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暑殿鏟史官

任何時代和國度，軍隊的軍事角色和政治角色恰似一塊硬幣的兩面，但在羅馬帝國，近衛軍的政治角色卻讓軍事角色遜色許多。

軍隊在羅馬征服與強大過程中無可替代的地位與作用，造就了軍隊在政治生活中舉足輕重的角色。身為皇室御林軍，近衛軍的特殊性、重要性遠在其他軍隊之上，不僅是一支軍事力量，而且是一支政治力量。近衛軍在三百餘年的歷史上，不斷插手帝位更迭，將皇帝玩弄於股掌之間，每每讓皇帝不得「善終」。

一、羅馬特色——畸形的近衛軍

近衛軍的政治角色及其形成有賴於羅馬帝國特殊的政治土壤，與帝制一起處處彰顯羅馬特色。

軍事背景下的帝制

從奧古斯都至君士坦丁三百多年間，歷代帝王中出身武將居多，文臣稀少。羅馬帝國雖然稱不上純粹的軍事帝國，帝國政權不是軍人政權，元首政治亦非武人政治，但大多數皇帝擁有軍事背景也是事實：與近衛軍、軍團難以割捨，主動取悅軍隊者不乏其人，導致羅馬帝制與軍事性質之間總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帝制創建者奧古斯都不僅需要近衛軍保衛宮廷，而且不乏加強軍隊整體實力之意圖。與傳統的羅馬軍隊不同的是，近衛軍是皇帝的御林軍，合法地駐紮政治中心，堂而皇之地走向了前台，政治觸角伸向各個領域。

唯一性、特殊性使近衛軍不難成為政治舞台的主角，即便那些出身行伍的皇帝也無計可施。如果說所有羅馬皇帝都放縱近衛軍，不免有些武斷，但多數皇帝、帝國制度對近衛軍缺乏管束，助長了近衛軍的氣焰卻是事實。

皇帝與近衛軍之間關係失衡

正常狀態下，近衛軍與皇帝應保持一種主僕之間的穩定關係，且對主子唯命是從。然而，在羅馬帝國，近衛軍率先打破了這種穩定，應有的忠誠蕩然無存，與此息息相關的政治生活隨之失去了某種平衡和穩定，政治天平向近衛軍傾斜。

在羅馬帝國，無人將近衛軍視為獨立的政治勢力，或組織系統完備的政治派別，但皇帝倚重，被賦予的一系列軍隊職能之外的一系列管理國事職能，軍隊的威懾力等，增加了近衛軍的政治砝碼，政治的天平自然大幅度向近衛軍傾斜，刀劍對政治的強制性和壓迫性逐步升級，正常的政治生態遭到破壞。

這種人類歷史上並不多見的傾斜，總是以犧牲帝國安寧乃至讓皇帝成為犧牲品為代價的。帝國常因近衛軍干預帝位傳承發生內亂、兵變，多次遭遇兵燹之禍，所付出的沉重的代價既是社會的、經濟的，也是政治上的。

羅馬皇帝與近衛軍之間這種變異的關係是歷史上少見的，由此產生的各種偶發、頻發性消極結果及其特點也少之又少。

「外力」下的非正常帝位傳遞

羅馬帝位傳承一個突出的特點是，多數情況下在「外力」的作用下進行，而不是依「內力」——血緣依次延續。「外力」否定了血統和出身，在實踐中更多地表現為以近衛軍為代表的軍隊的政治暴力蓄意干預，為本應有章可循的繼承秩序注入了諸多不確定性。

其實，這種「外力」不僅源自近衛軍的政治暴力，即使是元老院的程序，羅馬人民的意願等，又何嘗不是政治性質明顯的「外力」？

正是由於「外力」太多，導致困擾羅馬帝國的主要問題之一是持續不斷的帝位更替。帝位傳承從未正常進行。而在這些垂直左右皇位更替的「外力」中，近衛軍無疑是重要的、羅馬城中其他諸種「外力」難以匹敵的一種力量。羅馬帝國帝位傳遞過程中，壓倒性的「外力」切斷了皇統和嫡傳，打造出帝制的「羅馬特色」，近衛軍則推波助瀾，使這一特色愈加鮮明。

