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藝術評論編輯部
回顧2021年的海外藝術熱點，人們逐漸適應後疫情時代的生活，歡迎更多面對面的交流。其中，藝術博覽會重回「現場」，三大拍賣行的成績也明顯回暖。在新建的挪威蒙克博物館、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等地，一批藝術名家的展覽也讓人看到藝術無法通過線上觀看所傳遞的力量。
另一方面，從今年3月數字藝術家Beeple的NFT藝術品拍出高價開始，NFT藝術正在成為原本藝術市場中的一個「瘋狂攪局者」，此外，特納獎頒給激進的藝術團體、大地藝術家克里斯托遺願「包裹凱旋門」等事件引發了人們對於公共藝術以及藝術創作和社會議題的邊界的討論。
《澎湃新聞·藝術評論》編輯部從一年的藝術事件中選擇了這十大海外藝術熱點。它們或許代表了後疫情時代的兩個方向：人們既渴望面對面的參與，又沉浸於網絡世界的狂歡。
NFT藝術熱潮
今年3月，紐約佳士得網絡拍賣藝術家Beeple的一幅NFT數字藝術品《每一天：前5000天》經過14天的網上競價，最終以6025萬美元落槌，加佣金約6930萬美元成交（約4.5億人民幣）。
比普的作品《每一天：前5000天》
該作品是Beeple從2007年5月1日起每天在網上發布的繪畫照片，在湊滿5000張後用NFT加密技術組合到一起生成的。其成交價也創造了NFT藝術的新紀錄。這也使藝術家Beeple僅次於大衛·霍克尼和傑夫·昆斯，進入最貴的三位在世藝術家之列。同時，Beeple的作品也高於了許多古典大師的作品，包括拉斐爾和提香。
NFT全稱是Non-Fungible Token，中文名叫非同質化代幣，又稱不可互換型代幣，是唯一且不可相互替代的數字資產，其所有權在鏈上（比如以太坊）流轉。目前，NFT使用區塊鏈的分布式資料庫技術，來創建任何類型數字商品的所有權證書，且該證書獨一無二。
Beeple 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在過去的20多年中，藝術家一直在使用軟體進行創作，並將其作品發布到網際網路上，但在此期間卻並沒有一種真正擁有和收集藝術品的方法。隨著NFT的改變，我相信我們正在目睹藝術史下一章的開始：數字藝術。」
負責佳士得首次NFT拍賣的專家諾亞·戴維斯（Noah Davis）對《紐約時報》表示，NFT破壞傳統藝術品拍賣模式的潛力是巨大的。「除了出售Beeple的作品外，NFT意味著拍賣行無需為存儲，處理，編目，攝影和保證藝術品而支付任何費用，這是一個真正吸引人的機會。」
Beeple作品拍出天價，加上越來越多的創作者加入，意味著原本主要局限於加密圈和技術圈的狂潮可能會湧進主流。新冠病毒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實體畫廊和線上拍賣暫停，也極大地促進了NFT藝術市場的發展。據數據統計，從2020到2021，NFT藝術品的在線拍賣量穩步上升。在2021之前的三個月結束，NFT市場總交易量超過15億美元，環比增長超過2627%。
2021年，NFT熱潮自有其合理性。它不僅允許普通人以低門檻、低成本的方式接觸「收藏」領域，也可以為文化領域的生產者帶來更多的生產利潤機會。正如《紐約客》援引一位藝術家的話說：「如果通過NFT交易，我的朋友能夠支付租金，養活自己和家人，並獲得一些基本的醫療保障，那麼我完全支持NFT。」
另一方面，作為藝術品，相當多的評論員認為NFT交易中的投機行為不符合藝術創作的邏輯。他們並沒有將投機的根本原因歸咎於NFT，而是指出藝術投機在現實中有著悠久的歷史。例如，《紐約時報》評論員傑森·法拉戈（Jason farrago）說：「幾十年來，藝術品價格一直是投機性的。而NFT市場上出現的，令人難以置信的高價只不過是現實在數字世界的延續。」年已八旬的台灣知名藝術評論家何懷碩也曾撰文追溯西方藝術從現代、後現代到當代的變化，並認為這是美式藝術「鼓勵丟棄、蔑視傳統，以否定為創造」的延續，他由此認為，人們應該從頭思考：「藝術到當下到底何為？我們認為的藝術應該是什麼？藝術的本質究竟是什麼？與人心究竟是什麼樣的關係？」
