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AI財經社健識局 唐煜
編 | AI財經社健識局 嚴冬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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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漢進入「大決戰」階段，僅在2月9日，就有41架次包機運送了6000位醫護降落在武漢。
健識局採訪了四位在湖北抗疫一線的醫生。面對一種新病毒，醫者最初也和普通人一樣有過擔憂。可一旦進入救治，他們就開。啟了自己的職業模式：在臨床中不斷和病毒交手，刷新認知，和患者病情的變化賽跑。
除了身體超負荷運轉，他們還缺防護用具、缺人手、缺供氧設備，也和病人一樣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前段時間，武漢發。熱門診爆滿時，武漢第四醫院又發生了傷醫事件。這讓一位醫生感到憂慮，他覺得，也許現在所有的社會矛盾都集中在醫院裡，衝突早晚會爆發，城市的管理者是否應該在這方面做預案？有沒有具體措施撤掉這個隱形的火藥桶，而不只是口頭表示嚴懲。
正如他所言，災難面前，所有人都是受害者。他希望大家能意識到，當下的日子肯定沒有以前那樣舒服，大家都要有些承受能力，要相互體諒。如果說醫生的職責是盡力救治每一個病人，那普通人必須要做到的，就是不要盲目樂觀，做好居家隔離，幫助切斷傳染源，更不要一味指望神藥或疫苗的出現。
以下是他們的講述：
武漢同濟急診科副主任醫師房明浩：
現擔任武漢金銀潭醫院重症ICU醫療組長
對重症病人來說，1000個人有1000個樣子，很難有百分百管用的治療手段。前幾天，李文亮醫生不幸去世了，他的搶救過程眾說紛紜，我可以理解大家的情緒宣洩，但最終，只有當時搶救的一線醫生和他的上級醫生、決策醫生一起，才能還原事實。因為有時候一線醫生都不一定清楚指令醫生的思路。作為一個在ICU幹了20年的人，我覺得貿然評價對一線醫生或決策人是不公平的。
搶救要考慮很多因素。除了搶救價值、救回來的可能性，還有身邊人的情感需求。畢竟是自己的同事，哪怕有萬分之一的可能性，肯定都想把他給救回來。但如果說心跳已經停止，已經宣告臨床死亡，再給他重新做一遍ECMO，人也沒法再活過來。
ECMO（俗稱「人工肺」，一種醫療急救設備。原理是將靜脈血導出，注入氧氣，再輸送回體內，保證全身流動著氧氣充足的血液，維持各器官活性，期待病人心肺功能重新恢復運轉）並不是一種治療手段，而是一種支持手段，它起作用的前提是，某一個臟器出現了急性的障礙或者停擺。ECMO的目的是為患者贏得時間，它就像一個輪椅，我們推著輪椅幫病人過山坡，等待病人能自己站起來，但是如果病人一直站不起來，這個坡過不去，輪椅也失去了意義。
有創操作對人體都是有利有弊的，什麼樣的病人能上ECMO，卡在哪個時間點最合適，要經過一個很嚴格的評估，要聯合幾個高級職稱的醫生和家屬來一起商討。我們的ECMO小組都是24小時都在線的，需要的話不管什麼時候都隨時上。
ECMO上得越久，對肌體的損傷就越大，比如會造成血栓，特定肢體的壞死等併發症，我們做了一些回顧性研究，5-10天撤機是黃金時間，如果期間病人沒有自己恢復，結果就不好了。
