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收到農村青年的求婚情書
鄒 海 峰
廣西百色老知青
山外來的「丫同志」
1968年12月，學校公布了到各縣插隊的同學名單，我被分配到西林縣。當時，因為兩派鬥爭中站錯隊，我的幾位同學被繼續留校「辦學習班」，不能跟大家一起去插隊，而我能被分配去插隊已然是莫大的幸運了，至於到哪裡，對我來說都是一樣。出發時，被批鬥隔離的父母親無法給我送行，高中畢業的姐姐又被分配到別的縣插隊。因此，在送行的喧天鑼鼓鞭炮聲中，我孤零零一人縮在車尾角落，拼命忍住想要滾落的淚水，感覺自己就像一隻被拋到荒野的羔羊，任由命運帶到不可知的遠方。
卡車在崎嶇的山路上顛簸，我嘔吐得昏天黑地，一天半的行程粒米未進，最後總算到達了西林縣城八達。在八達整編兩天後，同班同學阿潔和我一起分到了那佐公社那來一隊。
從八達到那佐不通汽車，小隊派了兩個社員各牽一匹馬給我們馱運行李，我們則跟著馬匹翻山越嶺走了整整兩天的路。記得到達那佐公社的時候，我們癱坐在接待大廳的木椅上，兩腿疼得一動不能動。熱水瓶就放在面前，但是，我們連站起來倒杯水喝的力氣都沒有。
不過十分幸運的是，我們分配落戶的那來小隊，據說是當時全公社最富裕的小隊，而且絕對是個山青水秀的地方，全村六十戶人家，散落在栽滿茶油樹和竹子的山腳下。春天，群芳吐艷，房前屋後各色各樣的野花引來蝶舞蜂飛；夏天，峰巒流翠，微風吹過，山上的竹子搖曳著身子，給全村送去一陣陣清幽幽的涼風；秋天，滿山遍野星星點點白裡透紅的油茶花，又將村子打扮得像個美麗嬌羞的新嫁娘；寒冬臘月，家家戶戶男女老少圍坐在火塘邊，女人們紡線織布納鞋底，男人們咕嚕著水煙談論生產和收成的大事，小孩子圍著火塘嬉鬧，煙氣氤盈的屋子裡散發出陣陣烤玉米、煨紅薯的清香……。村前一條十多米寬的清凌凌小河，河面上架著一座用幾根罕見的長木拼成的小橋，橋寬約一米，踏上去顫顫悠悠，它是平日裡村民們到公社趕圩、送公糧的交通要道。
然而，如此美好的景色我當時完全不懂，也根本無心情去感受、欣賞。到達小隊的當天，全村男女老少聚集在村頭歡迎我們。說是歡迎，不如說是看稀奇。因為後來聽社員們說，這一帶由於地處偏僻，交通阻塞，解放前就是「三不管」地區，極少有陌生人來，現在一下子來了四個人（另外兩個是琦琨和愛蓮，她們分在二隊，因為一、二隊合併，我們四人就成了一個隊的）。據說從山外老遠地方來的年青「丫同志」（壯語女同志的意思），哪個村民不想一睹稀奇？於是，我們一開始就享受到了大熊貓的村級待遇。
生產隊將我們四人暫時安置在小隊的倉庫里住，倉庫的一側堆滿稻穀，另一側則騰出十平方米左右的地方，支起四張床，每隻床腳都是用十多個直徑一尺多的茶麩餅疊成，床上鋪著厚厚的稻草，那就是我們的「軟臥」。躺在上面，其彈性和柔軟度決不亞於今天的席夢思。床頂（離地面約兩米高）是木板樓，樓上也堆滿了稻穀，晚上睡覺時，偶爾還會從樓板縫隙落下幾顆穀子，讓我們做夢也不會挨餓。谷堆散發出的熱氣混合著濃濃的稻穀香和茶麩餅蘊含的油茶香，使我們的「香閨」顯得格外名副其實。
安頓好以後，四周已經漆黑一片。這時，隊裡幾個男青年拿著幾小捆松明到我們的「閨閣」來聊天。松明是那時村民們照明的主要燃料，那幾個男青年一邊用夾壯「官話」跟我們有一搭沒一搭地聊天，一邊將松明一根接著一根點燃，直至松明快燃完時才告別。而我們此時已內急萬分。可是，隊裡根本沒有廁所，我們初來乍到，也不知道如何解決這燃眉之急。無奈之中，大家決定躲到屋外牆根下的打穀桶後面解決，料想四周漆黑，應該不會被人發現。四人摸摸索索到了谷桶邊，剛蹲下，不知誰說了句會不會有人躲在谷桶里？話音剛落，就聽到「咯噔」一響，嚇得我們大叫，狼狽地逃回屋內，慌亂中褲子已經濕了大半。
