾次交涉做一分析，從而理清遼朝出兵的目的及其高麗政策。
（1）第一次交涉
遼朝大軍渡過鴨綠江後，遼聖宗下諭降書與敕書明告興化鎮守軍：「逆臣康兆弒君立幼……汝等擒康兆送駕前，使即回兵，不然，直入開京，殺女妻孥。」「朕將精銳來討罪人，其餘脅從，皆與原免。況汝等受前王撫綏之惠，知歷代順逆之由，當體朕懷，無貽後悔。」興化鎮守軍不為所動，上書請求遼人撤兵。遼聖宗復又下敕書，重申出兵討逆的目的，並導之以為臣之道，依舊無果。於是聖宗下旨：「汝等慰安百姓而待之。」遂解興化鎮之圍，移軍銅山之下。遼麗雙方關於退兵的交涉告一段落，交戰正式拉開。
由雙方互動交涉可以得出以下結論：首先，遼聖宗幾番下詔均申明發兵旨在討逆，希望高麗履行臣子義務，同時說明不予配合的後果；其次，詔書中屢次強調遼麗間宗藩關係，指出遼朝作為宗主國發兵討逆的合法性，又點明顯宗王詢為逆臣所立，且此時未獲遼冊封，王位繼承程序並未完成；再次，興化鎮守軍上表之言多有不恭，然遼聖宗只是圍而不打，盡力曉以君臣之道，告之以利害關係，證明遼朝大軍壓境確無占領國土之意。
（2）第二次交涉
如遼聖宗詔書所言，遼軍擒獲康兆後，一路進軍，高麗西北城寨皆為遼軍所下。遼使劉經攜檄文至西京諭降，為城中主戰派智蔡文等暗中擊殺。隨後高麗顯宗以「州郡陷沒，上表請朝」，遼聖宗遂「以政事舍人馬保佑為開京留守，安州團練使王八為副留守。遣太子太師乙凜將騎兵一千，送保佑等赴京」。[13]此即為高麗第一次「請朝」。但西京守將智蔡文等人見韓杞詢問劉經諭降一事，恐暗殺事發，於是擊殺韓杞等人，又擊退乙凜、馬保佑。「請朝」遂成「詐降」。
由這一次交涉可以看出遼聖宗對於以高麗「請朝」作為退兵條件是滿意的。此時不僅開京未遭兵戈，甚至西京也在固守頑抗，遼聖宗派出官員遠赴開京的舉動完全建立在相信高麗顯宗「親朝」承諾的基礎上。遼軍挾大勝之勢卻並未拒絕退兵的請求，顯然未將攻城略地作為主要目的，更多的是將兵威視作要求高麗履行臣下義務的手段。
（3）第三次交涉
高麗詐降令遼聖宗震怒，於是繞開西京，派兵直奔開京。高麗顯宗王詢聽從姜邯贊「今日之事，罪在康兆，非所恤也。但寡不敵眾，當避其鋒，徐圖復興耳」的建議，率眾南行。觀姜邯贊之言，顯然高麗君臣中不乏對遼朝出兵有清醒認識之人，然而依舊不敢直面遼聖宗而南逃，除對詐降一事心懷忐忑外，亦難免有高麗顯宗王詢對遼聖宗另擇他人而立的擔憂。「直入開京」本是遼聖宗於興化鎮諭降時做出的警告之言，如今高麗顯宗王詢避而不見更令聖宗堅定了決心，於是蕭排押率兵入開京，「焚燒大廟宮闕」，「大掠而還」。
當此危急之際，河拱辰上奏：「契丹本以討賊為名，今已得康兆，若遣使請和，彼必班師。」顯宗遂令其赴遼軍請和。「拱辰行至昌化縣，以表狀授郎將張旻、別將丁悅先往契丹軍。……旻等未至，契丹先鋒已至昌化，拱辰等俱陳前意。契丹問國王安在？答曰：『今向江南，不知所在。』又問遠近。答曰：『江南太遠，不知幾萬里。』追兵乃還。」時至今日，有關「江南太遠」這一說辭，學界大多抱相信的態度，認為河拱辰利用遼聖宗對高麗具體情況的無知，輕易騙其退兵。然細檢史料，統和二十年，高麗曾「貢本國地里圖」，說明遼聖宗在出兵前便已獲取了解朝鮮半島地理環境的渠道。實際上遼軍南下過程中遭遇的抵抗從未中斷，且戰線愈拉長，後勤補給愈吃緊。若堅持南下，則恐將陷入難以為繼的局面。故遼聖宗藉口「江南太遠」，退兵還朝。
檢討三次關於「退兵」的交涉，遼聖宗始終站在宗主國立場上整理遼麗關係，無論是討伐逆臣還是要求國王親朝，都沒有超出宗主國的權利範圍。遼軍深入高麗腹地，亦並非對高麗抱有領土要求，主要還應歸因於高麗對遼朝宗主國身份的不斷挑戰。
2.兵並舉、重塑宗藩
（1）「親朝」的交涉