做出撤機決定對ICU醫生來說是很困難的。評估死亡有三種：第一種是社會性死亡，只能靠機器和藥物維持生命體徵，無法吃喝，無法交流；第二種是腦死亡，身體機能停止了，心跳呼吸還在；最後就是臨床死亡，呼吸心跳都停止了。我們ICU醫生面對前兩種的困境會更大。西方是到時間必須撤，中國醫生要綜合很多因素，比如家屬意願，如果醫生主動提出放棄，反而會導致醫患關係不信任，我們面對的倫理問題要比西方難很多。
1月21日，我從武漢同濟被派來支援金銀潭醫院，很不幸的是，當天包括重症科主任在內的三位醫生都病倒了，一個高度疑似，兩個出現發熱症狀，還有兩三位護士也出現了一些症狀。本來他們人手就比較緊張，一天之內倒下這麼多人，整個團隊都非常地低落。
房明浩教授／圖自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院微信公眾號
本來我是過來合作的，結果變成了他們的臨時主任，當時省內其他醫院的8名醫生都過來支援，我們就組成一個10人團隊，與此同時，五六樓本來是普通病房，因為危重病人太多，也改成了重症ICU。
我負責金銀潭的南7樓，病區里的病人是重症中的重症，病人私下都知道，上了最高層說明病情嚴重了。這層樓不是看收治的病人數，而是看病情的嚴重程度。比如我們這邊一般收治10到15名病人，全都在上呼吸機，最嚴重的病人還同時開著ECMO或者上著透析。
以前，我們同濟ICU接收的重症病人可能是湖北省甚至整個中部地區最嚴重的，但那時我都從來沒看過這麼嚴重的病人。很多人一見面就要插管，就要搶救，最多的時候，一天有三四個患者去世。
我最早乾急診和重症的時候，有的病人因為病得太重，一來就去世了。我們科室雖然不大，但登記的死亡病人占了醫院的絕大多數，同事間開玩笑說我們這裡的下一站就是太平間。所以我對死亡的看法可能要比普通人淡得多，我的觀念就是：病人來了我會爭分奪秒地救，但是沒辦法的時候就會堅決放棄。輔助科室的同事都不是很能理解，覺得我們好像很冷酷。
剛上班的時候，同科的小護士搶救病人的時候會跟家屬一起哭，病人走了之後再跟他們一起哭，但有時候一晚上得搶救四五個病人，一直哭下去都沒法上班了。慢慢地這麼多年之後，接到病人的時候，我們會自動屏蔽掉家屬有多麼傷心，不會問家屬有沒有錢，不會扯那些有的沒的，就想爭分奪秒地救病人。因為過了幾分鐘或者幾十分鐘的黃金時間，就沒用了。
所以很多老百姓會覺得醫院人員很冷血吧，但要是特別感性，我們都沒法活了。
這次支援金銀潭，我的工作其實沒有外人想的那麼轟轟烈烈，什麼撲上去奉獻自己。就是早上8點交班，把病人頭一天的病情匯總，分成兩個醫療組去查房，一線醫生去落實一些有創操作和治療方案，收集上報數據，然後下午再開會，再上報，微信群里也在24小時不停地匯報病人的病情。
一線的值班醫生和護士反倒是最辛苦的。從12月29日開始，金銀潭醫院的醫護人員就把重症監護室騰空了，全面投入到搶救新冠肺炎病人中，一直到現在都沒休息，但是社會外界都不知道。他們沒有時間發聲，也不會去寫個東西宣傳自己，我覺得我應該向他們致敬。
現在我們這層都是確診病患，所以醫護都能達到完整的三級防護。防護服看起來挺威風的，實則非常痛苦，穿四五層，沒有任何透氣性。這裡病毒濃度很高，醫護人員的腰上還要再戴一個體外送風器，像電風扇一樣不斷地向外吹風，讓體外的空氣不容易進來。那個非常重，就像太空人在太空里不停搬磚的感覺，所以能看到護士走路老彎著個腰，要是站直了，腰會非常疼。
