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的藝術家之間可以互不服氣，可以心存芥蒂，但一到作品之前，大多能盡釋前嫌。這並不僅僅是藝術功力的征服，而是一種被提煉成審美形式的高貴生命內質，構建了互相確認。
既然友情如此虛假，他寧肯面對敵人，用一紙自辱的懺悔來懲罰背叛的「雞群」和失察的自己。這相當於用污泥塗臉，求得寂寞與安靜。
這裡沒有固定主題，一切都有可能發生；這裡早就屬於市民，互相之間不予侵凌；這裡從來不設範本，人人都是藝術典型；這裡的神秘不陰暗，幾乎近於透明；這裡的歡樂不孱假，比憂傷還要認真。
就一座城市而言，最好的文化建設是機制，是氣氛，是吐納關係，而不是一堆已有的名字和作品。
問：愛因斯坦先生，請問，死亡對您意味著什麼？答:意味著不能再聽莫扎特。
一種高層文化的過度張揚也會產生某種不公平的壟斷，使廣大民眾失去審美自主，使世俗文化失去原創活力，也使高層文化失去應有身份。
歐洲文化，大師輩出，經典如雲，這本是好事，但反過來，卻致使世俗文化整體黯淡，生命激情日趨疲沓，失落了太多的天真稚拙、渾樸野趣。這是我這一路看到歐洲文化大毛病。
一切達觀，都是對悲苦的省略。
一個表現平靜的社會很可能以善惡的混淆為背景，一種嚴格的秩序很可能以精神的麻木為代價。
燒書，可能是人們自我毀滅的前兆。
大學的魅力就在於大氣，而大氣的首要標誌是對歷史的幽默。
她們的笑聲使我突然領悟，頑皮的男孩子聚在一起怎麼都可以，就怕被女孩子嘲笑。因此，他們拒絕女孩子進「監獄」，就是拒絕女孩子的笑聲，而拒絕，正證明心裡在乎。
對於這個邏輯，今天這些上了年紀的女人全都懂得，因此笑得居高臨下，顛倒了輩分。
我們早己習慣，不管站在何處，坐在哪裡，首先察看周圍形勢，注意身邊動靜，看是否有不良的信息，是否有特殊的眼神。我們時刻準備著老友拍肩，朗聲寒暄；我們時刻準備著躲避注視，勸阻噪音；我們甚至，準備著觀看窗下無賴打鬥，廊上明星作態，聊以解悶。因此，即使我們這批早已
對拍攝現場失去興奮的人也無法想像別人對拍攝現場的徹底漠然、視而不見、形若無人。
也許，人們對周際環境的敏感，是另一些更大敏感的縮影。而這些更大的敏感，則來自個體無法自立的傳統，來自對環境安全係數的低估。
其實，他們的氣場之牆是半透明的。他們並不是對周圍的一切無知無覺，只不過已經把這種知覺泛化，泛化為對熱鬧人世的領會，對城市神韻的把握。這種泛化的知覺構不成對他們的具體干擾，卻對他們極其重要，無跡無形又有跡有形，幾乎成了他們城市文化活動的前提和背景。
這裡就出現了一種生態悖論：身居鬧市而自辟寧靜，固守自我而品嘗塵囂，無異眾生而回歸一己，保持高貴而融入人潮。
一切高度，都是以叛離土地的方式出現的；一切叛離，都是以遭到圍攻的事實來證明的；一切圍攻，都是以對被圍攻對象的無知為共同特徵的；一切無知，都是以昂貴的時間代價來獲得救贖的。
我昨天在牛津的一家書店裡看到《愛麗斯漫遊奇境記》時會心而笑。這個童話小時候就熟悉，後來才知道它的作者居然是牛津大學的數學教師查爾斯·道奇森。這位數學教師也正是在一次旅行中，給一位小女孩講了這個自己隨口編出來的童話，講完，無論是小女孩還是他自己都覺得有意思，他便用劉易斯·卡羅爾的筆名寫了出來。他當然沒有預料到,這將成為一部世界名著。維多利亞女王也讀了這本童話，愛不釋手，下令這位作者下次不管出什麼書都必須立即呈送給她。於是，她不久就收到了一本作者的新著:《行列式———計算數值的簡易方法》。女王當然很吃驚，但我想她很快就能領悟：越是嚴肅的人群越是蘊藏著頑皮和天真，否則無法解釋她自己為什麼政事繁忙、威權隆重還會著迷於年齡早不相稱的童話。
記得《尤利西斯》一九一八年在美國報紙連載後就於一九二〇年被控上法庭，法庭判喬伊斯敗訴，書籍停止發行，罰款五十美元，理由是此書有傷風化，會誘惑很多過於敏感的人。一九三三年第二次上法庭時社會觀念已經大變，美國法官這次宣判喬伊斯無罪，為《尤利西斯》恢復名譽，理由是法律不照顧那些時時等待著被誘惑的過於敏感者，法律只考慮正常人。——這句判詞真讓人高興。歷史上許多罪名，是不正常人對於正常人的宣判，而不正常人總會以超強度的道義亢奮，來掩飾自己的毛病。因此，僅僅引進一個「正常人」的概念，便全局點醒。
挪威人對自己祖先的這段歷史既不感到羞愧又不感到光榮，而是誠實記述、平正展現。
一個被遺忘的島國，有時甚至被一些簡易地圖所省略。連新聞媒體也很少提到，除非發生了重大自然災害，或碰巧來了別國元首。它的歷史開始於九世紀，由於海盜。它自從接受了來自挪威的移民之後，長期與歐洲隔離，以至今天的冰島人能毫無困難地閱讀古挪威文字，而挪威人自己卻已經完全無法做到。它不可能受到外國攻擊，因此也沒有軍隊，形不成集杈。它一直處於世界發展之外，有人說，如果冰島
從來沒有存在過，人類歷史也不會受到絲毫影響。
它在大雪深處告訴我們人類最饑渴、也最容易失去的是同類之間的互遇互溫，哪怕語言不通，來路不明。
最不符合邏輯的地方，一定埋藏著最深刻的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