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經注》是北魏酈道元所作的一部綜合性地理名著，因注《水經》而得名。該書以水道為綱，詳細記載了一千多條大小河流，包括各條河流的源頭、流向、水文情況，以及河流域內的植被、動物、關隘、交通、人物、政區沿革、歷史事件、神話傳說等等，且書中引用的很多文獻原書如今已經散失，因而《水經注》對研究中國古代的歷史、地理具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
水經注四十卷 （北魏）酈道元撰
宋刻本 袁克文跋 存十二卷
國家圖書館藏
據《隋書·經籍志》記載，酈道元所作《水經注》共40卷。北宋景祐年間，國藏書庫崇文院整理所藏圖書並編制《崇文總目》，著錄有《水經注》三十五卷，與原來的四十卷相比已缺五卷，表明《水經注》版本至北宋時已殘缺。國家圖書館收藏有南宋初年刊本《水經注四十卷》，但現在僅存十二卷，原藏清內閣大庫，後經曹元忠、劉啟瑞、袁克文、傅增湘遞藏，目前在國家典籍博物館「中華傳統文化典籍陳列展」中展出。
國家典籍博物館「中華傳統文化典籍陳列展」中展出的宋刻本《水經注四十卷》
《永樂大典》匯集了上至先秦，下訖明永樂年間的圖書七八千種，尤為難能可貴的是，所納典籍基本保持了書籍的原始內容，極具版本價值。《水經注》被《永樂大典》收錄其中，且保留了《水經注》原序，也是現存最早的酈道元撰《水經注》抄本。
《永樂大典》修於明初，其收錄的《水經注》所用底本應該是前代刊本，甚至有學者推斷，《大典》收錄《水經注》的底本正是目前尚存的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本。由於目前宋刻《水經注》僅存十二卷，王國維認為：「而《大典》此書……足彌宋本之缺」。
張元濟在與胡適的書信中提及:
「藉悉近以《大典》本及各本《水經注》互校殘宋本。知《大典》所據者為南宋復刻以前之本，可以訂正宋刻之訛。」
胡適
因而《永樂大典》本《水經注》具有非常重要的版本和史料價值。
收錄《水經注》的《永樂大典》分別為卷11127、11128、11129、11130、11131、11132、11133、11134、11135、11136、11137、11138、11139、11140、11141，共15卷八冊。這八冊《永樂大典》雖然在清末混亂中倖存了下來，但是卻被分散各處。
傅增湘
據傅增湘《永樂大典跋》記載：《永樂大典》舊藏於翰林院敬一亭中。至辛丑以後，翰林院裁撤，其殘帙乃時時流入廠市，余所見者不下數十冊，往往為介於南北友好及圖書館中，所自藏者只《水經注》四冊、《南台備要》一冊而已。未幾，是五冊者亦舉以讓人，而篋中俄空矣。
1936 年傅增湘先生在藏園霜紅亭前與友人合影
由此記載可知，收錄有《水經注》的《永樂大典》從翰林院流入民間後曾有四冊為傅增湘所收藏，後來出讓給了別人。
那麼，傅增湘收藏的四冊《永樂大典》究竟是原八冊中的哪四冊呢？
據袁同禮《<永樂大典>現存卷目》著錄，藏家為「傅增湘」的《永樂大典》為11127至11134卷。兼之傅增湘本人在《題宋刊本水經注殘本》中曾言：「餘生平嗜書，顧於酈書特有奇遇……繼得此宋本十二卷，旋又得《大典》本半部……」,綜上可知，傅增湘收藏的《永樂大典》本半部應該是收錄《水經注》前半部的四冊。在國家典籍博物館第二展廳「珠還合浦 歷劫重光——《永樂大典》的回歸和再造」展覽中展出的11127-11128「水」字冊上，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雙鑒樓藏書印」（傅增湘藏書樓名為「雙鑒樓」），也從側面佐證了這個觀點。
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 (明)解縉等輯
明內府抄本 卷11127—11128「水」字冊
至於收錄有《水經注》前半部的四冊《永樂大典》被傅增湘出讓後去了何處，也許我們可以從一些學者的著作中找到答案。
王國維在《<水經注>跋尾》中寫到：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七，至卷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四，凡四冊......今藏歸安蔣氏傳書堂。」
「壬戌春，余於烏程蔣氏傳書堂，見《永樂大典》四冊，全載《水經注》河水至丹水二十卷之文。」
壬戌是1922年，而王國維的這篇文章發表於1925年，另外，蔣汝藻《傳書堂書目》中也著錄了《永樂大典》卷11127-11134四冊。由此可見，這四冊《永樂大典》從傅增湘處出讓後應當曾被蔣汝藻所收藏。