那樣嚴密的防護之下，人會缺氧，我們科室每天都有護士暈倒。現在算上行政人員我們就12個人，加上醫生還要倒班休息，相當於把6個人的活分給兩三個人干，強度非常大。
從12月底以來，我這30多天把所有和疫情相關的崗位都轉了一遍，發熱門診的一線二線我都上過，也和院裡、區里的專家組參加過會診。我感覺病情的變化有幾個節點：1月17到18日，能明顯感覺發熱門診的壓力變大；1月23到25日，病人病重的程度，包括社會上的傳染程度又發生了一次巨大的變化。
那段時間我有點焦慮，因為政策不斷在變，可能第一天中午決定的事情，第二天又推倒重來。一進醫院鋪天蓋地全是病人，人手也越來越緊張，整天想著從哪裡抽點人來，晚上都睡不著覺。現在，整個疫情防控理順了些，我現在的主要任務就是重症救治，把死亡率降下來。
新冠肺炎讓人很頭疼的一點是，它的隱蔽性非常難以琢磨，病人發燒也好，血象改變也好，和他的呼吸困難之間沒有一個明確的正比。比如有的病人發燒很高，呼吸困難，後邊不一定會轉化為重症；有的病人發燒5天看上去好了，結果過了3天，又轉化為非常嚴重的ARDS（急性呼吸窘迫綜合症）。我的同事陸俊醫生就是這樣，不發燒3天之後才出現呼吸困難，從他起病到出現呼吸衰竭，10天過去了，這完全超越了我們重症醫生對這一類病人的評估。
我對這個病的認識也在改變。最開始把它當作一個普通的流感肺炎，後來發現比想像的更嚴重。現在我們也在想，有的治療方法是不是可以往前提，但提到什麼時間才合適，既不浪費醫療資源，也不會導致來不及搶救，後面還要花時間補充做一些研究。
所以我覺得現在要想法設法加強一線醫生的培訓，比如把重症和呼吸專科的醫生派到一線去，在中輕症病人里把重症病人及時地甄別出來，以利於我們早期搶救。不要等到最後器官都已經一塌糊塗了，什麼樣的方法都救不了了。
除了1/3的時間用在臨床工作上，我其他的時間都在想辦法收治病人，電話指示處理一些危急的事情，有各種瑣瑣碎碎的事情干不完。作為一名武漢醫生，兄弟醫院、同學、親朋好友，甚至一些不怎麼熟的人都打電話給我，說有個重病病人，能不能幫忙看一下？有一張肺部CT，能不能諮詢一下？所以我的吃飯時間非常亂，就只有一張嘴巴，接電話就必須放下碗筷，經常一頓盒飯吃2-3個小時。以前冷了還能熱，現在在隔離酒店裡沒條件，就只能吃冷的了。
酒店裡住著來自各個醫院的同行，但電梯裡遇到，大家也沒什麼交流，因為要保持1米5的安全距離，能看到每個人都是憂心忡忡的。隔離會讓人和人之間的感覺變遠，在病房裡也是，我看不清楚病人，病人渾身插滿管子也看不清楚我，不像我們平時和患者的交流更多些。
同事的感染可能會更牽動我，比如陸俊醫生，從他讀研究生開始我就帶著他，一直到他結婚生子，從他生病第一天我就在跟他聊天，22號他轉院過來，他說房老師快來救我，我還哄著他說沒事，要掛早掛了，現在越來越好了。
在武漢早期染病的醫護人員里，陸俊是最重的一個，初期感染的那一撥人死亡率比較高，所以他是在鬼門關里走了一趟。現在陸俊脫離了生命危險，但是身體恢復還需要比較長的時間。
最讓我覺得心酸的，其實是那些沒有辦法住院的重症病人。
我前兩天遇到一個病人，家裡爺爺、奶奶、父親、母親、伯伯、阿姨都生病了，全家就只剩一對小夫妻，不知道該怎麼辦，也沒有任何醫療資源能夠幫他們收住院。我們都是有父母的人，聯想到這種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我也覺得非常可怕。
越是覺得這些病人可憐，就越是要把眼前的重病患者死亡率降下來。另外，我也希望能用自己的努力把這個死結解松一點。
