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地講，宋朝文官的日子過得相對還是比較舒服的，其中最招人恨的大概就是諫官了，他們基本上是上懟皇帝，中懟同事，下懟自己想懟的，萬事皆可懟。
造成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宋朝重文輕武，文官的部門規格升級了，崗位的職責和權力也大了，知識分子感覺自己受到皇帝重用了，心裡又覺得可以為萬世開太平了，所以上班也不再畏首畏尾，看不慣的就直接行使諫官的權力了。
部門規格升級了，打工的腰杆也挺直了
宋朝設立諫官機構的時候，已經從唐朝那裡繼承了成套的規章制度，在設立之初就已經相當完善了。宋朝初年主要有左、右諫議大夫，左、右散騎常侍，左、右司諫，左、右正言等崗位。
到宋真宗在任期間，又專門設立了諫院，這個時候，實行的還是台諫合一制度，即將御史台和諫院的職權合二為一。
等到宋仁宗的時候，諫院就出來單幹了，有了自己的辦公室，也有了自己的人事編制，可以根據業務需求自主招人了，而且招聘JD(Job Discription,工作職責描述)上也可以大大方方地寫：
本職位不僅可以諫諍君主，還可以奏論官員。簡而言之，本職位擁有定向釋放技能，可針對單個個體展開攻擊，也可針對攻擊範圍內的群體展開攻擊。
乾興元年(1022),宋仁宗剛即位的時候才12歲，這個時候他還需要跟章獻太后劉氏共同執政。對於皇室家庭中長大的宋仁宗，即使只有12歲，也知道應該早點兒把 quan li 集中在自己的手中，這個時候最重要的就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在當時的朝廷中，范仲淹與孫祖德曾建議過太后把權力還給皇上，雖然沒有成功，但是皇上知道了這兩個人是站在自己這一邊的，「仁宗以為忠」,雙方在想讓太后退居幕後這件事情上達成了一致，皇上把這兩個人當作自己人了。
太后崩，召為右司諫。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後德。」
——〔元〕脫脫等《宋史·范仲淹傳》
太后去世後，范仲淹馬上就被升到了右司諫。其實對於范仲淹而言，他不在乎對面站的是皇上還是太后，他覺得太后垂簾聽政做得不對，就會站出來替皇上說話，而當太后去世之後，其他人私下裡說太后的閒話，范仲淹又站出來為太后說話，認為不應該把太后的一些小瑕疵放大處理。
得到同樣待遇的還有孫祖德，太后去世之後，孫祖德也身兼數職，同時作為尚書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知諫院，這個待遇還是挺高的。
事實證明，後來宋仁宗提拔起來的這幾名諫官還是很有膽識的，不僅不懼怕宰相等同朝為官之人，對皇帝本人也一點都不客氣。
比如說在廢皇后這件事情上，這幾名諫官幾乎快把宋仁宗給逼瘋了，如果不是宰相呂夷簡知道皇帝那點小心思，估計皇帝能被范仲淹活活氣死。
宋仁宗的第一個老婆郭氏是平盧軍節度使郭崇的孫女，但立郭氏為皇后並非宋仁宗自己的本意，而是劉太后一手操辦，即便不願意，仁宗也不能說什麼。
郭皇后出身豪門，性格高傲乖張，把後宮嬪妃視為威脅，阻撓其他女人受寵。再加上宋仁宗是出了名的老好人，不方便直接得罪郭皇后背後的劉太后，所以郭皇后只要做的不過分，他一般也不過問，但他對郭皇后也沒什麼感情，屬於井水不犯河水的情況，說白了就是兩情無法相悅，於是選擇冷暴力。
等到太后去世了，宋仁宗終於能過幾天享受的日子了。當時他比較寵愛尚氏和楊氏，這還了得，郭皇后可能還沒從有劉太后撐腰的夢境裡醒過來，完全認不清形勢，還三番五次為難尚氏。尚氏也不是省油的燈，倚仗皇帝寵愛，也不在乎你是不是皇后了，反正有皇帝寵著，也不怕皇帝偏向哪一邊。
有一天，兩個女人又碰面了，仇人見面分外眼紅，竟然當著皇帝的面爭風吃醋，郭皇后怒不可遏，一巴掌就朝尚氏臉上呼了過去。但萬萬沒想到的是，皇帝竟然站出來替尚氏擋了一巴掌。郭皇后這一巴掌結結實實地打在了皇帝脖子上，這一下她直接懵圈了。