蔣汝藻生於吳興藏書世家，幼承家學，斥巨資廣力搜求各類古籍，因得到湮沒百年之久的宋本周密《草窗韻語》，遂取作者及書名中各一字，將原藏書處「傳書堂」改名為「密韻樓」‚以示愛寶之意。後來其商業經營遭遇失敗，只得忍痛將收藏的大批珍本古籍抵押給浙江興業銀行。到1926年初‚蔣汝藻無力贖回，於是將絕大部分藏書賣給了商務印書館。
1926年1月19日，商務印書館召開總務處第696次會議，就收購當時抵押在興業銀行的蔣氏密韻樓藏書進行討論，經討論後決議，以十六萬兩收購，並於當年2月正式購定。這批蔣氏密韻樓藏書包括宋本563本、元本2097本，明本6753本，抄本3808本，《永樂大典》10本，這其中就有收錄《水經注》前半部的卷11127至11134四冊。因而在展廳展出的11127-11128「水」字冊《永樂大典》上，除了「雙鑒樓藏書印」外，我們還可以看到「涵芬樓」的藏書印。（涵芬樓為商務印書館收藏善本的藏書處）
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 (明)解縉等輯
明內府抄本 卷11127—11128「水」字冊
1932 年1月29日，日寇接連向商務印書館總館等處投擲炸彈，商務印書館印刷部中彈，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東方圖書館亦遭殃及，2月1日，日本浪人闖入東方圖書館縱火，商務印書館幾十年來苦心搜集的五十餘萬冊中外文圖書和古籍善本被毀。幸而四年前，商務印書館曾檢取出二、三千冊蔣氏密韻樓藏書寄存在租界金城銀行保管庫中，之後又有部分涵芬樓珍貴善本陸續移存到金城銀行庫中，得以逃過一劫，《永樂大典》也因此留存下來。
轟炸前的東方圖書館大樓
轟炸後的商務印書館大樓
1951 年6 月，在張元濟先生的倡議下，商務印書館董事會一致通過，將該館涵芬樓所藏21 冊《永樂大典》捐獻國家，後撥交給當時的北京圖書館，其中就包括當初從密韻樓購買的《永樂大典》，至此《永樂大典》本《水經注》前半部卷11127至11134四冊八卷正式入藏北京圖書館。
張元濟
商務印書館捐贈《永樂大典》褒獎狀
商務印書館、周叔弢向國家捐贈《永樂大典》, 蘇聯列寧格勒大學東方學系圖書館將《永樂大典》11冊贈還我國等事跡，以及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於1951年8月舉辦的「《永樂大典》展覽」，極大激發了各界群眾的愛國熱情，推動了當時各界獻書獻寶熱潮，很多群眾和單位紛紛將自己收藏的《永樂大典》等古籍交由北京圖書館集中存藏。
北京大學向北京圖書館表達捐贈四冊《永樂大典》意願函（複製件）
1958年，北京大學聯繫北京圖書館，將北京大學圖書館收藏的《永樂大典》八賄三十八至四十一（也就是卷11135至11141）共四冊捐贈給北京圖書館收藏。
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 (明)解縉等輯 明內府抄本 卷11140-11141「水」字冊
這四冊《永樂大典》，是北京大學1947年以九百六十萬元法幣自李宗侗處購買。這個數字連胡適都表示「駭人聽聞」。
《水經注》《大典》本後半部，北大買價位九百六十萬元法幣，說來真有點駭人聽聞。玄伯討價每冊三百萬，後來我去南京了，校中以九百六十萬買定，我北歸後始知之。—— 胡適回復張元濟書信
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 卷11140-11141「水」字冊（影印本）
卷尾李宗侗篆文題記
根據李宗侗在卷11141之末的篆文題記，我們得知，此書是李宗侗1930年春在北平購買，原來是祁文端公祁寯藻舊藏。書上可見「李宗侗藏書」「國立北京大學藏書」等藏印。
李宗侗（1895-1974），字玄伯，早年留學法國。1926——1933年任故宮博物院秘書長，抗日戰爭期間，護送故宮文物南遷寧滬和重慶。1948年後去台灣，曾任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至此，歷經百年流散，《永樂大典》本《水經注》前半部和後半部終於在1958年於北京圖書館完成了合璧。大家都知道，因經歷了數百年歲月的兵燹水火、盜竊劫掠等，《永樂大典》星散飄零，百不存一，原來11095冊的大典至今只找到400餘冊，很多資料被損毀、遺失，只能看到斷章殘篇，而收錄《水經注》的八冊嘉靖重錄《永樂大典》幾經兵燹仍得以全書留存，首尾完善，一無欠闕，更顯得尤為珍貴。
國家典籍博物館展出的「珠還合浦 歷劫重光——《永樂大典》的回歸和再造」展覽中，分別選取了收錄《水經注》前半部及後半部的《永樂大典》各一冊進行展出。這些歷經劫難而留存下來的珍貴典籍，在展廳中靜靜地訴說著那些年經歷分散飄零而又合璧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