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詩里的某些奇特的構想、奇異的感覺、奇絕的詞語組合，讓你能肯定自己的首創，特立獨行，獨一無二。可那時你還不知道，有可能別人寫過了。
比如1980年代，我有一首詩寫到敵人：「你曾想做個勇士，你和敵人流同樣多的血……」那時我以為，在我之前，不會有誰把敵人寫到自己的詩里。
有人更早寫到了敵人，是我後來才知道的。
首位獲得諾獎的亞洲人、寫了十幾部小說幾十部詩集幾千首歌曲的泰戈爾，曾經寫到了敵人。他是這樣寫的：「一定要小心挑選敵人，因為你會發現，你自己和敵人變得越來越像。」
再後來讀到鮑勃·迪倫的一首詩，名為《約翰·布朗》，用戰場歸來者的語感描述：「我在戰場上想，老天，我在幹什麼?/我在殺人，或者為殺人而犧牲。/敵人走近的時候我最心慌，/因為他的臉跟我一樣。」
再想一想，還可能有比泰戈爾還早的。
比如尼采，他寫道：「與惡魔戰鬥的人，要小心自己變成惡魔。當你凝視深淵時，深淵也在凝視著你。」這裡的惡魔，也是一種敵人。對此，我簡單的理解是，與強敵戰鬥的時間太長，會有過多關注和互相影響，讓自己越來越像對方。
把幾個人的作品片段放在一起，是借用了批評家薩義德的思考方式。薩義德認為，各種觀念和理論，會在人與人、境域與境域、時代與時代之間旅行。他還認為，真正生效的文學的、思想的閱讀，只能是對位法的閱讀，看似距離遙遠的一些作品拿來對位研究，可以碰撞出特別的趣味。
特別的趣味？
現在我坐在咖啡廳里，吧檯邊有一本《紅色天空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鮑勃·迪倫詩歌集》的第七分冊，西川、李皖等人翻譯的。我記得，有人拿迪倫的詩與惠特曼、葉芝、蘭波等人不同年代的作品比較，比出了趣味。這好像是對的，迪倫就曾把輕狂無忌、完美追求的蘭波詩歌，當作自己主要的靈感來源。
很快翻到了那首《紅色天空下》，全詩如下：
有一個小男孩，有一個小女孩
他們住在一條小巷在紅色的天空下
有一個老人住在月亮上
夏日的一天他打此地經過
有一天小女孩，所有事對你來說將變成新的
有一天小女孩，你將得到像你鞋子一樣大的鑽石
讓風低低吹，讓風高高吹
一天小男孩和小女孩雙雙在一個餡餅中烤著
這是通往天國的鑰匙，這是那小鎮
這是那匹瞎馬它領著你亂轉
讓鳥兒唱，讓鳥兒飛
一天月亮上的人回家了河流變得乾涸
讓鳥兒唱，讓鳥兒飛
月亮上的人回家了河流變得乾涸
這首詩顛覆了我印象中的迪倫，那是《暴雨將至》《答案在風中飄》中天馬行空的年輕人。而在此時，天馬收住了韁繩，狂風收住了暴雨。
說一說這首詩的標題。如果傍晚天空發紅，明日就會天晴；如果早晨天空發紅又發黑，當天會有風雨。傳統文學中很早就有這樣的隱喻。這個隱喻說：人們知道分辨天上的氣色，卻不在人的精神高處分辨善事與惡行，讓世上充滿了混亂。從標題來看，寫這首詩的迪倫，仍然與沉淪的時代有關係，仍然想要反映時代和創造時代，但他開始大量使用隱喻、意象，有意隱藏無數線索，詩風變得深沉雋永。
寫詩的人，有很多路通向前方，寓意深刻是一條，意味悠長是一條。絕大多數人走在其中一條路上，極少數人卻能把兩條路打通，成為一條扇形的寬敞領域，這是緣於天性和能力的不同嗎？
詩人挑選他面前寫詩的路，詩歌的道路也挑選寫詩的人。這一點有機會再說。
對於現代詩人，民謠是不能忽略的。詩經時代，民間寫作的風、雅（一部分），就比官方寫作的雅（另一部分）、頌好了很多。到了現代更是這樣：像彭斯改寫的蘇格蘭民謠一樣，散發出現代詩才有的溫暖；像葉芝改編的凱爾特民謠一樣，擁有了現代詩獨特的清新。
迪倫比他們走得遠。他發行於1990年的第27張錄音室專輯《紅色天空下》，是文字簡潔的民謠，更是語言乾淨的童話體。這簡潔和乾淨，帶來了撲面而來的溫暖和清新。
「有一天小女孩，所有事對你來說將變成新的/有一天小女孩，你將得到像你鞋子一樣大的鑽石/」
這連他4歲的小女兒都聽得快樂，能聽到一個父親的祝福，還能聽到父親對未來世界的童話般描述：讓風低低吹，讓風高高吹/一天小男孩和小女孩雙雙在一個餡餅中烤著/……這是通往天國的鑰匙，這是那小鎮/這是那匹瞎馬它領著你亂轉/讓鳥兒唱，讓鳥兒飛/一天月亮上的人回家了河流變得乾涸/
後來，那個小女孩長大了，經歷了不乏風險的幾十年，才聽懂了父親詩歌對將要到來的那個世界的預先提醒，明白了古往今來的生活，果然是這個樣子。
那時候，長大的女孩才能知道，迪倫的民謠和童謠並不平淡，還因為意味悠長，其中的寓意更加深刻。
在一個紅色的天空下，在一個餡餅中烤著，讓那匹瞎馬領著亂轉，月亮上的河流變得乾涸，這些都是現實社會的隱喻。在那樣的生活里，人們感到乾渴、感到煎熬，一片茫然，沒有方向。
要是你也想寫這種風格的詩，就要注意了，它也是有許多約束的：
可以直白卻不能淺白；
可以含蓄卻不能含混；
可以是真的深刻，卻不能假裝深刻。
也就是說，一個人要去掉內心裡的淺白、含混、虛偽，才能寫出像樣子的詩歌，才能豁然地面向大眾，才能既有崇高的文學品質，又有強大的大眾影響力。
幾年前，我去了中國古代詩人李白的故鄉，在四川江油認識了一些詩人。說實在話，他們敬畏詩歌的偉大意義，他們的現代意識很強，詩歌語言的感覺很棒。他們作品中的詩歌品質，可以與一千多年前的李白相比，但他們的大眾影響力遠遠不如李白，現在是這樣，以後大概率也是這樣。
於是我清晰感覺到一位詩人的大眾影響力是多麼重要。
我們通常的路徑是先提升個人詩歌品質，然後再想到大眾影響力的問題。可是迪倫恰恰相反，他的詩歌是用來演唱的，他的每一首詩都有數萬熱情到狂歡的聽眾。把他算作游吟詩人的話，古今的游吟詩人很多，這種盛大的現場只屬於他自己。
他是有了大眾影響力以後，再提升自己的詩歌品質。
「音樂無論如何對我都是不夠的，我追尋偉大的語言和節奏的跳動。我知道曾經陷入民謠當中，它不僅僅是嚴肅的東西。歌曲中充滿了失望、悲傷、歡欣和超自然的信仰，太多更深厚的感情。」他說。
「我覺得自己先是一個詩人，然後才是個音樂家。我活著像個詩人，死後也還是個詩人。」這也是迪倫說的。
詩歌品質那麼好，大眾影響力那麼大，這是迪倫全新的詩意表達、獨有的詩性力量。2016年諾貝爾獎頒給他，也可能看中了這一點。
特邀編輯：董學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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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青年作家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