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下午，魯惟一教授在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所接受訪談。 作者/供圖
魯惟一（Michael Loewe，1922— ），英國著名漢學家、秦漢史專家、劍橋大學榮休教授。他先後就讀於劍橋珀斯中學、牛津大學莫德林學院和倫敦大學亞非學院，1951年因其出色的中國漢代史研究而獲得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本科一等榮譽學位，並於1963年獲該校博士學位。同年，他進入劍橋大學東亞系執教，直至1990年退休。其研究領域為中國史前史、秦漢史等，代表作有《漢代行政記錄》（Records of Han Administration，1967）、《劍橋中國秦漢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I：The Chin and Han Empires, B.C.221-A.D.220,1986）、《劍橋中國上古史：從文明的起源到公元前221年》（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 1999）和《中國的早期帝國：一種重估》（China's Early Empires：A Re-appraisal, 2010）等。
1月31日下午三點三十分，在英國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所一樓會議室，我有幸聆聽了著名漢學家魯惟一教授的主題演講：漢代的「孔子」與「儒生」。這是我初到劍橋出席的首場學術講座。看著眼前這位98歲高齡的演講者，我心中很是感慨和感動。自1990年退休以來，魯惟一教授就這樣孜孜不倦於自己的漢學研究，樂而忘憂而不知老之將至！這才是吾輩治學的楷模，這才是學者的價值所系。台下不乏七八十歲的老友聽眾，他們就這樣攜手樂游於漢學的海洋。3月10日下午三點的預約訪談，我們一起回顧了魯教授的漢學研究歷程。訪談結束後，面對1992年才參加工作的後學，魯教授深情而感慨地說：「你這麼年輕，前途可期，要加油啊！」
家學淵源 喜讀日漢
孫繼成：感謝您接受《中國社會科學報》的訪談。請談談您的家學淵源，您又是如何開始自己的漢語學習的？
魯惟一：我的祖先是德國猶太人，19世紀20年代移民來到英國。曾祖父路易·羅威（Louis Loewe）是希伯來學的著名學者，也是最早鑽研古埃及學的學者之一。我父親赫伯特·羅威（Herbert Martin James Loewe，1882—1940）是猶太教法典的教授，先後任教於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父親本科就讀於劍橋大學皇后學院（Queens』College），先後獲得東方研究專業和神學學位的第一名，是當年在劍橋大學攻讀神學學位唯一的猶太人。畢業後他留校工作，其間曾擔任過劍橋大學圖書館東方文獻館館長。1913年，他成為牛津大學的講師，後於1931年又回到劍橋大學擔任教授，先後在三一學院和格頓學院出版了自己的著作。二戰時期，他因盡力幫助歐洲猶太學者逃離納粹迫害而深受大家尊敬。父親為人寬容、思想開放，是一個內心堅定的正統猶太教教徒，一生都致力於構建不同文化之間的「理解橋樑」。父親的為人與學問對我有著深刻的影響。
我早年就讀於劍橋的珀斯中學（The Perse School）和牛津大學莫德林學院（Magdalen College）。二戰前夕，我正在莫德林學院學習西方古典語言。二戰開始後，我應徵入伍去學習日語，後來被分到外交部工作，擔任日語翻譯。二戰結束後，我作為一名特殊學生去倫敦大學學習漢語，攻讀學士學位。其間，我學的是現代漢語，業餘時間自學古代漢語。
孫繼成：當年服役期間破譯軍事密碼的訓練，對您後來的漢學研究有何影響？
