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正宏講《史記》，很新鮮。
他講《史記》有三大特點：第一，既講本紀、世家、列傳，也講表和書；第二，不只講故事，也追溯歷史故事背後的文本；第三，講述《史記》在不同時代、不同區域、不同人的解讀。也就是說，通過陳正宏的講述，你讀到的，不只是司馬遷的《史記》，還有兩千年來中外讀書人共同解讀的《史記》。
在他的新書《血緣：〈史記〉的世家》中，陳正宏詳細梳理了歷史上各重要諸侯大姓的家族史。「通過一個個家族的故事，你會看到，支撐人類社會生生不息、綿延不絕的，除了人的生物特性，還有基於共同文化基因向善的情感與道德。」
【司馬遷寫《史記》，建立的是一個有機體】
上觀新聞：說起《史記》，人人都不陌生。《史記》位列「二十四史」之首，是高校歷史學、文學專業的入門書。「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然而，還是有很多人認為，《史記》並不好讀，《史記》應該怎麼讀？
陳正宏（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全國古籍保護工作專委會委員）：應該怎麼讀《史記》？簡單來說，按照興趣來讀。
《史記》是按照五體的順序來編寫的，但如果你讀《史記》一上來就去讀《五帝本紀》，那你肯定就不想讀了，因為這段歷史距離我們太遠了，很多東西你也弄不清楚。
最好要從你已經知道的一些歷史開始讀，比如我們在中學課本里都讀過廉頗和藺相如，本來就知道「將相和」這段故事，那麼你從這裡開始讀就會容易讀進去。其實這個故事在《史記》的《廉頗藺相如列傳》裡占的篇幅是非常小的，你看《廉頗藺相如列傳》全篇，尤其是這兩個人的後半生，是更有意思的，如果你再去了解這兩個人所處時代的背景，那整個三晉時代的歷史走向也就呼之欲出了。
接著，可以再看看《史記》中的世家，那畢竟跟大多數中國人的家鄉有關。山東人可以看看《齊太公世家》《魯周公世家》，兩湖人看看《楚世家》，浙江人看看《越王勾踐世家》。一步一步地，你覺得自己的文言文基礎大概能過關，對一些重要的篇章也有興趣，那麼你再去讀《史記》裡一些艱難的東西。
上觀新聞：每個人都可以在《史記》中找到和自己相關的部分嗎？
陳正宏：任何的歷史文本，當然都無法跟現實中個人的具體經歷相對應。歷史最顯著的特徵，是「沒有什麼會永遠不變」。但是，雖然歷史時刻在變化，卻又在某些節點呈現出驚人的相似性，你會從《史記》中看到很多和現在的聯繫。
上觀新聞：《史記》記歷代帝王的「本紀」寫了十二篇，記歷史大事的「表」寫了十篇，記各種典章制度的「書」寫了八篇，記諸侯國和漢代諸侯、勛貴的「世家」寫了三十篇，記重要人物或族群的「列傳」寫了七十篇，這些篇數都成整數，代表了什麼特別的意思嗎？
陳正宏：這個問題在歷代有多種解釋。按照我的理解，司馬遷寫《史記》，架構精密，建立的是一個貫通古今的有機體。十二本紀的十二，源自十二支；十表的十，應該是十干。十二支和十干共同構成了一個永不結束的時間輪迴。八書的八，應該是四面八方的八方，也就是一個延展的空間。至於三十世家，司馬遷在《史記》最後一篇《太史公自序》裡，以「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為解，說明為什麼選三十這個數字，意指天上有二十八星宿環繞北極星，地上有三十根車輻支撐車輪正中的車轂，這就像現在的自行車車輪里有鋼絲圍繞支撐著車軸一樣。所以，三十世家是把天地勾連了起來。到最後的七十列傳，七十就是所謂的眾生了。這是因為在漢代以及漢代以前相當長的時間當中，七十這個數字就像我們現在的三五七九當中的九一樣，表示多，比如對孔子的七十二弟子習慣的稱呼是七十子之徒，秦代的博士有七十個名額等。
