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威廉很喜歡波蘭作家萊姆的科幻小說《索拉里斯星》。圖為導演塔可夫斯基根據該小說改編的經典科幻電影《飛向太空》（1972）劇照。（資料圖/圖）
作家王威廉剛剛四十不惑。他給中山大學中文系創意寫作課的本科生布置的作業，是每人交一篇短篇小說，不少於8000字。「太短了展不開，起不到寫作訓練的效果。」王威廉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批改60份近萬字的小說，把他的眼睛看花了，他慶幸學校對選這門課的學生有人數限制。
對王威廉來說，大學老師是一個新身份，他需要在寫作、教學以及兩個孩子的奶爸這三重身份間切換。2000年，18歲的王威廉從青海德令哈考上了中山大學，青藏高原上荒遠的小城，書籍有限，他還沒讀過海子寫的「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今夜我不關心人類，我只想你」，倒是很喜歡臧克家的詩。那時，他對世界文學的了解到十九世紀為止，熱愛雪萊和拜倫。
王威廉祖籍陝西，因為父母工作原因，他出生在青海湖畔的海晏縣，後來又搬到更遙遠的德令哈讀完中學。填高考志願時，當地網絡尚未普及，信息閉塞，他以為中山大學在南京，接到通知書才知道在廣州。王威廉先坐了12個小時綠皮火車到省會西寧，再轉一趟幾小時的火車到蘭州，然後是酷刑般的蘭州到廣州的42小時車程。抵達廣州後，還要被學校的大巴花幾小時接去珠海校區。
經過60多個小時的長途跋涉，來到經濟特區珠海，他恍若置身夢中，相比灰濛濛的內陸城市，珠海乾淨得一塵不染，「街道簡直可以直接躺上去睡覺」，風物、氣溫、光線、景觀都如此不同。但王威廉面對無垠的蔚藍大海，想起了出生地的廣闊草原。中國的方言裡，王威廉只會陝西話，無論在青海還是廣東，他都體驗著「自身的無家可歸感」。中學時，他常和同學在戈壁騎幾個小時自行車，世界荒涼，寥無人跡，像外星探險。
2023年1月，王威廉的科幻小說集《野未來》被翻譯成義大利語在歐洲出版，書名改為《行星與記憶》。《野未來》和《行星與記憶》，都是這本書里短篇小說的題目。
《野未來》的故事設定在廣州，初中文化程度、在白雲機場做保安的趙棟，是一個關心未來技術的「民間科學家」。在他租住的城中村里，電線像蛛網纏繞，握手樓之間是迷宮般的窄巷，但他的房間別有洞天，牆壁、地面、天花板都布置了巨大的黑色屏幕，房間裡沒有家具，一個簡單的床墊像小船漂浮在夜晚的海面，一旦啟動視頻，巨大的影像連成整體，會把人吞沒。
趙棟從沒坐過飛機，選擇去機場做保安，是因為他覺得機場有未來感。朋友問他：「你對未來那麼感興趣，那你想過沒，當你夢想的未來真的到來了，而那未來卻和你沒什麼關係，你會怎麼想？」最後，他神秘消失在了機場的「時光隧道」，從真實的世界滑入了黑鏡的漣漪，像是從未存在過。
《行星與記憶》的故事發生在未來的外太空，第一人稱的敘事者，是一名擁有豐富情感、高超智力和遠超人類肉體凡胎的人工智慧。TA與創造者王先生展開了對地球的追憶，這顆行星因為環境災難和核戰爭，不再適合人類居住，只有一群機器人在做著艱苦的修復工作。人類即便搬到了另一顆星球庫星，還在為一個虛擬世界的明星「夢迷」發動戰爭，你死我活，就像荷馬史詩里因海倫而起的戰事，嫁接了網絡世界裡「飯圈」的惡鬥。
王威廉跟譯者費沃里·皮克商量，「野未來」的「野」翻譯成外語，到底是瘋狂、野蠻、荒涼，還是生命力？只能選一個意思，所以書名索性改成了更好譯的「行星與記憶」。未來還會有文學嗎？王威廉思忖良久，他想為小說辯護，「小說發明了虛擬實境」。圍繞他的寫作與思考，南方周末記者與王威廉展開了一場對話。