魯惟一：二戰服役期間，我曾效力於英國政府設立的秘密情報所，其官方名稱是「政府代碼與編碼訓練學校」（GCCS），對外戲稱「高爾夫俱樂部與象棋協會」（GCCS），後又以「布萊切利園」（Bletchley Park）為世人所知（因其地點在白金漢郡的布萊切利園）。它在二戰期間為擊敗德日軸心國作出了卓越貢獻。破解德日軍事密碼需要智商很高的譯員，所以這一機構吸納了許多學術型人才。我們首先進行了6個月的日語強化學習，接下來就是數周的密碼破解課程，然後進行密碼破譯的實際操作。這一經歷對我之後漢語學習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學習過程中強有力的紀律保障，以及所承受的壓力和使命感，這些都是一個傑出學者的基本素質與業務要求。
孫繼成：您在外交部工作期間，曾於1947年在北平的英國駐華領事館工作過，這段經歷對您的漢語學習有何影響？
魯惟一：1947年，我在英國駐華領事館擔任秘書。我的中文名字「魯惟一」就是在那時起的。根據英文發音，我把「Loewe」置換成了「魯惟一」，由此這個名字就一直伴隨著我。在華工作這六個月里，我曾拜師學習漢語。我的老師大約45歲，可以用他的長指甲蘸墨寫字。他不管我是否聽得懂，每天都會給我講授《道德經》和《論語》。但半年後，我就返回了英國，重新開始了學生生活。
問學倫大 細研漢簡
孫繼成：1951年，您獲得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本科一等榮譽學位，當時有哪些老師影響了您以後的學術研究？
魯惟一：進入倫敦大學學習時，我是作為特殊學生入校的，仍然是外交部公務人員。學習期間，學校對我沒有上課的硬性要求，因此，我與任課老師的交往不多。記得當時我與蒲立本（E. G. Pulleyblank）老師見過一兩面。給我真正上過課的有萊德敖（J. K. Rideout）老師，可惜他英年早逝，令人惋惜。另一位老師是西門華德（Walter Simon）教授。20世紀30年代，作為德裔學者的華德老師為躲避納粹迫害而移居英國。自40年代開始，他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積極推動漢語教學。從他那兒我了解到了中國古典文化及相關書目，他對我進入漢學研究有著十分積極的影響。
孫繼成：1956年，您留校任教。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歷史系，您是如何進行漢語教學的？當年亞非學院的師資力量和他們的學術研究方向大致如何？
魯惟一：在倫敦大學的漢語教學中，我給學生開設過「中國歷史概論」、個別朝代的專門史等課程，還為學生提供一對一的專業輔導、學位論文寫作指導等常規性工作。
1956年，在倫敦大學學習漢語的本科生對漢語知之甚少，關於中國歷史的教材也多採用英語、德語和法語版教材，所以我當時不能奢望學生會有很高的漢語水平。在教學過程中，我會訓練學生去撰寫論文，有時也為他們提供論文題目。我記得最初學習漢語的學生有兩位華人，還有兩個英國學生。據我所知，他們後來都沒有從事學術研究。
當時同在亞非學院任教的師資隊伍可謂陣容強大，有劉殿爵（D. C. Lau）教授、葛瑞漢（A. C. Graham）教授、喬治·韋斯（George Weys）、戈拉·唐納（Gorla Downer）、傑克·格雷（Jack Gray）等，他們的教學與研究領域涉及中國語言、文學、歷史、哲學、藝術、考古等。其中劉殿爵和葛瑞漢兩位老師對我的幫助很大，他們都是研究中國早期思想的學者。劉殿爵教授英譯的《論語》《道德經》和《孟子》水平很高，他的清儒學問引起了我的研究興趣；葛瑞漢教授的《莊子》思想研究見解獨到。我個人的研究興趣是古代漢語，但當時的學生都很喜歡學習現代漢語，以便畢業後能到外交部門任職。20世紀50—60年代，倫敦大學的漢語教學團隊不斷擴大，研究發展勢頭也日益向好。
孫繼成：1963年，您憑藉自己的居延漢簡（指1930年在內蒙古居延地區的城障、烽燧、關塞遺址發掘出的1萬餘枚漢簡，別稱「居延舊簡」）研究，獲得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博士學位。請問您當年研究居延漢簡的資料來自何處？在研究過程中，您得到過哪些師友的幫助？您的研究方法有何獨特之處？