司馬遷是天文曆法學家，他的數學肯定很好，他自己說用了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寫了三千年以上的歷史，沒有這樣精密的架構是不可能做到的。
【「世家」一體，有不可取消的獨特意味】
上觀新聞：然而，《史記》之後，班固編撰《漢書》時，本紀、傳、書（改名叫志）、表都在，世家卻沒了，而且後世2000年史書幾乎再不見「世家」，這是為什麼？
陳正宏：這個應該是跟司馬遷、班固兩人對「世家」在歷史中的意義認識不同有關。所謂「世家」，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世代做官尤其是做大官的人家。《史記》把「世家」作為一種文章類別的名稱來用，寫的是歷史上各重要諸侯大姓的家族史。但作為一種變通，司馬遷也為歷史地位處於本紀和列傳之間，但並非諸侯大姓的人物留下了合適的空間，比如面貌很特別的《孔子世家》和《陳涉世家》。
大家都知道，《孔子世家》寫的主要是儒家祖師爺孔夫子的言行，不過因為後面附了簡短的孔子後代世系，勉強還可以算世家；而《陳涉世家》描繪的，是秦漢之交農民暴動的人物陳勝和他的死黨揭竿而起的故事，陳勝就根本沒有世系可記，司馬遷還是放進了世家。
因為存在這樣面貌特別而複雜的情況，《史記》的「世家」一體，很讓後來的評論家困惑。對於《史記》體例不純的批評，也由此而生。到了班固寫《漢書》的時候，世家這一體因為存在難以歸類的麻煩，所以就索性被取消了。之後的正史裡面，因此也很難再見到家族史一類的分體了。
上觀新聞：所以，您特意以世家為主題寫作，為人們提供了一種理解《史記》的新視角。
陳正宏：在我看來，《史記》的世家，實在有一種不可取消的獨特意味在。
中國傳統的觀念，向來以家族、族屬為重；而早期的諸侯大姓，又直接聯結著大小不等的邦國和城池。正是靠著世家這一特殊的體裁，上下數千年間，血緣與地緣的複雜勾連，中華民族千迴百轉的融合之路，才能如此清晰地呈現在我們的眼前。
任何一個改朝換代的歷史巨變，都會淘汰一批舊世家，誕生一批新世家。
上觀新聞：世家那麼多，司馬遷為什麼單單只挑選了這幾十家寫進《史記》的世家一體裡？
陳正宏：司馬談、司馬遷父子都是非常重視家族血統的人，但以家族血緣為紐帶的歷史延續到西漢時期，族姓的繁多讓再厲害的史家也很為難，必須要有取捨。
在《太史公自序》裡，司馬遷把世家各篇的敘錄寫得明顯比其他四體各篇的敘錄詳細，還特地用了「嘉」字句，來表彰其中大部分世家的特異之處，比如「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嘉勾踐夷蠻能修其德，滅強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勾踐世家》第十一」「嘉其能拒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等。而他所「嘉」的，幾乎全是世家大姓中的有德者及其德行，目的應該只有一個，就是以歷史學家的特有方式，向眾人昭示，支撐人類社會生生不息、綿延不絕的，除了人的生物特性，還有基於共同文化基因的向善的情感與道德。
上觀新聞：延伸說來，司馬遷作《史記》，怎麼選材，如何取捨？
陳正宏：司馬遷說過三句話：「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分別出自《太史公自序》和《報任安書》。
