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法國老元帥貝當在希特勒面前低下了法蘭西高昂的頭顱之後，法國作為西方列強的歷史也就如落花流水般終結了。戰後，法國雖以戰勝國之姿，位列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之席，然其風骨已失，無以慰藉。唯借美英之虎威，方御蘇聯之強勢。只是，大國的雄心非一朝一夕就能抹去，拿破崙的偉業仍歷歷在目。
戴高樂炙熱的愛國心促使他既反對向德意志屈服，也不願意對美利堅百依百順。1958年，在被法國人民迎回政壇之時，戴高樂就立志，要恢復法蘭西的榮耀，開啟法國的全球戰略。而當務之急，便是「改弦易張」，拋出「戴高樂主義」。
戴高樂
戴高樂放言：「世界上不再只存在這兩個敵對的巨人（美國和蘇聯），還存在著一支強大的力量，一個發揮明智影響的偉大中心，這是只有歐洲才能充當的。」他要法國成為繼英美之外的第三極，他支持殖民地的民族自決以增加法國的存在感，他承認新中國更是贏得華夏兒女的一片歡心。
戴高樂「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也得到了善意的回報。在1967年的阿以衝突中，法國在中東的聲望達到頂峰。這歸功於戴高樂總統在「六日戰爭」中的中立態度，更要感謝他在北約內部與美國唱反調。在阿拉伯國家「反美 = 親阿」的邏輯之下，法國意外的贏得了一份外交天地。
然而，無論戴高樂如何努力，法國也無法重回列強的寶座，它的歷史地位毫不保留的交給了美利堅與蘇維埃。不得已，只有與老冤家德意志聯手才能找回一點兒在世界事務中的存在感。在中東，戴高樂註定只能贏得了「面子」，卻回不到過去的地位。
不過戴高樂自己也清楚，在兩極體系下，法蘭西要想恢復過去的榮光已是不可能，與其糾結「面子」，不如要「票子」。但就是在目標明確的情況下也會有玩脫的時候，法國與伊朗在兩伊戰爭中的恩恩怨怨便是明證。
1987年8月17日，法國與伊朗斷交，究其根源還要從8年前的伊朗伊斯蘭革命說起。
一、法國與伊朗的矛盾
法國與霍梅尼素有淵源，最初接納霍梅尼政治避難的正是法國。也是從法國開始，霍梅尼逐漸走上人生巔峰。不過，霍梅尼在法國的經歷卻成為了兩國外交悲劇的起源。
事實上，法國與巴列維時期的伊朗關係並不差，一度合作無間。1974年，兩國還曾簽署協定，共同開發原子能項目，法國擬向伊朗出售兩座清水反應堆，而伊朗則出資10億購買法國原子能機構10%的股份。不過到了1978年，法國同意霍梅尼的政治避難，致使巴列維與法國關係緊張。為此，巴列維終止了與法國的原子能合作。奈何時過境遷，巴列維很快就被伊朗國民趕下了台。
原本法國非常歡迎新上台的伊朗伊斯蘭政權，認為這是重塑兩國關係的好時機。只是，法國之後的一系列舉動卻被霍梅尼視作挑釁。
伊朗伊斯蘭革命期間，一度出現了赴法國政治避難的高潮。與巴列維關係密切的身邊人、大批工程師、知識分子移居法國。這些人在伊朗新政權的眼中都不算什麼，問題就出在法國還接納了許多「反伊斯蘭政權」的伊朗人士，尤其是接受了伊朗前總統巴尼薩德爾的政治避難。
伊朗伊斯蘭革命
1981年7月29日凌晨，巴尼薩德爾與人民聖戰者組織領導人馬蘇德·拉賈維乘坐伊朗軍機，潛逃至法國，尋求政治避難，為法國所接受。儘管法國政府要求巴尼薩德爾和拉賈維不得在法國進行政治活動，此舉仍引起了霍梅尼的極大不滿。
霍梅尼的敏感不無根據，他擔心巴尼薩德爾會在法國發揮自己曾在法國發揮過的作用，顛覆伊朗革命。伊朗政府一度要求法國引渡巴尼薩德爾，但遭到法國拒絕。7月30日，伊朗大學生包圍法國駐伊朗大使館，高喊「打倒法蘭西帝國主義」的口號。法國擔心重蹈「美國人質危機」的覆轍決定撤離。
