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這算是一篇寫人的散文，寫的自然是題目里說的這個名字叫「阿長」的人。阿長，是魯迅幼年時的褓姆，這個人物的身份很明確，但是如果細究起來，這個問題似乎又不那麼簡單，實際上，作者在文中是這樣說的：
長媽媽，已經說過，是一個一向帶領著我的女工，說得闊氣一點，就是我的保姆。我的母親和許多別的人都這樣稱呼她，似乎略帶些客氣的意思。只有祖母叫她阿長。我平時叫她「阿媽」，連「長」字也不帶；但到憎惡她的時候，——例如知道了謀死我那隱鼠的卻是她的時候，就叫她阿長。
魯迅在這裡的敘述不太痛快，他說這個阿長，或者長媽媽，「是一個一向帶領著我的女工」，也就是說這個人負責帶孩子，那就應該是褓姆了，但魯迅卻並不直截了當地稱之為褓姆，而是說「說得闊氣一點，就是我的保姆」，似乎要他承認阿長的這個褓姆的身份還有些不太情願。這是為什麼？此外，從這一段話中可以看出，阿長這個人，不同的人對她有三個不同稱呼，長媽媽、阿長，阿媽。那為什麼魯迅在題目上選的是「阿長」，而不是「長媽媽」——如果說「阿媽」會引起歧義，已經先排除了——「阿長」是祖母叫的，而魯迅是在「憎惡她的時候」，叫她「阿長」，難道說這個題目表現的是魯迅對她的「憎惡」？
我們顯然得把整篇文章讀完之後才有可能回答這些問題。接下來，魯迅寫的是阿長名字的由來。原來這個人的名字是別人的，她接替了別人的工作，也就接替了別人的名字。這種狀況看上去是很不正常的。但實際上從文化與社會史的角度來看，這種狀況其實很正常。我們知道，從前大戶人家有為奴僕傭人改名字的習慣，《紅樓夢》裡就可以看見。而阿長的情況則與此又有些不同，因為她的名字並不是主人家有意為她改的，而是因為她接替了別人的崗位，為了別人的習慣與方便，別人仍然用以前這個崗位上的人的名字稱呼她。這說明阿長是一個非常卑微的、完全不受人重視的小人物。不僅別人不重視她，她自己也安於這種待遇，因為她看來也沒有任何不滿或者意見，「於是她從此也就成為長媽媽了」，「於是」「也就」，極言得到這個名字的順理成章，正透露出阿長安於自己的卑微地位。
寫人的文章，除了記述所寫對象的事跡之外，一般還要對人進行評價，那麼魯迅對阿長的評價是怎樣的呢？魯迅對阿長的評價是：「我實在不大佩服她」。這顯然是一個消極的否定性的評價。但是這個評價又很含糊，「不大佩服」是什麼意思？對於阿長這樣一個如此卑微的人，還需要人家來「佩服」嗎？
但不管怎麼說，魯迅對阿長的評價顯然是不好的。但是魯迅的這個評價有什麼理由或者根據嗎？我們來看看魯迅提出的這些理由：「最討厭的是常喜歡切切察察，向人們低聲絮說些什麼事。」這裡說的是什麼？「切切察察」是什麼？這無疑是更加含糊的一種說法，如果是說阿長喜歡向人們低聲說話，這算什麼惡習嗎？而且還「最討厭」？但魯迅下面接著說：「我的家裡一有些小風波，不知怎的我總疑心和這『切切察察』有些關係。」這似乎是說阿長的「切切察察」會造成家裡的一些小風波——這樣看來，阿長的「切切察察」是搬弄是非。這當然是一個很不好的行為，是一種道德品質上的缺陷。但是，我們再注意看一下魯迅這裡的用詞：「不知怎的」「我總疑心」，前者是沒有根據，後者是不能確定，這又把他對阿長的指控弄得模糊了。魯迅為什麼要這樣說話？為什麼不能直截了當地說「她就喜歡搬弄是非」？或者把那些含糊矛盾的語詞去掉，讓意思明晰一點？
再看下去，阿長的另一條罪狀是對孩子管束太嚴，不給他自由：「不許我走動，拔一株草，翻一塊石頭，就說我頑皮，要告訴我的母親去了。」問題是，這都是從幼年魯迅的角度給出的一面之辭，阿長是否果真對魯迅如此嚴苛？我們如果對照魯迅的另一篇散文《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可以想見幼年的魯迅可能是很頑皮的，魯迅在那篇文章里說到自己為了看何首烏的根有沒有人形，「牽連不斷地拔起來，也曾因此弄壞了泥牆」，也曾經把磚頭扔到鄰家去——豈止是「拔一株草、翻一塊石頭」？如果從褓姆的角度看，魯迅在這裡的敘述反而說明阿長是會管束孩子的，作為褓姆，她還是比較盡責的。
