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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這是晚清詩人龔自珍不忍外敵欺侮、民生凋敝、國無大才扭轉乾坤而發自肺腑的呼喊。然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龔自珍生存年代的800多年前，那時的「天公」可一點也不吝嗇。那是一個才人輩出、文華鼎盛的時代，最具說服力的就是「唐宋八大家」的其中六位都出現在這一時期，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蘇洵、蘇軾以及蘇轍等巨擘同處一個年代，真可謂是星光璀璨、交相輝映，其餘暉光照此後千年不衰。
北宋這六大家，雖然都是學富五車、腹有八斗之才且胸懷經世致用之志的國家棟樑，但也各有各的不同。其中個性最為鮮明、最有政治才幹且對北宋國家命運影響最深遠的，當屬自號半山的王安石了。
天縱奇才
距今整整一千年的宋真宗天禧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公元1021年12月18日），北宋江南西路撫州臨川縣（今江西省撫州市）臨江軍判官王益的家裡誕生了一個男嬰，取名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自幼聰穎，博聞強識，「一過目終身不忘」，出口成章，「動筆如飛」。十來歲之後，又跟隨其父宦遊各地，感知和體驗到了民間疾苦，增長了閱歷和思考。他的文章立論高深奇麗，旁徵博引，正如《宋史·列傳第八十六》所說：「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十七歲那年，他隨父親來到了汴京，因文章結識了同鄉好友曾鞏，並得到文壇前輩歐陽修的極力讚賞。四年後的慶曆二年（公元1042年），年僅21歲的王安石以第四名的成績登上進士榜，一舉中的，從此步入仕途。
此後的24年間（公元1042-1066年），王安石無數次推辭館閣之職（京官），在地方歷任淮南節度判官、鄞縣知縣（今浙江寧波）、舒州通判（今安徽潛山）、常州知州、度支判官等職。仁宗死後，英宗在位期間（公元1063-1066年）多次徵召王安石入朝輔政，他均以為母丁憂和身體有恙為由，拒絕入朝。其實不是王安石不想進京為官，早期的他是想更深入地了解民情、增加歷練，同時是想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在地方上小試牛刀，而後期的他是在等待一個大機會，一個擁有足夠權力且能得皇帝高度信任以便施展其「富國強兵」改革策略的機會，否則還不如大隱於野、坐看風雲、洞察天下。正如他自己在為母丁憂期間所寫的《古松》一詩：
森森直干百餘尋，高入青冥不附林。萬壑風生成夜響，千山月照掛秋陰。
豈因糞壤栽培力，自得乾坤造化心。廊廟乏材應見取，世無良匠勿相侵。
看似寫古松，實則寫的是自己。一棵古松秀於林間，高聳入雲，雄偉挺拔與眾不同。夜風吹來，發出鏗鏘之聲，映襯著千山月照，更加雄偉拔萃。如此大才，豈是糞壤之力可以培育的，而是得到了大自然的造化之力，凝聚了乾坤精華。要是朝廷缺少棟樑之才，取用就是了。如果沒有能夠使用如此大才的能人，倒不如讓它靜靜地站在這裡，不要來侵擾它。一首《古松》寫盡了王安石一輩子的孑然傲骨和滿懷自負，也寫出了他在這一段蟄伏期的心理狀態，他在等待。
終於，大機會來了......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在仁宗、英宗相繼逝去，年輕有為的宋神宗即位，因久慕王安石之名，立即起用他為江寧知府，沒多久又迫不及待地詔其為翰林學士兼侍講。與皇帝對答之時，王安石耐心地為年輕的皇帝剖析朝廷百年來的種種時弊，唯有變革方能一舉扭轉積貧積弱的頹勢。他的一番言辭更令神宗崇拜不已，自此對其信任有加。而對於王安石來說，眼前這位年輕好學、朝氣蓬勃、敢想敢干又有遠大志向的神宗，正是他心中期待已久理想的皇帝。
曇花一現