遼軍班師後，高麗多次遣使，或謝班師，或賀冬至，或賀生辰，雖有示好之態，卻絲毫不言「親朝」。又兼前番征討遼朝損失巨大，遼聖宗不滿更甚。聖宗開泰元年（1012），高麗遣蔡忠順「乞稱臣如舊」，仍不提「親朝」，遼聖宗於是下詔明令高麗顯宗親朝。顯然，此時「親朝」已經成為遼麗雙方繼續宗藩關係的條件。
高麗隨後「告王病，不能親朝」，遼聖宗遂下詔「取興化、通州、龍州、鐵州、郭州、龜州等六城」。六城是高麗於統和十一年（993）在遼聖宗所賜鴨綠江女真地上所建，賜地的條件是高麗必須向遼朝稱臣納貢，同時斷絕與宋朝的聯繫。高麗日後並未履行承諾，不僅私下遣使如宋，後又「至者無時」。[24]前次遼聖宗大舉征伐高麗，究其根本便在於此。
討回六城可以看作遼聖宗對高麗的提醒與警告，其意在使高麗認識到遼麗間的宗藩關係及對應的權利、義務。申明「親朝」乃雙方宗藩存續的條件，宗藩關係破裂，則高麗必須交還遼朝贈予的六城之地。
（2）關於「六城」的交涉
高麗接到收回「六城」的要求後，數次遣使與遼朝進行交涉，試圖使遼朝接受高麗言而無信的現實。遼聖宗亦「遣中丞耶律資忠使高麗，取六州舊地」。伴隨著使者的交涉，遼朝開啟了新一輪軍事征伐。開泰二年十月，詳穩張馬留獻通曉高麗事的女真人，向遼聖宗介紹了高麗開京附近詳情，並為遼軍規劃了前進路線。次年，遼朝又「造浮梁於鴨淥江，城保、宣義、定遠等州」，為出兵高麗做了充分準備。
值得一提的是，雙方雖然劍拔弩張，但聘使往來並未斷絕。《高麗史》記載高麗顯宗四年（1013）五月，「契丹來告改統和為開泰」，六月，高麗「遣借尚書右丞金作賓如契丹賀改元」。可見雖然紛爭有愈演愈烈之象，但雙方此時均未放棄宗藩關係。那麼可以認為，遼聖宗對高麗戰與和的抉擇，其意仍在於在宗藩關係內部對遼麗雙方的權利及義務進行調整。
（3）破而後立的宗藩關係
自開泰三年至開泰八年，遼朝對高麗發動的四次征伐均未有收效。這次大規模的征伐「歷時六年，數易將帥，仍以契丹在軍事上的失敗而告終」。外交上的情形同樣不容樂觀，索要「六城」屢次被拒，開泰四年，高麗甚至扣留了使者耶律資忠，其強硬態度可見一斑。
與此同時，為抵禦來自遼朝外交、軍事方面的壓力，高麗寄希望於宋室方面的助力。開泰四年（宋大中祥符八年），高麗致表北宋「請求賜曆日及尊號，且言契丹於其國西鴨綠江頭創浮橋，又於江東築寨」。但宋自澶淵之盟以來已無與遼開戰之意，故僅遺詔書以示安撫。面對遼方的巨大壓力，高麗宣布「復行宋大中祥符年號」，以示與遼決裂。此舉更加激起遼聖宗的怒火，是以遣使愈頻，屢敗屢戰。
曠日持久的戰爭是對國力的巨大考驗，雖然在軍事上取得優勢，但作為主戰場的高麗損失極為慘重，大有雖勝尤敗之態。於是開泰七年，高麗遣「元永如契丹請和」，希望結束戰爭狀態，卻同時又「行宋天禧年號」，顯然沒有恢復宗藩關係的意願。遼聖宗自然不能容忍高麗既不歸還「六城」，復又重行宋朝年號的悖逆之舉，於是再發大軍，又一次嘗試以兵威重整宗藩關係。是役遼軍大敗，高麗也再無力支撐戰局。開泰八年遼朝先後遣使入高麗，隨後高麗遣李仁澤如遼「乞貢方物」，意味著一直態度強硬的高麗放棄與遼朝對抗。
高麗遣使令陷入戰爭困境的遼朝決定不再繼續征伐，開泰八年八月，「遣郎君曷不呂等率諸部兵會大軍討高麗」之舉終未有下文。隨後，高麗歸還了被扣留六年之久的耶律資忠，並奉表稱藩納貢。遼遂釋王詢之罪，同意其稱臣納貢的請求。此後雙方宗藩關係逐漸修復，但由於遼朝軍事上未占上風，其所要求的「親朝」「六城」問題遂不了了之。
