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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國歷史悠久， 作為「禮儀之邦」的國民，長幼有序，尊卑觀念早已根深蒂固，這也反映在了日常的飲食，就餐時一人一桌，桌上菜品根據身份互不相同，這就是所謂「分食制」。
飲食文化本身具有歷史性和時代性，隨著時代的發展，唐朝時期「合食制」開始流行，並逐漸替代「分食制」，圍桌而食成為人們的一種生活習慣，就像我們平時聚會吃飯一樣。那麼到底是什麼讓「合食制」變成一種潮流呢？
一人一桌，分餐而食
在現代的古裝電視劇中，時常會看到這樣的片段，宴會的主人上座台上，兩側設有坐席，客人與家屬分坐且一人一案，中間空出來的空間則用於歌舞表演，這就是傳說中的「分食制」。
飲食文化從來都不是亘古不變，而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改變。原始社會時期，部落中的男人負責狩獵採摘食物，之後再進行匯總後分配，而在新石器時代，其中的一部分人開始擁有簡潔的餐桌餐具，圓底的餐具一人一份，這種約定俗成的飲食方式就是「分食制」的雛形。
一個公共的窖穴群的出現，證實了當時的人們是一個群居的狀態，這個窖穴群位於陝西的半坡村一處完整的新石器村落遺址，據考古學家研究，這個是一個簡單的集體倉庫，但也證實了當時的人們食物使用的是平均分配製度。
時代發展造就文化變革，到了商朝時期，嚴密的等級制度成為了鞏固皇權的一種方式，人們也逐漸有了等級分明的思想，這也體現在餐具的使用上面。
其實夏商周時代又被稱為「青銅時代」，特別是商朝，青銅文化發展迅速，從葬墓中出土的餐具中可以發現，在當時不同階級的人根據身份的不同用的也是不同的餐飲用具。
想必大家也曾聽過「天子用九鼎」這句話，在周朝時，鼎已經成為了當時餐飲用具的一種，但不同階級的人使用的鼎的數量也有所區別，從統治者到士，每降低一個級別，鼎的數量也隨之減少，國君桌上有九鼎、卿則七鼎、大夫一般使用五鼎，士則不超過三鼎。
因此從餐桌上鼎的數量就可以區分用餐人的身份，這就是當時極為奢侈的分食制禮儀，完美的體現了貴族的優越性。而後西周滅亡，各種禮儀制度走向崩潰，「周禮」不再被人們奉為行為準則，但「分食制」仍然立於不敗之地。
《禮記》記載：「天子之豆三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
正所謂臣民豈能與皇帝同席，秦漢時宴會眾多，皇帝與群臣一起圍桌就餐，在他們看來是一種對皇權的蔑視，於是分食制便被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傳承了下來。
其實在魏晉南北朝以前，由於那時的人們都是席地而坐，所以置放餐具的餐桌非常矮小，這就導致桌上能放的餐食空間相對狹小，給人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不便。此外，那時比較窮苦的人家沒有餘錢去購買餐桌，於是他們產生了每人分一個陶罐，然後各自捧著陶罐吃飯的做法。
同桌而食，「合食制」崛起
「合食制」真正出現是在唐朝時期，大家經常會在一張桌子吃飯，顯得更加的親密無間，而「合食制」的出現完全是為了適應社會的發展，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在隋唐時期，門閥、尊卑觀念受到了衝擊，民風更加的開放，魏徵直諫的故事完美的體現了當時的政治之開明。武則天時期為了打破了世族威脅皇權的僵局，更是直接削弱了世族門閥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打擊了一直享受政治權益的世族階層，這使得高高在上的等級觀念受到了一定的打擊。
不僅如此，在唐朝，女子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唐代以前，女子不能和男子一起吃飯，同桌更是大忌，甚至連男子談話的時候，女子都要主動迴避，尤其是富裕的、有權勢的家庭在這方面要求更為嚴格。正所謂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在社會層面女子根本沒有什麼話語權。
《禮記·內則》記載：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但唐朝這種現象已經不再普遍，更是出現了許多女子參政的案例，例如太平公主，武則天，上官婉兒等，其中的上官婉兒做到了當朝女宰相。
《太平廣記》引《景龍文館記》云：「(上官昭容)自通天后，逮景龍前，恆掌宸翰。其軍國謀猷，殺生大柄，奪其決。」
這個女性參政的案例可以看出，當時的民風已經開始逐漸開明，男女之間少了許多條條框框的約束，一起同桌共食也開始變成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
朋友之間把酒言歡，觥籌交錯之間開懷大笑，親人之間其樂融融，一家人歡聚一堂，不管是友情還是親情都變得更加親近。
而且唐朝的科舉制與之前的察舉制、九品中正制完全不同，尤其是到了唐朝的後期，進士科考明顯放寬了對資質和出身的限制，大批中下層地方階級的知識分子以及農耕出身的讀書人有了融入上級階層的機會，社會各階級的人員流動變得愈加頻繁。
傳統氏族的階級穩定被動搖，對等級階層、長幼尊卑等秩序十分在意的貴族，也因為對這種對階級不是特別在意的平民老百姓的加入而受到了動搖，體現階級的分餐而食也不再顯得特別重要。
其次，南北文化交流頻繁，各民族相互融合，這導致當時平原地區的人們的餐飲用具以及飲食習慣，都受到了北方遊牧民族的影響。
