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司馬光那樣的傳統史觀，所見的歷史常是波瀾壯闊、大喜大悲的，故而距平常人較遠。但以黃仁宇的大歷史觀，所見的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帝王將相，而是陷入種種無奈——終至無善無惡，什麼也改變不了的歷史的過客……不過，這一史觀也就走到這裡了，無法演繹至歷史哲學的高度。

《萬曆十五年》太有名了，估計很少有受過教育的人不知道這本書的。值得注意的是，這是一本出版於改革開放初期的書，迄今已經40多年了。和《萬曆十五年》同時代的書，大都被淘汰掉了，早已失去普通讀者，而更多作為一種歷史或文化現象被談論。但《萬曆十五年》不是。很多知名學者和讀書節目仍在大力推介這本書，它的銷量仍很可觀。僅就此看，這本書再流行個40年也不是什麼難事。

為何《萬曆十五年》經久不衰？

文筆真的好

一本好書身上，必見作者的好文筆，尤其是流傳範圍廣、讀者基數大的好書。內容紮實而文筆古奧的書，難有龐大的讀者群，可算是「好的專業書」，不能算「好書」。與《萬曆十五年》同類的歷史學書籍，大都有這個「問題」。未見得作者的本心就是「端著寫」，但宥於多年來的表達習慣或審美偏好，以及目標讀者本就沒考慮過大眾，其結果總是排斥大眾——甚至比正史本身都難讀。《萬曆十五年》呢？

——簡直可以說是一種「史學散文」。

1、書寫很流暢，節奏極舒服，沒有一般史學書滿篇地「這個說」、「那個說」或「引自」、「據分析」，後一種情況把書寫割得太碎，讀之太費精神。2、語言風格介於明清小品文和五四新白話之間，有古典的滋味又不至太繞，總體上，既蘊藉又直率。作者黃仁宇生於「五四」前一年，即1918年，從小耳濡目染的文風就是胡適之、林語堂、周氏兄弟……他的其他書也是這種文風，如《中國大歷史》。

據黃先生自己說，這本書雖有英文本在先，但不是他人翻譯過來，而是出自他本人的「譯寫」。所謂譯寫，即重新遣詞造句。另一位大功臣是當時在中華書局編輯部任負責人的傅璇琮先生，據黃先生自己說，傅先生在技術上對本書多有指導，「所以，本書與讀者見面時，文字方面已較原稿流暢遠甚」（《萬曆十五年·自序》）。總得說，如今這本書這麼好讀，大概因為它既無「翻譯腔」也無「學究氣」。

第二條經久不衰的原因是什麼？

不同於傳統史觀的大歷史觀

文筆上的好是形式上的好，好書主要還是內容好。《萬曆十五年》在內容上的優點很多，最主要的是，在「大歷史觀」（marco-history）的統合之下，熟悉的片段組合而成新鮮的歷史——但又是值得確信的歷史。傳統史家一般以儒家的道德模型解讀一個人的行為，如司馬光認為「十朝元老」馮道嚴重不合於「忠君」的道德要求，遂貶斥其為「奸臣之尤」（《資治通鑑》）。但「大歷史觀」不這麼看問題。

大歷史觀是從「技術的角度看歷史」（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至於道德放在什麼地方，要看它是作為技術的包裝紙還是潤滑劑。在張居正那裡，道德便主要是包裝紙，用以裝飾他在財稅、官制、兵制等方面的改革——此皆是實實在在的技術面上的改革，目的也是在技術上疏通帝國的行政效率。但在申時行、戚繼光那裡，道德成了他們推進某一具體技術方案的潤滑劑……

這種歷史觀在當時的中國比較新穎。

以司馬光那樣的傳統史觀，所見的歷史常是波瀾壯闊、大喜大悲的，故而距平常人較遠。但以黃仁宇的大歷史觀，所見的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帝王將相，而是陷入種種無奈——終至無善無惡，什麼也改變不了的歷史的過客。所以，平凡無大事的「萬曆十五年」可以說是歷史上的任何一年——任何無關緊要的一年其實都含著劇變的因素。不過，這一史觀也就走到這裡了，無法演繹至歷史哲學的高度。

還因為什麼，致使《萬曆十五年》經久不衰？

大大拉近了歷史的距離

於很多平日讀史的師友而言，大歷史云云已不新鮮，更其有趣的是通過《萬曆十五年》談到的一些小事而整合起對一個人物的觀察。事實上，《萬曆十五年》並未顛覆任何對歷史人物的評價，萬曆還是那個能力平平的准亡國之君，海瑞還是那個兢兢業業的理想主義者……但以此書的微觀書寫，打掉了很多人眼前那四五百年的時間迷障，而大大拉近了歷史的距離。如本書對李卓吾（贄）的書寫。

