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羅泱慈
自13世紀中葉至15世紀末，歐洲、中東大部分地區、北非和亞洲地區均經歷了歷史上最嚴重的環境危機。各種生物因素和氣象因素影響著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且影響無論從廣度還是深度都是自人類文明以來最大的。其中最沉重的一擊便是鼠疫。鼠疫暴發受到昆蟲及嚙齒類動物生態學周期的控制，在整個中世紀末期不斷捲土重來。一旦時機成熟，跳蚤和鼠類便能將病原體傳染給人。也許要理解14世紀和15世紀——這道中世紀文明和現代文明的分水嶺，關鍵是要明白人類在大自然面前是多麼的無助。
《瘟疫之王：黑死病及其後世界》
[英]羅伯特·S.戈特弗里德 著
鹿妍 譯
後浪｜光明日報出版社
環境危機引發的一些變化實際上對社會是有益的。大多能從天災中倖存下來的人經濟情況都更加富裕。大部分歐洲西部的農民都從傳統合約中解脫了出來。總體來看，整個歐洲都沒有受到貧窮的無情吞噬。正是因為貧窮，舊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口才瘋了一樣地野蠻生長。與此同時，我們絕不應過分強調這些災難的好的一面。誠然，只有從後往前看才能發現災難中還蘊含著機遇，這是中世紀晚期的人們所看不到的。逃過饑荒的劫難或在流行病暴發後倖免於難者，從長期來看確實得到了不少好處，抑或人均收入有所提高，抑或家裡添了幾頭牲口。但只需出手稍稍闊綽幾次，或者只是辦幾場奢華的晚宴，這本就不多的富餘就會被消耗殆盡。
更為重要的是，每一場鼠疫或是其他疾病來襲，都是令人脊背發涼、毛骨悚然、痛苦至深的經歷。即便對於那些最為虔誠的人來說，審判之日都是潛伏著的陰魂不散的噩夢。
災難、人口減少對於許多生命之花尚未開放便夭折的嬰兒毫無益處；對那些雖然倖免卻一直要活在喪子之痛中的人來說，他們的人生不僅毫無舒適感、安全感或幸福感可言，還要一直為下次災難擔驚受怕。
基於包括如上所述在內的種種原因，環境危機給中世紀晚期的人們帶來的是暴力、焦慮和對生活的曲解，且其引發的道德危機自13世紀起愈演愈烈。中世紀社會的一個根本特點便是群體歸屬感。至少在理論上，那時的人們共享著同一種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齊心協力為著共同的利益而奮鬥。沒有所謂財產的所有者，但由更高的權威管理財產，而這一權威便是上帝。理論學家們指出，社會等級架構明晰，貧富差距明顯。但人們普遍認為世俗生活是短暫的，如曇花一現。真正重要的是精神的永生，是上帝的救贖，是天國。這能幫助我們很好地解釋為什麼禁欲主義能風靡一世。
對於群體集體田園牧歌式的想法自然從未真正實現過，就連修道院過的也不是集體主義的生活。約莫1100年起，社會中許多人(例如滿心想著利潤的商人和食不果腹的農民)，無論是僧侶還是凡夫俗子都開始漸漸傾向於其他構想，而冷落了集體觀念。但真正從根本上動搖中世紀鼎盛時期舊集體世界秩序的是不斷復燃的瘟疫、嚴重的饑荒和持續時間非常長的惡劣天氣。最終在這些因素的作用下，中世紀鼎盛時期的理想也跟著幻滅了。一直到19世紀，我們還能看到中世紀集體主義許多方面的影子。但從1300年左右起，這樣的集體主義就逐漸分崩離析，同時發生的還有個人主義的興起。而個人主義在諸多學者看來也是現代社會最重要的特徵之一。
總體來看，鼠疫(尤其是黑死病)引起了翻天覆地的劇變，正如通俗詩歌所描繪的那樣——「世界倒了個個兒」。這催生了一個有著新態度的新社會，有著層層權威階級和交織的利害關係，有著各種財富來源。最重要的，是有新的思想觀點。只有幾個為數不多的歷史時期如中世紀晚期一般變幻莫測。
學界一直認為黑死病的影響——這場最具顛覆意義的生態事件的影響，可與發生在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相提並論。從某種程度上講這確實不假。但黑死病因為在第二次世界性大流行中屢屢暴發地方性流行病，再加上十分不穩定的氣象模式，給社會帶來了更多質的改變。各種文明的發生發展都是複雜的制度、文化、物質和環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倘若把這些基石移走，文明大廈必將轟然倒塌。中世紀晚期的環境危機致使當時的社會體制和政治體制停滯不前，甚至倒退。根深蒂固的道德信念、哲學觀念和宗教信仰全都沒經住突如其來的考驗。整體來講，傳統標準似乎已經不再適用。這天災人禍深刻地改變了歐洲，其影響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單單基於此，黑死病都將名副其實地成為歷史上最重要的生物環境事件，是西方文明中最重大的轉折點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