「我們會提供更多NFT藝術品嗎？肯定是。」戴維斯說道。「這是否意味著它們將在拍賣會上取代繪畫和雕塑？當然不。」
經典藝術持續受到歡迎
雖然NFT市場火熱，但是在疫情隔離期放緩的時候，人們更加珍惜走進美術館和博物館面對面觀看藝術作品的機會。今年，一批海外經典藝術大展就提供了這樣的機會。
《掠奪歐羅巴》1559—62 ©Isabella Stewart Gardner Museum
在美國波士頓伊莎貝拉嘉納藝術博物館，「提香：女性，神話和力量」特展聚焦這位義大利文藝復興後期代表畫家，呈現包括《掠奪歐羅巴》在內的6幅「詩歌繪畫」系列作品。這一作於1551年至1562年間的系列基於奧維德《變形記》中的敘事，由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委任提香創作，意在表現他身為「世界征服者」的形象。但是，從當下的視角來看，作品中的暴力、尤其是針對女性的暴力引發了倫理道德的質疑。
保羅·塞尚，《植物》，1990-04；紙上水彩和鉛筆
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展出了「塞尚繪畫」，包括《自畫像與蘋果》的280幅素描向觀眾重新打開塵封已久的塞尚視野。比如，何以塞尚筆下的一個蘋果也能成為像《岩間聖母》（Madonna of the Rocks）那樣扣人心弦的題材？保羅·塞尚被稱為西方「現代藝術之父」，人們常常強調他對於藝術觀念的變化所帶來的影響。他筆下的素描線條笨拙，輪廓顫抖，筆下的形象並不精確，但正是這種技巧的缺失展現了一種感知與描繪事物的新方式，讓人看到了現代性。不同於追求精確的歐洲繪畫傳統，塞尚用藝術來呈現用眼睛和大腦各自觀察這個世界的過程。另一方面，他的繪畫革命並非具有破壞性，而是與傳統的連接，那些鉛筆或水彩所畫下的體塊往往具有古典雕塑的重量。
今年，歷經十餘年修建、地處挪威奧斯陸的蒙克博物館正式開放。博物館容納了這位挪威藝術大師近28000件作品。這座13層樓的新建築矗立在奧斯陸濱海區域，與蒙克的作品《吶喊》一樣引人注目。其目標既是一個收藏欣賞藝術的大型博物館，也是一個社交地標。其中，博物館常設展包括「Infinite」（無限）和「Monumental」（不朽），前者是對蒙克主要主題的研究，後者為觀看《研究人員》與《太陽》（1910-1911）的巨大作品提供了空間。
蒙克作品《太陽》展出現場
在英國國家美術館，展覽「丟勒之旅：一位文藝復興藝術家的旅行」試圖通過油畫、素描、版畫和信件，再現其歐洲之旅，探索他同尼德蘭和義大利文藝復興藝術理念的交流。然而，在《衛報》評論員Jonathan Jones看來，展覽缺少生動清晰的敘事，沒能觸及丟勒的藝術核心，只是以一種迂腐的形式陳列了藝術家的作品，如同一座「布滿灰塵的圖書館」。
相比之下，英國巴斯（Bath）霍爾本博物館（Holburne Museum）舉行的「羅塞蒂的肖像」展通過藝術與生活、人物與模特、主題繪畫與肖像畫的糾纏，突出了羅塞蒂作品背後的多重意義，也讓公眾看到了他繪畫藝術範疇之外的影響力。
康斯太勃爾《巨石陣》
此外，英國國家美術館展出「普桑和舞蹈」，講述了他在羅馬度過的首個十年，當時的羅馬還是一座縱情聲色的城市。普桑的固有印象被顛覆，歡樂和調皮、美酒和女人充滿了畫面，展覽把他塑造成卡拉瓦喬的法國表親，也是雷諾瓦筆下舞會的先驅。英國皇家藝術研究院的「康斯太勃爾晚年作品展」則涵蓋油畫、水彩、素描、版畫等，以此呈現他晚年的繪畫風格。
德國歸還貝寧青銅器
2021年，伴隨柏林洪堡論壇的開放，圍繞文化遺產歸還原主國的討論有了新的進展。今年3月，洪堡論壇館長哈特穆特·多格洛（Hartmut Dorgerloh）向德國媒體透露，他希望將柏林的貝寧青銅器永久歸還奈及利亞，這些青銅器大多可追溯至1897年英國軍隊對西非王國的襲擊。