從這三句自述，可知司馬遷的具體做法，主要是廣泛收羅史料，做精密的排比和有限的整理工作，加上他自己的親身經歷，最終才寫出這部氣勢恢宏的歷史巨著。
《史記》的不凡之處在於如實記錄了人是如何活動的。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與後世的官修史書不同，司馬遷筆下的人不僅僅是帝王將相，也有一些邊緣人物，像《封禪書》中蒙蔽漢武帝的方士，《晉世家》裡自相殘殺的兄弟，還有《刺客列傳》裡的刺客，他們是複雜的，都在歷史發展和演變過程中起過重要作用，改變了歷史或者想要改變歷史。司馬遷通過書寫一個個生動的個體，用昨天的歷史，來揭示永久的人性。
此外，他以孔夫子的「述而不作」自比，也明確地顯示，他編纂《史記》，不可能是以一個作家的身份，或者主要以作家的身份來創作的。
【別人眼中的故紙堆，卻是珍貴的大數據】
上觀新聞：您覺得司馬遷不是以作家的身份來創作《史記》，那他是什麼身份？歷史學家或是哲學家？
陳正宏：司馬遷的身份，以他成年後進入仕途的不同階段來說，主要是三個：郎中、太史令和中書令。其中第一個身份郎中，是漢武帝的低級侍衛，是武官。第二個身份太史令，相當於現代的天文台台長兼檔案館館長，是科學家、文獻學家或者科學工作的組織者；對司馬遷個人而言，《史記》是從這個階段正式開始編纂的。最後一個中書令，是漢武帝的機要秘書長，《史記》也是司馬遷在這個職位上完成的，因此這時的太史公，可以算是高級官員加史學家了。
司馬遷比較厲害的地方，是他可以把不同時代的各種各樣的文本，系統地加以梳理，並「翻譯」成漢代人理解的文字。這個工作量非常大，他出色地完成了。
上觀新聞：這和您的工作有些像，文獻整理。
陳正宏：確實是，別人眼中的故紙堆，卻是我眼中珍貴的大數據。
文獻整理為一切文史研究提供了基礎。南京大學的程章燦教授曾做過一個比喻，假如我們在菜市場裡，文獻學就是負責買菜的。雖然不管燒菜，但買菜並不輕鬆，首先要知道整個菜場的布局，哪個攤頭是賣菜的，哪個攤頭是賣肉的，而且對同部位的肉，不同攤位的你還要會做比較。買好了之後，我們還會把菜洗好、分好，準備著給廚師使用。
有人覺得我講《史記》比較新鮮，就因為我是學文獻學的，我主要不是來跟你講《史記》裡有什麼故事，而是討論《史記》的這個故事從哪裡來的，司馬遷可能是利用了什麼原始文獻編寫出來的，現在的考古發現證明他是對的還是錯的。
上觀新聞：的確，我們現在很多人談到《史記》就覺得是在講故事。無論是歷史學界還是文學研究界，都有人在反覆討論《史記》的虛構問題，總覺得書中的人能這麼生動地說話，有這麼豐富曲折的情節，一定是文學不是歷史。
陳正宏：細節描寫不是文學的專利。歷史如果沒有細節，恐怕不能算是真正的歷史。如果把歷史或者史書單純地理解為數據、制度或者個人履歷，覺得人的個性、心態、感情都不是歷史學應該關注的，我覺得是有問題的。
生動就一定是虛構嗎？我不這麼認為。我們現在在新聞里會看到某些事情之奇葩，某人發言之生猛，連小說家大概都想像不出來。而透過現實去反觀歷史，尤其是回顧《史記》這樣的經典文本，會發現許多人、許多事都像是「古已有之」。所以用是否有細節乃至細節是否生動，來判斷某個文本是文學文本還是歷史文本，顯然是不合適的。
上觀新聞：梁啓超曾經有一個非常精闢的說法，他說《史記》在當時並不是我們所理解的一般史書，當然更不是文學作品，而是「借史的形式」來發表的「一家之言」。
