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13日瑞典當地時間的下午1點，從瑞典斯德哥爾摩的瑞典學院宣布了了一個讓民謠界歡呼、讓文學界「蒙圈」的消息：75歲的美國音樂家鮑勃·迪倫獲得2016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同時成為首位獲得諾貝爾獎的音樂唱作人。
這個結果可以說是讓很多人感到錯愕不已，有稱讚，也有質疑，有人為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感到遺憾，也有人感嘆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的又一次陪跑，還有很多「吐槽」說：諾貝爾獎設音樂獎了？
獎項公布不久，諾貝爾文學獎「爆冷」就成了最大「熱門」，鮑勃·迪倫的獲獎引起了廣泛的討論，質疑聲也從未斷過。
甚至負責頒獎的瑞典科學院常任秘書薩拉·丹尼斯，在頒獎現場就曾受到一眾外媒的「質問」：「鮑勃·迪倫是否值得獲得獎？鮑勃·迪倫並沒有寫過小說、詩歌等傳統上認為是文學的作品，這是否意味著諾貝爾文學獎擴大了頒獎範圍？」
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
其實，鮑勃·迪倫在1971年就曾寫過一本超現實主義小說《塔蘭圖拉》，寫過的詩歌更是不勝枚舉。
不僅如此，事實上他那些言語樸素、真誠，充滿著對自由無限嚮往的詩句，讓迪倫早已被諾貝爾文學獎多次提名。
正如瑞典文學院為鮑勃·迪倫授獎的頒獎詞一樣：「為偉大的美國歌曲傳統帶來了全新的詩意表達方式」。
很顯然，鮑勃·迪倫是以詩人的身份獲得了這個舉世矚目的文學獎項。
沒錯，鮑勃·迪倫，他是一個歌手，但他更是一個詩人，只不過前一個身份更加廣為人知，然而在鮑勃·迪倫看來，他似乎更為看重「詩人」這一身份。
所以他曾經這樣評價過自己：「我覺得自己先是一個詩人，然後才是個音樂家。我活著像個詩人，死後也還是個詩人。」
我要找的東西就在那裡，它很清晰
《編年史》是鮑勃·迪倫歷時三年在打字機上親手敲出來的一本回憶錄，他無意於用這本自傳來闡述他對於自我以及時代的種種深刻感想和反思，也並沒有像《在路上》那般激揚瀟洒地來講述「垮掉的一代」。
鮑勃·迪倫的自傳一如他的靈魂一樣自由，即便它叫做《編年史》，也並未受到年限的丁點限制，它並非按照傳統的時間順序去展開敘事，而是單純地以「音樂」為線索，自由卻沉靜，單純又真誠。
對於自由這件事，鮑勃·迪倫從來都是身體力行去詮釋的，這種純然自由的意志無需用反覆的語言與表達，相反，最簡單的敘述其實正是最真實的感受，那種來自於靈魂深處、對於生命本身的感受。
在《編年史》中，鮑勃·迪倫回憶了他生命中所經歷的那些關於音樂、感情、文學等等平凡又非凡的時刻，童年的生活，青年的奮鬥，中年的瓶頸，每一個片段都成為不可或缺的經歷。
靈感迸發的輝煌也好，意志消沉的低迷也罷，回首過往歲月，鮑勃·迪倫講述起這些故事的時候，依然不乏深情與熱情。
《編年史》不僅是鮑勃·迪倫一個人的回憶，也是關於一個逝去的黃金時代的記憶，從紐奧良，到伍德斯托克、明尼蘇達，再到西部，不斷變換的地點中，寫滿了鮑勃·迪一生的傳奇與追求。
然而就像迪倫在書中寫的那樣：無論我到哪裡，我都是一個60年代的游吟詩人。
他就像一顆滾石，一路往前走著，不曾回頭，或者根本就沒有想過要回頭。
這一路走來，鮑勃·迪倫那不同於一般的美國人的「聲音」，讓他常常「被代表」、「被象徵」，但事實上，他對此卻並不認同。
他在書中寫道：
「據我所知，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我都不屬於任何人。我有妻子兒女，我愛他們勝過這世界上其他的一切。我竭盡全力為他們奉獻，不讓他們受到什麼困擾，但最大的麻煩是媒體總想把我當成話筒、發言人，甚至是一代人的良心。這太可笑了。我所做過的就是唱歌，這些歌直截了當，表現了巨大的嶄新現實。據說我替整整一代人發出了聲音，但我和這代人基本沒什麼相似之處，更談不上了解他們。……我的命運就是隨遇而安，這與代表任何一種文明毫不相干。真實地面對自己，這是最重要的事。與其說我是一個仙笛神童，不如說我是一個放牛娃。」
鮑勃·迪倫所獲得的成就讓他歌手的盛名背後，被貼上了諸多的標籤：民謠教父、民權代言人、反戰歌手、抗議領袖、搖滾巨人，甚至是國家的「良心」。
一個又一個標籤並沒有變成束縛他自由的枷鎖，反而成為他追尋更多自由的力量。
鮑勃·迪倫樂此不疲地做著自己的「放牛娃」，將個人生命的厚度於無形之中與大時代聯繫在了一起，讓自己的個性成為了美國式自由意志的一種鮮明體現而不自知，卻也不失為鮑勃·迪倫獨具魅力的可愛之處。
我接受混沌的世界，但我不曉得它是否接受我。
「世界被炸得四分五裂，混亂像拳頭一樣打在每個新出生的人的臉上。如果你在這個時候出生或生活在這個年代並還活著，你就能感覺到舊世界即將離去，新世界即將來臨。」——《編年史》