第三條罪狀，是夏天晚上睡覺獨霸全床。一個褓姆居然睡得這麼死，按說阿長作為褓姆的職業素質是有缺陷的——這就可以理解魯迅為什麼在開頭說「說得闊氣一點，就是我的褓姆」，這個阿長作為褓姆實在有些不夠格——但是這段描寫充滿了詼諧，「滿床擺著一個『大』字」，這樣盡情盡性的睡態正透露出阿長憨實的性格，令人哭笑不得的同時也產生了一種滑稽的喜劇性效果。但是這種睡態，實在是阿長的天性，並不是她人品上有問題，說到底很難責怪她什麼。但是既然這種睡態影響了孩子的睡眠，當然要想辦法改善，顯然，魯迅的母親是一個教養很好的人，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也頗費了一些心思，她並沒有直截了當地對阿長的工作提出改進意見，而是採取了一種溫文有禮的含蓄暗示的方法，但是這種暗示與溝通的方式太過曲折與隱晦，在阿長那邊根本沒有產生什麼作用——阿長的回應是「不開口」。顯然，對於東家的這些溫和而隱晦的暗示，阿長很有可能是聽不懂的，自然也無法做出回應；當然，也有可能她聽懂了，但是她又能如何呢？直截了當地拒絕，顯然是卑微的阿長不可能做出來的事情，積極正面地回應、承諾？這豈不是成了忽悠人？似乎阿長也不可能這樣做，所以她能夠做出的唯一的回應就是「不開口」。於是一次看來精心謀劃的溝通終歸失敗，結果在幼年的魯迅看來，阿長的睡態變本加厲地酣暢放肆，更加強化了這一段敘述的滑稽效果。
我們來總結一下這幾段敘述，魯迅在此似乎是要否定阿長，但是在修辭上出現了一些奇怪的現象。對於阿長身上確實稱得上人品缺陷的地方，魯迅用了一些含糊其辭的表述方式使之弱化了，而對於另外兩條所謂的罪狀，深究起來，似乎也很難較真。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魯迅真的是要批評與否定阿長嗎？
看起來確實是如此。文章接下來寫的是阿長的種種迷信與「規矩」以及幼年魯迅對之的不以為然。首先是「元旦辟頭的磨難」，究其實，阿長所要求的不過是孩子在元旦早晨說的第一句話必須是「阿媽，恭喜」這樣的吉利話，這當然有迷信的成分，可以說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童子崇拜」的一種遺緒。但是在這段敘述中，作者所強調的是兩個方面，一是阿長對此的虔誠相信，二是孩子對這套簡短的祈福儀式的不上心與不耐煩。結果就出現了元旦早晨那頗有喜劇性的一幕：
「夢裡也記得元旦的，第二天醒得特別早，一醒，就要坐起來」，正是孩子活潑貪玩的天性，但是，「她卻立刻伸出臂膊，一把將我按住」，「立刻」「一把」，顯得迅速而有力，這說明，阿長早就醒了，一直在等待著這一刻，可以說是嚴陣以待，預備已久。於是出現了這樣的局面：「我驚異地看她時，只見她惶急地看著我。」「惶急」，說明阿長是真的相信這個儀式決定了一年的運氣。魯迅將阿長的這個新年儀式稱為「元旦辟頭的磨難」，顯然有些誇大其詞，其原因則是孩子的貪玩。這也就透露出，這些敘述都是從一個兒童的角度出發的，其可信度自然很成問題。如果細究起來，阿長固然迷信，但是新年希望聽到一些吉利話，難道不是一種很正常的願望嗎？而且阿長所希望的，不過是「一年到頭順順流流」，這個願望也並不過分，聯繫到文章後面說到的她「青年守寡」的苦難人生，甚至可以說是非常卑微而且善良的一種願望了。
魯迅接下去還列舉了阿長教給他的許多「道理」，並且總結說：「總之：都是些煩瑣之至，至今想起來還覺得非常麻煩的事情。」這種評價並非沒有道理，而且魯迅說的是「至今想起來還覺得非常麻煩」，這個「至今」當然就是寫作此文的時候，也就是成年以後的魯迅也覺得這些事情是非常麻煩的。但是細究起魯迅所列舉的阿長的「道理」，可以說都是一些社會禁忌，從成年魯迅啟蒙主義者的角度看來，這些禁忌確實「煩瑣」而「麻煩」，但是任何社會，哪怕是現代社會也多多少少有一些社會禁忌，人生活在特定的社會中，就必須在一定程度上遵循這些禁忌規約，否則很可能寸步難行。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可以說，阿長是在教育幼年魯迅，作為一個保姆，她所做已經超過基本工作的職責範圍了。