陳正宏：對。這意味著用傳統古籍分類法中最流行的四部分類法來說，《史記》其實也是一部子書。《史記》的這種由子書而至史書的綜合性特徵，在著者司馬遷那裡，顯現出的最引人入勝的部分，是他對人本身有非常深切的體認和感慨。他覺得，書寫歷史，如果我對於人性的東西不能揭示得很清楚，那麼歷史好像就沒有被打開。比較《漢書》跟《史記》，做比較純粹的歷史研究的人似乎更喜歡《漢書》，因為數據準確，寫論文引用比較放心；但是作為經典來閱讀的時候，大部分人更愛的，恐怕還是《史記》，因為讀司馬遷的文字，就好像他在你面前，跟你聊天似的，而就是這樣，才造就了這樣一部經典的著作。
【判斷作品是不是經典，和國別、民族都沒關係】
上觀新聞：您反覆提到了人性，《史記》的偉大之處是不是探究了人與命運的關係？
陳正宏：《史記》處處有人性，司馬遷非常懂人性，也看到了人的複雜性。但他對歷史人物的評判，是把對個人行跡的敘說，和某個人在歷史中起到的客觀作用，這兩者分得清清楚楚的。
比如太后呂雉，是漢高祖劉邦的皇后，由於她擁有強大權勢和極其狠毒的手段，所以被後人熟知。這熟知的根源，就在於《史記》裡那篇《呂太后本紀》，有呂后在劉邦死後殘忍地對待其他女性的記載。但司馬遷在《呂太后本紀》最後的「太史公曰」里，卻給予呂氏以正面的評價：「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翻譯過來就是說，雖然呂太后在掌權的期間前前後後鼓搗出了不少動靜，但是這些動靜都僅僅限於皇宮之中，而且並沒有損耗國之根本。對老百姓而言，嚴苛刑法很少用到，罪犯因此也很少，大家都過著安居樂業的生活。
又比如宋襄公，他留給人們印象最深的典故，莫過於在宋楚泓之戰中以彰顯仁義為名提倡「君子不困人於阸，不鼓不成列」，也就是王師不能攻擊沒有做好準備的對手，坐視戰機流逝，等楚軍列陣完畢後才發起進攻，最終落了個大敗。宋襄公因此也成為中國軍事史上被後來人取笑的對象。但是，司馬遷卻沒有取笑宋襄公，非但沒有取笑，他還在《宋微子世家》最後的「史太公曰」里，借「君子」之言，高度讚揚了「宋襄之有禮讓也」。因為在那個禮崩樂壞的時代，一切以戰爭邏輯為最高處事原則，而戰爭邏輯，是司馬遷十分反感的。
在那麼早的時代，司馬遷著述能充分尊重個人的價值，一分為二地看歷史中的人物，是很偉大的。
上觀新聞：司馬遷選擇了一條少有人走的路，而如今躋身中國文化的超級IP，閱讀《史記》的年輕人也越來越多。
陳正宏：現在興起了經典熱、國學熱，讓我感到喜憂參半。喜的方面，是有年輕一代的來喜歡傳統的經典總歸是好事。不像以前，年輕人大多在西方歷史文學領域打轉，知道外國人的名字比中國人的名字都多。憂的是，我們容易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比如有人提出只讀中國傳統經典，不看別的。
我覺得，你不能偏於一方，經典是全人類共同的，同樣的時代有柏拉圖也有孔子，你都應該關注。判斷一個作品是不是經典，和國別、民族都沒有關係。
說實話，我並不喜歡「國學」這個詞，這個詞是近代以來才出現的，尤其是中國國力比較衰弱的時候，它是為了對付西學的。而在現代學科語境中，中學、西學已經無法截然分開了。
回到你最初的問題，我們怎麼讀《史記》，為什麼要讀《史記》。我想《史記》之所以值得每一個中國人都認真地讀一讀，不單是因為它有名，更重要的，是因為其中有對中國早期歷史的比較真確的追述，而這追述之中，又有對人性的深刻而獨到的洞見。無關古今，也無關中外。
《血緣——《史記》的世家》陳正宏 著中華書局
欄目主編：顧學文 文字編輯：王一
來源：作者：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