很快，德國政府及該國重要民族博物館館長宣布了一項計劃，於2022年向奈及利亞歸還數百件文物，並且對貝寧市新建的西非藝術博物館（Edo Museum of West African Art）的建設作出貢獻。此舉也成為了其他西方美術館對於占有貝寧文物的態度的轉折。11月，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歸還了兩塊銅匾；蘇格蘭阿伯丁大學（The University of Aberdeen）與劍橋大學耶穌學院（Jesus College at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也分別向奈及利亞方面歸還了一件雕塑。
貝寧青銅
同樣在11月，貝寧與法國達成協議，法方向貝寧歸還一些在殖民時期掠搶的文物。根據協議，法國正式向貝寧歸還26件文物。在與法方簽署完協議後，塔隆表示，「這26件文物只是法方向貝寧等西非國家歸還文物的進程中邁出的一小步。」法國總統馬克龍則表示，「所有年輕人需要了解自己國家的歷史，以更好地建設未來。歸還不僅僅是歸還，這還是一個完整的合作項目。」
貝寧青銅器 大英博物館藏
另一邊，大英博物館擁有900件貝寧文物，作為世界上擁有最多貝寧青銅器收藏的機構，他們完全承認英國人在貝寧的「破壞與掠奪」，但博物館發言人稱，「大英博物館藏品的優勢在於其廣度和深度，使數百萬的遊客可以了解世界文化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聯繫，無論是通過貿易，移民，征服還是和平交流。」
貝寧青銅器原本是貝寧王國（現奈及利亞南部）王宮內的裝飾，是非洲雕塑藝術中最具有震撼力的藝術品，也是世界藝術中的典範之一。這類雕塑大都採用失蠟法鑄造，裝飾在宮殿的立柱和橫樑上，圖案有的是讚美國王至高無上的權力，有的是記錄貝寧宮廷生活和典禮儀式，向全世界展示了一支活躍在古代奈及利亞，也是古代非洲高度發達的文明。
1897年，英國將軍哈利·羅森率領1200名士兵入侵西非的貝寧王國，燒毀了貝寧城並從國王的宮殿裡掠奪了大約4000件精美的雕塑。現在，它們分藏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館和私人收藏中。僅在德國，就有大約25家博物館保存著被搶劫的貝寧青銅器。作為與希臘埃爾金大理石雕一樣備受關注的流失文物案例，自1960年代以來，奈及利亞就一再呼籲返還。
德國外交大臣海克斯·馬斯（Heiko Maas）在3月24日發表的一份聲明中說：「歸還文化遺產的問題是對殖民歷史採取誠實態度的一部分。這是正義的問題， 對於貝寧青銅器，我們正在與奈及利亞及德國的參與者合作，以建立共享的結構，首先是與計劃中的貝寧市西非藝術博物館合作。」
塞內加爾哲學家、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非洲研究所所長蘇萊曼·巴希爾·迪亞涅（Souleymane Bachir Diagne）讚揚德國政府的倡議，「德國確實發揮了領導作用。貝寧青銅器特別重要，它們可能是最著名的藝術品之一， 作為戰利品，它們的回歸具有特別的意義。」
這些藝術品也成為對歐洲是否願意恢復殖民時期從非洲掠奪的文化遺產的考驗。關於殖民掠奪的辯論已持續了數十年。喀麥隆哲學家，南非約翰尼斯堡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教授阿奇里·姆貝姆貝（Achille Mbembe）說：「西方博物館展示被掠奪的非洲工藝品根本沒有道德依據。」奈及利亞藝術家埃梅卡·奧博（Emeka Ogboh）則表示，「這一辯論已持續了太長時間，現在是採取行動的時候了。貝寧只是一個起點， 這不僅關乎貝寧，還關乎奈及利亞，甚至關乎非洲以及世界。」
兩度延期的威尼斯雙年展
今年，因疫情而兩度延期的第17屆威尼斯建築雙年展終於舉行。本屆威尼斯雙年展由麻省理工學院建築與規劃學院院長哈希姆·薩基斯（Hashim Sarkis）策展，在「我們將如何共同生活？」的主題之下，共有46個國家的112位參展者，其中來自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的參展者數量有所提升。這些參展作品主要強調了國際性與地域性的挑戰、當下多學科間的交叉融合以及多種創新的解決方案。」「