按理說，這本是皇帝的家事，犯不上把事情鬧大，但是宋仁宗這個老好人這次卻認真了，他下令讓宰相呂夷簡入宮，為自己「驗視」傷痕。呂夷簡一下子就猜到了皇帝的心思，讓自己這個外人做見證人插手後宮之事，擺明了是要廢后，於是便指使諫官范諷進言說：「已經立皇后有九年了，現在還沒有生下子嗣，按道理應該廢掉。」
這其實還是有點草率的，皇帝一紙詔書，皇后就這麼被廢了，估計群臣百官也是懵的。
所以消息一傳出，首先站出來的就是宋仁宗自己提拔的這些諫官們。
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淹等人認為皇帝此舉是自毀聖明，聯合了十多名官員上書反對廢后，呂夷簡早就吩咐台諫部門不接收諫官奏疏，這下子可惹惱了諫官們，孔道輔、范仲淹等十幾個人來到閣門要求皇帝收回成命，閣門使也不敢開門啊，氣得孔道輔拍著門上的銅環大叫：「皇后被廢，為何不聽言官進諫!」
然後孔道輔、范仲淹等人找到呂夷簡開始battle(戰鬥，此處指爭論)。孔道輔是孔子四十五代孫，理論功底十分深厚，他質問呂夷簡：「大臣之於皇帝皇后，就像子女侍奉父母；父母不和，子女可以出面勸和，為何一定要聽父親的話，把母親趕出家門？」
呂夷簡就應答說：「廢后一事自有漢唐故事，諸君不必激動。」
孔道輔又說：「光武帝廢后的事情本來就是光武帝失德，有什麼值得效仿之處？從來廢后皆是昏君所為。聖上應該學習堯舜品德，你為什麼勸皇上效法昏君作為？」
呂夷簡說不過這些靠嘴皮子吃飯的諫官，又把皮球踢到了皇帝那裡：「那你們明天親自去找皇帝理論吧。」
說到這裡，其實孔道輔、范仲淹等諫官已經知道呂夷簡跟皇帝是一個鼻孔出氣了，問題的根源還在皇帝那裡。但是誰知第二天一大早，孔道輔、范仲淹剛到辦公室，還沒來得及找皇帝，皇帝的聖旨就到了：孔道輔出知泰州，范仲淹出知睦州，孫祖德等其他人罰銅二十斤。
仁宗不僅把這些不聽話的諫官們好好地教訓了一頓，讓他們知道這是誰的天下，而且還規定以後諫官只能「密具章疏」,不准「相率請對」,就是說，以後諫官要私下上奏章，不能動不動就集體上訪要求皇帝接見。在宋仁宗和呂夷簡聯手的強行壓制下，孔道輔、范仲淹等諫官直接被發配到外省去了，再也沒辦法插手皇帝的家事了。
宋仁宗因為女色在諫官那兒吃的虧不止這一次。跟呂夷簡站在統一戰線的范諷也是一名諫官。對於廢后這件事，他並不是說在捧宰相臭腳，而是對那件事有自己的立場和原則。
范諷剛當上開封府知府的時候，一天，有個富豪找到他說自己的兒媳婦不見了，聽說被召進了皇宮。
啥？皇帝強搶民女了？這可是個爆炸性大新聞啊！
范諷一聽，趕緊對他說：「你不要對別人說這件事情，等我查清楚了，自然會幫你把人找回來的。」富商剛走，范諷立馬就殺到皇宮裡，先是一頓彩虹屁：「皇上啊，所有人都知道您不愛美色，這種事情您可不能幹哪。」
然後再搬出自己打辯論賽的看家本事：「況且人家已經過了門，又怎麼能進宮？於禮不合於法不容啊！」
宋仁宗本來這事兒就比較理虧，加上耍嘴皮子是諫官的老本行，范諷幾句話下來，皇上自己都覺得無地自容，趕緊解釋：「皇后跟我說最近來了個美人，但是我還沒見過。」
要不說皇帝這職業不好干，不但要精通向下管理，讓臣子百官都聽自己的，而且甩鍋本事也要保持一流水準，這麼一句話就 擺脫了自己的嫌疑。第一，這件事是皇后跟我說的，我可不知情；第二，我連人都沒見過，當然不會觸犯禮法了。
范諷一聽，樂了，皇帝你既然這麼說，就正中下懷了：「那好，那皇帝您趕緊把那個女子交給我吧。您可不能被身邊的小人給騙了，不明不白地被那些人嚼舌根子。現在就把女子帶過來給我吧，我好送她回家。時間久了，強搶民女這件事您就說不清楚了，而且我剛剛已經答應人家家人了。」
幾句話下來，宋仁宗也知道，再不交人自己也下不來台了，於是便配合范諷完成了這齣戲，把這名女子交給了范諷。
這一次大概可以稱得上是范諷的成名之戰了，富商上午去開封府告狀，下午兒媳婦就回來了，這工作效率，槓槓滴。
