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派文化之中，有非常複雜的各種互相對立、互相衝突和互相滲透的元素。這些多歧性的元素，包括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的不同，外來文化之中，還有西洋文化與東洋文化的區別，而西洋文化之中，又有清教徒文化與拉丁文化的緊張；在上海人的文化性格之中，充滿了布爾喬亞（資產階級）與波希米亞（流浪文人）兩種基因的對峙，以致於最後融合成上海獨特的「小資」情調；在意識形態層面，上海既是自由派文化的大本營，又是左翼批判文化的故鄉；上海有悠久的知識精英啟蒙傳統，也有同樣源遠流長的市民消費文化傳統；上海是一座世界主義的城市，被人譏諷為「崇洋迷外」，但在近代歷史之中，又是愛國主義、抵制洋貨運動的發源地；上海擁有近代中國最發達的市場資本主義了歷史遺產，又有著長達半個世紀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深厚傳統。這一切，都塑造了上海城市文化的多歧性格。
風雅與世俗
上海是近代都市文化的代表，大都市文化是精英文化，還是大眾文化？精英與大眾的二元文化分析模式，對於上海來說，同樣也是失效的。固然，上海是近代大眾文化各種流行小說、流行音樂、流行戲劇的發源地，民初的言情小說被稱為鴛鴦蝴蝶派，海派的京劇比較起京派更多商業與市場的元素，然而，上海同時也是精英啟蒙文化的搖籃。最早的政論性報紙《時務報》1896年創刊於上海，梁啓超作為報紙的主筆，以「筆鋒常帶情感」的魔力，傾動大江南北，《時務報》象徵著近代中國批判性公共領域的誕生，也象徵著第一代批判性公共知識分子的出現。晚清的啟蒙源於上海，同樣，民國初年新文化運動的序幕，也是在上海拉開，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後來改名為《新青年》，將啟蒙的火種接力到北京，啟蒙遂蔚成大潮。
上海的啟蒙與北京不同，北京是中國的學術中心，精英文化憑籍的北大、清華等著名國立大學。上海是全國的文化中心和輿論中心，最有影響力的報紙、發行量最大的書局、品種最豐富的雜誌都雲集上海。報紙、雜誌和出版業，構成了近代的傳播媒介。傳播媒介與大學不一樣，大學吸引的是知識精英，而媒體面向的是各類社會大眾。北京的啟蒙是精英對精英的啟蒙，走不出精英的圈子；而上海的啟蒙，則是精英對大眾的啟蒙，通過媒體的管道，訴諸於公共輿論、教科書和流行讀物，直接面向社會公眾。
事實上，法國18世紀的啟蒙運動，也有兩個不同的層面，伏爾泰、孟德斯鳩和盧梭的啟蒙思想，在沙龍和同人刊物之中傳播，啟蒙領袖們以精英自居，對待一般大眾取居高臨下態勢，卑視大眾的無知和愚味。而百科全書派走的是另一條大眾啟蒙的路線，面向一般讀者，於是啟蒙不僅是一項崇高的事業，而且也是一門世俗的生意，一門可以贏利賺錢的生意。
啟蒙之所以成為生意，乃是與現代印刷業的出現有關。印刷技術的現代化，使得廉價的出版物成為可能，令一般社會公眾都能買得起，而白話小說、白話文的推廣，又使得閱讀大眾迅速擴張。上海的精英文化與北京不同的是，便是以印刷資本主義為背景的傳播媒體。報紙、雜誌與書籍，皆是受市場法則支配，皆要考慮到閱讀大眾、戲劇大眾和電影大眾的欣賞口味和審美取向。於是，上海的精英文化與啟矇事業，便不是一個精英向大眾布道的單向過程，而是精英與大眾的互相影響、互相制約的雙向過程。
