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大變局，自漢武帝接受董仲卿「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後，儒家思想上升為國家意識形態。
但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家士大夫強烈的社會責任意識和使命意識，逐漸發生了改變，在當時的時期，從「兼濟天下」到「獨善其身」士大夫的擔當意識被弱化。開始關注自我，及時行樂，這次觀念的改變，是意識到個體存在的以此覺醒，但是對於當時的社會來說，無不是一種消極狀態。
魏晉南北朝時期士大夫擔當意識弱化的原因
魏晉南北朝時期士大夫擔當意識弱化的原因有許多，地方社會的統治權基本掌握在貴族手中，貴族是位於士大夫和社會之間的橋樑，是士大夫賴以生存的前提和基礎，在魏晉這個特殊的年代， 魏晉的權利鬥爭，迫害士大夫，導致士大夫無暇重視身上的責任，轉而都走向自保。
1.政治鬥爭
在當時東漢末，戰爭頻起，士大夫每一個都擔心國家的生死存亡，都建言獻策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但到時的皇帝昏庸無能，並沒有意識到士大夫的用心良苦。當時的皇帝受到身邊小人的煽動，沒有接受士大夫的良言，屠刀卻對向了士大夫們，許多憂國憂民的士大夫被皇帝殺害。
其中最殘忍的就是皇帝和小人串通，通過計謀誣陷士大夫領袖，「君讓臣死，臣不得不死」在這種極端的情況下，魏晉的有志之士無法選擇。在太學游士上有人對朝廷不利謀還朝廷將其朋友家屬都全部抓獲起來，其親屬都被下旨 「終身不得做官」，此次抓捕更加刺激了士大夫對自身價值的挖掘。對當時入獄的士大夫可以看出，為國家挺身而出的士大夫並沒有受到應有的獎賞。
2.戰爭頻繁
士大夫在戰爭頻繁的年代裡，更加的沒有了選擇權，政治往往都跟士大夫有關，任何意見有關政治鬥爭都和士大夫脫不了關係，眾多士人深受其害，在每一次政權的奪取中，都有很多人被捲入，在這種動亂中，稍有不慎就可能殃及全家，使人們不願意成為別人的工具，只有隱世，來後去自保，他們之前的那些心繫國家，受儒家思想的士大夫們無法實現家族治國平天下的使命。
暗示了國家的未來走向，當時的士大夫都是被迫進入戰爭中，生死全靠自己造化，從儒家一罐思想上，公義優先的原則，在這個時期發生了改變，雖然當時的士大夫偶爾會想到自己身上的社會責任，但畢竟會想到自己妻兒，更加確定了個人的存在價值。
由此可見，身處亂世，生命得不到保障，在短暫的人生中還要面對眾多的痛苦，及時行樂，縱情山水成了士人在政治生活中消解痛苦，士人們不滿政治現狀，他們恣意妄為，不在乎別人的眼光，正是因為他們意識到自我的價值，想選擇一種標新立異的方式來確認自我存在的意義。
或許只是因為沒有遇到一個穩定的政治氛圍，沒有一個可以讓他們有所作為的機會。士人們看到生命的脆弱短暫，自我意識的覺醒自然帶來了身上責任的淡化。 可見在圍巾南北朝時期，政治鬥爭鋒芒，人命危機的時刻，士大夫選擇了「獨善其身」相對應的，社會的擔當意識就會弱化。
從《古詩十九首》看儒家文化的淡化
在《古詩十九首》中表明了生命意識，儒學思想中「朝聞道，夕死可矣」人的存在本身在於生的意義。如果哀怨世道的不公，那只能是忍受，所以「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表現了士大夫的生死觀。從側面展現了生面短促，需要及時行樂。時間過的太快，需要對個人價值的緬懷。《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在種種的價值取向中，他們更看重生命存在的價值，在對生命無常，短暫的感慨。
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學價值體系下的只是分子在突然失去原有的基礎和既定的規定性之後，《古詩十九首》中雖然不是一人所作，但是卻有很大的共性，都是表達個體的小小，與生命之短，有許多作品都是漢末所作，但是儒學的淡化就是從漢末開始的，那些體現個人生命意識的作品，都標誌著一種人的覺醒。