二戰後的美國經濟迅速崛起，美國進入了被稱為「嬰兒潮」的第一次爆髮式的生育高潮，生於這一時期的孩子們，將在六七十年代進入他們的青年時期。
然而在「嬰兒潮」成長起來的青年人，在歷史上還有一個「響亮」的稱號——垮掉的一代。
這些在享樂主義和物質主義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人，開始尋求精神方面的宣洩來對抗關於自身和時代的迷茫，他們厭倦物質主義的束縛，嚮往著平等和自由。
一如被稱為20世紀頭號文學浪子的傑克·凱魯亞克在《在路上》一書中所表達的那種情緒一樣，「他們瘋狂地生活，瘋狂地說話，瘋狂地被拯救，他們渴望同時擁有一切，從不無聊得打哈欠或口吐陳詞濫調，而只是燃燒、燃燒、燃燒……」
他們做著在很多人看來無比瘋狂的事情，振臂高呼去宣洩自己內心的情緒，表達著對權威和既有制度的抗議，活得率性而真誠。
鮑勃·迪倫就是生活在這樣的一個年代，他從小就喜歡閱讀各種書籍，這讓他有著出色的思考能力和紮實的語言功底。
二十歲出頭的時候，鮑勃·迪倫做出了輟學的決定，立志要創作「言之有物」的音樂，他要用民謠來記錄自己對於生活的理解，表達對時代的困惑與憤怒。
於是，他背上行囊，踏上了前往自由之都紐約的旅程，繼而被傳奇製作人約翰·哈曼德發掘，發表了首張專輯《鮑勃·迪倫》。
在他看來，民謠早已嵌入了他的頭腦之中，成為了他的宗教：
「民謠是難以琢磨的——是生活的真相，而生活多多少少是個謊言，但這就是我們想要的樣子。如果民謠是另外一種樣子，我們並不會感到舒服。一首民謠有超過一千張臉而如果你想演奏這首歌就必須認識所有這一千多張臉。一首民謠會有不同的意義而且每一刻都會不同。這取決於誰在演奏和誰在聆聽。」
帶著這樣的一種信念，鮑勃·迪倫圍繞社會、宗教、政治、愛情等話題相繼創作了很多很多膾炙人口的歌曲，這些歌曲讓很多人產生了共鳴，也讓鮑勃·迪倫被視為時代的發言人，甚至被扣上了「反叛者」的帽子。
既然「反叛」，那便「反叛」到底，但這個時候，鮑勃·迪倫所反叛的其實是他身上的一切標籤，他用音樂表達著自己的想法，持續反抗各種各樣的神化，主動走下「時代發言人」的神壇。
他說：「我不想再為任何人寫歌，不想成為什麼代言人，我只想從我的內在出發來創作音樂。」
到了《鮑勃•迪倫的另一面》這張專輯時，已經再看不到抗議歌曲的影子，因為在鮑勃·迪倫看來，那些「反叛」不過是一種真情流露，是年輕一代的困惑、迷茫與質疑，無關乎任何政治態度，也不是對當下時代的迎合，它們只與自由有關。
一個真正的詩人，是不會告知別人自己會寫詩的。
在鮑勃·迪倫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曾有人分析過他作品中的文學價值，很顯然，鮑勃·迪倫從一個民謠歌手、搖滾教父，到吟遊詩人的轉變過程中，他的文學在很多人眼中並不十分符合理性主義主導下的知識系統的特徵。
這也是他的獲獎為何會引起諸多討論的原因。
《紐約時報》的一篇名為《敲響諾獎大門》的文章中曾這樣寫到：「在20世紀50年代，搖滾樂是一種貧民窟音樂，是鮑勃·迪倫為它加入了文學性。他當然首先是一位饒舌民謠歌手，但也認真研究過美國音樂的傳統影響。他將垮掉一代的吼聲與象徵主義者的智識遺產結合在了一起。」
能夠唱出來的，迪倫將他們做成音樂，唱不出的那些話，便被他寫成了詩歌。
即便是面對深刻的問題，鮑勃·迪倫也常常會嘗試著用詩歌的語言去描摹，去思考，他的歌總能讓人聽出不一樣的味道，其中一大部分原因也是得益於那些詩歌一般的歌詞，他將音樂與詩歌融為一體，也為正統文學打開了另一扇窗，也賦予他那個時代某種自由的理念。
這讓我們不得不說回薩拉·丹尼斯回應現場質問時所說的那段話：「他是一個偉大的詩人，承載著偉大的美國歌曲傳統。如果我們回首歷史，就會發現2500年前的時候，荷馬和薩福也寫下本應配合音樂吟唱的詩作，我們現在依然在閱讀欣賞荷馬與薩福的著作，鮑勃·迪倫也是如此。」
鮑勃·迪倫的人生從不需要別人來定義，這是最讓我感到欽羨並敬佩的地方。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似乎早已適應了那種「隨波逐流」的狀態，對激情視若無睹，對鋒芒退避三舍，對規則一味附和。
不知不覺中，整個人的想法仿佛都開始變得鈍化，意志也被漸漸馴化，收斂鋒芒，唯恐成為那個「反叛者」。
人生只有一次，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去浪費，來讓自己變成別人眼中「完美」的存在，不若保持熱情，保持好奇，保持真誠，永遠熱愛，永遠熱淚盈眶。
正如鮑勃·迪倫說：「我確實從來都只是我自己，一個民謠音樂家，用噙著淚水的眼睛注視著灰色的煙霧，寫一些在朦朧光亮中漂浮的歌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