我想趁機跟公眾科普一下，第一點是，絕大多數人是可以自愈的。第二點是，現在最重要的就是切斷感染源，避免交叉感染，而不是指望什麼神藥或者疫苗出現。現有的藥物都沒有確切的臨床療效，並不推薦輕症病人吃一些抗病毒藥物或者抗生素，有可能治療作用遠遠小於副作用，甚至副作用在你身上來說更大。
我以前很少發朋友圈，頂多跟朋友幾個在群里說說話，但這段時間發了好幾條，主要是想跟科普一些東西。最讓我生氣的一條謠言，就是說某藥物能讓肺功能一下子恢復90%，就跟說能讓你家孩子一夜之間長高50cm一樣，非常荒謬，在內行來看就是個笑話，但是沒有醫學背景的人可能就會相信。從SARS到現在，目前我們對病毒還是無藥可用，大家不要盲目樂觀。
金銀潭醫院的醫療配置應該是屬於頂端了，但我們最基本的口罩、帽子、防護服還是很缺，以天為單位，每層樓的防護設備只能保證明天有，但是不知道後天該怎麼辦。金銀潭都這麼朝不保夕，一線基層醫院的一線人員可能更困難。另外就是氧壓，比如醫院設計時原本就夠100個病人吸氧，現在500個人都需要，只能靠臨時的氧氣瓶來解決，好比自來水壓不行，只好拿桶去接水。現在各個醫院都面臨這個困境。
其次就是人員的匱乏。現在很多從來沒有干過臨床的醫生、護士們頂上來幹活，臨時拼起來，大家互相都不認識，也不知道到底彼此能幹什麼，擅長什麼，什麼脾氣性格，等摸索完了一兩個星期就過去了，對於醫護人員或者患者的預後都是不利的。我還是呼籲配備人員的時候能以團隊的形式，教授、主治醫生、住院醫生、護士、護士長這樣一個團隊來。
還有醫療場所的治安問題。有可能現在整個社會矛盾最激烈的地方就在醫院裡，病人病情突然地惡化，一天之內就離開了，又不讓見最後一面；或者有人生病很痛苦，排隊很久都看不上病，會有極端的想法，這些衝突早晚可能爆發。我們都同情和理解，但是醫護人員也沒有特別好的辦法來解決。基層警務人員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一方面知道這些患者或家屬很可憐，一方面又覺得醫生也很可憐，他們也很無助。
看到武漢市第四醫院發生的那起傷醫事件（註：1月29日，該院兩名醫生被患者家屬毆打、撕扯防護服），我沒有恐慌，只是感到憂慮。我畢竟幹了20多年，對於病人來說，我是個主任是個教授，出於尊重和信任，不會對我怎麼樣。可是對有些普通的小護士、小醫生就不是這樣了。況且就算警察來了，沒有防護服，大家都是普通人，上有老下有小的，警察也不敢這麼赤手空拳地衝進去。
並不是說我們敵視或者害怕患者，這個不存在，但是至少我們很憂慮。我覺得這個火藥桶必須有人要把它拆掉或者疏散出去。（註：據警方通報，2月4日，一男子在武漢某醫院就醫時，因情緒激動，持刀威脅現場一名醫護人員，所幸無人員傷亡。這已經是疫情爆發以來被報導的第二起傷醫事件。）
大型的災難面前，大家都是受害者，沒有人能逃得掉，不是光看看熱鬧誇誇別人很高尚就完了，大家都要有點承受能力和心理預期，互相體貼下，彼此都很不容易。
但我不會特別悲天憫人，為誰流個眼淚，我不會的。實在覺得病人很可憐，我會盡我所能去幫，在我有限的資源里想辦法把他給塞到哪裡去，或者告訴他的醫生一些相對正確的治療方案。我覺得作為醫生，既然選擇了這個行當，就要盡力地去救人。
湖北民族大學附屬民大醫院（湖北恩施州）
隔離病區主任向薇：
剛開始覺得疫情是離我們比較遙遠的。非典和甲流的時候我都在發熱門診工作過，但那時主要疫區不在武漢，沒幾個病人，工作也不是很累。但這一次超乎我的想像。