魯惟一：繼敦煌漢簡之後，居延漢簡是考古發現最重要的漢代邊塞屯戍文書。它在內容和數量上都大大超過了前者，為漢代歷史研究開闢了新的研究領域。20世紀60年代，當我開始研究居延漢簡時，能夠使用的研究材料非常有限。那時，我無法去中國獲得第一手研究資料，除了查閱西歐各國的圖書館外，我還不得不藉助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來開展自己的研究。
在居延漢簡的研究過程中，我主要參考了中國學者勞榦（1907—2003）的研究成果，還有法國漢學家沙畹（Emmanuel-èdouard Chavannes，1865—1918）的敦煌漢簡研究成果。尤其是勞榦對我的研究起到了巨大作用。勞榦將漢代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制度事項分別從文獻中提煉出來，再把它們與簡牘歸納出的記事內容進行比對考證，他所撰寫的《居延漢簡考釋》及相關文章代表了當時簡牘研究的最高水平。
根據內容，勞榦對居延漢簡進行了分類整理，他所依據的分類方法繼承了王國維漢晉木簡的研究成果。在1944年的考證中，他根據漢簡的性質和用途把它們分為五類：文書、簿冊、信札、經籍和雜類。在1960年的修訂本中，勞榦又把簡牘重分為七大類66項。
在《漢代行政記錄》一書中，我主要採用了文書學的方法來進行研究。所謂文書學的方法，就是根據簡牘的出土地點、大小和形制，簡冊的編聯方式、筆跡，文書的布局及內容，結合漢代行政實踐的特點，將零散的簡牘及其殘片加以集成；在所集成的同類簡中，通過完整的木簡標準，找出殘簡究竟殘缺了哪些部分，而殘缺部分又相當於完整木簡的哪些內容，藉以恢復簡冊文書的本來面目。有些簡牘支離破碎，文字不全，乍看好像沒有什麼研究價值，但是藉助於文書學的研究方法，把它們與相關的簡牘排列在一起，往往就會凸顯其獨特的研究價值。簡單地說，就是「首先要進行證據研究，才能得出結論，其次是羅列出這些證據本身」。這一思路與我當年從事軍事密碼的破譯工作有類似之處。
在內容上，第一卷主要回顧了居延漢簡發現、保存和整理公布的歷史，從考古學和古文書學的角度闡釋了簡牘文書復原的依據和標準，考察了漢代行政機構的運行方式、漢代兵役的徵發與管理、漢代的邊防和漢代戍卒的工作與生活等。第二卷是對43組簡牘原文的翻譯，並對每組文書的形式以及它們在漢代制度實際運行中的作用給予相應的闡釋。
我所依據的漢簡研究資料主要來自於沙畹的幾百件敦煌漢簡和勞榦考證的1萬多件居延漢簡。我曾在一次國際會議上見過勞榦本人，並與他進行過簡短交流。
任教劍橋 致力秦漢
孫繼成：1963年，您調入劍橋大學擔任漢學講師。在劍橋您開設了哪些課程？當時劍橋大學教授漢語的有哪些同事？他們的研究重點有何不同？請問劍橋大學與倫敦大學在漢學研究傳統上有何異同？
魯惟一：劍橋大學與倫敦大學在教學上起初也沒有本質的區別，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兩校的漢語教學側重點還是有所不同。在倫敦大學，你所接觸的學者都是教授漢語、日語、阿拉伯語以及波斯語的，他們的研究範圍比較具體，也比較狹窄；但在劍橋大學，你可以接觸到科學家、生物學家、化學家等，接觸的人群會比較廣博，這對我的學術研究影響很大，更多的是來自於漢學以外的收穫。
劍橋大學的漢語教學安排與倫敦大學的也有所不同。前者本科生的四年漢學教學一般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兩年的教學內容多集中於中國古代史、中國現代史，而後兩年會引導學生找到自己感興趣的專業領域，比如中國歷史、中國文學、中國哲學、中國語言學等。而後者的漢語專業分為現代漢語和古代漢語兩個方向，分別授予學位，我在倫敦大學拿到的學位就是古代漢語專業的。