源遠流長的軍隊參與政治的傳統和歷史基因

共和國伊始，羅馬軍隊便通過多重路徑參與政治，共和國末年的內戰，軍隊投身政治鬥爭，以及對政治毫無遮掩的壓迫性開啟了羅馬歷史新的一頁。此間，羅馬政壇上不可一世的政治巨頭，悉數為軍事梟雄，憑藉軍隊傲視群雄，蘇拉、愷撒、「後三頭」無一例外。

軍隊在權力爭奪廝殺中，用刀和劍表達政治意願，協助多個軍事將領獨裁羅馬，從根本上決定了政局走向。從國家制度層面，帝國終結了共和國，而帝國的軍隊卻是共和國軍隊的延續與發展，共和國軍隊變身為帝國武裝力量，軍隊左右政治的影響力隨之延伸至帝國時代，但表現形式發生了變化。

比如，共和國時期軍隊追隨將領爭權奪利大多擁有派別、集團歸屬，政治目的清晰，近衛軍則主要在和平年代特別是改朝換代之際製造混亂和殺戮，並不倚傍某一個有組織的派系，看似政治目的不甚明確，但行為的指向性、結果屬性絕不會與政治脫離干係。

肩負特殊職能的近衛軍正式誕生於帝國時代，而就參與政治而言，與共和國時期的軍隊沒有質的區別，近衛軍在帝國的政治角色根本上沿襲的是羅馬軍隊參與政治的傳統，僅僅是過程、目的存在差異。

帝制、近衛軍對「後共和國」時代的羅馬而言可謂新事物，但軍隊參與政治的傳統卻不是新生事物。近衛軍的建立為羅馬軍隊增添了新成分，也給帝國增加了一個不安定的因素。

二、近衛軍活躍政治舞台的根源

從奧古斯都至君士坦丁，羅馬帝國歷經59個皇帝統治，其中26人直接或間接死於近衛軍之手。

公元前27年，奧古斯都創建近衛軍，帝國軍隊從此增添了一個新成員，政治舞台上多出一個新角色。奧古斯都當政時，近衛軍忠誠皇室，安分守常，沒有製造任何麻煩。

然而，好景不長，公元23年，自第二任皇帝提比略在羅馬城建造工事堅固的近衛軍營地後，近衛軍政治上的權重大幅度增加。訓練有素的精銳之師駐紮羅馬城，帶來的是巨大的震懾力，羅馬民眾、元老院乃至皇帝無一不是威懾對象。

不唯如此，近衛軍還時時將「威懾力」付諸行動，多個皇帝成為近衛軍刀下冤魂，徹底顛倒了近衛軍與皇帝之間的主僕關係，或成為皇帝「擁立者」「選擇者」，極大地消解和異化了「近衛」職能。

公元41年，近衛軍創下了兩項紀錄：先是殺死第三任皇帝卡里古拉，再把「紫袍」披在克勞狄烏斯身上，開啟了一個極其惡劣的先例。此舉第一次清晰地證明了近衛軍擁有選擇皇帝繼承人的權力，開始逐步左右帝國最高統治權的歸屬。

那麼到底是何原因導致近衛軍在羅馬政治舞台上如此活躍呢？

元首制對軍隊的依賴

共和國末年，羅馬內戰首尾相顧，軍隊對政局直至政體選擇的影響力前所未有，軍事獨裁陸續建立。屋大維入主羅馬只是一系列軍事勝利中的一次，他本人不過是多個獲勝將領中的一員，創建的元首制是內戰獲勝結出的果實。

正因為元首制與近衛軍相輔相成，近衛軍所享受的種種優待境遇為其他軍隊所無法企及：駐紮羅馬—義大利城的唯一一支武裝力量、身居帝國政治中心、陪伴皇帝進出瑏瑠、備受恩寵，服役期短且軍餉高、被委以諸多重任……凡此種種，近衛軍由是成為軍隊中最有特權的一部分，日益滋長驕橫，君主和元老院的權威、公共財富和帝國的王位全都掌握在他們的手中。