大年三十當天就收治了10個病人，2名確診，8名疑似。我們醫院本來沒有隔離病區，是用中醫病房臨時改造的。標準的感染病房分為污染區、半污染區、緩衝區和清潔區四個區域，但因為醫院的建築條件，我們沒有標準化緩衝區，這個目前還沒辦法解決。
後面還有更多沒想到的事。最關鍵的是，感染性疾病有太多流程了，細節小到該由誰去引領病人從發熱門診走過來，該走哪條路線，病房怎麼分配，病人產生的生活廢棄物該怎麼處理等等。
新冠肺炎是呼吸道的傳染病，我本來就是呼吸內科的，但來支援的醫生有兒科、中醫科、骨外科的等等，所以剛開始醫生們對診治不是很了解，一切從零開始，只能靠我們和發熱門診部、後勤部、消毒供應部反覆溝通，形成一個固定的流程，再對醫護人員反覆培訓。我後來也跟他們說，我們是無門無派，見招拆招。
我們現在目前有兩層樓，分為疑似區、確診區、重症區和疑似重症區。截止到2月2日下午5點，一共收治了21個病人，有孕婦、兒童、腎衰竭的、外科造瘺、需要做血液透析的癱瘓病人，類型五花八門，跨專科很大，對醫生能力挑戰非常大。要學習的內容也非常多，國家給出的治療方案、確診依據、排除依據都不斷在更新。
現在沒有特效藥，只能靠給病人提供對症支持治療為主，除了工作量很大之外，另一個就是管理，不讓這些疑似的病人亂走動，再傳染給社會上的人。
有一個50多歲的疑似病人，因為不想被隔離，還沒有拿到篩查結果就偷偷跑回家，電話也打不通。其實他的家屬也挺害怕，後來終於聯繫上他的兒子，又聯繫110才把他帶了回來。還有個小孩，他是疑似病例，一家人從武漢歸來，三個大人也得隔離，但是他們對這個病的認識不夠，覺得這是個普通感冒，說自己又不是病人，還要被關起來，有一些言語上的衝突。我們就只能反覆、耐心地解釋，這是為了你們好，如果回去把家人感染了，整個家族都得隔離。
有一些病人需要舒緩心理。有一個70歲的婆婆，村裡的幹部給她打電話，說她「被確診為疑似冠狀病毒性肺炎」，她只聽到了「確診」兩個字，沒管後面說了什麼，聽完後情緒非常激動。再加上新聞說有基礎疾病、年紀大的患者容易死亡，她就很恐懼，有自殺傾向。我們就給她進行一些心理疏導，婆婆吃不慣食堂的飯，我們就把自己的麵包和牛奶給她，後來經過兩次核酸檢測，結果都是陰性，婆婆就回家了。
有些病人的要求，對我們來說真是有點困難的。嚴格來說，生活用品和三餐都是要由家屬提供的。但是有的家屬就不來或者來不了，我們就得全部負責。有個癱瘓的病人，已經上了呼吸機，家屬都在武漢，封城之後來不了，除了把屎把尿，他的衣服甚至內衣內褲都得我們來買。
圖/ 向薇在診治病人
其實除了病人需要心理疏導，我們也很需要。
2月2號，我就遇到一件壓力特別大的事情，有一個病人病情告危，先用無創供氧，接下來就要有創插管供氧。但我們沒有負壓病房，沒有醫用隔離全頭套，只是最簡單的。如果沒有很好的防護措施，斷開呼吸機吸痰的時候，被感染的機率是最大的。我很矛盾，必須要救病人，但又想保證手下的醫生和護士不被感染，不知道怎麼取捨，但只有一瞬間的猶豫，如果病人需要的話，即使沒有防護，肯定也還是要給病人插管的，這是醫生的本能。
現在人手很緊張，大家都是在超負荷運轉。我們一般白班儘量排6個小時，太長時間人會受不了。防護服不透氣，一般穿上半小時就會非常難受，護目鏡也會開始起霧，所以進病區的時候不敢多吃東西多喝水，擔心上廁所，有的把紙尿褲穿上了。口罩拴在耳朵上面的，時間一長，像刀割一樣地疼，外面又有眼罩壓住，所以醫生護士臉上都是壓痕，耳朵、鼻子和眼眶下面都已經被磨破皮了。
