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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桓公雖然名為「春秋首霸」，但他其實並不能號令楚、秦、晉三個大國。
究其原因，一是距離問題，二是實力問題。
後來，由於齊桓公晚年立儲的問題，導致他去世之後齊國諸子奪權，陷入內亂之中。
在這種背景下，一直默默積攢實力的晉國開始崛起。
其實從地緣上看，占據山西大部分地區的晉國顯然比占據山東大部分的齊國更有優勢，因為山西高原對周邊地區有居高臨下之勢，
而從血統上看，晉國的開國君主唐叔虞是周武王的小兒子，也比姜子牙這位外臣更加根正苗紅。
最終稱霸的晉國國君雖然是晉文公重耳，但為晉國奠定霸主基業的人，顯然是他的父親晉獻公詭諸。
在晉獻公時代，他攻滅驪戎、耿國、霍國、魏國（姬姓諸侯國、非戰國時期的魏國），擊敗狄戎，復採納荀息假道伐虢之計，消滅強敵虞國、虢國，史稱其「並國十七，服國三十八」。
完成上述一系列操作之後，擺在晉獻公面前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管理這些地區？
當時的晉獻公有兩種選擇：
一是以劃定郡縣的方式管理；
二是以分封給兄弟子侄的方式管理。
很多人都認為，是秦始皇發明了郡縣制，這種說法是不對的。
任何領袖在遇到地區管理問題時，都會想到郡縣制，但這受限於生產力的發展。
任何國家的極限管理邊界，都與交通媒介有關，超出這個範圍，中央根本沒辦法進行直接管理。
這也就意味著，郡縣制可以在以首都為中心的部分地區實行，而對於偏遠地區，還是分封制比較靠譜。
晉獻公當時的選擇也是如此，當時的他有三個已經成年的兒子，分別是太子申生、重耳和夷吾。
晉獻公讓太子申生坐鎮曲沃，重耳坐鎮蒲鎮，夷吾坐鎮屈城。
客觀地說，晉獻公這樣做還是很合理的。
對於晉國而言，曲沃非常重要，曾經困擾晉國長達半個世紀的「大宗小宗之爭」，就是因為曲沃足以與首都翼城分庭抗禮。
把曲沃交給太子申生，就意味著此時的晉獻公並沒有易儲的打算，他依然將太子申生當成自己的接班人。
至於重耳和夷吾，晉獻公也沒有虧待他們，蒲鎮和屈城雖然不如曲沃重要，但同樣在晉國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後來，重耳和夷吾擔心在政治鬥爭中遭受波及，便開始思考對策，手下人都認為，回蒲鎮（屈城）才是上策，這兩個地方足以保存他們。
最好的三塊地，給了自己最看重的三個兒子，其他地盤就以一種「半分封、半郡縣」的方式，交給了國內其他貴族。
比如耿國故地，被晉獻公交給了趙夙，這位就是戰國時期趙國的始祖，後來的趙國也是從這裡開始發展壯大的；
比如魏國故地，被晉獻公交給了畢萬，他的子孫後來以其封地為氏，稱魏氏，這就是戰國時期魏國的由來；
這種將領土交給貴族的做法也非晉獻公首創，他的父親晉武公就不止一次地做過這種事。
比如說，晉武公滅掉了韓國（姬姓諸侯國、非戰國時期的韓國）和荀國，並將這兩塊地分別分給了韓萬和荀息。
韓萬就是戰國時期韓國的始祖，而荀息則是中行氏、程氏和智氏的始祖。趙魏韓三家也是在滅掉了智氏之後，才擁有了三分晉國的實力。
晉獻公這種劃分領土的方式好不好呢？
我只能說，在他能夠掌控全局的時候，這種劃分方式相當完美，國內所有實力派都嘗到了甜頭，下一次再搞什麼大規模軍事行動，其他沒分到土地的人會更加積極。
但隨著晉獻公日漸衰老，他對朝堂的控制力自然會相應減弱，所以他開始對三個兒子產生了忌憚之心。
一切是顯然的，隨著晉獻公的日漸衰老，應該由誰接班就是一個不得不提的話題，這個話題要分兩種情況來對待。
第一種情況是，太子申生擁有遠超出重耳和夷吾的實力，那麼接班人就不再是問題，只能由太子申生來接班。