有沒有感到奇怪，為何李卓吾非出家不可？明明剛當上知府，仕途終於見著點亮，且終於不再像年少時那樣受窮，社會名望亦高，並未受到什麼迫害，為什麼要出家？過去一直想不通，只好隨大流給予卓吾先生大而無當的讚譽，「不滯於俗，尋找真理」云云。但《萬曆十五年》給出了兩條硬邦邦的理由，一條來自當時的宗族，一條來自當時的官場——皆是歷史末節，但這一問題得以順遂地解決。

首先，官場越得意，宗族責任越大，這個找你那個找你的，絕不能不理，不理即是當時的「無德」行為。李卓吾做小吏時已不堪其苦，遑論升任知府之後？文學大家歸有光也說，他自己移動等於100個人移動，不如不移動。此外，即便不理宗族，亦擺脫不了官場。辭官後仍有官員的身份，地方官經常找你，美其名曰「尊賢」，尤其是對於卓吾先生這樣兼有士林名望和朝廷上層人脈的人。不理行不行？

不理親戚至多壞名聲，不理地方官可能壞性命。後者隨便找個理由就能治你的罪，尤其當你無職無權還特別有名，把柄太好找了。李卓吾的結局也說明了這一點。出家了，躲開了親戚和地方官，還是沒躲過地方官或鄉紳背後的那些人。1602年，一把剃刀送走了一位偉大的哲人。以這兩條硬邦邦的理由替換先前軟塌塌的「讚譽」，李贄的形象更加立體，其處境更加清晰，所在的明末社會愈發得近。

讀《萬曆十五年》不覺慷慨悲憤，但會唏噓不已。

這些年的明史熱

以上三條都是作品本身的原因，有沒有社會大環境的原因？這就不得不提這些年的「明史熱」。80年代且不說，終於揭過精神上的貧瘠歲月，出一本書搶一本書，啥都熱，薩特都熱。90年代，總體上，清史比明史熱，最大的功臣是二月河的「落霞三部曲」和奧斯卡獲獎電影《末代皇帝》。此事一直持續到21世紀。近十幾年，尤其在《明朝那些事兒》大獲成功之後，明史的熱度陡然升高。到什麼程度？

說兩件小事。其一，網上的「明清之爭」大家再熟悉不過，但「明粉」陣營明顯知識量更大，以致孕育出不少專講明史的自媒體而少見專講清史的自媒體。其二，《萬曆十五年》成為熱劇《人民的名義》的重要道具。從戲劇結構來說，它已遠遠超越道具，而成為劇中人的人格化身之一。高育良因此被帶上明顯的知識分子味道，並與之苟且因循的一面形成對比，無需再費篇幅展示此二種人格的對立統一。

方志遠老師曾說，他們這些搞明史的都沾了《明朝那些事兒》的光。那當年明月又沾了誰的光呢？不可不提紅極一時的黃仁宇，更不可不提《萬曆十五年》引入的「平視歷史」的視角。當然，「沾光」是不準確的，應當說「傳承」或「借鑑」。實情是，《明朝那些事兒》成功之後，幾乎所有明史方面的書都得以加印。《萬曆十五年》的經久不衰，固然有其本身的價值，也得益於明史熱的大環境。

明史一直非常特別，做了好幾次度量社會思潮漲落的尺子。

明史成為社會思潮漲落的尺子

「社會思潮」如其字面，有漲有落。漲的時候，往往是全民有重要的公共話題的時候；落座之時，大家各忙各的，各玩各的。明史很特別，簡直可作度量社會思潮漲落的尺子。每當社會思潮高漲，明史熱度都高；而當社會思潮降落，明史熱度隨之下來。90年代，明史遇冷，固然有清史方面的文藝作品大行其道的原因，更重要的背景是，90年代是「大家各忙各」的年代——經濟高速增長，無數人下海。

隨著經濟趨於穩健，加之先前的財務積累，很多人得以坐在家想些和掙錢沒關係的事，明史研究起來了。這恐怕就是《明朝那些事兒》成功的社會背景。再往前，以明史比量社會思潮漲落的情況屢見不鮮。且不說近現代的「海瑞罷官」，有清一代，明史研究基本沒涼過，不論異族政府和它手下的文化打手們如何圍追堵截。吳晗那會兒，社會大討論激烈；清代，一明一暗兩場大討論都很激烈。原因何在？

怎麼不以唐史、宋史等斷代史為社會思潮的尺子？明史究竟有何特別之處？可能是，明代是華夏文明的分界線，此前是文明的高峰，此後是文明的沒落。故此，它的「歷史PH值」是中性的，對任何時代的任何人、事都能產生檢驗效果。拿盛唐檢驗的話，凡事都千瘡百孔，人人皆畏畏縮縮；拿晚清檢驗的話，事事不足悲憤，人人皆可諒解。相比之下，萬曆十五年可以是任何一年，明朝人可以是任何一人。

還那話，一本《萬曆十五年》，掩卷都是唏噓。

【主要參考文獻】黃仁宇《萬曆十五年》、《中國大歷史》、《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司馬光《資治通鑑》，當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兒》等。

寫於北京家中

2022年5月22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