王威廉，文學博士，中山大學中文系創意寫作教研室主任，兼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名譽教授。出版小說《野未來》《內臉》《非法入住》《聽鹽生長的聲音》《倒立生活》等。有多部作品被翻譯到海外。獲中華優秀出版物獎等二十多個文學獎項。圖為他在布拉格斯特拉霍夫修道院圖書館。（受訪者供圖/圖）
今天的科幻到底意味著什麼
南方周末：科幻小說一般被視為一種類型文學，有固定的讀者群，以及《科幻世界》這樣的刊物，你是通過在主流文學期刊上發表小說步入文壇的，為什麼開始涉獵科幻題材？
王威廉：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多元的、錯亂的、拓撲的空間結構當中，對於這種現實，我們表達得太少了，在很多當代小說里我們看到的還是過去的現實。我希望自己的小說能為當代文學提供一些新的東西。我看重作品的生命力，這種生命力的背後是一種洞察與思辨。我們必須看到一個事實：科幻已經融化進我們今天的日常生活中。
南方周末：所以你寫科幻題材，出發點其實是反映或回應現實？
王威廉：審視現實，理解現實。我迄今所寫的科幻小說里連外星人都沒有，我不確定宇宙中是否真的存在外星人，也許，未來也不一定有外星人來到我們的生活中。但是，我們需要注意到，面對未來，AI覺醒要比外星人到來的威脅大得多。
南方周末：外星人作為科幻文學的一個常見主題，與20世紀人類太空探索的時代氛圍有關。你關注的人工智慧、虛擬實境、數位化生存，都是近年來給人們的日常生活帶來了巨大改變的科技發展動向，由此展開文學化的幻想和反思，這是一種軟科幻嗎？
王威廉：我覺得不在「軟硬」的框架裡面。談論科幻小說的「軟硬」已經過時了，因為科技已經發展到了即使受過高等教育的許多人都無法理解的地步。在元宇宙當中，你塑造的一切除了受到你自己想像力的局限，沒有任何技術層面的困擾，也就是說，一切皆有可能。甚至說，一些「硬科幻」反而更加魔幻，更加遠離常識。並不是硬科幻就比軟科幻更正確。比如《三體》，看似是以科學的思維和模式在書寫，但誰能說《三體》就更靠近科學呢？事實上，沒有比今天的科學理論更需要想像力去虛構的，弦理論、平行宇宙、多元宇宙、宇宙大爆炸、暗能量等等，都是如此。因此，「軟」和「硬」都是一種虛構的設定，最重要的是設定背後的哲學是什麼，觀念和思想是什麼。
我心目中的科幻需要提供的是一種新的哲學框架，來審視我們的現在。當前的文化有太多不可解的東西，跟過去的文明產生了一種分裂。比方說，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私人與公共領域的關係、現代文明的一些規則與基礎，都在動搖。我們每個人其實都是一個原子狀態的個體了，但是又在「群」裡面，各種微信群或者微博群。但是群里如此冷清，發信息的都是那幾個人，而且信息量還非常低，這種群幾乎沒有任何公共價值的思維在裡面。同在一個群里，立場就一樣嗎？以價值理念為基礎構建的群，只有極少部分。
人類一直在努力形成很多的共識，然後才有了現代文明的發展。但是許多共識和基礎性的價值開始分裂了。當年鮑德里亞對海灣戰爭有一個精彩的分析，他說「海灣戰爭沒有發生」，因為戰爭是由電視轉播的。而現在，我們面對一場遙遠的戰爭，儘管知道它一定發生了，但戰爭的形象是由自媒體建構起來的破碎景觀，猶如陽光下的碎鏡，晃花了眼睛，難以分辨。
南方周末：你本科報考的是中山大學物理系，後來轉到人類學專業，博士又讀了文學。學習物理是不是你關注科技問題的一個重要背景？
王威廉：我高中學理科，想當科學家。大學去了物理系之後發現跟自己想的完全不一樣，因為自己原來太閉塞，對科學家有一種科普讀物式的認識，以為我可以像愛因斯坦那樣，在一個專利局上班，然後每天自己躲在書房裡演算方程式，破解這個世界的命運。這種想像太浪漫了。等到真正讀了大學，天天都泡在實驗室里，我覺得自己離現實世界太遠了，我想在我和世界之間，再次找到那種紮根的感覺。