於是，在上海文化之中，精英與大眾、啟蒙與生意之間，並沒有一條絕對的界限。以國內最大、最有影響力的商務印書館為例，在民國初年的啟蒙運動之中，它的影響力絕對不在北京大學之下。商務印書館走的不是上層而是下層路線，它出版了大量的辭典、教科書和通俗學術性讀物，將新科學、新學科和新知識傳播於社會，它所創辦的雜誌系列：《東方雜誌》、《教育雜誌》、《婦女雜誌》、《青年雜誌》、《小說月報》、《自然界》等等，除《東方雜誌》面向知識界之外，其餘都是面向特定的社會大眾，走市場路線，卻絕不媚俗；教化大眾，卻不居高臨下。1930年代，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共計2000卷的《萬有文庫》，收集有各種中外的經典讀物，以簡裝、價廉的方式面向一般讀者發行，其工程之大超過法國啟蒙學派的百科全書，在文化效益和市場效益上取得了雙向成功。
在上海文化之中，不僅啟蒙與生意無法分離，而且革命精神與名士派頭也糾纏在一起。革命不僅是悲壯的志業，也有可能充滿詩情畫意、酒色才氣。最能代表這種海派革命風度的，莫過於清末民初的南社。南社成員大都來自江浙江南小鎮，其成員中有職業革命家、有鴛鴦蝴蝶派、有漢學大儒，有藝術家詩人，也有黨魁政客。他們繼承了明末東林黨人的遺風，聚會成社，以革命為共同的關懷，出沒於茶館青樓，詩酒高會，縱論天下。革命意氣與名士做派，交相輝映，很能體現出海派文化的意蘊。後來三十年代的上海左翼文人，也繼承了南社的這一精神傳統，不過顯得更洋派，聚會的空間不再是茶館青樓，而變成咖啡館和舞廳。
北京的五四啟蒙陣營，到1925年之後，發生了深刻的分化，自由主義、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都是啟蒙運動的產物，作為啟蒙的不同遺產，卻相互對峙，意識形態的衝突與緊張，在北京表現得非常激烈。但在上海，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開明書局等主流出版媒介，雖然有自己的價值傾向，卻不置於前台，他們以一種廣義上的自由派姿態出現。上海所謂的自由派，與北京胡適為領袖的自由主義不同，自由主義是一套意識形態，具有鮮明的文化與政治立場。而上海的自由派不同，比如商務的老闆張元濟，取的是兼容並包的態度，自由主義的、國家主義的、社會主義的，乃至其他各種主義的著作，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皆在容納之列，體現出海納百川的博大與寬容。對待西化與傳統的態度，亦是如此。很難將上海出版界的文化人分為西方派與傳統派，對於中西文化，他們無寧是調和的、會通的，這是海派文化的精神所在。
上海有啟蒙傳統，也有消費文化，啟蒙與娛樂之間，並非天人兩隔，精英的雅致與大眾的世俗，也是相互通的。正如前面所說，上海城市文化的本土淵源之一，是明清以來的江南文化。江南文化的傳統便是士大夫文化與市民文化的互相交融，俗中有雅，雅中有俗。這一雅俗共賞的江南文化傳統承繼到近代，使得上海的城市文化，不像京城的士大夫文化那樣純粹的大雅，也不像北方民俗文化那樣徹底的大俗。近代的北京是一個二元的世界，大學裡的洋教授與胡同里的駱駝祥子們，絕不可能欣賞同一種文化。但上海不一樣，上海的文化人與市民階級在文化上處於同一個世界，既過著世俗的生活，又力圖附庸風雅，風雅與世俗，精英與大眾，雖然有界限，卻沒有無法跨越的鴻溝，相反地，所謂的海派文化多是以雅俗共賞著稱，鴛鴦蝴蝶派有風雅的一面，精英的啟蒙文化也走世俗路線。