倉庫可住人，但不能生火做飯。隊委會事先做好了安排，將我們分配到四個隊幹家中吃飯，口糧由隊裡按照每人每月45斤稻穀標準直接撥給房東。我被分配到姓梁的民兵營長家中，他家五口人，一個老母親、夫妻倆加上一個五歲、一個一歲多的孩子。老梁能說幾句「官話」，初到時我與他家人之間的交流全靠他翻譯。但他話很少，多數時間都是在擺弄他那支砂槍。據說他槍法很準，對此我深信不疑，因為除了他家房樑上掛著的臘野味外，他隔三岔五還會提回一些被打死的鳥類或不知名的小動物。為此，在那個連田裡的蟲子都成了美味佳肴的年代裡，老梁家飯桌上除了野菜，還時不時出現山珍，我因此得以大享口福。
我們在隊幹家中只吃了三個月的飯就被迫自立門戶了。據說是有的村民意見大，說我們每天除了替房東挑水舂米，收工時還常常像其他社員一樣采豬菜或拾些柴火回去，房東白撿了便宜。最最重要的是，我們這些「公家人」每人每月還有國家下撥的幾元生活補貼，這筆「巨款」也讓負責我們吃飯的那幾戶隊干占了……。誰能想到，如今我黨極力倡導的反腐倡廉，幾十年前就已經在那個偏僻閉塞的小山村首戰告捷。
農門弄斧
我們是年底插的隊，過完年，隊裡的瓦窯就要準備點火了。小隊共有兩口瓦窯，一年四季輪流點火，生產的磚瓦主要供村民們蓋房用，因此，上山砍柴為瓦窯準備「糧草」就成了隊裡的一項重要農活。
那天上午，大部分社員的任務是上山砍柴。我們沒有柴刀，只能分頭到社員家中借用。不巧的是，我連問了三家都沒有借到，正著急，一個社員說他家裡還有一把斧頭，問我要不要。這種青銅器時期流行的工具我沒有用過，但平日裡看到家家戶戶都用它劈柴，有的社員上山砍柴也用它，於是馬上說要。拿到斧頭時，上山的社員早已走光了，早上的那段工時也已過小半，我不敢再走遠，就向離村子較近的一座山爬去。
爬到半山腰，聽到「咚咚咚」的砍柴聲。我停下來，開始在周圍尋找可以燒窯用的樹，不一會兒，我就找到了目標，那是一棵手臂粗的歪歪扭扭、無法成材的樹。於是，照著村民用斧頭劈柴的樣子，拉開弓步，舉起斧頭，對準樹幹用力一劈，斧頭從樹上回彈，一道弧線過後，斧口不偏不倚地落在了我的腳面上。
剎那間，一股鮮血從我的右腳拇趾上噴射而出。我頓時傻了，呆呆地看著噴射的鮮血，既不會哭也不會喊。恰好，一個叫乜梅的大嬸正挑著柴，從離我不遠的地方走過，看見我便隨口問:「丫同志，好了嗎？」我含糊地應了一聲，仍不知所措。乜梅是個熱心人，她看我的樣子有些奇怪，便放下擔子朝我走來，還沒有到跟前就「咩啊」（壯語，相當「天哪」的意思）一聲，衝過來扶我坐下，又將我的腳擱到高處。隨後看看四周，飛快地扯下幾把野草塞進嘴裡咀嚼著，接著，解開自己的包頭巾撕下一根布條，將咀嚼過的野草敷在我受傷的腳趾上，用布條緊緊包紮。終於，鮮血勉強被止住，她背起我，艱難地一步步走下山。
到了山下，路好走多了。我掙扎著要自己走，乜梅只好將我放下，可沒想到才走了幾步，鮮血又透過包紮的布條快速地淌了出來。乜梅又急忙背起我向村子走去，淅淅瀝瀝的鮮血灑了一路。
回到我們的「香閨」，其他三個同學看到我慘白的臉，流淌的血，一時都慌了。一位同學翻出從家裡帶來的雲南白藥、繃帶什麼的，幾個人七手八腳地幫助我重新包紮。還未處理停當，聽到消息或順著血跡找來的社員就已經擠滿了屋子，沉重的氣氛，仿佛我已是「光榮」過去。
我木偶般呆坐在床上，任由幾個替我包紮的同學擺弄，全然不知社員們七嘴八舌問了些什麼。好一會兒，才聽輕搖著我肩膀的大嬸那半土不洋的官話:「丫同志，別怕啊，你爹媽不在這裡，我們就是你的親人，千萬別哭啊。」話音剛落，就像大壩被沖開了缺口，我「哇」地一聲嚎啕大哭起來，鬱積心中的孤單、無助、無望、恐懼的情緒隨著淚水一併流泄。