可以說，魯迅採用了一個孩子的視角來敘述阿長的種種事跡。這個視角顯然是不太可靠的，正是透過這一不可靠的敘述者對阿長的各種抱怨，我們卻可以發現，阿長作為一個保姆，雖有缺點，但卻基本上是稱職的。
二
文章的高潮部分，是從阿長給孩子講「長毛」的故事引發的。這個「長毛」的故事，顯示了阿長的歷史與社會知識的混亂與粗糙；但是，與此同時，也顯示了阿長作為中國鄉土社會成員的身份特徵。阿長把一切土匪強盜皆稱為「長毛」，看似荒謬可笑，但是，荒謬也好，無知也好，是有不同類型的，我們要弄明白的是，阿長的無知僅僅是她自己個人的知識水平，還是某一類人的認知狀況的表現，如果是前者，只能說這種愚蠢無知是阿長個人的問題，但如果是後者，那麼，這種認知狀況就必定有其原因與邏輯。其實，這是由一個鄉土社會中人們共同的思維、理解方式與記憶模式造成的——一方面是因為「長毛」這類重大事故與動盪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記憶；另一方面是由於他們無法也不需要對外部發生的事情進行那麼細緻準確地分辨、理解與記憶。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指出：「對於我們生活無關的，我們不關心，熟視無睹。我們的記憶也是如此，我們並不記取一切的過去，而只記取一切過去中極小的一部分。……『記』帶有在當前為了將來有用而加以認取的意思，『憶』是為了當前有關而回想到過去經驗。」因此，由於生存環境的差異，「在一個鄉土社會中生活的人所需記憶的範圍和生活在現代都市的人是不同的」，周而復始、亘古不變的生活環境使得鄉土社會中的人所需要記憶的經驗接近於對前代祖先記憶與經驗的反覆重演。如同「同一戲台上演著同一的戲，這個班子裡演員所需要記得的，也只有一套戲文」。但是，與此同時，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經歷著劇烈的動盪與變化，所謂「城頭變幻大王旗」幾乎是一種常態，可是，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對於中國鄉土社會來說，大多數的政治與軍事勢力一方面對鄉土社會造成了擾亂與傷害；另一方面，這些勢力往往都是短暫的過客。實際上，鄉土社會中的人們無須也不可能對來來往往的各種政治組織與武裝派別有那麼細緻的分辨——即使能做到，也是浪費精力，而且也未必會帶來好的結果。千百年的生存經驗告訴他們，他們只需要知道人分兩種——有武裝的與沒有武裝的，前者是危險的，後者相對安全，對於武裝力量，至多也只需要區分政府的與反政府的就已經足夠了——這恰恰是在信息相對缺乏的條件下長期有效的一種思維模式。這樣看來，這種粗糙的認知就不一定是無知與愚昧，相反的，在某種意義上，反而是一種鄉土生活的智慧了。阿長用「長毛」來簡單地整合包括一切土匪強盜在內的反政府武裝，正是出於這種鄉土生活思維模式，其實無可厚非。阿長「說得長毛非常可怕，他們的話就聽不懂」，這句話乍看起來有些奇怪，「非常可怕」和「話聽不懂」有什麼關係？實際上，這裡透露的，仍然是阿長作為鄉土社會成員的身份信息。對於長期生活在鄉土社會封閉環境中的人來說，世界就是他們的村鎮，人類語言就是他們熟悉的鄉土方言，忽然來了一群拿著刀槍的陌生人，講的是他們聽不懂的語言，這種陌生與不了解是令人恐懼的，尤其是，語言是判斷對方意圖的重要手段，一旦語言聽不懂，這個手段就失效了，這無疑大大強化了他們的恐懼。阿長講的這個故事所說的正是通過語言判斷對方意圖的途徑失效所產生的恐懼——這個長毛笑嘻嘻的，說的話似乎也並不兇惡，但扔過來的卻是一個人頭！