海派文化的這種雅俗混雜，有兩個文本上的典範。一個是張愛玲的小說，張愛玲的小說，主人公大都是都市中的青年男女，散發著強烈的市民氣息。她把玩城市生活的世俗，寫出日常生活的詩意；她洞察都市的人情世故，從凡夫俗子的悲歡離合之中看出一絲淡淡的蒼涼。隨著上海的再度崛起，張愛玲的小說再度在都市讀者中走紅，這並非偶然。
另一個雅俗一體的範本是清末民初的四馬路文化。四馬路（即今日的福州路）當年是上海各種精英文化與娛樂文化匯聚之地，被稱為「娼優士合璧」，這裡既是近代傳媒的中心，也是妓女集中的風月場所，又是各種新式戲院的雲集之地。當年的福州路旁邊短短的一條望平街，集中了最有影響的報紙：《申報》、《新聞報》、《商報》、《時報》、《時事新報》、《民國日報》等等，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開明書局、世界書局、大東書局、生活書局等最有影響的書局也匯聚與此。戊戌變法之際，康有為、梁啓超、汪康年在這裡搞強學會，辦《時務報》，掀起維新變法和思想啟蒙的狂潮。四馬路同時又集中了近代都市娛樂與消費的一切要素，福州路上的知識分子們承繼明清江南士大夫的精神傳統，白天在報館高談闊論，鼓吹變革，晚上到戲院裡看戲，欣賞海派京劇，或者去青樓吃花酒。他們將風花雪月帶入啟矇事業，又使欲望場所充滿了文人的雅興和情趣。清末民初的「譴責小說」和「言情小說」皆發源於四馬路，又以四馬路文化作為場景：前者雖為社會諷刺和政治批判，採取的卻是通俗小說的形式，後者雖為休閒娛樂的鴛鴦蝴蝶派，在藝術上卻力圖追求文人的風雅。
精英與大眾、高雅與世俗，這些兩歧性的文化元素在海派文化這裡獲得了一種奇妙的結合，彼此鑲嵌，相互滲透，形成了獨特的上海文化性格。
布爾喬亞與波希米亞
一個國際化的大都市，在其文化內部往往有兩種不同的城市人氣質，一種是布爾喬亞文化，一種是波希米亞文化。所謂的布爾喬亞（bourgeois）文化，乃是一種中產階級的文化，與第二節討論的新教倫理有關，中產階級有穩定的職業和客觀的收入，他們在道德上保守、嚴謹，遵從現存的社會秩序與生活秩序，富於職業倫理精神，在文化上代表著主流價值和流行趣味，是一種「規矩人」的文化秩序。另一種是波希米亞（bohemia）文化，波希米亞原是吉普賽人的聚集地，所謂的波希米亞人，指的是都市中的精神流浪者，他們通常生活在都市的邊緣，性格另類，感覺敏銳，喜歡挑戰現存的主流價值和社會秩序，是都市生活的反叛者和越軌者。在近代上海的都市文化之中，布爾喬亞和波希米亞的氣質同時存在，一方面它們存在於不同的都市空間與社會階層，另一方面又相互滲透、彼此影響，融合為上海都市特有的「小資」文化。
近代上海是中國乃至遠東的金融中心和經濟中心，從清末開始，傳統的士大夫與商人階級相結合，產生了一個特殊的紳商階級，這就是上海最早的資產階級。被稱為「冒險家的樂園」的上海，培育了資產階級的勤奮、冒險和投機的精神，也孕育了他們中庸、保守的中產階級文化，這種文化符合市場的商業倫理，在商業上大膽，在倫理上保守。從上海開埠到五四年代初資產階級被贖買消解，即便從紳商算起，滿打滿算，不過短短一個世紀，資產階級也不過兩代人。成功者，多暴發戶。暴發戶類型的資產階級，可以有萬貫家產，不一定有文化，即使有的話，也是物慾主義的暴發戶文化。木心先生在《上海賦》中分析說：「上海是暴起的，早熟的，英氣勃勃的，其俊爽豪邁可與世界各大都會格爭雄長，但上海所缺的是一無文化淵源，二無上流社會，故在誘脅之下，嗒然面顏盡失。」上海的大資產階級雖然沒有自己的文化，但廣大的中產階級，卻奠定了上海城市文化的基本性格，有自己的精神脈絡。這一脈絡，被稱為職員心態：忠於職守、精明能幹，與時俱進，隨機應變。這是市民社會的普世性意識形態，但在上海，又染有深刻的殖民文化心態。