劍橋大學教授漢語的同事有從倫敦大學調過來的蒲立本教授，他是中國歷史、現代漢語的專家；捷克籍保羅·克拉托奇維爾（Paul Kratochvil）講師，他是教授現代漢語的專家，著有《現代漢語》（The Chinese Language Today，1968），還曾去北京給毛澤東做過口譯員。崔瑞德（又譯杜希德，Denis Crispin Twichett,1925—2006）教授，他是著名的隋唐史專家，也是《劍橋中國史》主編之一。還有一位老師教授中國現代史，但在劍橋的時間不是很長，他就是伊懋可（Mark Elvin）教授，著有《中國過去的模式：一種社會經濟的解釋》（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1973）等。當時劍橋大學資金雄厚，漢學教學師資配備較為完善，教學與科研進展比較順利。
孫繼成：您在劍橋大學培養的學生中比較知名的都有哪些？
魯惟一：1963年，我來劍橋大學教書時，聖約翰學院的麥大維（David McMullen）剛好是本科畢業，他是劍橋大學自己培養的學生，後來，他致力於中國思想史與制度史研究，成了唐史專家，著有《唐代中國的國家與士人》（1988）等。另外，巴雷特（Timothy H.Barrett）是我教過的學生，他現在是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教授，著有《中國佛性論》。
孫繼成：請您簡單介紹一下您是如何編寫《劍橋中國秦漢史》（即《劍橋中國史》第1卷）的。
魯惟一：因秦漢史被《劍橋中國史》主編列為這一叢書的開篇，而沒有從中國史的開端寫起，所以，當年我們編寫《劍橋中國秦漢史》時壓力很大。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深受當時中國考古發現的影響。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的考古發現幾乎改變了中國史前史乃至公元前第一千紀的歷史面貌。對新發現的考古材料，當時的學界未能與傳統文獻記載進行比對考證，還沒有形成公認的研究成果，所以《劍橋中國史》只好改從秦漢史開始寫起，因為撰寫秦漢史所能依據的文獻較多，也都比較可靠。
另外，我被委任為《劍橋中國秦漢史》的主編也事出偶然。我本來只是負責撰寫其中的相關章節，只不過當時我給叢書主編崔瑞德教授按時交了稿。後來有一天，崔瑞德教授指定我來承擔第一卷的主編工作。參與編寫《劍橋中國秦漢史》的作者團隊集結了當時歐美等地著名的秦漢史學者，主要有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卜德（Derk Bodde，1909—2003）教授、哥倫比亞大學的畢漢思（Hans Bielenstein）教授、普林斯頓大學的余英時教授，荷蘭萊頓大學的何四維（A.F.P.Hulsewé，1910—1993）教授，法國法蘭西學院的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教授，日本東京大學西嶋定生（Sadao Nishijima，1919—1998）教授等。由於寫作進度不太一致，交稿早的學者都表現出足夠的耐心和團隊協作精神，大家合作得比較愉快。
孫繼成：您能談一談1999年出版的《劍橋中國上古史：從文明的起源到公元前221年》和2010年出版的《中國的早期帝國：一種重估》嗎？
魯惟一：1999年，我與美國漢學家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等人合作編著的《劍橋中國上古史：從文明的起源到公元前221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參與編寫的有哈佛大學與台灣「中央研究院」的著名考古專家、美籍華裔學者張光直教授，華盛頓大學的威廉·博爾茨（William G. Boltz）教授，普林斯頓大學的羅伯特·貝格利（Robert Bagley）教授，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大衛·奈特利（David N.Keigbtley）教授，牛津默頓學院的傑西卡·羅森（Jessica Rawson）教授，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以及同時供職於匹茲堡大學和台灣「中央研究院」的華人學者許倬雲等。這本書在內容上將傳世文獻資料和考古文物資料互證互補，對中國先秦時代的史前史背景，商代考古、商代政治、語言文字，西周政治、西周考古，春秋考古、春秋政治，戰國政治，先秦思想史、先秦科技思想史，戰國美術史、草原文化等主要領域和研究動態都作了具體描述。