此時，法國尚未把事情做絕，仍對重新構築新的法伊關係抱有幻想。時任法國總統密特朗在伊朗新總統拉賈伊就職之際，還向其發送賀電，並向伊朗交付了巴列維時期訂購的三艘飛彈巡邏艇。不幸的是，其中的一艘巡邏艇在駛向伊朗途中遭到前伊朗海軍司令哈比博拉所領導的「伊朗自由運動」劫持，並駛回了法國。伊朗要求嚴懲肇事者，卻又再次遭法方拒絕。
在紛爭不斷的外交環境下，法國與伊朗的關係不斷惡化。之後又由於伊朗人質危機的爆發，法國加入了對伊朗的禁運。法國對伊朗出口從1978年的40億法郎下降到了1979年的18億法郎。同時，伊朗方面也取消了70億法郎的進口合同。
二、法國、武器與伊朗
在法國與伊朗不斷惡化的同時，1980年9月兩伊戰爭的爆發更是加劇了這種狀況。因為法國是伊拉克武器的主要供應商。為此法國外交部特意發表聲明：「法國不是任何人的敵人，法國與伊拉克的貿易關係並不代表法國敵視伊朗伊斯蘭政府」。只是這種聲明起不到任何作用。伊朗要求法國停止對伊拉克的武器銷售，否則將會被視為敵對行為。
事實上，自1974年起，法國與伊拉克就簽署協議，將從1981年1月開始向伊拉克陸續提供40架F1幻影戰機。1977年，伊拉克和法國又簽署了多個武器專賣的協議，包括幫助訓練伊拉克飛行員與培訓工程師。1979年，伊拉克又向達索公司追加了26架幻影F-1的合同，預計從1984年開始供貨。
此時的伊拉克已經成為法國軍工產業海外最重要的客戶。而至1983年，法國已取代蘇聯成為伊拉克最大的武器供應商，累計從與伊拉克的武器交易中賺得了50億美元。伊拉克又是法國的第三大石油進口國，整個法國的石油與軍工企業都在呼籲法國政府要保護法國在伊拉克的利益。
而從全球戰略考慮，法國也認為，維持伊朗與伊拉克的力量均衡是非常必要的。一旦伊拉克真的崩潰了，那麼蘇聯將有機會控制波斯灣。同時，也會打破阿拉伯國家與伊朗的地緣均勢。這些都不符合法國在中東地區的利益。
所以，法國對伊朗的譴責置若罔聞，這一態度令霍梅尼非常不滿。在霍梅尼眼中，法國已經成為了「小撒旦」（美國和以色列是大撒旦），隨即對法國開展了一系列的報復行動。
三、法國與伊朗關係的「惡性循環」
1981年，法國駐黎巴嫩大使Louis Delamare 在貝魯特被暗殺。什葉派軍事組織Amal聲稱對此負責。法國懷疑伊朗是真正的幕後黑手。作為報復，法國升級了向伊拉克提供武器的級別，決定向伊拉克提供更多的武器，如81門GCT-AUF1 155mm榴彈炮等。為此，伊拉克也更新了法國與伊拉克的石油合同表示感謝。
1982年8月，法國派遣軍隊前往黎巴嫩，促進巴以之間的停火，保護法國在黎巴嫩的利益。然而，法國在黎巴嫩的軍事存在被伊朗與敘利亞視為敵對行為。
1983年，伊拉克政府想購買法國20架超軍旗戰機，但達索公司已停產為由拒絕了。作為妥協，達索公司願意幫助伊拉克政府改進幻影F1戰鬥機，使其能夠搭載超軍旗飛彈。同時，為表誠意，法國政府決定從海軍中調出五架超軍旗攻擊機直接租給伊拉克使用。
伊朗認為，法國對伊拉克的軍事支援將打破兩伊間的軍事平衡，要求法國撤回協議，被法國無視。為報復法國，伊朗暗自操縱旗下「伊斯蘭聖戰運動」組織與真主黨，用汽車炸彈襲擊法國在黎巴嫩的營區，致使58名使館人員受傷。
在法國看來，這毫無疑問是伊朗的挑釁。法國總統密特朗發表聲明：「我們並不是伊朗的敵人，法國從不選邊站，我們雖然與伊拉克保持了良好關係，但並不代表我們想製造一個敵人。」
法國國防部隨後發起反擊，攻擊了黎巴嫩境內的真主黨，對真主黨首腦展開斬首行動。1983年11月17日，8架法國海軍超軍旗攻擊機襲擊了真主黨營區。
伊朗隨即展開報復，當年12月攻擊了法國駐科威特的大使館。法國營區亦不時遭到真主黨的襲擊。12月21日，「伊斯蘭聖戰運動」給法國下達最後通牒，要求他們在10天之內撤離黎巴嫩。2天後，法國驅逐了伊朗駐法國外交官，指控他們要在法國境內開展恐怖襲擊。12月31日，巴黎發生恐怖襲擊，5人死亡。