當然這段敘述的重點並不在此，而在於作為成年人的阿長與童年魯迅之間的對抗，以及這種對抗的喜劇性。魯迅回憶說：「我那時似乎倒並不怕。」怕不怕自己應該是知道的，為什麼說「似乎」呢？因為這是從旁人的角度，也即從阿長的角度來看，「倒」，顯得不合常規，也就是從阿長的角度看來，孩子本來應該怕的，但卻不怕，這令人意外——這裡實際上顯示出阿長和孩子在較勁，阿長顯然是想把孩子嚇住的，原因可能是為了讓孩子聽話安分，而孩子卻並不買帳，這就形成了對抗與競爭的局面。而幼年魯迅不怕的理由似乎很正確：「因為我覺得這些事和我毫不相干的。」但是再說下去，就不正確了：「我不是一個門房。」不怕是對的，認為此事與自己不相干也是對的，但根本的原因卻是錯的，這就形成了一種充滿童趣的喜劇性的邏輯錯位。然後魯迅接著寫阿長的反應。阿長加強恐嚇力度，把「長毛」的行為和孩子聯繫起來，使孩子不能置身事外。阿長說「長毛」要擄小孩子去做小「長毛」，顯然是荒謬不經的胡編亂造，但是阿長不該順口說了一句題外話：「還有好看的姑娘，也要擄。」於是孩子和大人的對話就沿著這句題外話向一個荒謬可笑的邏輯與局面延伸：孩子認為阿長最安全，因為她既不做門房，又不是小孩子，也生得不好看，而且脖子上還有許多灸瘡疤。顯然，因為「生得不好看」的評價使得阿長的自尊心很受傷，為了撈回面子，她不得不另闢蹊徑地證明自己雖然沒有審美價值，但至少有實用價值，也會被擄去，於是，大人孩子較勁的結果，使得這場對話向一個荒謬可笑的方向發展：能被擄去是一種價值的體現，是光榮的。於是就有了阿長那番關於偉大「神力」的說辭。
阿長的這些說法當然是荒謬的，可以說它是傳統鄉土社會中民間巫術思維和對於現代武器的無知相混雜的產物，同樣鮮明地體現了阿長作為當時中國底層鄉土社會成員的文化特徵。但有趣的是，這樣的胡說八道居然歪打正著，有效地鎮住了原來看起來很難對付的孩子，使他對阿長產生了「特別的敬意」。顯然，這段敘述充滿了笑料，令人忍俊不禁，雙方的邏輯都是錯誤的，甚至是悖謬的，尤其是最後阿長以一通胡說八道證明自己有資格被擄去而在這場競賽中大獲全勝，既出人意料又令人捧腹。值得注意的是，魯迅在敘述這段往事的時候，對於阿長荒謬不經的說話，並沒有顯示出一個受過現代科學教育的啟蒙主義者的認知優勢，相反，他不但放棄了這一優勢，而且始終從一個頗為聰明機智同時又天真爛漫，但同樣缺乏現代科學認知的孩子的角度出發來敘述。作為成年人的敘述者自我與作為兒童的被敘述的「我」之間似乎沒有距離，當然，這個距離是被隱藏起來了，敘述者與被敘述者似乎一樣「傻」，或者說，敘述者顯示出一種佯愚的狀態，完全不理會這其中本來存在的巨大的智力與經驗落差，而一本正經地講述而且相信著這些荒謬的話語，這就強化了這一詼諧的效果。
不僅如此，魯迅還要將這種詼諧進行到底。後來因為隱鼠的事情，魯迅對阿長的「敬意」完全消失，認定自己不用懼怕阿長的「神力」，因而當面叫她「阿長」。而這個結論，幼年魯迅居然是經過了一番嚴密的邏輯推導之後做出的：「我想我又不真做小長毛，不去攻城，也不放炮，更不怕炮炸，我懼憚她什麼呢？」結論是正確的，理由似乎也很正確，但大前提卻是錯誤的。也就是說，魯迅對阿長有「偉大的神力」始終未加懷疑。正是兒童認知上的這個盲區使得孩子的整個思維都顯出了一種「傻不愣登的精明」，這就造成了一種童趣。可以說，這種敘述者與被敘述者重合而形成的佯愚敘述，魯迅是經常使用的。在《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一文中，同樣是說阿長，講到阿長給魯迅講美女蛇的故事，並且引出這樣一個可笑的教訓：「倘有陌生的聲音叫你的名字，你萬不可答應他。」魯迅繼續寫道：
這故事很使我覺得做人之險，夏夜乘涼，往往有些擔心，不敢去看牆上，而且極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樣的飛蜈蚣。走到百草園的草叢旁邊時，也常常這樣想。但直到現在，總還沒有得到，但也沒有遇見過赤練蛇和美女蛇。叫我名字的陌生聲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
魯迅似乎「直到現在」——直到寫作此文的時候，仍然相信阿長那一套故事，這就是故意表現得始終不悟，至老不悟了，這就是佯愚，正是通過這種佯愚的敘述方式，這種佯裝的始終不悟與以妄為真使得文章顯出了一種諧趣與幽默。
三
這種幽默與詼諧是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的。我們可以看到，阿長的性格以及言論，從成年魯迅的啟蒙主義者的角度來看，都是愚昧的迷信，如果以魯迅在《阿Q 正傳》與《祝福》等小說當中的態度，無疑是要將之作為國民劣根性進行批判的，但是，在這裡，魯迅只是對之進行了一種溫和的戲謔，而且這種戲謔的對象還包括了童年的自己，正是這種態度，使得這些童年往事的回憶顯出了一種輕鬆的諧趣。