進入21世紀之後，隨著新資料和新研究的大量積累，我們對秦漢史的總體認識也有了較大的改觀，我感到有必要對原來的《劍橋中國秦漢史》進行一些內容上的補充，於是我同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歷史系教授戴梅可（Michael Nylan）合編了《中國的早期帝國：一種重估》。這算是我們對《劍橋中國秦漢史》的補充與拓展，其內容涵蓋的範圍更廣。
東學西研 蹊徑獨辟
孫繼成：作為西方歷史學家，你覺得研究中國歷史有哪些方法？又有哪些困難？
魯惟一：這是個很大的問題，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首先，每個歷史學家都在歷史研究中設定了自己的研究目標和學術問題，由於研究方法不同，歷史研究對象的選擇和研究結果就會出現很大差異。其次，每一個歷史學家都會慎重地選擇自己所關注的時代、地域、主題、時間或者人物，無論他是不是願意接受「比較文化學者」這一稱號，其實他都在進行著比較研究的工作。在比較研究中，他們都會受到很多基本要素帶來的限制：如果比較研究被限定在一個較小的、易被界定出來的獨特歷史事件之中，那麼這類比較研究很可能是最有效的；在宏觀範圍內，運用比較方法的最著名例子就是「李約瑟難題」。由於問題的複雜性，像「李約瑟之問」這類問題就很難得到一個徹底的、令人滿意的解釋。因此，選擇一個介於這兩者之間、中等難度的研究主題來進行比較研究，也許會取得較大的收穫，並且還有希望得出一個有效而又合理的普適結論。再次，就是對於歷史資源的使用。在甄別和評估史料時，鑑別哪些內容是被後人添加進去的，這才是最有必要的研究；要注意將這些添加內容與編纂者最初所寫的文本區分開來。最後，就是批判的方法。中國歷史上從來都不缺乏學者運用批判的方式來對待這些歷史記錄；研究中國歷史的西方學者也許會從檢視歷史著作的寫作動機開始研究，然後檢視其中存在的偏見，進而確定現在人們所看到的物質證據又是如何被創造出來的。對史料本身所進行的文本批評是歷史研究的重要步驟。
至於說到研究困難，西方歷史學家所面臨的困境主要是正史中所提供的信息也許並不完整，或許正史並不是它所記述的那個時代必要的參考文獻。例如《新唐書》中就沒有關注佛教的論述，而對佛教的關注在其他資料中卻到處可見。歷史學家還都面臨著一個特別而又普遍的困境：也就是他們會忍不住把我們目前所處的時代假設和思想置入過去的某個時代中去。另外，中國的歷史學家對漢語史料及其相關事實的嫻熟，也是西方歷史學家所無法達到的。由於無力運用如此豐富的信息資源，西方歷史學家都傾向於分析他們所知道的文獻，嘗試理解與此相關的問題，他們會做編年筆記，嘗試在時間的長河中去發現問題的發展與變化，並且研究這些變化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於人類的偶然所致或有意所為。
孫繼成：在秦漢史的編寫過程中，官銜術語的翻譯是一個繞不過去的難題。我們知道中國古代的官銜沒有系統性，級別和職責還常會發生變化，不能用同一個英文譯名來翻譯不同時期的中國官職名稱。對於中國的官職，有人按字面直譯，但對西方讀者來說，直譯會顯得拙劣，有時還會引起誤解。您在歷史著作中對漢代官職的英語翻譯是如何處理的？