我們需要一種新的空間契約」。薩基斯說道，這一呼籲在後疫情時代顯得頗為應景。策展人邀請建築師想像人類共同生活的新空間。「我們沒有答案的來源，」薩基斯坦言，「雙年展曾是一個歐洲向世界展示什麼好、什麼壞的地方；如今情況正好相反。是世界來到威尼斯，展示各個地方正在做什麼，以及我們如何互相學習。」
第17屆威尼斯建築雙年展展覽現場
本次威尼斯建築雙年展探討了幾個反覆出現的特質和話題。在薩基斯的呼籲之下，各國的參與者對全球性問題作出了回應，如居民遷徙及其對建築環境的影響、可持續性發展和氣候變化，以及邊界。這些主題的展覽方式在今年也出現了變化。考慮到並非所有人都能親臨現場，一些國家館採用了數字界面作為傳遞雙年展建築體驗的手段，讓世界各地的參觀者有機會進行虛擬參觀。
由策展人Wael Al Awar和Kenichi Teramoto設計的阿聯 "濕地 "獲得了最佳國家館的金獅獎。這個作品展示了的二氧化碳的主要排放源之一—水泥的一種創新型替代品。此外，中國館以「院兒，從最大到最小」為主題，由清華大學建築學院院長張利策展，討論「院兒」作為充滿活力的共同生活原型，所承載的傳統智慧將如何施惠於我們當下的建築與空間思考，進而使人們更好的共同生活在一起。
「共同感受」——聽院兒，威尼斯建築雙年展中國館效果圖（圖片來源：簡盟工作室）
事實上，並非每個人都認可雙年展應該在疫情中舉行。甚至有些人質疑，在這樣的時刻，來自世界各地的參展者與觀眾的飛行是否是行得通。然而，在這樣的時刻去協調一個如此規模的活動，顯然是對薩基斯所定下的主題的考驗和證明。
「第17屆國際建築展剛剛閉幕。但現在評估它的影響還為時過早，無論是對建築的論述還是未來的想法和實踐的尋跡。讓我們至少等到下一屆雙年展吧！文字和圖像有它們自己的旅行方式，它們往往在我們賦予它們意義或價值之前就已經到達。它們引誘我們，創造欲望，然後找到一種方式來抓住意義，鎖定當時的某種精神，然後成為這種精神的表達。」薩基斯總結道。
北愛爾蘭藝術團體獲得特納獎
當地時間12月1日，2021年特納獎頒獎典禮在英國考文垂舉行，來自北愛爾蘭貝爾法斯特的「陣列團體」（Array Collective）成為今年的特納獎得主。陣列團體將美術館傳統的白盒子空間變成了北愛爾蘭式的酒吧，與此同時，其他四個入圍藝術小組也均以社會參與和行動為特色，他們的呈現也區別於傳統的展陳。這使圍繞特納獎的討論不斷「發酵」：或許，這些作品壓根不該在美術館裡展出，而應該出現在藝術家們真正歸屬的社群里？
陣列團體（Array Collective）的現場展示© David Levene, courtesy The Turner Prize
特納獎以發展和推動先鋒藝術為主旨，每年頒發給英國藝術家，歷史上曾誕生過達米安·赫斯特、翠西·艾敏等一批飽受爭議的獎項得主。如今，這批昔日的先鋒藝術家早已躋身主流，而特納獎也呈現出與以往不同的趨勢：獎項似乎側重於集體獲獎以及對社會活動的關注。
《母子分離》，達米安·赫斯特 1995年特納獎展覽展品
將獎項授予參與社會活動的激進藝術家的決定引發了分歧。批評者指出，獎項將當代自由政治的霸權置於好奇心或話語之上。他們指出，這種社會行動家式的藝術是單維度的，它毫無疑問地肯定了不言自明的真理——即現狀是壞的，應該變得更好，我們都必須為此付出更多努力。這些顯而易見的道理無法構成一場包容而激動人心的展覽。也有一些人認為，特納獎的轉變反映了它自己的真相；即許多近期的藝術作品與當下現狀沒有太大關係，大部分內容仍然是對於一個世紀前的藝術家們在內容、理念、形式和風格上的復現，而且還比他們要遜色。藝術變得商品化，具有強烈的市場意識，與財富和精英主義達成一致，以至於幾乎失去了除了基本裝飾之外的所有目的。
對於支持者而言，特納獎對於創造一種新的藝術願景加以稱讚，這種去中心的、平等的形式是有意義的。脫離了自省、自我與自戀的藝術能夠幫助我們思考甚至克服我們所面臨的挑戰。
和赫斯特等青年英國藝術家（YBA）橫掃特納獎的時代相比，如今的特納獎已經很難在英國民眾之間引發轟動，但是在英國藝術圈內部，它或許有更緊迫的意義。
博物館界女性境遇的變化：從羅浮宮到芝加哥藝術博物館
今年，巴黎奧賽博物館和橘園美術館主席勞倫斯·德·卡爾（Laurence des Cars）被法國總統馬克龍任命為羅浮宮新任館長。德·卡爾於9月1日接替讓-呂克·馬蒂內茲（Jean-Luc Martinez），成為羅浮宮成立228年來的首位女性館長。