可這種情況會帶來一個負面效應，那就是如果太子申生等不及了，他完全可以憑藉自己的超強實力搶班奪權。
楚國就是這樣的：楚成王年老，太子商臣擁有超強的實力，結果當楚成王流露出對商臣的不滿之後，商臣立刻動手殺了楚成王，搶班奪權成功。
第二種情況是，太子申生雖然擁有較強的實力，但並不能遠超重耳和夷吾，那麼接班人的問題就有說道了。
對於國內那些貴族而言，擁立之功永遠是最大的。當太子申生沒法從實力上壓服兩個弟弟的時候，難免會有人暗中給重耳和夷吾遞話：「只要你願意站出來爭位，我支持你！」
關於這一點，也並非是我胡亂猜測，大家可以看看，後來重耳逃亡的時候，到底有哪些人跟隨他一起，就很清楚了。
《史記》記載了九個人，分別是趙衰、狐偃、賈佗、魏武子、司空季子、介子推、先軫、狐毛和壺叔；
《左傳》記載了七個人，分別是趙衰、狐偃、賈佗、魏武子、司空季子、介子推和顛頡。
趙氏和魏氏上面說過，都是獲得封地的大貴族，狐氏源於姬姓，等於是晉國王室的遠房親戚，顯然比趙氏和魏氏更加尊貴，狐偃更是重耳的舅舅。
其他幾人的出身有爭議，但就看上述三位的身份，我們完全可以推測，其他幾人的身份就算略差，也不會差得太多。
重耳是這樣的情況，夷吾那邊顯然如此。事實上，夷吾後來比重耳先成為晉國國君，就是獲得了秦國的力挺。
所以，第二種情況雖然不會造就一個強勢太子，晉獻公會相對安全，但對於晉國而言顯然更危險，因為這就意味著，晉國內部的各大貴族已經分成了三派，分別支持太子申生、重耳和夷吾。
如果晉獻公去世，這三派也很可能打成一團，就像齊桓公去世之後的齊國那樣。
後來，晉獻公大肆削弱太子申生的權力，從這個角度來看，在晉獻公晚年的時候，第一種情況顯然不存在，太子申生並不具備楚國太子商臣的實力。
也就是說，在晉獻公晚年，晉國國內必然存在著至少五個派系，太子申生、重耳和夷吾為三派，晉獻公自己一派，中立一派。
後來，太子申生被殺，重耳和夷吾逃亡，這三派暫時蟄伏。
晉獻公去世之後，這三派開始反擊，太子申生人死燈滅，原本支持他的人開始分流，有人支持重耳和夷吾，有人開始中立。
正因為有了這段歷史，所以晉獻公雖然為晉國奠定了稱霸的基礎，但他本人的後世評價始終不高。
許多人說起皇帝不重用兄弟子侄時，都會拿晉國當反面教材，捎帶著還會埋汰齊桓公幾句。
其實，齊桓公和晉獻公的這種做法並不離譜。
比如說漢武帝，他也在晚年的時候殺太子，並壓制了另外兩個年長的兒子，專心培養年僅七歲的劉弗陵。
唯一的區別就是，漢武帝培養的劉弗陵，變成了後世大名鼎鼎的漢昭帝；晉獻公培養的奚齊，最終被晉國貴族所殺。
而晉獻公的後世名聲之所以不好，在我看來，和重耳有很大的關係。
重耳就是春秋時期的第二位霸主晉文公，史書在提起他的時候，都是一臉讚嘆，說他撥亂反正，重新將晉國拉回了正軌。
要褒揚晉文公，就必須貶低晉獻公。
否則，後世說起來，晉文公之所以能成為春秋時期的第二位霸主，都是因為他有個好爹晉獻公，這對於晉文公的名聲顯然是不利的。
更重要的是，由於晉獻公殺了太子申生，又準備向重耳和夷吾下手，使得這兩人被迫逃亡，其中重耳更是一逃十九年。
如果大肆褒揚晉獻公，那麼被他逼得逃亡的重耳又算怎麼回事呢？
當我讀到這段歷史的時候，總會想起李淵和李世民。
在史書中，李淵是一個非常無能的傢伙，要不是有李世民，大唐都沒法建立。
大家對比一下晉獻公和重耳，是不是神似李淵和李世民呢？
其實這就是一種昧著良心的歌功頌德，史書將重耳寫得人畜無害，為了保持形象，連泥土都能吃，這不過是一種政治宣傳而已。
千萬不要忘記，重耳曾是坐鎮一方的封疆大吏，手下有著大量能臣武將，背後有許多大貴族的支持，這種人絕不會是省油的燈，春秋第二霸更不可能是仁人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