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還有：《朱子年譜》、《國朝先正事略》等傳記體，《安南志略》、《朝鮮志略》等載記體，《兩漢博聞》、《通鑑總類》等史抄體，《兩漢詔令》、《歷代名臣奏議》等詔令奏議體……單分出來，源於其「專精」的特點。
我國文獻，以《詩經》、《尚書》等經書的地位為最高，次之即史書。事實上，經書與史書的界限並非截然分明，清代章實齋說過「六經皆史」。此外，天文、地理、曆法、官制……通通包含於史書，可謂「史外無學」。如此重要而駁雜的文獻類型，體例必定豐富。長期以來，不論社會上還是教科書里，卻只講「編年體」、「紀傳體」、「通史」、「斷代史」四種——於此至重的學問，稍嫌不足。
愚才淺薄，所學亦有限，試補充一些相對不太有名的史書體例，並做一簡要說明，以期稍添半分師友們讀書的樂趣。
紀事本末、別史、政書
「編年體」等四大體例之外，「紀事本末」、「別史」、「政書」最為常見。此三體例，亦多重要的文獻。
紀事本末體即類史體，常見的紀傳體史書以人為中心，紀事本末以事為中心。創建這一體例的是宋代的袁樞，《通鑑紀事本末》乃第一部紀事本末體史書。稍後還有章沖的《左傳事類始末》、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徽宗至高宗，宋金戰爭、外交）。隨著紀事本末體的成熟，《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明史紀事本末》、《左傳紀事本末》次第出現，與袁氏書合稱「五紀事本末」。
別史和紀傳體幾乎一樣，也是分成本紀、世家、列傳等篇章，最大的區別在於作者的身份。紀傳體一般指官方正史，由重臣組織編撰，而別史是私家寫的史書。早期的史書作者比較特殊，司馬遷、班固他們，即便是官方的人，其著作也幾乎由一人完成。「前四史」像「官方別史」。後來的房玄齡、魏徵、歐陽修等等，就不是一個人一支筆地去寫，而是領導工作組寫史。私著別史正與此類工作方式相對。
宋代鄭樵的《通志》、清代蔣良騏的《東華錄》及同代人王先謙的《十一朝東華錄》，都是著名的別史。後二者皆敘清代史事，《十一朝東華錄》擴寫《東華錄》至同治朝。《通志》自上古寫到隋唐，其體例上的創新格外顯著。在它之前，史書志略（附在人物傳記後面）有天文志、地理志、刑法志、藝文志等等，鄭樵增六書、七音、圖譜、校讎等新的志略，成「二十略」，擴大了史書的兼容度。
政書用於記載制度沿革，常作為紀傳體正史的志略存在，也可單獨成書。首創這種體例的是唐代的杜佑。同鄭氏書，杜佑的《通典》也是從上古寫到隋唐，但兼容範圍小得多，聚焦於歷朝歷代的制度，如官制、禮儀制度、軍事制度、刑罰制度。元代馬端臨「俱效《通典》之成規」，寫成更加詳備的《文獻通考》。體例上，增加了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杜、馬及鄭樵書，合稱「三通」。
總地看，政書更加專精，別史只是相對正史存在作者身份上的區別，紀事本末很像一代的「緯書」。正史一般是紀傳體斷代史，以人物為單元，相當於一個朝代的「經書」，如《清明上河圖》，橫向展開時代風貌。紀事本末則按時間順序縱向書寫一個朝代的大事，如爬格子，以一事為一格，人物皆在事裡。以此對事不對人的紀事本末體，應彼對人不對事的正史紀傳體，方能建起對一個朝代的立體意見。
政書、別史，皆像砌縫的水泥，可拿來繼續加固這一意見。紀傳體正史+此三體例，算古今歷史學者治史的敲門磚。
雜史、學術史及其他體例
雜史的重要子類是國別史，不以中央政權為綱，用以記載互不相統屬的政權的情況，此類幾乎只有《國語》、《戰國策》，分國敘述春秋、戰國之事。同是記載分裂時代，《北齊書》那些卻不是雜史。《戰國策》寫了多個朝廷，《北齊書》只寫了一個朝廷。若看同時期的別的朝廷的事，還需查《周書》或《陳書》。
雜史還包括家史、外史、稗史等，以《隋書•經籍志》為典型，但多系私著。「四庫」即說其「大抵取其事系廟堂，語關軍國，或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編；或但述一時之見聞，祗一家之私記」。學術史同政書，也是專精的體例，如《明儒學案》、《宋元學案》、《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宋學淵源記》。
史書體例太多了，此外，還有：《朱子年譜》、《國朝先正事略》等傳記體，《安南志略》、《朝鮮志略》等載記體，《兩漢博聞》、《通鑑總類》等史抄體，《兩漢詔令》、《歷代名臣奏議》等詔令奏議體。這些體例同紀事本末、別史、政書、學術史，也是穩固對正史的認識的水泥。單分出來，源於其「專精」的特點。
大家一定發現了，以上提到的多數體例存在著交叉地帶。如《史記》，既是通史又是紀傳體史書，還是「官方別史」。《通志》呢？既是通史也是別史。《通典》呢？既是通史也是政書（政書比別史專精）。這些體例不是一套「一二三級」清晰的完整的規範，而是多少年慢慢積累出來的。此亦中國史書的一個特點。
有的學者甚至把史評、史論都算作史書，愚以為不當，太主觀，更宜視之為史學。史書的最大特點是客觀。
當然，史書也沒法做到完全客觀。1、作者承擔著天大的壓力，皇帝一時激怒，即有性命之虞。2、作者也不是親歷者，主要根據手頭的文字材料著史。便是有些田野工作，其主要依憑的還是二手資料。3、作者的主觀好惡極其影響對材料的取捨。換言之，作者時時處於感性和理性針鋒相對的鬥爭之中，就像我們普通人面對生活中的事件。既然如此，不能把「歷史」和「考古」截然分成兩個專業。
考古與歷史的關係
現代人好容易多了「考古」這條高速公路，為何仍被限制於故紙堆連成的梯子？近代以來最重要的史學成果，無不有考古的支持。
沒有殷墟的發掘，王國維寫不出《殷墟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或《殷商制度論》；沒有西南少數民族文字的發現，丁文江寫不成《爨文考釋》；沒有敦煌藏經洞的拾遺，基本可以肯定沒有現在的敦煌學，很多輝煌的名字都要暗淡下來……在考古學家眼裡，萬物皆史。爬文字格的傳統史學家，沒法擁有考古學家那樣廣闊的視野，即無以認識一片獸甲、一條木棒、一寸瓦礫或一絲氣味背後的文明價值。
根本上，考古學比傳統史學擁有豐富得多的工具。人類學、遺傳學、解剖學、語言學……皆可作為考古學的觸手，同時間、多角度地直接與歷史對話。在我的愚見，現代史學和古代的比，本質未變，都是四通八達的學問，居於各個文明的樞紐要津。既有這些古人想都不敢想的便利，為何把歷史與考古截然分開，以自短手足、自虧其力？要不就都去研究時空穿越吧，等哪天把這些打包給司馬遷送回去。
對於歷史學科，梁啓超在百年前就說過，「以收縮為擴張」。把現代的每一項工具打磨好，每一科學術發展好，共同開拓新的歷史視野。
【主要參考文獻】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顧頡剛《古史辨》，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呂思勉《中國歷史常識》，錢穆《國史大綱》，曹伯韓《國學常識》等。
寫於北京家中
2022年5月14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