作為一個比較成熟的市民社會，上海不僅有暴發戶型的大資產階級，有城市主流的職員階層，更有廣大的小市民。上海是小市民的汪洋大海。大資產階級也好，中產階級也好，小市民階層也好，這三個階層不僅經常性的上下流動，一夜鹹魚翻身和瞬間墮為平民的例子每天都在上海灘發生。更重要的是，這三個社會階層在精神上高度同質，都分享著市民社會之中布爾喬亞文化的基本特徵。大資產階級剛剛從市民階級之中上升不久，往往帶有濃郁的市儈氣，而小市民階層在精神上比附上流社會，也會在文化上附庸風雅。上下調和，於是一種職員階層為代表的中產階級文化便成為了上海城市的主流。這一主流文化在世俗之中，又竭力表現出風雅，成為上海特有的雅俗共賞的都市文化的社會基礎。
青幫領袖杜月笙，在解放之前曾被市民社會認為是海派文化的代表。他從社會最底層浮起，帶有小市民的聰明、伶俐、察言觀色與審時度勢。發跡以後開始從良，在中外各路政治勢力之間長袖善舞，尋覓生存和發展空間，並且靠近文化人，到處行善，以上流社會的標準行為處事，終於修成正果，與大資產階級、大知識分子與報業大王們一起，成為上海地方社會的領袖精英。這一為無數上海小市民所羨慕不已的成功典範，證明在小市民與資產階級之間，並沒有一條不可跨越的鴻溝。不過，上海可以讓一個人一夜暴富，擠入上流，卻無法讓其所代表的文化，抹去原來的小市民的精神印記。
近代的上海，是大大小小的布爾喬亞的天下，然而在都市空間的邊緣，乃至中心，卻潛伏著另一類都市的叛逆者波希米亞人。波希米亞人的精神氣質從本質上是反主流、反資本主義的。在近代上海，有兩種不同的波希米亞文化人，一種是激進的政治反叛者，另一種是溫柔的文化叛逆者。以魯迅為精神領袖的左翼文化人，潛伏在虹口公共租界弄堂深處，在城市的邊緣處冷靜地打量著上海這個現代性的怪物。這些來自全國各地的左翼文化人，敏感而激進，與都市保持著某種若即若離的關係。他們大多住在石庫門民居的後廂房，俗稱亭子間，對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和世態炎涼有直接的感受，對上流社會的奢華與虛驕充滿著敵意。他們與這個城市在精神上是疏離的，但在身體上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特別是上海的媒體，各種報紙副刊、同人雜誌和大小書局，既是他們謀生之地，又是從事文化與政治批判的公共領域。從這個意義上說，左翼文化人，作為一種最激進、最疏離的城市邊緣人，他們並非完全與上海這個都市完全隔離，相反地，他們所發生的聲音，反而成為上海的另一種精神象徵，在布爾喬亞文化之外另一種反叛精神的象徵。這種象徵使得近代上海與北京區別開來，使得這個東方的大都市在租界的掩護之下，成為知識分子反叛的大本營。
如果說左翼文化人蟄伏在租界邊緣的亭子間的話，那麼在殖民文化的中心法租界的洋房與公寓裡面，還生活著一群溫柔的資本主義的精神疏離者。那就是第二節提到的劉吶歐、穆時英、施蟄存、戴望舒等現代主義派文人。這些新感覺主義的詩人、作家，敏感地感受到現代都市時間與空間的變化莫測、難以把握，揭示了都市對人性的異化。在都市這個現代時間流之中，人骨子裡是寂寞的，不僅與都市疏離，而且與他人隔絕，這是一種存在意義上的孤獨。以個人為核心的現代主義文化，正如丹尼爾·比爾所說，儘管是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產物，但它與資本主義的經濟理性即布爾喬亞文化具有內在結構的緊張，是現代世俗社會祛魅以後不可避免的精神現象。