護士妹妹們都很年輕，有的私下哭了好幾次。一是累；二是醫生護士也是人，也對死亡有恐懼，所以是自身生存的渴望和救治病人的雙重壓力壓在身上。做好了防護，我不擔心被感染，主要是擔心手下其他的醫護人員，所以我一而再再而三提醒他們做好防護。聽說有一些地方能給醫護人員提供心理援助，但我還真沒有時間去，只能先靠自己調節。
我從年三十工作到現在都沒休息過。除了有一個晚上睡了6個小時，其他基本都是只能睡2-3個小時。其實晚上有一定的休息時間，但想到各種流程都沒有到位，醫生也還在磨合中，腦袋裡不停地在想各種問題，就是睡不著。
我記得接到任務那天，因為長頭髮戴帽子後有一些碎髮漂在外面，特別容易被感染，所以我們都把頭髮剪了，因為是除夕，理髮店都關門了，都是自己用剪子剪的，長的長短的短，像狗啃的很難看很難看哈哈。
我相信疫情最後會得到控制，但是時間是兩個月還是半年，還得看後期對病毒的了解，或者推出其他更強力的手段。昨天我們這裡有兩個病人出院了，一對夫妻，其中有一個還是重症患者，這給了我們一些信心。當然他們出院之後還是必須居家隔離14天，因為哪怕是治癒了，人體也不可能在短期內產生免疫抗體，還是有再感染的可能，而且感染機率比普通人要高。
等疫情結束之後，我最想好好睡一覺，好好陪陪我的家人。我很久都沒有跟家裡打電話了。我們都沒法回家，就住在醫院指定的生活區里。家人們肯定是擔心的，但是怕打擾我休息和工作，都沒有給我打過電話。正月十三是我媽媽的70大壽，不能見面，我就遠遠地祝福她吧，以文字或是視頻的形式也好，祝福她開開心心，身體健康。
武漢濟和醫院消化內科主任江軍：
1月23日，武漢市蔡甸區「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來了我們醫院，下達決議，在我們醫院掛牌「武漢市蔡甸區感染性疾病病區」，作為蔡甸區發熱患者集中救治定點醫院，主要是接收區人民醫院需要住院的病人。從那天開始到現在，我就沒再回過家。
大年初一那天，院裡通知兩小時以內報導，是全員通知，基本上在湖北省內能趕到的都到了。首先開了會傳達政府要求，做相關防護培訓。我們是復星醫療旗下的醫院，復星請了專家來講課，還有考試，通過了才能上一線。
我以前也在公立三甲，現在疫情當前，民營醫院和公立醫院通力合作，而且合作很深入，這是前所未見的。比如我所在的7樓住院樓層，不僅有我們濟和醫院的醫生，還有蔡甸區人民醫院、蔡甸區中醫院、遼寧醫療隊的醫生。
我本來是消化科的醫生，臨時學習呼吸和感染方面的知識，第一次進隔離區之前還有點忐忑，進去之後發現兄弟單位的醫生給了我們很大幫助。未知的時候最可怕，進去了之後慢慢平復了，工作效率更高。
我們現在一共有5層樓都在收治新冠肺炎病人。我所在的七樓有50張床，一線醫生10個人左右，3個主任，一起可以照看50個病人。由於集團全球採購，防護用具一直都比較充裕，防護服視情況一天可能會用兩到三套。
人手方面，大家的班都排得滿滿的，白班有時候一天要管12個病人，一線醫生都很辛苦。上午最累，收病人、出院病人、重症病人、病情變化的病人都要處理，科室內部專家組還要講一些專業知識，像打戰。
個人壓力肯定是有，有壓力也要上，有風險也要上，要對得起這身白大褂。我們家搞醫學的人很多，一家三代人，光是在武漢一線的就有四個。這段時間我們互相都沒有聯繫，除非有重大事件。
圖／ 濟和醫院醫生江軍（左一）等在查房