我養傷的那段時間，隔三差五就有社員來探望，並送來一些食物和藥材，使我的傷口很快就癒合。淳樸的鄉親們不僅在勞動中，在生活上也盡他們所能處處關照我們。三月三那天，全村幾乎每戶人家都給我們送來了糯米飯，那一碗碗五顏六色、香糯可口的糯米飯沖淡了鄉村生活的苦澀。與此同時，一份陌生的暖暖的感情不知不覺地沁入了我的心底，讓我終生難忘。那次農門弄斧的光榮印記，也仍然留在我的右腳拇趾上，伴我到現在。
「悠閒」的農活
說起拄杖耘田，很多人不相信，尤其是在那個走過挑著大糞的工人身邊、用手捂一下鼻子都被視為資產階級作風的年代，誰敢想像有人會拄著拐杖種田，並且竟然還撐著傘呢？可是，這一不可想像的事，我們不僅親眼目睹，而且還親身體驗。
這天的農活是耘田，我們問要帶什麼工具，旁邊的社員說帶一根長一米左右的竹竿和雨傘就可以了。我很納悶，耘田不帶鋤頭，帶竹竿幹什麼？出工時，果然是人人手拿竹竿，肩背雨傘，不像是去耘田，倒有點像是去玩遊戲。
大家一路嘻嘻哈哈地走到田頭，只見社員們一個個挽起褲腿，先將竹竿插入禾田中，人隨即進去拄杖站穩，然後用一隻腳的大腳趾夾住禾苗周圍的雜草，使勁踩入水田中。之後，再將腳插入禾苗的根部繞幾下，這就算完成對一株秧苗的耕耘了。社員們一邊耘著田還一邊說笑聊天，看得我心裡暗暗高興，沒想到還有這麼悠哉閒哉、輕鬆好玩的農活，但願以後天天都耘田。一邊想著一邊有樣學樣起來。可是我馬上就傻眼了，綠油油的禾苗長得跟稗草一模一樣，怎麼分辨？請教旁邊的社員，她們也說不出要點，只告訴你這棵是稗草，那株是禾苗。我們對比了半天也不得要領，只好每消滅一棵稗草都先問一下旁邊的社員，問多了連自己也不好意思，乾脆就「寧可放過一百，不可錯殺一株」。
耘田的動作看起來難度不大，可是才幹了一個小時左右，我就感覺到腿開始發軟，正想停下來休息一會，忽然聽見一個同學叫了聲螞蝗。我不禁全身一顫，循聲望去，只見一隻黑色發亮的螞蝗緊緊地叮在一位社員的小腿上。那社員往自己手掌心吐了口唾沫，隨後拍在螞蝗叮咬的地方，螞蝗立刻掉進了水田中。我頓時全身發麻，因為自己從小就害怕毛毛蟲、蚯蚓、蛇一類的軟體動物，螞蝗當然也不例外。於是忙問旁邊的社員:「這田裡的螞蝗多嗎？」社員笑笑說不多，但我仍然提心弔膽。
明知逃跑是不可能的，只能硬著頭皮撐下去，一面繼續耘田，一面高度警惕雙腿感覺上的變化。真是怕什麼來什麼。過了十多分鐘，我忽然感覺到自己右小腿有些不對勁，悄悄把腿往上抬了抬，果然見到被一隻螞蝗叮上了。我不敢細看，捅了一下旁邊的社員，顫抖著請她幫忙。那社員讓我抬起腿，然後熟練地吐一口唾沫，拍一下就搞掂。看到她如此淡定，根本不拿螞蝗當回事，我害怕的心理也舒緩了幾分。
剛除掉螞蝗，老天就滴滴答答地下起雨來，大家紛紛撐起帶來的雨傘，繼續拄杖耘田。慢慢地，我感覺自己的雙腿越來越沉重、發軟，水田在悶熱的空氣中散發出一陣陣腥臭味，這「悠閒」的農活越來越失去了吸引力。正當我胸悶欲吐的時候，忽然聽到周圍社員一陣喧譁，有人指著田頭尖叫，順著她手指方向望去，只見距離十幾米遠的田頭中，有兩條鋤把粗的蛇豎起一米多長的身子，交纏著翩翩起舞。霎那間，我不顧一切爬上田埂，轉身逃出了幾十米外，只覺得全身發軟、頭皮發麻。從那以後，「耘田」成了我一塊不敢對人訴說的心病。
半截「土醫」
我們插隊那幾年，全國到處掀起學習中草藥、針灸熱潮，農村赤腳醫生遍地開花，不少插青也當上了小隊的赤腳醫生，我十分渴望自己也能成為其中的一員。可是，當時隊裡已經有一位大隊任命的衛生員，公社舉辦赤腳醫生培訓班自然是他去，我根本沒有資格參加，但這並沒有澆滅我自學中醫的熱情。我翻出了從家裡帶來的《常見中草藥圖冊》、《快速針刺療法》兩本書，一邊向鄉親們請教，一邊對著圖片一張張地尋找、辨認當地生長的各種中草藥。此外，遵照毛主席說的「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的教導，把自己當做實驗品，按照針灸書里介紹的人體穴位、針刺手法，咬著牙將長短不一的針灸針，一次次地扎進自己身體上的各個穴位，以體驗「針感」。