原本你處在一個相對閉塞的環境，新環境突然打開之後，就特別享受那種打開的過程，不想再被關住。所以我大二就轉到人類學專業去了。為了轉專業，我還給中大的黃達人校長寫了封信，終於拿到了轉專業的文件，上面寫著001號。這件事現在說起來輕描淡寫，但當時費了非常大的氣力。另外，還要去說服父母，他們不同意我轉去文科，怕我畢業後失業，為這個事我們寫信溝通很久。沒錯，那個時代，大事還得寫信。
但我畢竟有過物理學的夢想，物理學的思維對我影響很深，所以直到現在，我對科技的最新進展還是很敏感。比如前段時間看到可控核聚變點火成功的新聞，我就特別激動。核聚變和核裂變不同，它是恆星的模式，可以在幾乎沒有污染的情況下產生大量能量，這項技術將來有可能徹底解決人類的能源問題。
其實，人類學的背景對我影響也非常深遠。現代人類學的鼻祖馬林諾夫斯基就曾研習物理，他把科學思維轉移到了人類文化的層面。文化具有相對穩定的結構，在某種意義上猶如物理學的一個力學模型。還有哲學，我從沒停止過對現代哲學的閱讀。
王威廉既是作家，也是中山大學的老師。圖為中山大學校園一角。（視覺中國/圖）
南方周末：你有喜歡的科幻作家嗎？
王威廉：波蘭作家萊姆很厲害，比如他的《索拉里斯星》很符合我對經典科幻的標準，太牛了。塔可夫斯基的電影《飛向太空》就改編自這個小說，也是相當震撼人心。
南方周末：萊姆還有一部作品《未來學大會》，可以看作對元宇宙或虛擬實境的想像和批判，儘管他寫的時候，還沒有元宇宙這些概念。
王威廉：是的。在當代我也喜歡一些類型化的科幻，比如加拿大科幻作家羅伯特·索耶，他跟當代的科技知識離得特別近，我覺得這種題材帶有一定的科普性質，就是所謂的「硬科幻」，比如《未來閃影》等。
南方周末：回到你自己的創作脈絡里，科幻作品處在一個什麼位置？
王威廉：我一直有兩個方向的寫作，一個是現實題材，另一個是現代主義的、象徵性意義上的開拓，比如我的小說集《生活課》屬於前者，《倒立生活》屬於後者。很多人更喜歡我的現實題材，也許文學象徵的東西對讀者的要求更高。
我的科幻小說實際上是在我的現代主義寫作的延長線上。今天的科幻到底意味著什麼？它其實是現代性的一個延伸的理念。為了探討這個問題，我專門寫了一篇文章《未來詩學的三種關係》。在卡夫卡的年代，他寫《變形記》，格里高利變成了一隻甲蟲，怎麼變形的不重要，人們視它為荒誕文學。但是在今天，我們通過一些理論，交代一次實驗，寫一篇當代的《變形記》，就具備科幻小說的元素了。
文學需要地方性知識和方言嗎
南方周末：你的《倒立生活》裡就有一篇類似的「變形記」，叫《市場街的鱷魚肉》：因為一次實驗失敗，一隻鱷魚擁有了人的頭腦、記憶和心靈，當然也可以反過來說，一個人擁有了一副鱷魚的軀體。這篇小說探討了身與心的關係，這隻具有人類心智的鱷魚因為身體的生理構造，逐漸被鱷魚的習慣「反噬」，最終迎來了悲劇的命運。你的這類象徵性的小說，往往會抹除地域色彩或地方性知識，比如你寫一個小縣城的鐵皮書屋，看不出這個小縣城在哪個省份，在南方或北方，這是出於什麼考慮？
王威廉：我覺得那代表了一大批縣城或小城的經驗。我們看路遙的《平凡的世界》，主人公去了縣城，就算進城了，是一個成功者，按今天的標準來說，他連大都市的邊都沒摸到。今天的中國好像一下子被現代性的都市代表了，其實小城小鎮的文化對中國的影響非常大。
南方周末：提到對地方性知識的抹除，是因為你的很多小說並不提供寫實的背景，似乎是在架空的都市生活中，呈現一個片段。另外，你的語體是一種非常透明、現代的語言。中國的當代文學往往十分依賴某種地方性知識，但你很少調動地方性知識或方言。
王威廉：在我2022年出版的中篇小說《你的目光》裡，調動了一點地方知識，寫的是廣州和深圳，兩個主人公，一個是深圳的客家人，一個是廣州疍家的後代。但我並不想局限於此，我更希望在寫作中煥發出一種文化的可能性。