儘管嚴肅的歷史感和強烈的使命感是對生命意識挖掘，讓人們看到在不長的生命力，個體價值如何確立起來，經過南北朝時期，很多人血的洗滌，最終走向了人性的發掘，雖然這種生命意識自然覺醒，表現出強烈的生命意識。隨時儒家文化的淡化，但卻也是個體意識的一種覺醒。
魏晉南北朝時期士大夫擔當意識弱化的表現
按照儒家的傳統，士大夫理應為自己的國家獻出自己，應該自覺承擔起自己身上的責任，但是縱觀整個魏晉南北朝，士大夫的所作所為確實違背了儒家的傳統。
1.清談
清談的內容是以《周易》、《老子》、《莊子》為主，研究的都是高深的問題，是根據人的性情、氣度、才幹等方面進行評論，對政治問題沒有關係，這也是圍巾南北朝時期，從擔當意識淡化的走向之一。既然社會險惡，那就退而求其獨善其身，既然生命端在那就抓住有生之年的時光及時行樂。
《世說新語》中記載著當時清談的盛況。當時清談者有了自己的圈子，清談者以清談為樂，不是清談的人或者是清談不清的人，很難融入到清談著的活動圈子，有些士大夫整日清談，不談政事，魏晉時期夏侯玄、王衍、謝安、孫安國等都是，在清談比較有名的清談家。
《世說新語》上記載了很多清談的盛況，清談也是有身份地位的人才能才加的，參加清談的多為在朝為官者，還有一些名士，當然士大夫在其中也是站到一定位置的，可見士大夫在當時社會責任就已經漸漸消失了。
2.飲酒
雖然我國酒的歷史悠久，但是我們也知道飲酒也分方式。士大夫終日醉酒豪飲，從阮籍到阮咸，這是一個家族縱情於酒的明證。
飲酒也是為了在殘酷的政治鬥爭中，在一定事務上借酒遠離禍端。士大夫雖然對當今社會不買，在傳統思想上面臨著崩塌，便開始詩酒用肉體的自由來彌補精神上的禁錮。
士大夫為了保全自己，為了從政事中擺脫出來，這都是個體和社會的衝突中偏向個體的一種表現形式。不再是之前那些憂國憂民，捨身為國的忠臣良將，清談、飲酒往往都跟不問政事相連，索雖然不能說是這些導致了一些國家的滅亡，但是確實士大夫擔當意識弱化的表現。
道教 佛教 的傳入，儒學發展遇到了挑戰
魏晉南北朝時期，漢代儒學一統天下，出去獨尊的地位被打破，隨著道教，佛教的傳入並且盛行，儒學的發展受到了嚴峻的挑戰。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沒有多大進步，范縝雖然提出「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的質用觀，對比秦漢的儒學發展，並沒有前進，反而落後了許多。
1「夷狄之德,黎民懷之」
北方少數民族都進入中原，建立自己的政權，他們紛紛利用儒家文化的改造自己原有的文化，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有人問」符堅是不是晉朝的亂臣賊子，王同義義正言辭到：晉制至私命，故符秦不得而事也。晉朝統治者昏庸無度，只想著奪得更大的權利，這種君主又何必讓符堅因忠而殉國嗎。
儒家文化不在是華夏的儒家文化，也是其他少數民族的儒家文化，可見通過打破原有的華貴夷賤的傳統觀念，認為儒家文化的興衰不一定寄托在士大夫身上，少數民族也可以為儒家文化帶來一個安定的政治世界，其實這種社會動盪和民族衝擊對儒學的衝擊是無法估量的，很有可能導致儒學在前進的方向上變得曲折。
2政府選官制度的變遷對儒學的衝擊。
曹操的為才是舉到魏晉的九品中正制的確立，特別是儒家文化在民間的認可程度，儒家學說遭到趨於神秘化和迂腐，使得儒學的獨尊地位開始動搖，曹操實行的「唯才是舉」的有人策略，體現的不僅是選拔官員的標準，其實也是對淤血文化的福鼎，使得儒學進一步陷入困境。
總結
因此，儒學在這樣動盪的社會當中，大變遷時代背景下必須調整價值取向，以達到關懷個體價值，避免社會動盪。人們在個體與整日的矛盾中，既認識到了個體價值，又看到了許多面對「兼濟天下」和「獨善其身」的選擇，更多的人選擇了個體價值，而責任意識的淡化，是時代繁衍出來的產物和生活態度，是時代發展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