不僅如此，在敘述阿長為自己買來《山海經》的事情時，魯迅的筆調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直到最後，這種詼諧被濃厚的懷念與抒情所代替。說到阿長「確有偉大的神力」時，魯迅是認真的，而不是詼諧與反諷。
這種「偉大的神力」顯然就是愛。無論是遠房的叔祖還是其他的什麼人，對於孩子的心靈的需要都漠不關心，即使滿足孩子的這種需要對他們來說只是舉手之勞，他們也不屑於去做。遠房叔祖顯然是讀書人出身，而且這《山海經》也是他提起的，為孩子找來一套應該不是什麼難事，但是，即便是幼年的魯迅，也知道「不好意思力逼他去尋找」，因為「他是很疏懶的」，哪怕他很喜歡和孩子們來往，但這也只是聊解自己的寂寞，和「小友」們的關係還不足以讓他克服自己的「疏懶」。而其他人呢，則是「誰也不肯真實地回答我」——什麼叫作「不肯真實地回答我」？——其實只要知道中國人的家長是怎麼應付孩子們的某些不合理或者看來不重要的要求的人，就很容易明白這句話的意思。成年人往往並不是直截了當地真實地告訴孩子自己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因為讓孩子期望受挫之後可能會有些麻煩，為了免去眼下的麻煩，往往採用編些瞎話來忽悠他們的辦法，比如「明天就給你買」之類的話。這種態度正說明了這些成年人對於孩子心靈的需求並不重視。只有不識字的阿長，才真正關注到孩子心靈的需求，因此，儘管不識字的她與《山海經》的典籍文化之間存在著深深的鴻溝——即使買來了這部書，她也仍然不知其意，將之稱為「三哼經」，這就足見她與《山海經》的文化有著多麼嚴重的隔閡——她仍然能完成這一對她來說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如果不是出於愛，顯然是不可能做到的。
可以說，魯迅對阿長的真正的感情在這個時候才顯露出來，他開始稱之為「我保姆，長媽媽即阿長」，而不是開頭的時候那樣不情願地說「說得闊氣一點，就是我的保姆」。於是我們也能明白，魯迅在前面表示對阿長「不太佩服」大加批評的時候，其實他的深層意圖對阿長是愛護的，為了保護阿長，他才動用種種修辭手段，弱化阿長的缺點。而整篇文章大多是從魯迅幼年時的視角進行觀察與敘述的，這是個不可靠的敘述者，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對阿長充滿了不滿乃至「憎惡」，正是對這些「不滿」的敘述形成了整篇文章以詼諧為主的風格。因此，題目是「阿長與《山海經》」，而不是溫情的「長媽媽與《山海經》」。
魯迅在他的小說中經常表現出對中國底層鄉土社會的啟蒙主義的批判，但是通過這篇文章，以及《朝花夕拾》中其他篇章中透露出來的詼諧與溫情，讓我們看到了魯迅對於底層鄉土社會的另一種態度。可以看到，阿長身上的一些毛病，諸如種種煩瑣的「規矩」、混亂錯誤的社會歷史知識，以及荒謬可笑的「偉大神力」，並不僅僅是她個人的性格特徵，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群體性的特徵，是鄉土社會成員身上常見的特徵。在這篇文章中，魯迅對於這些特徵表現出了一種溫和的嘲諷，而不是他的其他文章中常見的啟蒙主義式「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悲涼與憤怒。他甚至在這些回憶中流露出了一種會心的笑意，也記述了這個社會曾給予他的難忘的愛。這些都顯示出，對作為自己私人生命記憶的鄉土社會，魯迅是滿懷著一種深沉的溫情與包容的，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偉大的作家對這個民族與社會的最廣大的底層所懷有的複雜深沉的情感聯繫。
文/黃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