早在宋仁宗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時任度支判官的王安石在進京述職之時，向仁宗皇帝呈上了長達萬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總結了自己十多年在地方為政的體會，指出了國家長期國庫空虛、經濟窘困、國防孱弱、社會風氣敗壞等積貧積弱之現狀及其背後的癥結根源，並系統地提出了變法主張，那就是要「以古准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為，有為之時莫急於今日。」簡單來說，就是要效法古聖先賢之道、改革現有導致困局的一系列制度，進而建議朝廷改革取士、重視人才。並以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圖「逸豫」，不求進取，終而覆滅的前車之鑑為例，鼓勵仁宗勵精圖治、對法度實施變革，以求中興。然而，他的萬言書並未打動年老、早無熱血的老皇帝，變法主張未被採納。
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雖然沒有打動宋仁宗，但卻讓年幼的宋神宗心潮澎湃，對其慕名久矣。於是，在神宗登基後的第二年，即熙寧元年（公元1068年），宋神宗急不可耐的將他召至身邊委以重任。隨後，王安石呈上《本朝百年無事札子》，針砭時弊，情辭懇切地鼓勵年輕的皇帝大膽作為，認為朝廷的當務之急在於改變風俗、明確法度、大舉改革、富國強兵。神宗深表認同，並要求王安石盡心輔佐，推進變革，共創中興偉業。隨後不久便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副宰相），躋身執政之列。自此，「王安石變法」正式拉開了歷史序幕。熙寧三年（公元1069年）神宗又任命王安石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全力推行新法。正如北宋曾公亮所言「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此時的王安石與宋神宗情投意合，堪與秦孝公與商鞅相媲美。
就這樣，一場大規模的改革運動迅速在全國範圍內鋪張開來。王安石變法的重點就是為了解決國家財政困難、軍事疲軟被動的局面，因此所行新法主要集中在財政與軍事上。例如在財政上推出了均輸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而在軍事上則推行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裁兵法、軍器監法等。看著一項項新法得以推行下去，此時的王安石內心也抑制不住豪邁和興奮之情，除夕夜他隻身走在汴京城街頭，看著城內一派氣象隨口吟出《元日》：
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雖然王安石變法觸動了很多保守派的利益而遭致極力反對，但因為宋神宗的強力支持，使得新法在全國還是得到了有力的推行。此外，新法的推行，或多或少都產生了一些弊端，但每一個新法都收到了成效，尤其是在「富國」與「強兵」兩方面更是效果顯著。
- 一是國家財政收入大增，一改積貧之態。
通過變法採取的一系列理財新法，保證了傳統項目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增加了「青苗錢」、「免役寬剩錢」、「市易息錢」等新的財政收入項目，短短几年時間，國庫積蓄日益充裕，一改積貧之態。據《宋史》記載：「熙寧、元豐之間，中外府庫，無不充衍，小邑歲積錢米，亦不減二十萬。」而據《文獻通考》記載：「改革前的國家稅收，景德時為6829700石，皇佑中降到338457石，治平中回升到12298700石，而改革後的熙寧十年(1077年)劇增到52101029石，即使與治平時相比也增長了4倍。中央積蓄的錢粟，數十百巨萬，作為戶部的經費，可以支二十年之用。」可見，變法所帶來的變化實在是巨大的。
- 二是軍事上取得空前大捷，拓地兩千餘里，一改國防上長期的積弱被動局面。