近衛軍與帝制同生共長，政治角色內容漸趨豐富得益於皇帝的依恃，在羅馬城內無人能夠應對近衛軍的刀劍，不僅肆無忌憚地捲入政治爭鬥，而且再三以軍事行動決定帝位，其政治角色注入了太多的消極意義。

羅馬帝國繼承制度的不完善

易代之際干預帝位傳承是近衛軍政治角色的集中表達，之所以會產生近衛軍開啟先河的軍隊干預帝位傳承等長期性問題，奧古斯都創建的元首制及其繼承制度種種疏漏堪稱禍根。

元首制的繼承方式既不是王朝繼承，也不是真正選舉。這種介於血緣傳承和羅馬人熟悉的選舉之間的、無定製的繼承制度，留下了人為操作的餘地，軍隊依武力伺機而入。

奧古斯都創建了元首制，卻沒有同步建立一整套嚴格的、具有法律保障意義的繼承制度，在羅馬帝國歷史上，關於近衛軍的政治地位、政治作用，從未有法律、制度甚至習慣上的界定，近衛軍通過干預帝位的傳承，垂直影響帝國政治，是對帝國制度限定缺位的最好註解。

這種制度層面欠完善與法律規定的缺失，事實上為皇帝的誕生與元老、軍隊三者之間製造了一種博弈：名義上有決定權的元老院手無寸鐵，要麼聽命於皇帝，要麼為軍隊武力所挾持。奧古斯都時代，元老院的權威便夾在皇帝和軍隊之間，除被動地接受皇帝與軍隊之間的博弈結果之外，別無選擇。

軍隊作為博弈三方中強勢一方，又以近衛軍為突出。要挾皇帝，威懾元老院，近衛軍遠比外地軍團擁有地利之便。尤其自提比略之後，帝國歷史演變為宮廷政變和僱傭軍隊經常性的譁變，而元老院和羅馬民眾被排除在起作用的政治因素之外。

宮廷政變式的帝位傳承讓近衛軍雙刃劍角色一覽無餘：它可以是皇帝性命的安全保障，也往往成為皇帝身邊最危險的敵人。因此，許多皇帝雖尊貴無比，卻不敢貿然慢待近衛軍。近衛軍政治角色的兇悍性可窺一斑。

皇帝的無能

近衛軍一而再、再而三地橫行不法，與許多皇帝治軍無方、軟弱無力有直接關係。近衛軍正是利用皇帝的種種弱點，愈加肆無忌憚。間或有皇帝對近衛軍進行治理，卻難維持長久。除非皇帝本人即為驕兵悍將威震天下，否則，只能默認現實，施以金錢安撫，放縱、姑息近衛軍的事例屢屢見諸史乘。

那些處於「弱勢」地位的皇帝，尤其那些得近衛軍支持登基的皇帝，不得不和某些「強勢皇帝」一樣，姑息縱容他們的不法行為，用大筆賞銀贖買不可靠的忠誠。

但無論這種賞賜原因、理由如何，結果相差無幾，一些皇帝即使「破財」，也未能「免災」，甚至時有賞金越多，災難越大的厄運。比如在羅馬帝國歷史上，尼祿厚待近衛軍超出前輩，但就是這支尼祿在義大利選拔的近衛軍，仍因為金錢，關鍵時刻拋棄主子。

可見賞金、錢財並未讓近衛軍有所收斂，反而刺激了近衛軍難平的欲壑，加速了近衛軍的墮落。

結語：元首制的運作、宮廷安危有賴於近衛軍，羅馬城安全和有序，近衛軍絕非一無是處。三百餘年間，近衛軍真正攪亂政局，釀成災禍亦未貫穿史冊，只是由於近衛軍種種消極表現後果嚴重，所產生的漣漪效應影響惡劣，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積極作為，最終導致惡名遠播。但也應關注，近衛軍與皇帝構成了一個矛盾體，沒有皇帝，近衛軍則一事無成。近衛軍的政治角色及其實現，深層次的原因無疑源自羅馬的元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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