勞倫斯·德·卡爾
1994年，德·卡爾開始在奧賽博物館擔任策展人，2017年，她成為奧賽博物館館長，並在2019年舉辦了一場廣受讚譽的關於十九世紀西方繪畫中黑人女性題材的展覽。德·卡爾以支持歸還二戰期間被納粹掠奪的文物、舉辦呼應當代議題的展覽、創建吸引年輕觀眾的項目而出名。
在德·卡爾看來，羅浮宮需要重新思考何為「普世的博物館」，「這是我們貼在羅浮宮上的標籤，但是這是錯誤的，因為羅浮宮並非如此。」德·卡爾說道，「羅浮宮可以非常當代，在向當今世界開放的同時向我們訴說過去……我們需要時間和視野，我們正在擺脫一場危機，我們生活在興奮而複雜的年代。」德·卡爾認為，羅浮宮有很多可以告訴年輕人的東西，而這一群體將成為她上任後所思考的事務的核心。為此，她試圖延長羅浮宮的開放時間，讓年輕的工作族們能夠在下班後前來參觀。
德·卡爾的上任是法國博物館界迄今為止對女性最重大的一項任命。根據法國文化部數據，大約67%的法國國家級博物館由女性領導，而在2019年時這一數據只有27%。今年3月，巴黎羅丹博物館館長凱薩琳·舍維約（Catherine Chevillot）被任命為世界上最大的建築博物館——巴黎建築博物館主席。2014年開始，塔季揚娜·法蘭克（Tatyana Franck）擔任愛麗舍攝影博物館館長；蘇菲·馬卡列烏（Sophie Makariou）則擔任法國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主席。
「在博物館界，女性的境遇真的在發生變化，」德·卡爾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說道。無論德·卡爾是否會將其革命性的能量帶到羅浮宮，對於這座無論在展廳內還是「幕後」都鮮少發生變化的博物館來說，這一任命都標誌著很大的一步。
（從左至右）丹尼斯·加德納、西娜·霍奇斯與蘇珊娜·麥克法登
德·卡爾的話在其他國際美術館與博物館中也得到了印證。今年4月，丹尼斯·加德納（Denise Gardner）被推選成為芝加哥藝術博物館的董事會主席，成為領導該機構的首位女性以及首位非裔美國人。9月，西娜·霍奇斯（Seena Hodges）成為明尼阿波利斯沃克藝術中心（Walker Art Center in Minneapolis）主席；蘇珊娜·麥克法登（Suzanne McFayden）當選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布蘭頓藝術博物館（Blanton Museum of Art at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主席；康斯坦斯·賴斯（Constance Rice）被任命為西雅圖藝術博物館（Seattle Art Museum）主席。對於這四位非裔女性的任命有望得到更多大型博物館機構的呼應。
超現實主義的「復興」
新冠疫情、元宇宙……「超現實」已然成為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註腳，而誕生於一個世紀前的超現實主義，在今天也自然地得到了共鳴——你可以從超現實主義在藝術界的「復興」中看到這一點。
1924年，安德烈·布列東（André Breton）在《超現實主義宣言》（Manifesto of Surrealism）中對這一術語進行了界定，他稱之為調和「夢境和現實這兩種看起來無比矛盾的狀態」的方式。再往前追溯，1916年誕生於蘇黎世的達達主義運動已經包含了超現實主義的起源，達達主義青睞荒謬，而非邏輯，指出線性思考並未給社會帶來什麼益處。