隨著一系列「強兵之法」的有力推行，北宋朝的長期積弱、被動挨打局面也得到了明顯的改觀，軍事實力與國力均有所增強。最能夠體現這一點的就是變法期間北宋與西夏之間的那場「熙河之役」，也稱「熙河開邊」。
推行改革後的三年，即熙寧六年（公元1073年），在王安石運籌帷幄之下，熙河路經略安撫使王韶率宋軍擊潰了吐蕃和西夏軍，收復熙、河、洮、岷、宕、亹五州，拓地兩千餘里，受撫羌族三十萬帳，對西夏形成了包圍之勢，一舉扭轉了北宋與西夏之間的戰爭格局。當勝利的捷報傳到朝堂之上，高坐龍椅的宋神宗興奮的手舞足蹈、一時間難以抑制那份興奮之情，順手解下了自己配戴的玉佩賞賜給了王安石，以表彰王安石推行新法所立下的曠古之功。「熙河之役」是北宋一百多年歷史上的一次空前大捷，也是兩宋時期漢民族對外作戰時，開疆拓土、大展神威並大獲全勝的唯一戰例。可見，變法的強兵措施也是取得了顯著的成效。
雖然，王安石推行的全方位變法為孱弱的北宋王朝不僅帶來了充盈的國庫，而且在國防上更是通過「熙和開邊」注入了一劑強心針。然而，隨著變法的進一步深入，新法本身的一些缺陷以及執行上失察，導致民怨日漸增加，官、商與官、民之間的矛盾愈加激化，而反對派群體也迅速擴大、反對聲討王安石和新法的聲浪也越來越越高，黨爭愈演愈烈，致使新法的推行步履艱難、進退維谷。如此局面之下，年輕的宋神宗開始擔憂皇權的穩固問題，心理層面早已出現微妙的變化，對待王安石也不如早期那麼的堅定和信任。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最終在鄭俠的《流民旱災困苦圖》的衝擊下，甚至驚動了曹太皇太后和高太后紛紛哭訴「王安石亂天下」，最終神宗頂不住壓力選擇罷免了王安石的宰相之職以安天下，這是王安石的第一次罷相。
王安石罷相後，接替其位的是改革派主力呂惠卿和韓絳，因呂惠卿擔心王安石回朝開始藉機陷害王安石被韓絳覺察告之神宗並秘密奏請召回王安石。於是，罷相一年後，王安石再次拜相主持變法。然而，王安石復相後所得支持大不如前，一是神宗皇帝的飄擺不定，二是變法派內部分裂嚴重，推行了幾年的新法已經很難繼續推行下去。
次年，即熙寧九年（公元1076年），心灰意冷的王安石多次託病向神宗請職。加上其長子王雱突然病故，王安石更加無心與反對派糾纏。同年十月，王安石最終辭去了宰相之職，外調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算是王安石的第二次罷相了。退居江寧的王安石開始一邊寄託於詩詞文章和佛經之中，一邊又靜觀著變法的走向。
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宋神宗壯年去世，宋哲宗即位，改元元祐，由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變法大業迎來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這位高太后原本就強烈反對變法，如今自己聽政掌權後，立即起用反對派領袖司馬光為相。而司馬光提出「以母改子」並不違孝道，全面廢除了新法。史稱「元祐更化」。就這樣，在無數反對聲音中艱難推行了十六年的「熙寧變法」正式落下了帷幕。聽到全面廢除新法的消息後，半隱於鐘山的王安石憂思悲忿，沒多久便臥病不起，於元祐元年四月初六（公元1086年5月21日）郁然病逝，享年六十六歲，令人唏噓。
性格缺陷
一場持續十六年、轟轟烈烈、紛紛擾擾的制度改良運動，就這樣在無盡的反對聲和黨爭之中戛然而止了，前功盡棄，給北宋朝帶來了財政和軍事上的短暫輝煌之外，更是讓黨爭愈演愈烈、再難停歇直至「靖康之變」才宣告完結。
讀史之餘，九州在不斷地思索一個問題：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了「王安石變法」的最終失敗？
關於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千百年來不知耗費了無數智者的多少心血，但所論結論卻是莫衷一是。有人說是因為變法觸動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既得利益致使反對聲音太大、阻力太強；有人說是宋神宗的支持力度不夠或者是他在位時間不夠長，致使改革中道而亡；有人說是因為黨爭過烈致使變法短壽；也有人說是王安石變法的出發點和動機存在問題，只考慮富國強兵，而沒有兼顧全社會的利益增進，致使最終眾叛親離；甚至早期還有人說是因為王安石奸邪小人、禍亂朝綱......凡此種種，不一而同。
