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居然有這樣的巧合？！」
上世紀三十年代，美國歷史學家弗雷德里克.J.梯加特將羅馬和中國的歷史編年史放在一起後，驚人地發現了一個規律。
這個規律到底是什麼呢？居然全部都起源於長城的修建……
秦代長城築，遊牧民族退
我國的北部邊疆通常指歷史上的長城以北地區，即蒙古高原及其南緣，在大多數歷史時期這一區域屬於遊牧民族聚居地。
蒙古人崛起之前，匈奴、東胡、鮮卑、柔然、突厥、回紇、契丹、女真等民族相繼出現在蒙古高原，此起彼伏，交錯更替。
在秦始皇滅六國統一中國後，他將注意力與軍隊轉向了北方，於是長城的修築便成為了重點。
在當時，長城的修築並不是為了阻擋外敵入侵，只是作為一個地標與邊界性質的存在，縱觀歷史，以中原文化為主的國家，通常都是以長城為界限。
秦始皇修築長城的另一目的，是為了儘可能瓦解中原邊地民眾與草原的任何潛在聯盟。
也就是說，要將遊牧民眾從中原排除出去。
事情的轉折點來自於秦朝滅亡和漢朝的建立，以匈奴為主的遊牧民族再次搶占了鄂爾多斯地區。
那時候，匈奴和漢朝開始了長達數百年的微妙的平衡：
匈奴以游擊的方式，對漢朝進行騷擾，但是由於長城的阻撓，以及匈奴本身只是想藉機威脅的目的，他們並沒有搶占更多的漢地。
而漢朝這邊，其軍事體系和生活方式與遊牧民族截然不同，打仗起來弊大於利，即便曾經有霍去病、衛青這樣的良將和匈奴互相拉扯，漢朝主要還是希望能夠以和為貴。
所以，通常會有這樣的步驟發生：匈奴騷擾→漢朝擊退→匈奴提條件→漢朝適度給予、以平戰亂。
因此在漢朝時期，也會出現和親等事件的發生，本質上是雙方在維繫這微妙的平衡，匈奴也希望從中獲取甜頭。
在匈奴和漢朝「小打小鬧」的同一時刻，歐洲那邊居然也發生了戰爭衝突。
且每次的時間，幾乎都在遊牧民族和漢朝打完仗之後——這也是梯加特所發現的規律。
當時，漢朝擊退了匈奴之後，控制了塔里木南北的商業要道。
這一變化，引起了帕米爾以遠的俄羅斯突厥、阿富汗和北印度地區的局勢動盪。
之後沒過多久，印度方面，塞族人（the Sacas）被印度烏健（Ujjain）的烏賈因王毗訖羅摩阿迭多（Vikramaditya，即日超王）擊敗。
在中亞的帕提亞帝國，弗雷茨三世約在公元前58年被其子米特拉達悌和奧羅德所殺。
其後，這兩兄弟之間又爆發了戰爭。
這樣的事情，在當時的歷史上比比皆是，可以看出當時的戰爭具有一定的傳播性。
隨著中原和遊牧民族兩大勢力在東亞的相互拉扯，其影響範圍會蔓延至歐洲。
而這種傳播路線，很明顯是和絲綢之路有關。
這條由長安通往羅馬帝國敘利亞省的安提俄克的道路，在多年來不斷地通斷、變遷。
貿易商路斷，唯野蠻入侵
每次戰爭爆發的時候，恰恰和貿易阻斷的時間吻合。
絲路是遠東和地中海西歐各地經濟交往的主要途徑，而帕提亞的國家財富全靠控制和盤剝經過其國境的商路而來。
貿易交往所起的作用如此之大，以至於由阿姆河到幼發拉底河一線的和平安寧，完全依賴於中亞商旅的正常經營。
反之，這條通向遠東的道路上發生的任何騷擾和阻滯，都會導致足以動搖帕提亞王位的大動盪。
而帕提亞的動亂，也繼續傳播，影響到了歐洲的蠻族暴亂。
當時，歐洲以日耳曼人為主的蠻族，對貿易商路有一定的依賴性。
商路的動盪，致使了歐洲蠻族的沒辦法有正常的經濟維繫，也導致了他們不得不將眼光投向了更為富饒的土地——羅馬帝國。
於是，多年來，羅馬帝國屢次遭到了北方蠻族的南侵。
這也為之後羅馬帝國的覆滅，埋下了隱患。
公元 476 年，羅馬軍隊日耳曼將領鄂多亞克廢除了西羅馬的末代皇帝，自稱為王。西羅馬滅亡。
到了六、七世紀，西歐的格局也發生了改變：日耳曼諸王國並立，歐洲從落後的奴隸時代進入封建時代，這是一個黑暗的、看不見光明的時期。
由於封建采邑制度的實行，使得政治權力自上而下逐層分解，導致歐洲各國普遍缺乏一個具有絕對控制力的權力中心，國王往往並不擁有絕對權威。
各貴族成為地方上的實際統治者，貴族之間往往因利益爭奪導致戰亂不斷。
這在使得民眾流離失所的同時，也極大制約了當時莊園經濟的發展。
由於社會動盪不安，人們對於秩序與社會穩定十分渴望，這使得以擁有絕對統治能力的上帝為標誌的宗教權力得到擴張。
這種宗教權力對國家治理產生了重要影響，一度出現了「政教合一」的局面。
神權統治禁錮了民眾的思想，制約了文化與科技的發展，也加強了統治階級對民眾的壓榨。
整個歐洲大陸變得混亂不堪，城市破落、經濟蕭條、文化衰敗。無怪乎許多人都說：「因為一座長城，害慘了歐洲。」
長城向西拓，歐美人指責
1866年，英國退役軍官亨利·裕爾在義大利完成了《東域紀程錄叢》一書，該書被譽為幾乎囊括了當時所知道的有關東方歷史的全部知識。
對於長城之研究，也較以往所有著述都更為準確。裕爾指出秦始皇為抗擊匈奴，在公元前214年建造長城，並將北方諸國建造的長城連接起來。