《紐約時報》寫道，如果將一百年前的世界同今天進行比較，大概會發現不少共同點，因此，今年出現在紐約各大博物館美術館中的展覽所呈現出的夢幻感也就不是巧合。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一場瑞士達達主義藝術家蘇菲·陶柏-阿爾普（Sophie Taeuber-Arp）的回顧展便是如此。展覽呈現其素描、油畫、雕塑、牽線木偶、奇裝異服、彩色玻璃窗、家具等跨學科作品。藝術史學家未必認同將陶柏-阿爾普歸入超現實主義藝術家，但正如超現實主義關注神聖性，以及日常事物表面之下的奇異性，陶柏-阿爾普將內省視為抵達某個陌生之地的途徑：「只有當我們審視自己，力圖對自我完全真實，才能成功地創造有價值和生命力的東西，」她在1922年時寫道。
《海洋》（1929），古賀春江 ©The National Museum of Modern Art, Tokyo. Photo: MOMAT/DNPartcom
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超現實主義跨越邊界」（Surrealism Beyond Borders）旨在拓展觀眾對這一運動的理解，展覽並未聚焦於歐洲中心視角，而是放眼超現實主義在埃及、日本、墨西哥、菲律賓等地的藝術實踐。事實上，自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在巴黎誕生以來，超現實主義將非理性與夢境的地位置於日常現實之上的主張也跨越了地理與文化的邊界，在全球各處產生影響與聯動。「展覽關乎將我們從日常習慣的迷霧中喚醒，」展覽策展人Stephanie D』Alessandro說道，作為觀念，「它一直是一種選擇。」
《夢想之乳》中的繪畫
今年夏天，威尼斯雙年展公布了其2023年的主題「夢想之乳」（The Milk of Dreams），出自超現實主義藝術家利奧諾拉·卡林頓（Leonora Carrington）上世紀50年代創作的同名繪本。在此繪本之中，任何邊界都可以被輕鬆地跨越和打破，如策展人塞西莉亞·阿萊馬尼（Cecilia Alemani）所言，「在一個魔法般的世界裡，生活通過想像的稜鏡，被不斷地重新塑造，每個人都可以變化、變形，成為另一個人或物。」
關注氣候與生態議題
疫情、森林大火、極端天氣等讓人們更加關注氣候與生態議題，而當代藝術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去表達這一現實。
今年，在英國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韓裔藝術家安尼卡·易（Anicka Yi）揭曉了她創作的渦輪大廳委任項目：一組名為「需氧微生物」（aerobes）的漂浮球占據了美術館的這一空曠空間，以海洋生物形式以及菌類為靈感，這些裝有氦氣的形體能夠在空間中移動。安尼卡·易表示，它們在美術館內共同創造出一種「生態系統」，與環境和觀眾互動，並顯示出個體和群體的「行為」。
安尼卡·易 「廉價的生命」展覽現場
在倫敦薩默賽特宮（Somerset House, London），群展「我們是歷史：種族、殖民和氣候變化」（We Are History: Race, Colonialism and Climate Change）追蹤了今天的氣候危機與殖民主義歷史之間的聯繫，以獨特的角度審視了人類活動對地球的影響：兩位考古學家的研究就揭露了殖民活動如何迫使加勒比地區的群體拋棄傳統而具有恢復力的建造住宅的方式，更為現代的新居所難以維護，且經常遭受颶風等自然災害的威脅。11位參展藝術家與南美、南非、加勒比等地有各自的聯繫，他們並未闡述氣候問題的觀點，而是將當地社群的視角直接呈現在觀眾面前。
「北極光：森林中的生命」展出作品
在美國阿拉斯加州，氣候變化已經迫使一整個村莊遷移，當地的安克雷奇歷史藝術博物館（Anchorage Museum）館長Julie Decker將氣候問題及其對於本地人口的影響視為機構的核心議題之一。今年秋季，博物館舉行了兩場與氣候相關的展覽。「北極光：森林中的生命」（Borealis: Life in the Woods）是對於攝影師傑羅恩·托克恩斯（Jeroen Toirken）與記者耶勒·勃蘭特·考斯提斯（Jelle Brandt Corstius）的北方森林之旅的記錄，通過講述伐木工和克里族獵人的故事，追蹤了生態系統的變化以及對於人們生活的影響。