近代上海雖然是一個年輕的東方資本主義都市，她同樣表現出西方資本主義文化中內在衝突的性格，而且具有更鮮明的東方色彩。上海的現代主義派不僅來自法國拉丁文化的薰陶，而且在精神氣質上與明清以來的江南士大夫文化有著血脈關聯，他們在精神生活上是虛無的、頹廢的，但在物慾生活上卻是興致勃勃、生氣盎然的。換而言之，他們同樣具有雙重的性格：一方面在上流社會的高檔咖啡館、酒吧和電影院，與中產階級一樣享受著都市物質生活的世俗樂趣，另一方面在自己的作品之中感嘆都市的魔幻、人生的無常和精神的孤獨。他們是精神上的溫柔反叛者，在日常生活上又是這個都市的主流消費者。
在近代上海，主流的布爾喬亞文化與邊緣的波希米亞文化之間，並沒有一條明確的界限和一條不可跨越的精神鴻溝。固然在兩種文化的兩端暴發戶文化與左翼文化具有精神的單一性和極端傾向，但大部分上海人的文化取向都以某種不同的比例遊走於這兩種文化之間：上海的中產階級力圖在精神上超凡脫俗，具有無傷大雅的溫柔反叛；而邊緣的文化人也不甘邊緣，只要有可能，也會享受資產階級的日常生活精緻和風雅。於是，一種布爾喬亞與波希米亞混合體的「小資文化」應運而生，日益成為上海城市文化的主流價值和主流風尚。這些滬上「小資」，白天是循規蹈矩的職業白領，西裝革履，道貌岸然，行為規矩，道德保守，一到晚上華燈初上的時候，紛紛湧入裝潢精緻、格調各異的酒吧、咖啡館、餐廳和夜總會，表現出自己放蕩不羈、離經叛道的一面，或者在網絡上以匿名者的身份，表現出十足的「憤青」，成為主流文化和社會秩序的批判者。當代上海的「小資」文化，在精神脈絡上便來源於近代上海兩種文化之間的混血，在新的時代裡面又進一步發揚光大。
近代文化傳統與社會主義傳統
上海近十年來一直流行「懷舊風」。這裡所懷的舊，不是說過去所有的舊，所有的歷史傳統，而是有特定含義的舊，特點的歷史文化傳統，是指二十、三十年代為代表的海上舊夢。近代上海有兩種歷史傳統：一種是從上海開埠，到二十、三十年代形成高潮，這是殖民時代的近代文化傳統。另一種是1949年到1978年革命時代形成的社會主義傳統。殖民年代的上海與革命年代的上海所遺留的傳統差別非常大。任何一種懷舊，都隱含著某種批判意識，海上舊夢的背後，隱含著對19 49年後計劃經濟傳統的批判和反思。上海的懷舊與西方各種各樣的懷舊不同，歐洲或美國的懷舊通常是對中世紀貴族和共同體傳統的懷舊，是對前現代生活的懷戀。西方的懷舊蘊涵著對現代性的批判和反思，是對資本主義現實生產關係的反叛。而當代上海的懷舊，卻是一種布爾喬亞式的懷舊，懷的是殖民年代資本主義的舊。
殖民年代、革命年代和改革年代，160多年上海的歷史，經歷了三個不同的年代。今日的改革開放，似乎要重續舊緣，接上被革命年代所中斷的殖民時代的現代性與近代上海文化傳統。問題在於，毛澤東時代的上海，在社會主義的神聖目標和烏托邦建設藍圖的激勵之下，整個城市從社會基礎到生活方式，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經過三十年的歷史變遷，形成了為整整一代上海人所接受的新的文化傳統。革命年代所塑造的文化傳統究竟是什麼？建國初期的50年代共產黨是如何通過意識形態的動員、行政體制的強制和群眾運動的自覺，將從殖民年代遺留下來的資本主義文化傳統改造為一個以計劃經濟為主導的社會主義新傳統？這一新傳統又如何沉澱到當代上海人的精神世界，如何與過去殖民年代的舊傳統發生衝突，以及互相滲透？革命年代的上海城市文化傳統，不是一行寫過的廢字，用一塊情感的橡皮，想擦就能抹去的。作為一種更貼近現實的歷史遺產，反而比殖民時代的記憶更緊密地糾纏於當代上海人的精神世界。當代上海的城市文化，實際上面對著三種不同的歷史傳統：明清時代江南文化的地域傳統，殖民年代的近代文化傳統和革命年代的社會主義傳統。這三種傳統，由遠而近，由弱而強。在當代上海人的精神世界之中，越是遙遠的歷史傳統，就越是陌生，越是孱弱，只是隔代的想像，反而越有強烈的復興衝動；而越是年代相近的傳統，就越是熟悉，形成了依賴路徑，就更有重新反思的必要。