其實餐椅的出現完全是因為北方的遊牧民族由於天氣寒冷，吃飯時坐在地上有時會凍傷身體，於是他們開始使用胡床胡椅，就是用椅子或者凳子坐著吃。
文化的多元和整合，造就了人們兼收並蓄的開闊胸襟，激發了他們對文化的熱情，勇於兼收獨具特色的飲食文化。
因為南北大融合，所以這種胡床胡椅得到了流傳，為了配合它，人們開始研究出更大的桌子，這種大桌子方便了大家在宴會上坐在一起吃飯聊天。不僅如此，承載食物的用具也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原本人們吃飯用的是小碟小碗，唐朝這種用具被更加大的器皿所取代，它們可以承裝更多的食物，這些傳統用具的更替也促進了「合食制」的流行。
在私人宴會上，許多官員會放下身段，與他人談笑風生、嬉笑閒談，這也有效地起到了聯絡感情、籠絡他人，以及互通政事的作用。
宋徽宗趙佶《十八學士文會圖》，就完美的體現了這一點。那時有一種地方叫做「廊下食」，這是朝廷提供給官員們的就食場所，與現在的食堂有同工異曲之處，官員們辦公時如果遇到飯點，就可以在這裡同桌共食，不僅可以談論風生，還能順便聊一下公事，為官員們提供了一種讓他們更加熟絡的途徑。
「合食制」有利於增進官員之間的感情，還讓皇帝與官員之間的感情更加的親近，這也是另一種鞏固皇權的方式，這種模式在政治的交往功能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最後，唐朝經濟的繁榮，使得飲食得到了更好的發展。當時唐朝雖然仍舊堅持重農抑商，但他們允許外國人到這裡經商，且表現出十分重視的態度，不僅設立了專門的經商場所，還派遣官員進行把守。
正因如此，唐朝的經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經濟、文化、飲食都趨向了多元化。而這一舉措也使得人們受到了外來文化的衝擊，當時許多人走上了經商的道路。而與一向追求平等的外國人談生意，一人一案的這種高高在上宴請方式明顯不適合，不僅拉開了與對方的距離，還使得別人產生一種不被尊重的心理，很明顯「合食制」更加適合談生意。
胡化、宗教化和養生化是唐朝的飲食文化總體特徵。之所以稱為胡化，就是前面提到的南北大融合，中原人不再糾結於餐飲階級的禮儀，少了許多規矩。
而宗教化是指當時唐朝扶持道教的發展，全國各地廣為興建規模宏大的道觀，而道教的宗旨是養生，它的興起，很大程度上推動了養生文化的發展。
注重文教建設，不斷完善和崛起的文化組織以及體制，造就了人才濟濟的良性發展局面，這些文人才者也為推動唐朝的飲食文化出了很大的一份力，他們推廣茶文化和酒文化，這些文化的崛起凸顯了朝代的民眾化。
唐朝的做菜方式較為單調，基本就是蒸、煮、烤三種，炒菜是等到宋朝才出現，但是那時候的調料十分豐富，花椒、胡椒等調料已經出現在人們備餐的桌上，就連豆豉、豆醬，蔥姜蒜等複雜的調料也都逐漸開始常態化。
許多茶樓酒肆興起，不僅有賣粥、飯、餅，還有肉、糖、漿水等，正是因為這種烹飪方式以及飲食文化的改變，「分食制」已經不再符合人們用餐習慣。
「合食制」能集中放置許多餐飲用品，使眾人可以聚集，且更加符合一些以煮、烤等為主要烹飪方式的美食。
唐朝崇尚宴會之風，「合食制」有利於宴會的熱鬧，增添了隨性，更好地體現了中國人包容、感性的特點，因此得到了廣泛的推廣。
適應時代，永久流傳
「合食制」真正普及是在宋代，在北宋時期，經濟更加的繁榮，因為政治中心的南移使得國家的商業高度融合，民風也十分的開放淳樸，美食不再是王公貴族的專屬品，它們不僅在貴族世家，還出現在平民百姓的餐桌之上。
市井街頭的茶樓客棧讓平民擁有了更多菜餚的選擇，但顯然「合食制」更加適合茶樓經營。
《東京夢華錄》中的描述：「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弦於茶坊酒肆。八荒爭湊，萬國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區之異味，悉在庖廚。」
由此可見當時宋朝的繁華，導致到茶樓客棧就食已經成為人們的一種正常飲食習慣。再加上這種酒席文化可以作為一種人民群眾促進感情的社交手段，於是「合食制」就這樣在宋朝延續了下來，甚至取代了「分食制」，變成了一種潮流。
在現代社會中，家中有大事、喜事時，一頓飯必然是不可或缺的。物質的富足使得人們更加追求菜餚上的精緻，這已經不僅僅是一種裹腹方式，更加追求視覺和味覺的衝擊。如果沒有合食，一道菜品被單獨分開，就很難擺放出好看的姿態，因此「合食制」 也一直是我們的正常飲食方式。
結語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飲食文化與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息息相關，不同時期的飲食文化反映出當時的市井百態。
由對比可知，唐朝時期政治更加的昌明、民風更加的開放、經濟更加的繁榮，再加上民族的大融合，成為了「分食制」和「合食制」的分水嶺。
「合食制」的出現，弱化了唐代之前按照身份階級而分配餐食的制度，再加上唐朝飲食內容的豐富多彩，飲食方式的重大變化，極大的推動了中國文化的包容性和發展性，在中國飲食的進步上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但在疫情時期，「合食制」也有機會為疫情的傳播提供了渠道，這個時候適當的分食有利於個人的健康保障，但從總體而言，「合食制」才是我們生活中的主流。
參考文獻：
《禮記》
《禮記·內則》
《太平廣記》
《東京夢華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