誰料過了沒幾天，宋仁宗又覺得家花不如野花香了，這次是王德用給皇帝送了兩名新美人。可能諫官這個群體總是看不慣皇帝有三宮六院，碰到這種事情，一個比一個跑得快。這次又換了一名叫王素的諫官。
王素是前朝宰相王旦之子，與皇帝家可以算得上是世交。仁宗不想交出這兩名女子，就跟王素拉起了關係：「王素啊，我是真宗皇帝的兒子，你是前朝宰相王旦的兒子，咱倆這關係是世交啊，王德用吧，確實給我進貢了兩名女子，但是這兩名女子已經服侍我左右了，能不能就讓我把人留下來呢?」但王素毫不徇私，說：「我擔心的就是你左右啊!」
話都說到這份兒上了，仁宗也沒辦法了，只得淚眼花花地把美人送出宮殿、從仁宗欲廢黜郭皇后，到諫官們集體上奏，又到歐陽修等諫官代表被處罰，再到范諷、王素等諫官在日常工作中對皇帝的勸諫可以看出，宋朝的諫官們確實可以發揮一定的作用。不管是在公事還是皇帝家事上，諫官都能有自己的言論自由和勸諫權利。
但是勸諫這件事情的最終解釋權還是在皇帝手裡，說白了，沒有觸犯皇帝真正的利益，給你們這些諫官一個面子，順便打造一個聽取諫言的皇帝人設，但如果你們這些諫官的言論觸犯到了皇帝真正的利益，那不好意思，你們也別在朝廷之上聒噪了，換個地方去當官吧。
諫官權力可不小，一口氣幹掉四名宰執
宋仁宗雖然總被諫官們懟，但還是賦予了諫官更大的權力，他在位期間，諫官可以論奏包括宰執在內的官員。
總的來說，這個時期的諫官工作內容分為內諫與外諫兩部分，內諫的工作內容就是讓宋仁宗也無可奈何的各種監督皇帝和皇室 成員的進諫，外諫則是對於自己的同事也絲毫不客氣，該打報告就打報告的針對百官的進諫。
但有一點要說清楚，那就是諫官可以論奏官員，而不能彈劾官員，這兩者之間是有很大區別的，諫官可以做的只是向皇帝陳述事實真相，由皇帝做出決斷，而不是給皇帝提出建議。
曾經提拔過歐陽修和蘇洵一家三口的韓琦在擔任右司諫的時候，曾經幹過一件讓後世都大為吃驚的事情。那是在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右司諫韓琦上書《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稱宰相王隨、陳堯佐及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四人庸碌無能，災異頻發卻束手無策，大宋絕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毀壞」。
宋仁宗聽取了韓琦的意見，當天就將這四人同時罷職，這就是當時被人們熱議的「片紙落去四宰執」。
歷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拜右司諫。時宰相王隨、陳堯佐，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在中書罕所建明，琦連疏其過，四人同日罷。
——〔元〕脫脫等《宋史·韓琦傳》
這個情節在電視劇《清平樂》中也曾經出現過，可見後世對於韓琦的這次上奏還是頗為讚賞的。
但皇帝也不是每次都願意聽取諫官們的上奏。比如歐陽修、范仲淹等人在初期是宋仁宗提拔的業務骨幹，但是在跟朝中一些大臣的來往交鋒中，非但沒有占到上風，到後來連宋仁宗都對他們產生了不滿。
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不滿宰相呂夷簡把持朝政，向仁宗皇帝進獻《百官升遷次序圖》,批評呂夷簡的用人制度，呂夷簡則污衊范仲淹「越職言事、勾結朋黨、離間君臣」。最終范仲淹被發配到江西饒州(今江西鄱陽)當官去了。
這個時候有幾個人站出來替范仲淹說話，大家要注意一下，這是考點，秘書丞余靖上疏《論范仲淹不當以言獲罪》,請求皇帝修改詔命；館閣校勘歐陽修則寫就《與高司諫書》,責備高若訥身為諫官卻不站出來替范仲淹說話；後蔡襄作了一首《四賢一不肖》詩，攻擊當時的諫官高若訥，詩成後京城內外爭相傳抄，大有洛陽紙貴之勢。