近代以來上海兩種最重要的近代文化傳統與社會主義傳統，二者之間並非完全區隔，反而互相糾纏，形成了今日上海城市精神的複雜性。這種複雜性，表現在諸多方面的衝突和緊張：一方面，清末民國年間留下的歷史遺產，使得上海具有深厚的市民社會傳統，市民意識、市民權利和市民的能動性在全國首屈一指，另一方面，1949年以後的計劃經濟傳統，又使得上海人比較依賴強勢政府，習慣通過行政的方式建立城市秩序；一方面，殖民時代的世界城市傳統，使得上海人具有向外開放的心態，有拿來主義的勇氣，另一方面，革命年代所遺留的自力更生傳統，又使得上海人夜郎自大，心靈封閉；一方面，1949年之前的上海崇尚資本，嚮往上流社會，相信優勝劣敗，天經地義，留下了自由競爭的市場資本主義傳統，另一方面，三十年的社會主義歷史實踐推行平等劃一，抑制社會分化，保護社會底層，突出工人階級的地位，又留下了平等主義的傳統。凡此種種，皆構成了今日改革開放時代上海人文化傳統和城市性格複雜的多歧趨向。
上海文化的多歧性
上海文化海納百川，包容萬象，很難用一種確切的概念來定位，既無法用江南文化，也不能用某種西方文化來概括。上海文化是八面來風，中西兼容，南北通吃。作為近代中國最大的、開放的移民城市，上海人來自全中國、全亞洲和全世界，以其寬容和大度，包容了這些五湖四海新移民帶來的本土文化。上海文化是一種洋徑浜文化，不中不西，又亦中亦西。上海文化，一字而蔽之，那就是一個「海」字。海何其遼闊，何其博大，容納得了百川。百川入海之後，就不成為川，而匯合成一個文化大海。白晝夜晚，千變萬化，美侖美奐，魅力無窮。就像紐約一樣，上海是一個移民的大熔爐，是一個文化的大熔爐，所有的地域文化、宗教傳統和高級文明，到了上海之後，互相滲透，互相影響，最後都一一失去了其本真性，演變為極具都市風格或東方神韻的「海派」，所謂海派西餐、海派西裝、海派英文（洋徑浜英文）、海派川菜、海派京戲等等，皆是外來文化被融合、被改造的典範。上海這個大都市，既有很強的吞吐能力，胃口奇好，可以吸納各種互相矛盾、對立衝突的文化，拿來主義，來者不拒；同時又有同樣強大的消化能力，能夠化腐朽為神奇，或者化神奇為腐朽，將各種不相關的元素結合在一起，做出一道蠻有風味的海派大餐。上海是一個展示的大碼頭，又是一個文化的攪拌機，她見多識廣，眼光挑剔，又寬容並畜，點石成金。上海文化的優勢一是開放，二是雜交。開放加上雜交，便有創新。北京容納得了異己，各種多元文化、區域文化可以在京城以原生態的方式獨立相處，互不相關，有彼此競爭。而上海文化的向心力太強，各種亞文化來到上海之後，都被代表著都市文化的上海文化所改造，所同化，多元逐漸趨同，逐漸失去了其多元性，而呈現出同質性趨向。上海文化的缺點是沒有特點，沒有獨一無二的東西，一切都似曾相識，又有點陌生；但另一方面，沒有特點本身，又是上海的最大特點。