澶淵之盟後遼聖宗對高麗政策的調整給兩個國家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也讓他背負了窮兵黷武的名聲。如此巨大的代價卻並未令高麗顯宗親朝，也未能收回江東六城，十年兵燹及外交博弈僅令雙方回到剛剛締結宗藩關係的狀態。但經過十年紛爭，高麗君臣深刻認識到遼聖宗規範宗藩關係的決心，此後終聖宗一朝始終與遼朝保持較為頻繁的往來。雙方重修舊好後，遼朝對高麗的政策強化了文化因素，其目的主要在於「德化」高麗。[34]隨著遼聖宗轉而實行較為和緩的對高麗政策，遼麗雙方得以保持穩定的宗藩關係直至遼聖宗去世。
二 政策調整原因探究
元朝史官在修撰《遼史》時嘗發「遼自神冊而降，席富強之勢，內修法度，外事征伐，一時將帥震揚威靈，風行電掃，討西夏，征党項，破阻卜，平敵烈。諸部震懾，聞鼙鼓而膽落股弁，斯可謂雄武之國矣。其戰勝攻取，必有奇謀秘計神變莫測者，將前史所載，未足發邪？抑天之所授，眾莫與爭而能然邪？」[35]之疑問。吳鳳霞先生對此進行了深入解讀，認為元朝史官在未能找到遼朝戰勝攻取原因的情況下，甚至將「眾莫與爭」歸之於「天之所授」，同他們信奉「仁者無敵」，主張「兵者兇器也，可戢而不可玩；爭者末節也，可遏而不可召」有很大關係。元朝史官在《遼史·兵衛志》中也指出擁有強大軍力的遼朝之所以「長世」，根源在於不輕易用兵。
誠如史家所言，「耀德」勝於「觀兵」。為何遼聖宗在澶淵之盟，確切地說是在蕭太后去世後旋即改變對高麗政策，不顧蕭敵烈「國家連年征討，士卒抏敝。況陛下在諒陰，年穀不登，瘡痍未復。島夷小國，城壘完固，勝不為武，萬一失利，恐貽後悔。不如遣一介之使，往問其故。彼若伏罪則已；不然，俟服除歲豐，舉兵未晚」的諫言，執意發兵？這不外兩種原因，於內要樹立個人威權，於外則要使高麗認同遼朝的正統地位。
1.內立威權
（1）強化皇權
遼聖宗即位時年僅十二歲，其母承天太后「臨朝稱制凡二十七年」。承天太后在景宗時期便已經開始參與政事，政治經驗豐富。聖宗年幼時，「國事取決於其母」。至其成年，遇事仍然「拱手」母旁，聆聽母訓「略無怨辭」。學界基本上可以對承天太后在聖宗時期政治上的主導地位達成一致，認為其「執政前期，正是聖宗年幼之際，她當然要站在第一線，隨著聖宗的成長，蕭太后的作用要有所減少。但是根據情況，完全可以斷定，她仍不失為當政者，這一時期的政績和存在的問題，當然不能完全歸於蕭太后，但首先應寫在她的名下」。承天太后作為「遼朝復興的主要決策者」，聖宗成年以後，朝政亦多決於太后。
承天太后攝政的四十餘年政績斐然，聖宗長於其側，「益習國事，銳意於治」，自然不甘心做一個守成之君。太后去世後，已即位二十八年、年過不惑卻剛剛脫離太后視線的遼聖宗急切地想要提升權威，加強皇權。但承天太后雖然辭世，餘威仍在，後族依然有著與皇族分庭抗禮的實力。遼聖宗欲在此時加強皇權必須創下足以服人的文治武功，才能在太后長久的政治影響中有所突破，進而對後族進行有效遏制。前文所述蕭敵烈之諫言不可謂不客觀務實，雖然《遼史》中將聖宗的不予採納歸因於命令已下，但其中亦難免有對其國舅詳穩身份的疑忌。再觀遼聖宗統和二十八年征高麗的陣容，主要將領中皇族耶律氏占去大半，除去少數幾名漢臣與渤海臣，後族中僅蕭排押一人而已，這與統和十年（992）征伐高麗時一應大事放心交於蕭恆德的情形形成了鮮明對比，遼聖宗倚重皇族、削弱後族的意圖已經初現端倪。
（2）效法英主
遼聖宗「好讀唐《貞觀事要》，至太宗、明皇實錄則欽服」，並雲「五百年來中國之英主，遠則唐太宗，次則後唐明宗，近則今宋太祖、太宗也」。閱唐高祖、太宗、玄宗三《紀》時，亦令臣下「錄其行事可法者進之」。鑑於《契丹國志》內容多來自《資治通鑑》及《續資治通鑑長編》，二書皆為宋人所著，故遼聖宗贊宋太祖、太宗之語未必可信，然對照《遼史》可知遼聖宗對唐太宗、唐玄宗的欽佩乃是實情。
