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 3 個月前，美國西雅圖市出現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疫情爆發跡象。隨後，華盛頓大學宣布所有課程將暫時轉為網絡授課，4 萬多名學生被迫開始雲上課，沒人知道什麼時候會結束。
副校長瑪麗 · 利茲托姆（Mary Lidstrom）當時表示，「很顯然，這種狀態不會很快結束。」
漸漸的，世界上的其他大學也開始執行類似政策，課堂不再喧囂，實驗室或暫時關閉，或只保留必要人員，教職工和管理員忙于思考如何安全地恢復到從前的授課模式。
然而疫情蔓延正迫使大學面對高等教育體制的長期挑戰，例如學費飛漲和精英主義。《自然》雜誌 6 月 1 日報導指出，這場危機帶來的影響似乎遠比想像中更大，隨之而來的是傳統教育模式的新嘗試，其中出現的某些轉變或許將成為大學的特色，甚至是永久性轉變。
從長遠來看，歐美大學將會把很多課程轉為網上授課（這其實已經是一種趨勢），減少招收國際學生，取而代之的是更多關注本地和國家社區。事實上，這些選擇也許不是大學的本意，但卻不得不這麼做。
荷蘭烏得勒支大學前校長伯特 · 范德茲萬（Bert van der Zwaan）認為，「這場流行病正以巨大的力量推動高等教育變革。」
變革的開始不一定是好事兒。大學的財務前景會受到巨大衝擊，因為國際學生都呆在家裡或者重新思考未來計劃，導致營收直線下降。股市和經濟的低迷也會讓捐贈基金會更謹慎地拿出資助。
毫無疑問，在變革中表現最好的很可能是那些本就富有且強大的名校，但是它們也面臨嚴峻挑戰。
麻省理工學院自 2002 年就開始在網上免費提供公開課，但疫情突然來臨時，很多教授和講師仍然被弄得措手不及，花費了很多精力來搞清楚如何將講義和課程資料搬到網上。
學院副校長桑傑 · 薩爾瑪（Sanjay Sarma）表示，「更廣泛地說，簡單地通過數字平台提供課程資料並非教學的最佳方法，許多機構因此備受煎熬。『Zoom 大學』並不是恰當的在線學習方式。」
薩爾瑪希望，當大學恢復面對面授課時，可以帶給學生不同的全新體驗，比如讓老師提前發布授課視頻，課堂時間著重於與學生面對面互動，以確保他們理解所學的知識，實現傳授 + 反饋（互動）的雙向學習。
一些教育專家認為，無論是富裕國家，還是低收入國家，疫情大流行都將帶來比以前更好的在線教學體驗。
巴基斯坦高等教育委員會主席塔里克 · 巴努里（Tariq Banuri）表示，當巴基斯坦的大學在 3 月被迫關閉時，許多教授沒有在線教學的工具，許多學生在家也沒有可靠的網絡。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委員會制定了在線教學標準，並且讓網際網路服務提供商向學生提供更便宜的寬頻。
「我們是在病毒流行的大背景下才這樣做的，但我們認為這些努力會帶來長期利益，比如讓大學加速推動提高教學質量的長期計劃，還能讓學生更好地適應科技類工作，」 巴努里補充道。
不過，幾乎所有高等教育機構都面臨著重大財務問題。例如匯總全球疫情數據的美國約翰 · 霍普金斯大學，原本是一所資金充裕的私立大學，但預計下個財年將虧損數億美元。
根據英國諮詢公司倫敦經濟（London Economics）的分析數據，由於預計學生入學人數下降，明年英國大學將面臨至少 25 億英鎊（30 億美元）的資金缺口。此外，澳大利亞政府也在 5 月工作報告中表示，全國的大學今年可能會裁掉 2.1 萬個全職崗位，包括 7000 個科研崗位。
即使眼前的金融危機過去之後，經濟前景仍不樂觀。這可能會促使大學和資助機構專注於與國家利益最相關的研究和基礎設施項目。例如，英國政府正在建立一隻可持續發展任務團隊，旨在以本國的長期發展為核心，規劃和評估各大學的研究項目。
這種想法不可避免地會與提倡留學的全球化觀念產生衝突。
另一方面，高等教育體制的傳統觀念也會受到挑戰，尤其是精英主義和與社會無關的意識形態。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很多國家的大學都在努力尋找治療或預防 COVID-19 的方法。
英國牛津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所長尼克 · 希爾曼（Nick Hillman）表示，「如果英國研製出疫苗，那它很可能是從英國大學出來的。但如果政府將資金投給牛津大學這樣的知名研究院校，大學和大學之間的差距會越來越大。」
荷蘭烏得勒支大學前校長伯特 · 范德茲萬是高等教育歷史研究專家，他指出，人類歷史上曾有過多次疫情大流行時期，比如 14 世紀的黑死病曾經摧毀了社會的許多方面，也包括高等教育學府。當時歐洲有大約 30 所大學，其中 5 所被淘汰了。
「在遭受衝擊後，總會有大學熬過來，做出改變，然後茁壯成長。變革不一定是壞事，我們應當以史為鏡，吸取失敗的教訓，學習成功的經驗，」 伯特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