相對於中國的其他城市，上海的城市年齡比較年輕，她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誕生，在國際開放中發展。上海的最成功之處，在於抓住了時勢。上海人是最懂得時勢的，識時務者為英雄。時勢不同於傳統的天命、天理與天道，天道恆常，有其不易的客觀性、穩定性和超越性。但時勢不同，時勢常新，外部的空間與時間變化了，時勢也會隨之發生變化。上海處於國際化的前沿，國際風雲變幻莫測，國內形勢也變化無常。上海作為一個相對來說缺乏歷史和文化根基的現代都市，其立於不敗之地的法寶便是順應時勢，不斷求變、求新。上海人無論出國，還是到外地，適應環境的能力，永遠是最強的，不會固執於某些理論的教條或傳統的倫理，總是在夾縫中求生存，圖發展。生存也好，發展也好，箇中的秘訣就是不斷求新，求變，與時俱進。上海人很少戀舊，拘泥於傳統，對新的東西、新的觀念總有躍躍欲試的興趣，總是願意走在時代的前面，喜歡把握潮流、領導時尚。上海永遠是中國的時尚之都，在明清時代的江南文化之中，已有此端倪。到殖民時代，其摩登時尚，不僅獨步神州，而且領先東亞，笑傲世界。即使在清教徒精神瀰漫的革命年代，上海依然不脫時尚的本色，擅長在整齊劃一中把握個性，上海產品當年在封閉的環境下暢銷全國，靠的就是這一本領。改革開放年代特別是九十年代之後，上海的「與時俱進」更是顯露無遺，所有的文化、所有的觀念、所有的建築與所有的商品，都要同全世界最先進、最時髦的水準接軌。這種精神，成就了上海的摩登、時尚和輝煌，也使得上海文化流質易變，缺乏底蘊；靈活有餘，定力不足。有見世面、識大體的聰明，而缺乏北方古城那種自信、穩重的氣象。
海派文化紮根於日常生活之中，海派是世俗的，也是務實的。上海人像英國人一樣，不喜歡高談闊論，不喜好抽象的理念教條，他們從生活中來，更相信經驗，相信日常生活升華出來的理性。上海人永遠做的比說得多，信奉的是拿實實在在的「貨色」出來，而不是在話語上搶得優勢。上海人是實在的，靠得住的，他們不輕易許諾，一旦承諾，會認真地去兌現。上海具有國內難得的職業精神，將平凡的職業視為志業，在繁瑣的俗務中做出美感，做出情調，做出詩意。在這一點上，上海人又象法國人，不滿足於平庸的日常生活本身，總是在追求世俗背後的浪漫、實用背後的格調。上海人身上流淌的是明清士大夫的精神血脈，日常生活不一定奢華，但一定是精緻的；情感或許不真誠，但一定是浪漫的。上海人注重形象，注重包裝，注重外在的那層氣質、品味和格調。上海的務實，是布爾喬亞精神的體現，上海的浪漫，是波希米亞人的風格，但極端的資產階級和流浪文人的精神，極端的英格蘭和法蘭西傳統，在上海又偏偏吃不開。上海不是一個走偏鋒的城市，上海時尚，但不前衛；上海叛逆，又不偏激。上海城市精神的中庸性格和中道哲學，淘洗了那些偏激的傳統，留下了中間的市民文化和小資文化，市民階級是務實的，小資文化是浪漫的，而這兩種城市精神在上海又沒有絕對的界限，在最典型的上海人之中，務實與浪漫，兼而有之，相得益彰。上海男人的可敬與上海女人的可愛，皆淵源於此。但因為不偏激，不走極端，那些真正有大才氣、大製作、大瘋狂的傳世之作，很少誕生在上海，上海文化被中庸了，被平面化了。
這就是上海城市文化的真實面相，她的優點就是她的缺點，她的現實便是她的過去。然而，當我們理解了上海城市的萬般風情，她的所有的可愛與矯情之後，這一切還會是她的未來嗎？上海包容，她會吐故納新何種已有的傳統？上海善變，她會像哪個方向去變？上海中庸，她會再度在文化上瘋狂一把嗎？
已有的文化性格和精神氣質，不是一個城市不可變易的宿命，未來的上海是什麼樣的都市，一切有待於上海自身的選擇。這不僅是一個城市的選擇，也是每一個新老上海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