另一場展覽呈現了約翰·格雷德（John Grade）的木製雕塑《火花》（Spark），經過雕刻的裂縫能夠讓火焰穿過，而不會使雕塑著火。明年，格雷德還計劃在一處北方森林大火舊址展出雕塑。
《垂直遷移》渲染圖，Superflex
今年9月，在聯合國大會期間，丹麥藝術小組Superflex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大樓外立面上播放視頻投影《垂直遷移》（Vertical Migration，2021），通過循環播放，呼籲人們關注氣候問題。影像以彎曲的外形展現了一隻巨型管水母，這是一種海洋無脊椎動物群落，它們分工協作，共同確保群體的生存，由此喚起了在氣候危機當中，對於全球合作的需求。根據Superflex的解釋，管水母還在清除海底積累的碳排放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與此同時，由Superflex創作的系列珊瑚雕塑作品《跨物種集合》（Interspecies Assembly，2020）也將在中央公園的殼型戶外劇場（Naumburg Bandshell）呈現。組品旨在從概念上「培養物種之間的友好關係」，該藝術小組說道，「它呼籲人類停下來，試著從其他生命形式的角度來看待世界。」
《洛杉磯當代藝術評論》（CARLA）雜誌總編Preston Zappas也見證了當地藝術界對於氣候的關注。「在洛杉磯，『畫廊氣候聯盟』（Gallery Climate Coalition）試圖探討藝術圈以及畫廊如何對氣候變化做出反應。隨著藝術的記敘發展，我希望明年我們也不會忘記這樣的社群以及環境項目對於我們生態系統與健康的重要性。」
薩克勒大都會的「失與得」
據英國《金融時報》12月10日報導，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與薩克勒家族成員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表示已經「一致同意」將該家族姓氏從七個展廳中移除，包括展示著古埃及丹鐸神廟的展廳。此前，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被指控未與薩克勒家族保持距離，而後者創立的製藥公司助長了阿片類藥物在美國被濫用的危機。
薩克勒家族成員坦言：「我們家族強烈支持大都會博物館的決定，並且相信這符合博物館的最佳利益以及其被賦予的使命。」大都會博物館館長兼執行長丹尼爾·韋斯（Daniel Weiss）稱其為「一個善意的舉動」，這將會有利於博物館為後人服務。
薩克勒家族是美國著名的富豪家族，不僅創立了普渡製藥公司（Purdue Pharma），還以其收藏品之多、對文化事業的慷慨捐贈而聞名。然而，該家族創立的製藥公司製造並銷售了一種具有高度成癮性的止痛藥——奧施康定（OxyContin），該藥物嚴重助長了美國阿片類藥物泛濫。
早在2019年，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英國國家肖像館（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與英國泰特美術館（the Tate）就表示，將不再接受薩克勒家族的捐贈。這些文化機構同時也致力於解除過往捐贈合同中規定的冠名權。2019年7月，羅浮宮（the Louvre）的東方文物館已經移除了薩克勒家族的名字。
2020年，普渡製藥公司與美國司法部達成了一項高達83億美元（約合人民幣528億元）的刑事與民事和解協議，該協議涉及對普渡製藥公司在助長美國阿片類藥物泛濫的指控。在其中的一項民事和解協議內，薩克勒家族成員同意支付2.25億美元以取消對他們的指控。
唐騮千徐心眉夫婦
另一邊，就在薩克勒家族被正式除名前不久，美籍華裔金融家、慈善家唐騮千及其妻子徐心眉向大都會捐贈了1.25億美元的巨額資金，以支助該館現當代藝術區的建設，而該藝術區也將以他們的名字命名，為期將持續至少50年。
唐騮千捐贈的《溪岸圖》。