九州以為，以上這些觀點大部分都有其道理所在，但都有失偏頗，有些觀點太過表面，有些觀點拔得太高，而有些又太過片面狹隘。客觀地說，王安石變法短壽的主要原因在於法度設計和執行層面上的雙向失衡，具體來說體現在以下兩點：
- 首先，王安石推行的眾多新法本身存在不少制度設計層面的缺陷，對新法的失敗埋下了先天隱患，加上變法派未進行及時修正補救，致使矛盾激化，反對聲四面撲來。
這裡僅以青苗法為例，「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斂。」「青苗法」又稱為「常平新法」，是王安石早年任鄞縣知縣之時在當地試驗過並收到較好成效的一個創新舉措，當上宰相後最早在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在全國範圍頒布施行。大致內容是各路（省）將當時常平倉、廣惠倉所儲存的糧谷折換成現錢，在青黃不接時節，將現錢借貸給廣大民戶，以利備耕、救濟百姓，待收貨季節再連本帶息返還官府，利息規定為本金的20%。
青苗法出台的初衷是不錯的，也有實踐經驗，一可緩解廣大農民、手工業者一時經濟之困，二可打擊富豪貴族高利貸的盤剝，減少土地兼併，三是可增加政府財政收入，達成所謂「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目的，進而實現「富國強兵」的宏偉目標。
然而，造成青苗法在全國推行上遇阻和變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王安石犯了三個致命的失誤：一是雖然規定了利息是20%，但並未進行細化明確，很多地方收40%利息也沒人管；二是忽略了全國各地官員並不像他那樣品格高潔、不貪不占、一心為公，雖然他自己實施青苗法之時收效良好，但新法在全國鋪開必須由千百個不同品性的地方官來實施，因此新法在監督和糾察上欠缺思考和強有力的制度設計；三是王安石對於各地執行上反映出的制度設計缺陷卻視若無睹，不進行修正堵漏，大多是聽之任之。最終，「青苗法」變成了各地官府攤派高利貸、壓榨百姓的利器。
- 其次，很多新法在推行過程中被扭曲，與設計初衷相去懸絕，導致地方官僚權力尋租、腐敗叢生，嚴重激化了社會各階層的矛盾，終致變法四面楚歌。
如上文所說，很多新法在推行過程中被嚴重扭曲，與設計初衷相去甚遠，既反映了新法本身設計層面上的缺陷，也反映了北宋官僚體系的腐敗已深、執行力極差。還是以「青苗法」為例，隨著「青苗法」的推行日久，各地官府開始「摸索」出了很多「心得」，民間稱其為「散青苗」，就是強行攤派的意思，不管你需不需要、還不還得起利息，反正都得要，無形中給普通各階層百姓脖子上套上了一道無形的枷鎖，糧食還沒收上來，官府就派人挨家挨戶催繳本息，有錢拿錢，無錢拿糧，無錢又無糧的就只能拿人了。如此這般，本意利國利民的「青苗法」逐漸發展成了腐敗的溫床，滋生出了無數貪官污吏大肆禍國殃民，弄得是天怒人怨、社稷震動，最終嚴重激化了社會各階層的矛盾，使變法不得人心、四面楚歌。
綜上分析，我們似乎找到了王安石變法失敗的主要原因，但如果結合他生前身後的各種評價去仔細復盤王安石變法整個過程以及所帶來的利與弊，我們會發現這些並非根源所在，畢竟法度設計缺陷在所難免，只要及時聽言、查訪民情、適時糾正修補制度，自然也不至於到如此地步；若說是執行偏差，那只要王安石明察秋毫、選人用人得當，再加強化執行監督和執法糾察，也定然不至於弄到眾叛親離的地步。因此，九州以為，導致變法失敗的根源在於王安石性格上的兩個明顯缺陷——剛愎固執和用人失察。
- 首先，固執己見，剛愎自用。
