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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代以前的東南亞移民

中國人移民東南亞相信已有一段頗長久的歷史，但是唐代及以前的史料所記錄下來的都是貿易者、使節或僧侶等，他們完成任務後大都回到中國。中國人定居東南亞，似是從宋代開始有較明確的記錄。由於海船出洋貿易者多，因此「住蕃」或「住冬」的現象出現，但人數顯然不多。

南宋末年因政局不穩定而移民的人確實不少，據說當時有宋人「以海船三十艘，裝載財物及妻子」投奔安南。到了元代，對海貿政策基本上採取開放態度，人民出海貿易及移居的亦多有。我們可從周達觀《真臘風土記》一書的記錄中體會出來。他說：「唐人之為水手者，利其國中不著衣裳，且米糧易求，婦女易得，屋室易辦，器用易足，買賣易為，往往皆逃逸於彼。」又說：「國人交易，皆婦人能之，所以唐人到彼，必先納一婦人者，兼亦利其能買賣故也。」由此可見，唐人移居東南亞的日漸增多，到了明代便有較具體的記錄。

在史料中最早記錄華人聚落形態的是《瀛涯勝覽》一書，作者馬歡在描述爪哇地區的華人聚落說：

杜板此處約千餘家，以二頭目為主，其間多有中國廣東及漳州人流居此地。又如新村又名革兒昔，村主廣東人也。約千餘家，各處番人多到此處買賣。又如蘇兒把牙，亦有村主，管番人千餘家，其間亦有中國人。

值得留意的是，定居在爪哇的華人，多有從回回教，受戒持齋者。當時，爪哇人大都信仰印度教，這些華人並不是新移民，他們可能是元代的海商。因明初海禁而滯留國外，又或者是宋元以來在南海定居做代理商的華人。其實，在舊港(三佛齊)亦如爪哇地區，成為華人的重要聚落，國人多是廣東、漳、泉州人，逃居此地。」

他們的領袖是廣東籍的陳祖義，據《瀛涯勝覽》所載，他是在洪武年間(或作洪武二年)「全家逃亡於此，充為頭目，甚是豪橫。」

2、鄭和下西洋對移民的影響

這裡所說的逃亡，顯然與明朝洪武年間施行海禁政策有關，也就是說有一批為數不少從事海貿活動的華人，因政府的新政策而滯留不歸，成為新移民。值得留意的是在舊港及爪哇的華人大都是信仰伊斯蘭教的阿裔華人，如鄭和生擒陳祖義後便扶立施進卿為舊港大頭目，而施進卿的繼承者施二姐竟是印尼伊斯蘭教聖人拉登巴古的養母。施二姐年老後又回到爪哇從事宗教活動，可見明初印尼地區的華人與回教的關係。他們並非因鄭和下西洋的關係而信仰伊斯蘭教。

鄭和下西洋(1405-1433)期間或之後八十年，並沒有帶動新一波的移民潮。不必懷疑鄭和之後陸續有中國人非法移民出境，但絕不會是大規模的，明代探取的海禁政策並未因鄭和下西洋而改變，而當時的誘因並不十分強烈，成化、弘治年間(1465-1504)廣東的海口貿易興起，私出南海貿易的人在官僚的包庇下漸多，一般去而復還，移居的不多。因此，明中葉以前，中國人移民的速度仍然是緩慢的。

暹羅一地可能較為特殊，由於明代中暹關係良好，據學者統計在明朝的276年中，暹羅來朝貢112，而中國使者往訪19次之多。值得留意的是一些華人充當了暹羅國官吏或朝貢使者如謝文彬、陳舉成、文智利、陳子仁等，都反映華人在阿瑜陀耶的特殊地位。

張燮稱讚暹羅「國人禮華人甚摯，倍於他夷，真慕義之國也。"所以華人聚落很早便出現在暹羅國都阿瑜陀耶，華人稱作大城或稱「有奶街，為華人流寓者之居。」到了晚明時期，阿瑜陀耶日漸成為重要的東西方貿易中心；馬來人、日本人、華人、葡萄牙人、荷蘭人等都前來大城貿易。

暹羅皇家的海外貿易，都委託大華商承包，城市手工業者亦多是華人，因此大城已成為華人重要的聚落，不過，當時華人的人口數究竟多少仍是謎團一個：有學者估計在十七世紀末的十年中，在暹羅的華僑不會在三千以上。

值得提及的是《東西洋考》紀載大泥/北大年一地「華人流寓甚多， 趾相踵也。」又說：」吉蘭丹即渤(大)泥之馬頭也……嘉靖末海寇餘眾,遁歸於北(此),生聚二千人。」

這位海寇就是林道乾,據說曾入贅於女王，並鑄造三尊大炮，因製作第三尊大炮時失誤爆炸而死。

3、西歐人東來貿易對移民的影響

大泥是華人重要的聚落，可見華人在大泥是受到重視的。荷蘭人就是通過大泥的華人來澎湖尋找貿易機會，不過，沿海人民大規模的移民是在明代中葉之時。

這又跟歐人東來有密不可分的關聯。到了正德六年(1511)，當葡萄牙人占領滿刺加/馬六甲後，東亞的貿易生態開始改變，特別是葡萄牙人將貿易範圍擴張到中國沿海及日本，東亞的海域秩序也掀起了根本的變化。