唐騮千為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榮休董事，也是其亞洲藝術部的顧問委員會主席。他於1997年從定居美國的大收藏家王季遷處重金購入中國山水畫傳世名跡《溪岸圖》，後在大都會展出並寄藏於此，2017年正式捐贈大都會博物館。
疫情中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受疫情影響，大都會去年預計將出現1.5億美元的資金缺口。為此，博物館籌集了資金，削減了開支，並重新分配了成本。大都會博物館還利用了一個為期兩年的窗口期，在此期間放寬了專業指導方針，允許博物館出售藝術品，以幫助支付運營費用。如今，唐騮千夫婦的1.25億美元捐款無疑將為其解決「燃眉之急」。不過，此舉在中國受到了一定的質疑，一些網友對華裔夫婦向國外美術館捐贈中國名畫提出了不滿。但唐騮千自己表示，他非常清楚大都會博物館以一對亞裔夫婦的名字命名側廳，將帶來何種影響力。
藝術市場回暖
疫情以來，經歷了大約兩年的停滯後，國際藝術市場和重要拍賣行恢復了面對面的活動。今年秋季，巴塞爾博覽會回歸瑞士，紐約軍械庫藝博會也重新舉行。三大拍賣行——佳士得、蘇富比和富藝斯——獲得了更大成功，重新吸引觀眾回到其自紐約、歐洲以及香港的銷售場。
今年，拍賣行業再次迎來了轟動的個人藏品拍賣。11月，琳達和哈里·麥克羅威（Linda and Harry Macklowe）的蘇富比拍賣會上，35件拍品成交率100%，總成交逾6.76億美元（約合43.1億人民幣），成為蘇富比最高價單一藏家拍賣，以及蘇富比歷來最高價拍賣會。這場拍賣由麥克洛夫婦的離婚而起。其中，馬克·羅斯科《第7號》以8250萬美元（約5.7億元人民幣）成交，創下藝術家拍賣第二高價，賈柯梅蒂《鼻子》成交價為7839萬美元（約5億人民幣）。
馬克・羅斯科《第7號》 款識：藝術家簽名並紀年1951（背面） 油彩畫布 240.7 x 138.7 cm 估價：70,000,000 - 90,000,000 USD 成交價：89,311,500 USD（約5.7億元人民幣） 新紀錄
拍賣界有一種說法：Death 死亡、Divorce 離婚、Debt 債務，合稱「3D」，是藝術品登上拍賣場的主因。今年有「離婚」而起的專場，也有「死亡」引發的拍賣。去年，美國著名藏家 Edwin L. Cox 離世，終年99歲。11月，其收藏的梵谷油畫《橄欖樹和柏樹間的小木屋》在紐約佳士得上以7135萬美金成交。
佳士得包攬了今年拍賣市場中的兩大最高成交價拍品：畢卡索的《坐在窗邊的女子（瑪麗·特雷斯）》以1億340萬美元的高價拍出；而巴斯奎特的《既然如此》則以美元9310萬的高價矚目成交。前者是2021年的全球拍賣中唯一一幅成交價逾1億美元的巨作。
畢卡索的《坐在窗邊的女子（瑪麗·特雷斯）》
對於這樣的「回溫」，佳士得方面表示，在疫情和資本市場波動等的危機中，人們對有形資產的興趣也變得更為濃厚。考慮到藝術品購藏能夠結合個人興趣和投資這兩大特性，自然也會受到藏家的更大關注。
《融合》（Merge），Pak
古典大師、印象派、戰後藝術板塊在今年的拍賣中都有回溫。另一方面，正如本文開頭時所介紹的那樣，今年見證了NFT藝術市場的崛起。佩斯畫廊與蘇富比先後建立了各自的NFT交易平台，佳士得則於12月宣布了與全球最大NFT交易平台的合作。同樣在12月，NFT 平台 Nifty Gateway 舉辦了一場拍賣，使數字藝術家Pak在「技術上」成為最貴的在世藝術家。本次活動以名為《融合》（Merge）的作品為主題，共有 28,983 位收藏家花費 91,806,519 美金購買了 312,686 個所謂的「Mass」。「Mass」收藏家也可以在二級市場上購買或交易現有的代幣，為他們的 NFT 創造更高的價值。有評論指出，這位身份不明的Pak是NFT世界的班克斯，就像班克斯選擇了接近大眾的街頭塗鴉藝術形式，並聲稱「藝術是屬於大眾的共同財產，而非限於特定人士能擁有」，Pak使藝術交易不再是一場限於精英階層的遊戲。然而，這究竟是一場全民都能參與的新遊戲，還是一個會快速傳播的新「病毒」，只有等待時間見分曉。
責任編輯：陳若茜
校對：張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