四公稱賢爾不肖，讒言易入天難欺。朝家若有觀風使，此語請與風人詩。
——蔡襄《四賢一不肖·右高若訥》
但是這些跟皇帝唱反調的人都先後被處分了，余靖被貶到了筠州，歐陽修被罰為夷陵(今湖北宜昌)縣令。一直到慶曆三年(1043),仁宗才提拔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四人為諫官。
但好日子沒有過幾天，到了慶曆四年，宋仁宗以升職的方式把歐陽修從知諫院裡調了出來，以免他跟范仲淹等人結為朋黨，當時其他幾名諫官蔡襄、孫甫等人都請求皇帝收回成命，但是皇帝並未答應。
可見皇帝心裡是有桿秤的，想做什麼事情，升誰的官職，降誰的官職，心裡基本已經決定好了，有的時候只是希望諫官們可以猜透自己的心思，當一個懂皇帝的工具人。但是諫官們真的做不到啊，尤其是宋朝的諫官，那是相當彪悍的。
宋朝的諫官為何如此彪悍？
宋朝的諫官敢管皇帝後宮的事情，敢對當朝宰相不客氣，這種彪悍的底氣主要來源於外因和內因兩個方面。
外因主要是當時寬容的政治環境，宋朝文官最大的靠山不是別人，而是宋朝的「帶頭大哥」趙匡胤。他建國之後就在太廟中立石碑刻下祖訓，其中有「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這條祖訓成為整個宋代士大夫言論自由的倚仗，後來士大夫敢公開參與到皇帝後宮的論戰中，也是算準了宋仁宗不敢拿自己怎麼樣。
趙匡胤之後的皇帝也都遵守祖訓，對於諫官給予了最大力度的支持，即使諫官在工作中冒犯到了皇帝，或者對大臣提出了不正確的意見，至多也就是貶到外地為官，不會有什麼危及人身安全的處罰措施，這讓宋朝的諫官可以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為政治環境的改良做出貢獻。
對於這些士大夫而言，就算被貶到地方做官，大部分也都能積極向上，為當地的經濟文化建設做出貢獻，而不是庸庸碌碌地當個地方官。一旦重新回到諫官系統，還是以前仗義執言的工作作風，長此以往，後來加入到諫官系統中的後輩也受到歐陽修、范仲淹等人的影響，堅持諫官的基本原則。
內因則主要是中國士大夫骨子裡忠君憂民的思想準則，他們從思想深處是決定為帝王世家貢獻自己作為士大夫的一份忠貞之力的，所以一直有「文死諫，武死戰」的說法。一旦有願意接納諫言的皇帝，他們就會從內心深處覺得這是位可以追隨的明君，而明君也會把善於納諫作為衡量自己能不能做個好皇帝的標準，一般不會輕易拒絕諫官的上奏。
昏主則不然，說者拒之以威；勸者窮之以罪。大臣惜祿而莫諫，小臣畏誅而不言。恣暴虐之心，極荒淫之志。其為壅塞，無由自知。以為德超三皇，材過五帝。至於身亡國滅，豈不悲哉!此拒諫之惡也。
——〔唐〕唐太宗《帝范》
所以宋朝才會出現很多士大夫在擔任諫官的時候，絲毫不顧及個人安危，一心只想要忠心諫言。比如范仲淹被貶為饒州知州的時候，在附近做縣令的梅堯臣寫了一首《靈烏賦》給他，暗喻范仲淹在朝中屢次直言都被當作烏鴉不祥的叫聲，不如學那報喜之鳥，而不要像烏鴉那樣報凶訊而被大家針對。
范仲淹當然知道梅堯臣是關心自己，但是耿直如范仲淹，馬上回寫了一首同樣題目的《靈烏賦》，堅稱不管人們怎樣厭惡烏鴉之聲，他始終都是寧可像烏鴉那麼鳴叫著死去，也不願意沉默地活著。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胡不學太倉之鼠兮，何必任為，豐食而肥。
——[宋]范仲淹《靈烏賦》
在外因和內因的雙重作用下，士大夫們在宋朝上班還是挺有尊嚴的，只要不是貪贓枉法，那麼言論自由和工作自由都能夠得到極大的保障，重要的是不用擔心因為說錯話而掉腦袋，這大概是宋朝對文人們最大的福利了吧。
【摘自：《歷史的天空下——宋代真實的市井生活》 趙帥/著 大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