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王安石的孑然傲骨和固執自負皆是他極度自信的一體兩面，腹有詩書、胸有韜略、品格高潔便是他骨子裡的底氣。詩詞文賦使他年少成名且聲譽漸隆，經世之才讓他登上宰相之位並推行變法，但他的固執己見、行事霸道和不懂變通的處事風格則使其樹敵無數，立己於孤絕之境，使變法裹足難前、愈進彌艱。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他與司馬光以及蘇軾之間的故事了。
據《宋史》記載：「安石與光素厚，光援朋友責善之義，三詒書反覆勸之，安石不樂。」說的是司馬光原本與王安石是好友，但對於變法有著不同看法，曾經以「盡益友之忠」三次寫信即《與王介甫書》給王安石，列舉實施新法弊端，規勸他祖宗之法不可輕易變革，不可「用心太過，自信太厚」，結果王安石也回復書信即《答司馬諫議書》逐條進行反駁，並批評士大夫階層的因循守舊、不思進取。此外，呂公著、御史中丞呂誨、御史劉述、劉琦、錢顗、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戩、陳襄、陳薦、謝景溫、楊繪、劉摯、林旦、薛昌朝、范育，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還有知制誥宋敏求、李大臨都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合或彈劾王安石選用的變法派人物，相繼被貶離朝廷。還有大才子蘇軾，原本他並非完全地反對新法，只是對個別新法例如科舉制度的改革提出了反對意見，最後也被罷黜出京城。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王安石為人執拗、固執己見，對反對派從未想過去溝通、說服他人、化敵為友，雖未人身迫害，但卻進行了凌厲彈壓，如此黨同伐異的用人路線必然遭致朝野上下極大的情緒對抗，樹敵太深，立己於孤絕之境，很大程度上對改革增加了許多阻力。此外，對於一些地方官員提出的新法執行過程中出現的弊端和修正建議，王安石也是自負過甚、不能聽言，對這些官員也是簡單粗暴的處置，完全沒有自我反思和正視新法在設計上和執行上的問題並進行改進。王安石的這一點性格缺陷，著實是改革最終被顛覆的一個根源性的原因所在。
關於他的執拗性格，還有很多的佐證，司馬光在重新出山並廢除新法之後，曾言：「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王安石在任集賢院、知制誥之時，包拯請客喝酒，司馬光和王安石都在列，王安石說不喝酒就真不喝酒，司馬光那時就發現了王安石的執拗勁。還有明末馮夢龍在《警世通言》的《拗相公飲恨半山堂》中寫道：「因他性子執拗，佛菩薩也勸他不轉，人皆呼為『拗相公』。」
- 其次，用人失察，偏聽偏信。
王安石在推行新法時的用人問題，歷來為人所詬病。王安石變法的骨幹包括呂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呂嘉問、蔡京、李定、鄧綰、薛向等人，從後來發生的事情來看，這些人全是以新法派身份謀求高官厚祿的奸邪小人，絕大部分被列入《宋史》的奸臣冊中，尤其是蔡京，大家應該更是耳熟能詳，堪稱北宋滅亡的罪魁禍首。
就拿呂惠卿為例，此人可是王安石變法之初最堅定的親信，算得上是變法派的二號人物了。但是此人卻不是什麼好鳥，連司馬光都看出來他的奸邪品性，曾對宋神宗評價道：「惠卿險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為。安石賢而愎，不閒世務，惠卿為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並指為奸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眾心。」，「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王安石第一次罷相之時，再向神宗舉薦其一手提拔的呂惠卿接替他為相繼續推行新法，但這傢伙拜相之後卻擔心王安石東山再起，與另一個改革派主力鄧綰合謀將王安石牽入謀反案欲置其於死地，幸好被韓絳覺察並告之宋神宗，之後又查出呂惠卿敲詐商人五百萬錢的重罪。王安石二次拜相之後，呂惠卿心有不甘，竟然把以前王安石寫給他的私信給神宗看，信中有「無使上知」（不要讓皇上知道）的字樣，說王安石犯了欺君之罪。此事給王安石帶來了極大的悲涼，直接導致了王安石心灰意冷請求辭去宰相職務。呂惠卿，真奸邪小人也！