魯惟一：在翻譯中國歷史上的官銜時，我們的譯文大多參考了德效騫（Homer Hasenpflug Dubs，1892—1969）翻譯《漢書》時的英語譯文，還有雷夫·德克雷斯皮尼（又譯張磊夫，Rafe de Crespigny）編寫的《西漢的官銜》（Official Titles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1967）上的譯名。但是這些譯名並不太理想，因為它們沒有反映出漢代文官制度的內部等級差異，也沒有明確官銜的主要職責。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一些譯名是從歐洲社會借用來的，其含義與中國的制度並不相符；如果照著字面意思直譯過來，對西方讀者來說，溝通效果並不太好。另外，我們還參考了畢漢思教授的《漢代的官僚制度》（The Bureaucracy of Han Times，1980）。他在這本書中首次論述了漢代的官僚政治，並以命名學為基礎，詳細論述了各官署的歷史、隸屬關係以及官員的具體職責等，這是一部很好的官銜翻譯參考書。我們知道，有時候，同一個官職名稱在西漢與東漢會發生職能變化，因此相應的譯文就要作相應的調整；同樣，有些官職名稱發生了變化，但其職能或地位卻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我們就可使用同一個譯名。總之，在官職的翻譯過程中，我們力求譯名譯得準確而具體，能夠讓讀者讀得懂、看得明白。
孫繼成：您是卡萊爾學院（Clare Hall）的終身院士，也是李約瑟研究所的兼職研究員，您如何評價李約瑟教授？
魯惟一：卡萊爾學院是劍橋大學系統里較為年輕的學院，學院的學術視野比較開闊，對當時的邊緣學科也比較重視，漢學就是其中之一。多年來，卡萊爾學院延續了這一開放辦學的優勢，才使得我有幸與東亞學者展開廣泛的學術合作。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我們陸續邀請了許多研究中國古代文化的中國學者來劍橋訪問學習，其中李學勤教授就是最早來訪合作的中國學者之一。
我所了解的李約瑟教授是位充滿矛盾的學界巨人，他既有恪守學術規則的古板，也有突破各種社會規範的非凡勇氣。李約瑟一生所從事的學術研究，學科之間跨度很大，難度很高，但他憑著自己的嚴格學術訓練都取得成功；個人生活方面，他也很勇敢，突破了當時世俗觀念的束縛，敢于堅持自己，勇氣可嘉。
孫繼成：你對西方歷史學家未來的漢學研究有何看法？也請您總結一下自己的治學心得。
魯惟一：西方歷史學家可以承擔研究中國文明特徵的出現、增長、變化過程的歷史任務。他們可以將更多的中國文化特徵與其他文化特徵進行比較；另外，中西方歷史學家都傾向於研究持續時間較長的王朝，如對漢、唐、宋、明、清的研究，而較少關注那些持續時間相對短暫的王朝，如秦、晉、隋或者元朝。同樣也不太關注那些沒有一個中央控制的分裂時期，其實，加深研究這些分裂的歷史時期也許會有更高的研究回報，也可能更有意義。在中國撰寫歷史的傳統方式中，有一些基本原則限制了人們對那些短命王朝成就的正確評價。這主要是因為後代的歷史撰寫者已經將這些短命王朝的統治實踐描寫得沒有借鑑價值。然而，事實可能恰恰相反，也許正是這些短命王朝促成了中國歷史實踐中的一些重要變化，而隨後的政權只不過更有能力以更加持久的方式發展了這類思想，並且將之拓展到更廣範圍。
至於我自己，我覺得歷史學者都肩負著兩種不同的使命，一是在自己的專業領域裡出版學術著作，發表自己的學術見解，為其他學科的專家學者提供借鑑；二是面向大眾，引領他們對自己的研究話題產生興趣，為普通大眾的知識普及做好引領。多年來，我自己關於秦漢史的研究都是為了向世界介紹中國早期歷史，讓更多的專家和讀者更好地了解中國早期古代史，以便給他們提供一個可資比較的文化視角，進而促進中西文化的交流與合作。
在治學過程中，我認為一個學者的學術自覺和學術擔當非常重要，它可以讓你遠離學術功利化的誘惑，也可讓你更加安心於自己的學術研究。
（作者系山東理工大學英語系副教授、英國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所訪問學者）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孫繼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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