至1984年，法國也漸漸對伊拉克失去信心，認為屢戰屢敗的伊拉克並不能保障法國在中東的利益。特別是薩達姆已無力還清法國貸款之時，法國便翻臉不認人了。法國對伊拉克的武器交易開始下降，不再與伊拉克簽訂新的武器交易合同。
鑒於此，伊朗與法國關係逐漸鬆動，伊朗外長阿齊茲（Tariq Aziz）向法國表示，希望在1984年2月28日訪問法國。同時，法國也發現陷入黎巴嫩危機是不明智的，開始撤軍，意圖修復與伊朗的關係，重新開啟對話機制，以便今後向伊朗出售武器。
不過，此時的法國仍未注意到霍梅尼真正的訴求，以至於認為，只要中斷與伊拉克的武器交易，那麼法國與伊朗的關係自然會好轉。在這種天真的想法之下，之後的一系列事件就在不斷提醒他們錯了。
四、法國與伊朗的斷交
1985年3月，3名法國外交官在黎巴嫩貝魯特被伊斯蘭極端分子綁架。法國就此事通報伊朗，伊朗表示願意協助。在伊朗的交涉下，一名法國人質被釋放。但在3月22日，又有兩名法國人質在貝魯特被抓。
作為交換，伊朗建議法國考慮與伊朗的關係正常化，條件是：「同意重新支付EURODIF的貸款；徹底停止向伊拉克出售武器；驅逐在法國的伊朗政治犯。」法國態度亦強硬，要求伊朗先釋放剩下的使館人員。
緊接著，巴黎遭受多起襲擊事件：1985年12月7日，巴黎遭受兩起炸彈襲擊，41人受傷；1986年2月5日，巴黎又遭受了3其炸彈襲擊；1986年9月8日到17日，巴黎再次發生了新的恐怖襲擊，造成13人死亡，300人受傷。
法國認定，這一系列恐怖襲擊乃是伊朗所為，卻苦於沒有證據。但是，事情在1987年6月發生轉機。
1987年6月，法國當局經過排查，陸續破獲了數個恐怖組織的秘密據點與武器庫，掌握了伊朗直接參與或操縱了自1985年以來針對法國的多起恐怖襲擊事件。在抓捕一名叫瓦希德·古爾吉的伊朗嫌犯時，古爾吉躲進伊朗使館。法國隨即展開封鎖，要求伊朗交人。伊朗方面拒絕了法方的要求，並於7月16日向法國發出最後通牒，如果法國對伊朗使館的封鎖在72小時內不撤除，伊朗將斷絕與法國的外交關係。24小時後，法國搶先斷絕了與伊朗的外交關係。
1987年8月15日，法國克萊蒙梭級航空母艦開進波斯灣，軍事威懾伊朗。迫於法國的軍事壓力，伊朗在隨後的談判中軟化了態度，1988年3月4日，最後的三名法國人質被釋放。3個月之後，兩伊戰爭正式結束。法國艦隊任務告終，法國與伊朗關係開始正常化發展。
1979年2月1日，霍梅尼從法國巴黎返回伊朗，落地德黑蘭
總結
一般認為，法國與伊朗在兩伊戰爭中的惡化主要是由於法國對伊拉克的武器交易造成的。武器交易絕不是重點，充其量只是雙方關係惡化的一個因素。畢竟還有其他國家向伊拉克輸送武器，並與伊朗保持著不差的關係。
問題的核心在於，霍梅尼對海外「政治犯」的恐懼。霍梅尼在法國的親身經歷告訴他，即便流亡海外，只要保持聲望，仍能影響伊朗國內的政治局勢，依舊能夠顛覆政權。霍梅尼本人就是在法國成功的顛覆了巴列維政權，後人自然也可以「重蹈他的覆轍」。所以，他要掃除後患。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自從1984年之後，當法國不再強化對伊拉克的軍火貿易時，伊朗仍不滿意。
霍梅尼的真正關切的是法國遣返政敵，因為政敵比武器更可怕。只是法國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或者法國自己也清楚，但就是想以「政治犯」為籌碼換取伊朗的妥協。但顯然，法國低估了伊朗的決心，高估了伊朗的「下限」，更錯估了伊朗的手段，直至外交斷絕，「兵戎相見」。
來源：將軍星塵 中東研究通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