僅僅提供一種陌生的文化是不夠的。早期的人類學家，可能是一個傳教士或者殖民者，他「發現」了一種弱勢的、沒有聲音的地方文化，把它記錄下來，好像就變成了一個很客觀的民族志。地方性知識本來就是一個人類學概念，是人類學家格爾茨提出來的。但是我對地方性知識持有一種越來越懷疑的態度，全球化發展到今天，地方性知識不能說沒有，但基本上處於一種支離破碎的局面，很多時候，對地方性知識的展示，是出於獵奇或彌補性的心理。這樣一來地方性知識像是某種博物館裡的「戰利品」，反而加固了那個龐大的、固有的體系。
另一方面，我們需要追問的是，難道地方文化或方言寫作就具有天然的重要性嗎？在我看來，除非方言具有嶄新的詩意的闡釋能力，否則真沒什麼意思。比如閻連科的一個小說題目叫《受活》，我特別欣賞。閻連科是河南的，跟我的老家陝西很近，我們陝西話說「好受活」就是很舒服的意思。但是「受活」這兩個漢字寫出來怎麼也不會讓人覺得舒服，好像是在說活著是需要承受的，它裡面有一種很複雜的東西，這種方言的用法才叫發掘。
因此，我們要思考這個年代方言的意義何在，網絡語言是不是一種方言？YYDS是方言嗎？在某種意義上，它就是方言。
南方周末：提出這個問題還有一個背景，就是對廣東作家的觀察。廣東的常住人口已經達到1.26億，與整個日本的人口相當。放在全世界的背景下，人口超過1億的國家，剛剛達到15個。如此巨大的人口規模，意味著廣東吸納了大量其他省份的流動人口。對於廣東作家來說，本省作家和移居作家也有很大的區別，這是語言、風俗和成長經驗的差異造成的。
王威廉：我從2000年來到廣東，已經二十多年，這是我生活時間最久的一個省份，我的戶籍也在廣東。在外參加文學活動時，我也被當作廣東作家。但廣東作家跟廣東人是兩碼事。我說我是廣東人，你都不相信。出國只關心出生地，那我是青海人嗎？我也不敢說，因為真正的青海人也不會接納我是他們的老鄉。我大部分時間說自己是陝西人，還是基於家庭的小文化環境，尤其是方言與飲食。批評家任瑜對我進行過一次訪談，標題就叫《體驗自身的無家可歸感》。在這個意義上，我又要感謝廣東了，它是自由的，它不要求你成為廣東人。你在廣東，遇見陌生人的第一句話就可以問：「你是哪裡人？」
南方周末：確實，一個成年以後才來到廣東的移居者，要建立一種廣東人的自我意識並不容易，首先在語言上就有對你是使用粵語還是普通話的「識別」。廣東的地域文化特色鮮明，既包容，又有一定的封閉性。如果不經常使用粵語，要進入在地文化，始終會有一層隔膜，對作家來說尤其如此。
王威廉：很多年前我曾經在嶺南美術出版社工作，社裡的同事大多是廣東人，我就融不進他們的圈子。有次出差，他們一路說廣東話，我聽不懂，也插不上嘴，像個傻瓜一樣。後來我能聽懂粵語了，雖然不會講，但可以用普通話加入他們的對話，感覺打破了這個屏障。我有一篇小說《父親的報復》，他要證明自己是廣東人。裡面的「父親」就是我。我感覺自己也是被命運偶然地拋入了廣東。
南方周末：所以你的小說採用的語體，跟移居者的懸浮狀態有關嗎？生活在廣東的外省人，大多數時候都在用普通話交流和思考。當然，你也可以寫青海或陝西的經驗。
王威廉：我在兩篇小說里使用過陝西方言，我小時候說得最多的方言還是陝西話。陝西話像是堡壘，把我跟青海當地人隔開了。青海和廣東其實是有些像的，移民也很多，當然原因不一樣，去青海的外地人很多都是當年去支邊的。可能我更喜歡透明的語言，不去設置沒有意義的地方性的壁壘。方言本質上只是一種變調，我希望讓語言在語音的層面變得透明，而在語義的層面上變得摺疊與豐富，由此可以去發現高於、大於語言的東西。
南方周末：在《你的目光》這部中篇小說里，附有一篇文章，談到了「新南方寫作」。深圳的作家林棹的成長背景是從潮汕地區移居到深圳，小時候掌握了粵語，她把豐富的「廣東性」植入小說中。你怎麼看待這種語言經驗的差異？
