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張端鴻(同濟大學教育現代化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
日前，有媒體報導，定位為新型研究型大學的大灣區大學松山湖校區將瞄準國際科技前沿，以開展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研究作為發展方向，重點建設數學等具有代表性的基礎學科，「數學與應用數學」成為該校本科生培養計劃中首批設置的專業之一。
自2020年我國發出要發展新型研究型大學的聲音後，新型研究型大學建設至今都是我國高等教育領域的熱點話題。2021年12月，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要支持發展新型研究型大學、新型研發機構等新型創新主體。建設新型研究型大學已經成為典型的國家政策倡議和規划行動。
很多人都會思考這樣的問題——已經有那麼多傳統研究型大學了，為什麼還要發展新型研究型大學？最本質的原因是我國傳統研究型大學在培養「高精尖缺」人才、開展重大原始創新研究成果等方面，與國家和社會的期待還存在一定差距。傳統研究型大學按照專業培養人才，學科之間存在明顯的壁壘，將自己視為「象牙塔」，與市場和社會保持特定距離，「大組織病」導致治理效能低下。而且，傳統研究型大學的發展也存在很多「歷史包袱」，面對全球科技革命和國家戰略需求，很難作出及時回應和快速變革。
近幾年來，南方科技大學、上海科技大學等新型研究型大學快速發展，在招生培養、科研成果、學術聲譽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如果新型研究型大學從新建伊始就作好頂層設計和發展規劃，在資源充裕的前提下，加上高水平團隊的有效治理和運營，完全有條件在較短時間內取得良好的建設效果。
然而，隨著學校規模逐漸擴大，體制機制有可能沒有最初那麼靈活，人與人之間也容易逐漸形成自己的利益格局，決策效能和治理成本越來越難以控制，「大組織病」就逐漸顯現出來。
同時，在現行高等教育管理體系下，新型研究型大學需要在資源爭取、學科建設、專業建設、量化考核等方面，與傳統研究型大學一樣要應對各種外部管理和挑戰。不少新型研究型大學的創建者敏銳地指出，部分新型研究型大學或許與傳統研究型大學走上同質化發展的道路。
不少傳統研究型大學當然希望「老樹開新花」。它們實施了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改革、PI（課題組長）制度改革、大部制改革、學部制改革、校院兩級管理體制改革、長聘制改革、交叉學科建設、學術特區建設、產教融合改革、技術轉移轉化改革等一系列變革舉措，力圖逐步轉型為新型研究型大學。
由此也可以看到，新建的新型研究型大學已經產生了一定的「鯰魚效應」，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激活大學治理變革、促進高校治理轉型的作用。
這些傳統研究型大學治理變革和轉型的整體效果如何還需要持續觀察，但我們確實已經看到其中不少大學通過一系列改革煥發出勃勃生機。同時，也有不少傳統研究型大學的改革陷入形式主義的困境，甚至因為領導者變更等因素而不斷「翻燒餅」。
從政策層面來看，發展新型研究型大學被寄予了雙重政策期待：一是期待新建的新型研究型大學能走出一條不同於傳統研究型大學發展的新模式、新路徑。二是期待通過這些新建的新型研究型大學，觸動傳統研究型大學以新型研究型大學為目標進行改進和更新，從而帶動越來越多的傳統研究型大學在整個創新體系中發揮更關鍵的作用。
新建的新型研究型大學往往是通過突破傳統建設和發展模式，以及固有的發展限制和約束，構建全新的人才培養模式和全新的科研組織模式，形成全新的治理體系等途徑，在較短時間內取得突破性成效的。經過一定時間的發展後，大學組織的各種內部要素和外部環境都會發生一系列變化。如果能順應這些變化帶來的挑戰，成功延續新型研究型大學的各種制度優勢，這些新建的新型研究型大學將會繼續取得成功。反之，這些大學很可能會被逐漸同質化為傳統研究型大學，逐步失去創新活力，我們需要警惕這種風險。
只有新建的新型研究型大學不斷取得建設進展，同時激發大批傳統研究型大學由點到面向新型研究型大學轉型，才能讓我國更多的研究型大學自發聚焦國家戰略需要，瞄準關鍵核心技術，做到科教融合、產教融合，在創新生態體系中發揮引擎作用，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作出更大貢獻。
（本文為中國工程院戰略諮詢課題「新型研究型大學高質量教育體系構建研究」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