由於葡萄牙人帶來白銀，而日本貿易亦以白銀來交易，因此中國沿海人民趨之若鶩，非法貿易達到空前高潮，也帶動了新一波的海外移民潮。正德、嘉靖年間(1506-1566)因為走私貿易興起，華人在海外尋找新貿易基地亦是順理成章的事。

到了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開始定居澳門，當時廣東人民獲准沿海貿易，隆慶元年(1567)年，福建月港亦開放人民揚帆出海。由於貿易的需要及商埠的建構與發展，華人移居海外的越來越多，以華人主體的埠頭在東亞海域出現。

明代中、晚期，在東亞海域新發起來的華人聚落，數量實在不少，其中較大型的華人僑居地包括長崎、萬丹、巴達維亞和馬尼拉等商埠，在日本的平戶和長崎，由於浙、閩走私貿易興起而形成新的華人聚落。《籌海圖編》會提到「閩、廣、徽、浙無賴亡命，潛匿倭國者不下數千，居民里巷，街名大唐。」

4、四個著名商埠

最初的中國私商多在九州的博多貿易，其後一路擴大貿易圈。到了嘉靖中葉，倭寇亂起，私商與日本的關係更為密切，如當時的倭寇頭領王直便以平戶作為貿易港口。到了隆慶五年(1571)日本長崎建港，逐漸取代博多及平戶，成為華人聚居的貿易港口。萬曆三十一年(1603)德川家康取得政權後，為了加強對中國貿易，頒發「朱印狀」給明朝走私商人，許商舶到日本貿易。因為日本以銀易貨，對中國私商極有吸引力，雖然明朝仍禁止中國海商赴日本貿易，但來日貿易者眾。

萬曆三十六年(1608)，長崎有華商二三千人，且在當地娶妻生子；日本政府早在萬曆三十二年(1604)便委任華人「唐通事」專責管理華商貿易及住宅之唐人。晚明一位中國學者說：「合諸島計之，約有二三萬人。」可見，在長崎的華人聚落已形成一定的規模。

位於爪哇西部的萬丹， 十六世紀初開始繁榮起來。自葡萄牙人占領滿刺加後，「見華人不肯駐，輒迎擊於海門」，華商中斷前往滿剌加貿易，部份華商轉往北大年，部份轉來萬丹。因此從前香料貿易在滿剌加集中出口的航路改變了。而新的香料運輸航線有兩條：一是從香料群島經蘇祿至浡泥，再經北大年轉至亞齊出口：一是從香料群島經萬丹至北大年，轉亞齊出口印度等地。

而萬丹便成為南部新香料運輸航道的受惠者，也成為華商的新聚落。萬丹即《東西洋考》所稱的下港，在巴達維亞仍未建港(1619)以前，萬丹可說是爪哇最繁忙的國際貿易港，而華人確實扮演一重要的角色。

萬丹的沒落與荷蘭人建構巴達維亞城有關，華人也隨著貿易形勢轉變，移居至巴達維亞。由於萬丹已無法維持貿易，一些中國人開始移居巴達維亞，譬如得到荷蘭人優惠貸款的著名萬丹華商蘇鳴崗、林六哥等，他們的移居必引發爪哇區域華人再移民的效應，蘇鳴崗在1619年被荷蘭人委任華人社區的第一任甲必丹、而林六哥在1636繼蘇鳴崗鴛第二任甲必丹。

由此可見，巴達維亞開埠華人便參與其貿易活動，蘇鳴崗更扮演一重要角色；他帶領一批中國人移居巴達維亞後，萬丹國王便進行鎖國政策，禁止中國人離開。1620年彼得遜·昆透露：「萬丹每日有許多中國人逃亡到我們這裡來。

人們推測尚有二千名在萬丹，他們也將會迅速到我們這裡。「由於巴達維亞已取代萬丹的貿易地位，華人移居日多，據資料顯示1625年中國船帶來的移民共有1，580人；1626年1，450人；1627年1，250人。

換言之，三年移入共4，280人。值得注意的是1644年即明朝亡國那一年，中國船帶來的華人有4，000人。

萬曆二年(1574)當西班牙人占領馬尼拉時，月港海商允許出海貿易已有七年之久，由於西班牙人從墨西哥帶來大量白銀購買中國絲貨及其他物品，馬尼拉很快便成華人的貿易新聚落。西班牙殖民政府為了有效管理華人，在市內建了一個市場名叫八連，使中國人集中這裡買賣。

西班牙殖民者在馬尼拉對華人進行過二次大屠殺：即萬曆三十一年(1603)死亡人數約有二萬五千多人；及崇禎十二年(1639)約有二萬人，而每次殺戮一二年後，華人又重回八連貿易。而馬尼拉的繁榮一直持續著，由此見證馬尼拉與華人的依存關係，並不是一刀就可切斷。

現在我們大概可以估計一下，晚明時期僑居海外的華人人數或有十萬人左右；廣東人大多移居中南半島，而福建人(閩南人)大多移居馬來群島。這都是明代中葉以後國際貿易發展的結果，隨著時間的推移，華人因各種因素而移民海外的日多，影響著東南亞傳統社會的結構和民族關係的發展。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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