王威廉：南方經驗是混雜的，生機勃勃的，遠遠大於某一種方言。「新南方寫作」有一個「新」字，就是要破除地方性的經驗，轉化、擠壓它，形成新的表達。我追求的是「抗翻譯」的寫作，你的創意不論譯成任何文字，最閃光的東西都不會丟失。全球化時代，更需要這種「抗翻譯」性。
南方周末：是否「抗翻譯」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唐詩就不太「抗翻譯」，而這恰恰是它寶貴的地方。
王威廉：這樣說，讓我想起美國詩人弗羅斯特的說法：「詩就是在翻譯中丟失的東西」。我覺得這個說法曾經很對，但現在也過時了。因為我們今天在同一個大的現代文明框架內部，共享了同一種世界經驗，這也是人工智慧可以幫助人類翻譯的重要原因。「翻譯」說到底也是一種創造性的寫作。不同的人來做這同一件事情，天壤之別。以前有人把唐詩翻譯成白話文，變得很差。還有人把西方詩歌翻譯成古體詩，也是滑稽可笑。但我看過一個試驗，有人用翻譯軟體把唐詩譯成英語，再譯回現代漢語，變得很有意思。這說明之前把古詩譯成白話文的人，翻譯的方式不對，只把表層的意思表達出來了，缺少對語言結構的研究。
南方周末：B站上有人用谷歌翻譯把《出師表》譯20次，結果每句話都變得像夢話一樣，很有喜劇效果，這是一種後現代的遊戲，已經跟原文沒什麼關係了。
王威廉：我不這樣看，我們需要特別重視這個遊戲過程，尤其是要提取那種語言變形過程中的詩意產生機制。人工智慧已經會寫詩了，其原因就是對產生詩意的語言結構的掌握，而大部分人類卻還不會。你看看ChatGPT寫的詩，超越了多少初學者。
王威廉生長在青海，成年後生活在廣東，他深感世界的多元。圖為2018年，來自江蘇、安徽鄉村的小學生在青海雪域高原與當地的孩子進行足球比賽。 （視覺中國/圖）
小說就是語言的元宇宙
南方周末：2022年底，你出版了一本新的小說集《我們聊聊科比》，為什麼會以意外去世的前NBA巨星科比為題材？
王威廉：其實科比只是一個引子，我寫的是過去幾年的創傷性體驗。新冠疫情帶來的創傷性體驗是全球性的，讓我們對歷史、對生命有了新的認識。我們原來老是覺得歷史好像是一個抽象的東西，但現在發現，其實歷史不是由什麼大的詞彙構成，而是由我們的身體構成。就是血肉之軀、生物學上的肉身。
當時我讀義大利哲學家阿甘本引起過很大爭議的文章，他覺得人不能被壓縮成一種「赤裸生命」，只剩下活著，其他都不重要了。我後來重讀，才有些理解他。另外，我發現了一個悖論：現在全球最先進的對個體的生物學控制，利用的是我們每個個體的獨特性，比方說人臉識別、指紋，都是利用獨特的生物學特徵，然後它又把你變成一個無個性的數字符號，你的個性成了你被控制的方式。
南方周末：說到新冠疫情，2003年「非典」期間你有什麼感受？
王威廉：當時我大三，從中大珠海校區來廣州了。我那棟宿舍樓被封，中大也有人感染，很讓人害怕。雖然當時沒有智慧型手機這麼方便的工具，但也能上網了，知道「非典」的致死率高達40%。結束之後，就覺得這個事跟我們沒什麼關係了，是百年一遇的小概率事件，沒想到才過了17年又遇上新冠，全球用了三年時間才渡過難關。比爾·蓋茨之前說過，人類以後最大的敵人是瘟疫。我在新冠前就讀到過這話，現在更是心有戚戚焉。
南方周末：回到文學，中國當代文學在1980年代經歷了一次美學範式的斷裂。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成名的一批50後、60後作家，迅速完成了經典化。後來的年輕作家要想受到廣泛的認可，是不是越來越困難了？
王威廉：是的，我都四十了，還被人稱為青年作家、新銳作家。50後、60後的這批知名作家，他們開創了當代文學的某種範式，因而獲得了極大的象徵資本；如今，在一個「流量為王」的時代，他們的影響力和象徵資本又可以轉化成流量來變現。在這種格局中，年輕作家想要複製前輩的成功道路，是不可能的事情。當然，奇怪的是，年輕作家的創造力在能量的充沛程度上，也確實不及前輩作家。那種汪洋恣意的東西，在年輕作家的身上太少了，都比較拘謹。尤其是長篇小說方面，更是明顯。這些都值得我們反思。