有時候下班了，很累，只想洗個澡睡一覺，恢復一下體力。我們一線的人員是不能回家的，集團在醫院旁邊給我們定了一家酒店，單人間，怕相互感染。下班回到酒店的時候會放鬆一點，不會太焦慮。我今年51歲，從醫20多年，已經經歷過很多了，當醫生就應該有這種平淡處之的能力。除了睡覺還有很多事要做，一是要想病人前一天的病情，二是學習診療方案，目前已經學到第五版。
病人問的最多的是什麼時候可以出院？而我跟他們說的最多的是堅持，堅持就是勝利。有幾個病人病情變化比較快，在我們救治下也都慢慢好了起來，都對我們充滿了感激之情。最近，病人和我們之間的關係格外更好了一些。
武漢濟和醫院心內科主治醫生晏飛：
知道李文亮醫生去世的消息，我心裡很難受。從臘月二十九開始，我就一直在一線工作，所以之前對這個人沒有了解。看了網上的消息，才知道有這麼一位一線眼科醫生因為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了，我覺得他是很了不起的。但是我和同事們沒有更多地去聊這件事，一是防疫一線事情太多了，二是再講下去大家心裡都會很不舒服。
對於疾病，以前我是心裡有底的，因為治療方法都能在教材和指南上找得到。這次面對病人的心情完全不一樣，疫情來得太突然，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未知的新型冠狀病毒，剛到一線的時候壓力非常大。接到指令後沒有多想，作為醫生我必須上，不能逃避。隨著專家們對這個疾病不斷認識和了解，摸索更新診療方案，國家衛健委也發布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指南（試行第五版）》，我的心裡也漸漸有了些底。
有一個30多歲的女患者，住院8天左右，複查後胸部CT症狀明顯好轉，就轉到治療輕症病人的方艙醫院去了，這是一個很成功的例子，我們都很高興。
病人的狀態也很不同。以前是靠我們邊診斷邊觀察，病人才知道病情的嚴重性。現在整個病區的病人都知道疫情情況，有些患者情緒比較低落，我們在日常工作中還要安慰和鼓勵他們。
圖/ 晏飛在觀察病人肺部CT
有個女孩的媽媽病情比較嚴重，照顧了很長一段時間一直不見好，她擔心自己也被感染，但是沒辦法走開，整個人就非常焦慮。後來她媽媽病情變重轉到ICU里去，她立馬就住院了。我們一方面為她積極制定治療方案，同時也鼓勵她要樂觀積極，相信醫生。她的情緒也慢慢平復下來，配合我們的治療。所以除了提供對症治療，我們還要做好病人的心理疏導工作，同時提醒家屬做好防護。
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我們在病區里，大家穿著防護服戴著護目鏡，都看不到對方是誰。不知道什麼時候，有位來自遼寧省醫療隊的主任在我背後寫上了我的名字，有一次我穿好防護服在對病人進行例行檢查，一位護士從身後直接叫我的名字，我才發現了這個細節。
那一刻覺得很感動。其實在我們病區，醫護人員都是來自不同醫院的，有公立醫院的，有遼寧省援鄂醫療隊的，也有我們自己的醫生，大家的工作習慣不一樣，專業不一樣，對疾病的認識都不一樣。疫情發展到現在，大家其實壓力都很大，但大家能扭成一股繩，互幫互助。因為大家的共同目標都只有一個，就是希望疫情早點結束，病人們能早日康復。
（武漢同濟宣傳科田娟、常宇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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