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民族的特徵，不在其科技，而在其文化。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儒家文化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經過兩千年的積澱與發展，儒家思想已經植入中華民族心靈深處，發生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儒家宣揚仁義禮智信，注重道德；儒家講人性，既有性善論，也有性惡說；儒家主張修齊治平，治國理政從自身開始；儒家認為治民應該以教為主，以罰為輔；等等。此類內容眾所周知，若進一步追問：形成儒家學說的深層原因何在，儒家學說的哲學基礎是什麼，卻鮮見系統性的回答。筆者認為，儒家學說的哲學基礎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既是儒家的思維方式，也是儒家學說區別於墨家學說和法家學說的根本依據。
執兩用中
朱熹《四書集注·中庸》解題說：「中者，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之名。庸，平常也。」朱熹此說的依據在二程，二程說：「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二程、朱熹釋「中」為不偏不倚，是也；釋「庸」為平常、不易，非也。後來的學者，基本上採用程朱的解釋。也有學者根據《禮記·中庸》通篇的內容，把「天命之謂性」、「鬼神之為德」之類的內容也納入中庸之道，進一步偏離主題。
關於「中庸」的本義。「中」者，不偏不倚；「庸」者，用也。「中庸」者，執兩用中也。《論語·雍也》記孔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論語·堯曰》：「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據說這是堯讓位給舜的時候對舜所說的話，讓舜執政的時候「允執其中」，行不偏不倚之政。這不是孔子的話，但載錄在《論語》中，應是孔子用以教育學生的，反映孔子的思想。《禮記·中庸》記孔子說：「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於民」，簡化一下就是「執兩用中」。「兩」是兩端，比如激進與保守、講道理與講感情；「用中」就是居中，既不激進也不保守，既講道理也考慮感情。這裡所說的「執兩用中」與《堯曰》所說的「執中」正相呼應。可以看出，中庸之道是一種處世原則，一種思考問題的方式，需要體現在具體內容中。中庸之道體現在儒家學說的方方面面，沒有中庸之道就沒有儒家學說。
君子人格
據《中庸》記載，孔子宣稱：「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他讚賞顏回的中庸之道，說：「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孔子批評思想和行為偏激的人。如對人，「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對同一人的評價前後矛盾，「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孔子又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中行」是中庸之道的另一種表述，即走道路中間。不然，不是極端冒進，就是不思進取。孔子回答別人的問題，「叩其兩端而竭焉」，把利弊得失都說清楚，全面地看問題。《論語·子罕》記載：「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這是弟子對孔子人格特徵的概括。孔子自己則說：「君子和而不同。」與人和氣相處，但堅持自己的原則立場。墨家主張捨己為人，法家宣揚人人為己，儒家主張既為自己也為別人，這是君子人格。
在政治關係中，儒家主張為對方著想。《孟子·離婁》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手足—腹心，犬馬—國人，土芥—寇讎，三組關係相輔相成，告誡君主明白此理。《荀子·王制》說：「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無論是把君與臣比喻成腹心與手足的關係，還是把君與民比喻為水與舟的關係，都是強調彼此雙方相互依存、相互理解。這是從兩個相反立場看問題，不是為一方獻計獻策。有人說儒家學說代表君主利益，這不完全符合實際。在中國思想史上，為強勢階層搖旗吶喊的是法家，為弱勢群體奔走呼號的是墨家，儒家居中。
社會倫理
在社會關係中，儒家強調雙方的義務，而非僅僅強調一方的義務。《禮記·禮運》提出「人義」：「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君仁、臣忠這一組屬於政治倫理，其他四組分別是父子、兄弟、夫婦、長幼關係。儒家講綱常原則，強調這種彼此關愛基於現實社會秩序，有主有次，而非絕對平等的關係。儒家講「仁者，愛人」，儒家的仁愛立足於現實，有親疏之別、長幼之序，孟子表述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父母愛子女，子女愛父母，儒家認為二者必須基於既定的原則。儒家的仁愛既不是墨家無條件的兼愛，也不是法家唯利是圖的無愛。
儒家倡導社會和諧。但是，社會和諧並非毫無條件，而以既定的制度為前提，以禮為前提，儒家認為這是政治的最高境界。《中庸》說：「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把和諧提升到宇宙一統的高度，使社會和諧神聖化了。
儒家講禮制。儒家的禮制就是有限度的社會差別和等級秩序。孔子主張「克己復禮」，認為沒有禮制就沒有社會秩序，也就沒有人類制度文明。荀子作《禮論》，指出如果讓社會中的人們沒有尊卑等級，會使整個社會失去秩序，這是因為「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與此同時，社會的分化必須控制在一定限度內，兼顧社會整體。既允許成功者享受，又對享受作出限制，這是禮制的精髓。荀子說「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稱」就是度，就是把等差控制在一定程度內。《論語·學而》載孔門弟子說：「禮之用，和為貴。」社會差異以社會各階層能夠接受為度。儒家既不贊成墨家的平等主義，也反對法家的放任主義。
教罰並用
儒家主張選賢任能。仲弓請教為政之道，孔子答「舉賢才」。賢才就是德才兼備之人。孟子說：「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荀子則主張：「無德不貴，無能不官。」政府官員應該具有相應的行政能力，但更重要的是必須品德端正。儒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宣揚聖賢政治，聖賢首先是一心秉公的楷模。為什麼儒家把德行作為選官的先決條件？這與儒家的政治訴求有關。儒家的政治理念是建設和諧穩定的社會，而社會的和諧主要取決於人際關係，政府的角色是維護社會秩序。儒家對政府官員的要求，既與墨家偏重於道德不同，也與法家僅僅強調能力不同，而是二者兼顧。
對社會成員的管理，儒家主張教罰並用。儒家重視教育與學習，從教師的立場看是教育，從學生的立場看是學習，兩個名目，一個問題。《論語》開篇是《學而》，《荀子》開篇是《勸學》和《修身》，都把培養社會化的人作為政治的核心任務之一。儒家也重視法律。《荀子》把法律比作水尺，指出人們涉水而行需要看水尺，人們的社會活動則需要看法律。儒家既強調教育，也重視刑罰，但以前者為先導。這既與墨家偏重於仿效楷模不同，也與法家單純強調法律有異。
由上可見，儒家凡事站在相反的立場看問題，平衡雙方的利益。這是儒家的思維方式和處事邏輯，是貫穿於儒家全部學說的一條看不見的脈絡。中庸之道是儒學的靈魂。不明乎此，就事論事，看到的儒家學說只能是一堆碎片。社會在進步，綱常禮教、君臣父子、君子小人等具有時代特徵的內容必被拋棄，應代之以新的符合時代精神的理念體系。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