經過一段時間的親身體驗以後，我開始嘗試著給村民扎針。第一個讓我扎針的是村里一位六十歲左右的老人，因為聽說他懂些中草藥知識，我常向他請教，他也信得過我，所以就自願當了我的試驗品。他說腰疼，我就在他的腰部取了兩個穴位，扎針幾分鐘後他說，感覺輕鬆多了。此後，他又請我幫扎了兩次。這樣，」丫鄒會扎針」的消息就在村里傳開了，在那個缺醫少藥、農民窮得煮菜都捨不得放鹽的年代，這種不花錢就能治病的事情自然受到村民的歡迎。因此，三天兩頭都會有村民請我去幫他們針灸治病，我一般都有求必應。
一天半夜，我睡得正酣，忽然被一陣急促的敲門聲和「丫鄒、丫鄒」的叫聲驚醒。我趕緊起身開門，門外的鄉親焦急地對我說:「丫鄒，我的小孩發燒，又吐又泄，你去幫看看吧。」我說怎麼不去找王XX（衛生員）？他說找過了，王XX走親戚不在家。我說那就趕快送公社衛生院，我也沒有辦法。我知道，自己平時雖然能幫鄉親們扎扎針，但那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治標不治本的事，在醫學方面連十分之一桶水都算不上，有什麼本事去醫治急腹症？我把那位村民勸回去後，重新回屋躺下。
正睡得迷迷糊糊，剛才那急促的拍門聲又響起來。我只好再去開門，還是剛才來的那位鄉親，他站在凜冽的寒風細雨中，帶著哭腔說:「丫同志，送衛生院來不及了，你去看看吧，去看看吧！」面對他的苦苦哀求，我不知道還能怎麼拒絕，只好返回屋內，拿了針灸盒和雨披跟著他走。到了他家，只見他那一歲多的孩子躺在床上，兩眼要睜不睜，已經沒有多少生氣。我一邊讓他們先給孩子餵些鹽水，一邊繼續勸他們送公社衛生院。孩子的母親說，這裡離衛生院那麼遠，外面又颳風下雨，只怕沒到半路……。眼看餵進孩子嘴裡的鹽水又流了出來，我再無其他辦法，只得拿出針灸針，對著被自己認為有止瀉、止吐功效的足三里、內關穴紮下去。十多分鐘後，那孩子竟然睜開了眼睛，似乎恢復了些生氣，也能進幾口水。我長舒了一口氣，孩子父母千恩萬謝地把我送出家門。
第二天一早，起來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去看看那孩子怎麼樣了。剛走到半路，就聽說孩子沒等到天亮就死了，這件事後來一直像針一樣扎在我心裡。1975年，偶然一次得到推薦上大學的機會，我毫不猶豫地報了醫學院，結果希望成了泡影。國家恢復高考後，我在高考志願表上仍然想填報醫學院校，但又因「與從事工作不對口」被拒絕，至今，我仍為自己無緣成為一名救死扶傷的白衣戰士難以釋懷。
第一封「情信」
屈指算算，我們在小隊已度過了三百多個日夜。這三百多天裡，我們不僅親歷了春種秋收的全過程，還學會了用本地土話與社員們交流，社員們也從當初懷疑我們只住幾個月就走，到慢慢地相信起我們信誓旦旦許下的「安家落戶」諾言來。為此，小隊開全公社插青安居先河，為我們在村頭蓋起了一間敞亮的黃泥牆灰瓦屋，屋子東西兩側用竹籬隔成四個單間，分別做我們四人的臥室，中間的「大廳」則煮、吃共用。屋前有一塊平整的空坪，那是我們洗漱和晾曬東西的地方。
有了自己的屋子，我們總算是安家了。其實，對「安家落戶」的含義，我們遠不如社員們理解得那樣具體透徹。對前途一片茫然，對安什麼「家」，落什麼野戶」，是否真的一輩子呆在那裡等一系列問題，我們想都不願想，也不敢想。