再說鄧綰，這更是一個不擇手段、厚顏無恥、兩面三刀的大奸人。為了快速升官，站隊王安石，極盡阿諛奉承最後被破格提拔，他的同鄉看不慣罵他無恥，他卻厚顏無恥地說：「笑罵從汝，好官我自為之」（《宋史.鄧綰傳》）。當王安石罷相之時，鄧綰立即轉投呂惠卿合謀打擊王安石，後來王安石復相之後，他又無恥地彈劾呂惠卿等人試圖再博取王安石的好感。
還有章惇，曾經事王安石的得力幹將，卻是個心胸狹窄陰險，排除異己不擇手段。當他拜相後，繼續推行新法，然後對反對派大肆報復，生者流竄，死者追貶奪諡，《宋史.章惇傳》說他「手段過激，事同弄權」。大才子蘇軾就是這個期間先被貶到惠州，然後又貶到海南。對已經故去的司馬光，章惇也不放過，剝奪了其爵位，把司馬光的牌坊都拆了，甚至還想要掘墓鞭屍，不過沒得逞。
這些人都曾經是變法改革的積極推行者，受到了王安石的信任和重用，但是這些人推行改革是假，藉機升官和牟利才是真，把改革變成了黨爭清算，把變法派的內部撕扯得七零八落，反倒成了改革不得人心的最主要原因。
總之，小人擎不起變法的大旗。王安石變法的最終失敗，和他的用人失察、偏聽偏信進而導致矛盾激化失去民心有著極大的關係。
九州君評
「春歸何處，寂寞無行路，若有人知春去處...」
縱觀王安石的一生，從年少成名睥睨天下，到上萬言書不被認可備受打擊，再到大權在握大刀闊斧變法，最後遭遇四面楚歌不得已歸隱金陵，堪稱此起彼伏、波瀾壯闊，令人嗟嘆不已。可以說，王安石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位奇人，更是一位品格高潔、令人肅然起敬的國士，他是古代文人中對國家命運影響極深的人，也是歷史上推行變法最後唯一能夠全身而退、安然無恙的人，這一點比起前輩商鞅、吳起和後輩張居正、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等人，也算是幸運的。
王安石不僅在詩詞文章上才華橫溢、卓然有別，其在經世治國方面更是有著深 邃超前的洞察力和經天緯地的方略體系，加之其孤傲高潔、不邇聲色的超凡脫俗品性，更凸顯了他的與眾不同、卓爾不凡。他不僅是中國古代著名的詩人、文學家，更是位光照古今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改革家，除了留下的眾多千古名篇外，他最為後人所推崇或詬病的是他以大無畏之精神和魄力推行「變法」試圖扭轉北宋百年來積貧積弱之國運，最後落得高開低走、身心俱疲、鬱鬱而終的殘局，令人扼腕不已。
關於他，歷史上的評價可謂毀譽參半，黃庭堅誇他是「一世之偉人也」，蘇聯締造者列寧贊其為「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梁啓超更是對他推崇備至，專門為其立傳，並讚嘆：「若乃於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悠悠千年，間生偉人，此國史之光，而國民所當買絲以繡，鑄金以祀也。距公之後，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國民之視公何如，吾每讀宋史，未嘗不廢書而慟也。」而對其詬病者更是多如牛毛，變法的反對派對他那是極盡人身攻擊，變法日久，攻擊和彈劾愈甚，而後世之人對其差評概多將北宋此後遭遇「靖康之變」而滅亡的罪魁安在了他的頭上，例如明代朱熹就認為正是因為他搞的「熙寧變法」導致此後「群奸嗣虐，流毒四海」且黨爭愈演愈烈，並且說這是「天下之公言也」。
千年之後，細觀其身前事與身後名，九州不由得感嘆：這真是一位天縱之奇才，一位「四面楚歌」的孤膽英雄，奇哉！壯哉！惜哉！哀哉！
參考資料
1.《宋史》
2.《警世通言》
3.《文獻通考》
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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