南方周末：你的創作產出一直很穩定，一般在什麼時間寫作，有沒有什麼規律？你之前大多數作品是短篇和中篇小說，目前有在寫的長篇嗎？
王威廉：很多作家確實很注重寫作時間的規律性和儀式感，我也想那樣，甚至說特別嚮往，但我現在還很難做到。我有個特點，在孤獨的旅程中，靈感特別活躍。我會記下這些靈感，然後發現自己有寫不完的東西。我所發愁的只是何時坐下來，心無旁騖地把它們寫出來。長篇小說在寫，可以劇透的一點是，這是關於世界上最後一個作家的故事。
南方周末：你不光是一個作家，也很看重對文學的思考，這跟你從事文學研究、在大學任教有關嗎？
王威廉：跟大學任教毫無關係，因為我在大學任教前就一直在寫文論，甚至我第一篇正式發表的文章也是文學評論，那是對匈牙利作家凱爾泰斯的書評，大學時代發表在《讀書》上。很多作家只寫小說，就要當小說家，好像小說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東西，但是我一直覺得除了小說之外，作家的觀念和隨筆文章也很重要，這會有助於我真正理解小說。所以不如說，我是因為注重對文學本身的思考，才選擇到大學任教。
南方周末：你的文學博士論文寫的是什麼題目？
王威廉：我的博士論文寫的是《當代小說的文化詩學》，來討論小說這種古老的文體在當代文化中為什麼還有活力和希望。小說文體最核心的，一個是虛構，一個是戲劇性。虛構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提供了更好的觀察現實的視野和方法。戲劇性是對社會能量、生命能量的摺疊和釋放。戲劇性本身既蘊含著肯定性，也蘊含著否定性。小說家有一種感受，就是寫著寫著不受控制了，戲劇性有一種超越作家的、相對客觀的矯正的力量。
南方周末：能否解釋一下，為什麼說虛構有助於觀察現實？
王威廉：人類是以象徵性的方式、以符號的方式來理解這個世界的。我們今天處在一個破碎的時代，各種符號各行其是。只有文學在干串連符號的工作，在符號里尋找同類項，把它們歸攏在一起，提升、編織，形成新的整體性，從而讓我們更好地觀察世界。否則，我們的經驗就是鬆散的，跟街道上亂七八糟的景象沒什麼區別。
南方周末：現在，小說或者純文學，還是有一種邊緣化的趨勢，它會跟影視、遊戲、綜藝在一個文化市場裡形成競爭關係，包括社科、科普、通俗文學、網絡文學、新聞、非虛構，都有可能擠占小說的位置，你會感到憂慮嗎？
王威廉：要知道，文學的娛樂功能已經被瓜分殆盡了，用寫作跟影視、遊戲爭寵，那實際上是處於產業鏈的底端。文學的思想，才是不能被剝奪的。我特別傾心於小說，是因為小說是人類文明史上一種非常重要的發明創造。其實，最早的虛擬實境就是小說發明的，人類在數百年前就以小說的形式，創造了虛擬實境的空間。當然，它是文字的精神空間，但你可以通過閱讀進入它。隨著技術的發展，電影、劇集、遊戲，都是把虛擬實境空間具象化的手段，內核還是在小說這裡。
小說並不是跟紙媒綁定在一起的，以前它印在紙上，現在可以轉換載體，放在電子空間裡。最重要的是，它是最基礎、最低成本，同時又是通過人類存在的根本介質——語言來塑造的虛擬實境。用時髦話說，小說就是語言的元宇宙。
憂慮當然是有的，一個是你說的外部情況，好小說被遮蔽在別的形式之下，也有窒息的危險。另一個是來自小說內部的價值認知，那就是何為今天的好小說。好小說已經太多了，小說家們依然在寫作，無非是要寫出「今天的好小說」，理解透這一點實在是太重要了。
南方周末記者 黎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