唐太宗、唐玄宗皆是對外強勢的君主，對朝鮮半島政權亦然。遼聖宗常以唐太宗、唐玄宗行事為參考，且當時承天太后仍在，政令多出於太后之手，那麼將「『詔取女直鴨綠江東數百里地賜之』的錯誤決定」完全歸因於遼聖宗顯然不妥。考察承天太后去世後遼聖宗對高麗政策的幾番調整，可以看出其對高麗諸般表現不滿已久，甚至深以「鴨綠江東數百里地」割讓一事為憾。當日將土地賜予高麗實為利誘，目的在於建立遼麗間的宗藩關係，斷絕宋朝東部的羽翼。然事與願違，高麗得此地後立即驅逐女真人，興建城池，在遼麗接壤之處更是著重防禦。更有甚者，高麗違背承諾遣使如宋，日後又「貢獻不時至」，與遼朝逐漸疏遠。如此一來，遼朝賜地可謂得不償失。遼聖宗多次興兵征伐，又屢屢遣使討回「六城」，初時不過是以「六城」相挾以使高麗顯宗親朝，後來不提「親朝」只索「六城」，似可以證明當日賜地一事遼聖宗其實並不認同。承天太后去世後遼聖宗立即著手整理遼麗關係，或許就是對昔日自己並不認可的政策進行修正。
2.外正中華
遼自太祖開國，便已為日後遼朝發展奠定了「遼家遵漢制，孔教祖宣尼」的基調。歐洲著名學者沙畹認為在遼太宗時，遼朝已經成為一個「真正的漢族王朝」，此說或許尚存爭議，但歷經百年的發展，至聖宗時，遼朝疆域遼闊、勢力強勁，儒化程度更深，已呈一片蔚然華風乃是不爭的事實。遼太祖、太宗時期，皆以「中國」自居，待遼宋簽訂澶淵之盟，遼朝的「中國觀」開始變化，產生了「中國正統」的思想。在儒家文化的作用下，遼朝統治者意識到若天子至尊地位得不到外部承認，則其國內統治的合法性也將遭到挑戰。於是在遼朝內部對「中國」的身份已經確認無疑的情況下，其對於外部認同的需求便愈加迫切。這就可以解釋為何遼朝帝王所努力追求的除現實意義上的「廣土眾民」之外，一直未曾放棄爭取「中國」身份的外部認同。
清人趙翼曾言：「義理之說與時勢之論往往不能相符，則有不可全執義理者。蓋義理必參以時勢。」受澶淵之盟所限不能繼續籌謀南伐的現實，同不斷壯大的國力、日益深入的「中國」意識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正統」觀不斷碰撞，在東亞範圍內取得超越宋朝的地位並獲得道統上的認同就變得十分迫切。高麗是東北亞地區少有的以儒治國的「禮儀之邦」，向來禮敬中原、恭奉正朔，若能令高麗承認遼朝為「中國正統」，則對於遼朝所追求的「中國認同」來說實在是一個很大的助力。
遼聖宗自幼接受儒家文化薰陶，好讀《貞觀政要》等書，可謂深諳漢唐盛世治邊之法，為何不效法前賢「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而強行征伐？非不明義理，實乃時勢使然。所謂「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其所依靠的是包括文化影響力、意識影響力、制度安排的影響力等在內的軟實力。而對於遼王朝來說，此時依靠「軟實力」懷柔受儒家文化薰染日久的高麗，無異於緣木求魚。是故欲達成祖輩構建「中央之國」的政治理想，建立一個以遼朝為中心的宗藩體系，唯有通過征伐使「強朝弱附」。
結語
遼聖宗對高麗的連番征伐以及屢屢遣使所進行的交涉，歸根究底是希望得到高麗的認同，希望高麗對遼的臣服不是「畏威」而是「歸心」。但持續十年之久的交鋒，給兩個國家及雙方的百姓造成了巨大負擔。在這場國力的比拼中，高麗率先妥協，也為遼朝結束戰爭提供了理由。雙方重新建立宗藩關係之後，為了維護來之不易的和平，沒有就「親朝」「六城」等問題再做過多交涉，這對高麗來講自然求之不得，對遼聖宗來說卻不得不說是一種遺憾。但無論如何，雙方宗藩關係經此十年之役逐漸步入成熟。此後遼朝再未興大兵討伐高麗，蓋因「時勢」已經通過武力得以變化，遵循「義理」多修文德已經上升為主要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