西漢公元前102-公元前101年，李廣利第二次征大宛後，長城進一步向西越過沙漠推展。
晉武帝欲於塔里木河流域重樹中國的影響，從而於肅州以外別造長城，輔以暸望亭，與舊長城相連。
這個研究，給歐美人認為「長城對歐洲有重要影響」，提供了理論基礎。
地理學家喬爾諾基·葉諾(Jen Cholnoky)到過長城之南口、古北口、山海關，指出長城之步步西展，就是中國與匈奴勢力強弱之契機，匈奴勢力因此一蹶不振，不得不向歐洲逃竄，搖撼羅馬帝國。
梯加特就是在這些學者的基礎上，得出了結論：如果長城沒有修建，就不會逼迫匈奴西遷；如果匈奴沒有西遷，那麼歐洲就不會爆發那麼多戰爭；
如果歐洲沒有爆發那麼多戰爭，那麼大羅馬帝國就不會覆滅，歐洲就不會進入最黑暗的時代。
雖然之後，歐洲開展了文藝復興，但是對梯加特，以及一些學者來說，若是羅馬帝國仍舊延續到今日，也許歐洲會有更光明的未來。
也就是說，在他們的觀點中，長城修建以及向西擴展，害得歐洲只能迂迴發展，比以前慢了數百年。
為了證明中國對歐洲的影響力，除了長城之外，梯加特還將羅馬、帕西亞和中國的歷史事件加以比較，顯示出極其鮮明的特點：
漢朝政府的任何舉措，對整個中亞、東歐乃至歐洲大陸都有著深遠影響。
換言之，中國皇帝的一個命令，便可以使混亂的政局，經兩條不同的地理路線，涉及羅馬帝國的北境。
如公元73～102年，班超掌握漢朝在喀什地區的大權。塔里木地區的戰爭（賢王時期）成了帕西亞戰亂的先導。
而且繼蒙古的戰爭之後，也同樣地在歐亞大陸北部直到維斯瓦河和多瑙河上游的各部族之間也爆發了戰亂。
同時，在羅馬帝國東境的戰爭中，18次是以中國西域少數民族的戰爭為先導。而且歐洲的40次暴亂中，有27次與漢朝的西域政策有關，或者至少與這個政策所引起的局勢變化有關。
班超於公元102年獲准告老還鄉。他剛離開西域，從甘肅到帕米爾高原一線便爆發戰爭。
從種種論證來看，似乎一切的源點，都來自於中國長城的修建，這導致了蝴蝶效應一樣，不斷地影響著歐亞大陸的歷史發展。
梯加特將此事規律總結為「中國長城是導致遊牧民族湧入歐洲的主要原因」，並且把日耳曼等蠻族遷移時的野蠻暴亂，歸咎於中國或羅馬的戰爭對商路的干擾。
其實，早在梯加特之前，清末著名學者章太炎就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叫做《匈奴始遷歐洲考》，表示了「匈奴為漢所驅，皆轉入歐洲」。
後梁啓超也贊同他的觀點，在1922年的《中國歷史研究法》中闡述歷史因果和動力，說明歷史事件彼此牽連。
舉北匈奴西遷歐洲為例，徵引中西史籍，考訂北匈奴西遷歐洲經歷。
所以，這是全世界學者的主要觀點，不過有意思的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也就是在梯加特發現這一規律之後的二十年，另一個英國教授提出了不一樣的觀點。
而這個教授並非歷史學科，而是生物化學、科學史的學家。
他叫李約瑟，他從科學史的角度，闡述了日耳曼南遷的真正原因，試圖剝離長城對歐洲變化的主要影響。
日耳曼南侵的真正原因，其實是因為土地乾旱，並且成為了很長一段時期中亞地區的困擾問題。
而貿易的阻塞雖然對日耳曼南侵造成一定影響，但由於那段時期還有其他的貿易路線，所以也並非主因。
至於長城的西拓，對匈奴人西遷影響並不算特別深遠。在3世紀以後，隨著匈奴帝國的瓦解，無數的匈奴人、突厥人和蒙古人才湧進華北，並且在那裡建立了幾個王朝。
綜上所述，也許氣候的變化、貿易交通的阻塞，乃至長城的建立可能起過一些作用，但導致日耳曼南侵必然是綜合因素導致的結果。
換言之，並不是長城害慘了歐洲，而是歷史的必然進程促使了歐洲的變化。
結語：
縱觀歷史，長城的修築帶來的世界政局的改變，其實和蒙古帝國的建立一樣，更證明了「世界是一體」的這個議題。
雖然戰爭和紛爭給人們帶來了不可磨滅的傷害，但是戰爭好比一把雙刃劍，給人們帶來了新世紀的曙光，也把世界範圍變得更加廣闊。
遊牧民族的西遷改變了當時的世界格局，也加速了東西方的交流，對西方世界的近代化過度產生了重大的作用。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加快了人類社會向前發展的步伐。
每一段歷史對現代社會的發展和影響，仍然值得我們繼續分析和深思。
參考資料：
- 李約瑟. 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導論[M]. 科學出版社, 1990.
- 弗雷德里克.J.梯加特. 羅馬與中國[M]. 大象出版社, 2009.
- 包哲石. 從中世紀歐洲文明到近現代西方權力制衡體系[J]. 黑龍江史志, 2014(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