但是，社員跟我們可不一樣。這天一大早，我正在屋前刷牙，村里一個叫阿興的男青年走到我身邊，遞上一封信。阿興長得眉清目秀，很有英雄人物的模樣，是村里唯一正在公社中學讀高中的學生，聽說還是學校的革委會副主任，相對於我們這些初中畢業的「知識分子」，他算得上是高級知識分子了。但公社中學離村子有五里多遠，他一、兩個星期才回家一次，回來時我們不一定能遇見，遇見時他對我們也是目不斜視、擦身而過。因此，進村那麼久，我們還從未與他說過話。
阿興沒等我問話轉身就走。信很薄，封面上沒有落款人姓名、地址。撕開封口，裡面是一張32開的大紅紙，上面是用毛筆寫的小楷字，開頭寫了一句什麼知識青年到農村幹革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之類的話，下面便是一首古不古、今不今的七言「律詩」。讀了兩遍，我一句也沒看懂。於是，拿給其他幾個同學看，大家研究了半天也不知其所言。我只好收起來，打算有機會找阿興問問。
然而，還沒有問到阿興，第三天開始，社員們看我的眼神便有些怪怪的了，年輕的姑娘、小媳婦還對著我擠眉弄眼、抿嘴偷笑。開始我並不在意，直到那天傍晚，我到村前的小河邊洗衣服，東家老梁五十多歲的老母親也來了。老人靠近我身邊，輕輕地問我，同不同意那事。我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忙問什麼事？老人說，就是跟阿興的事唄，不是給了你信嗎？老人跟阿興家有親戚關係，她這麼一說，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那天阿興給我的竟然是一封求婚信。
我突然緊張起來，囁嚅著說，我，我還不到……。老人說，不是要我馬上結婚，先答應就行，過幾年再結嘛。我知道當地有這一風俗，姑娘訂婚後，往往要過三、四年才會正式嫁入婆家。可無論如何，結婚這事對我來說簡直像天堂般遙遠，更不用說在這樣的地方結婚成家了。我說自己是來插隊的，老人說:「你們不是說要安家落戶嗎？」我說是。老人說那就要結婚啊，我說安家落戶怎麼就要結婚呢，我們插青是不結婚的。老人不再說什麼，提起衣筐默默地走了。
事情並未就此了結。從那以後，社員們仍在田間地頭有意無意地拿它開玩笑，我又羞又急卻無可奈何。我始終不明白，在這個以勤勞能幹為好媳婦的主要評判標準的地方，阿興家為何偏偏看中了毫無優勢的我？
這件事被住在村裡的公社婦女主任知道後，她專門到隊裡開了個社員大會，宣布了「不能跟插青談戀愛」的政策，事情才得以慢慢的平息。不久，「三線建設要抓緊」的指示傳來，公社要抽調一批基幹民兵去修築戰備鐵路，我報了名。記得那天隊裡討論人選時，阿興他爸極力反對，我也不敢抱有希望，因為自己各方麵條件都不及其他同學。可萬萬沒想到，大隊最後公布名單時偏偏有我的名字，不知道這意外的入選跟阿興求婚的事有沒有聯繫。
不久，我告別了淳樸可愛的鄉親和清新自然的村莊，隨全省二十萬「不穿軍裝的解放軍」，坐上悶罐火車開赴「三線建設」的最前線，投入到了另一場遠比在農村插隊更為艱苦、殘酷的磨練中。至今回想起來，最最遺憾的是，我今生收到的第一封情信竟然與浪漫無緣。
作者：鄒海峰，百色初中66屆畢業生，1968年12月到西林縣那佐公社那佐大隊那來生產隊插隊，曾在西林縣農資土產公司、縣文化館工作。國家恢復高考後考上大學，大學畢業後在百色、桂林、廣州等地從事教育工作，現已退休。
來源：一壁殘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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