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sas R. Moving towards a Healthier Dietary Pattern Free of Ultra-Processed Foods. Nutrients. 2021 Dec 28;14(1):118. doi: 10.3390/nu14010118. PMID: 35010993; PMCID: PMC8746726.
近年來，超加工食品（UPF）的攝入量在全球範圍內有所增加，在美國和英國等幾個國家分別占總膳食攝入量的近60%，在西班牙和義大利等地中海國家分別占約17%至24%。因此，這種增長與全球飲食模式的變化以及肥胖和慢性病患病率的增加直接相關。因此，人們對其對健康的影響以及其高消費是否可被視為不健康的飲食描述符越來越感興趣。
目前，有充分證據表明，UPF的大量攝入與心血管代謝風險狀況較差以及心血管疾病、腦血管疾病、癌症、虛弱、超重和肥胖、腎功能改變、抑鬱和全因死亡率的風險較高有關。事實上，Moli-Sani研究報告說，高消費UPF與CVD死亡風險增加58%，死於缺血性心臟病/腦血管原因的風險增加52%，以及獨立於先前已知風險因素的全因死亡風險增加26%有關，包括對整體飲食質量的全球評估，如堅持地中海飲食所反映的那樣。CVD二級預防也有類似的結果報導。
事實上，這種主要針對兒童和青少年的超可口和廉價加工食品的強勁廣告和積極的營銷（降低超大份量的價格），以及食品工業的創新及其無處不在，可能部分解釋了飲食中觀察到的變化.首先，這種超加工食品技術在高收入國家占主導地位;然而，目前在低收入和中高收入國家，這一數字正在迅速增加。此外，在可以解釋超加工食品攝入量的出現和增長的主要原因中，應強調社會經濟方面。在城市化社會中，隨著女性勞動力的增加，減少烹飪和加工食物所花費的時間的願望發展起來，這與食品環境因素和全球全球化一起，有利於「即食」和「即熱」產品的生產和消費。
UPF的一般定義表明最終食品由五種或更多成分配製而成。這些成分通常是廉價的工業脂肪、碳水化合物或用於芳香化、提供風味和使食物更可口的添加劑。這些添加劑是工業配製的混合物，含有很少（如果有的話）全食物。UPF種類繁多，根據地區，它們包括糕點（蛋糕，糖果和工業麵包），速溶湯，碳酸軟飲料，冰淇淋，早餐麥片，脂肪或鹹味小吃，人造黃油，加工水果和蔬菜，烘焙食品等。UPF是鈉、飽和脂肪和反式脂肪、添加糖等的主要膳食貢獻者，而它們的營養質量通常較低（纖維、蛋白質和微量營養素含量低）。
為了制定和應用食品政策來抵消UPF的消費負面影響及其對健康的影響，重要的是要確定哪些因素（包括社會人口學和行為）與UPF消費有關，以及主要的UPF飲食來源。不健康的飲食模式，其特徵是高能量食物的消費量和低的水果和蔬菜攝入量，以及社會經濟條件不利（教育水平或社會經濟地位較低，或生活在貧困地區的個體），與不健康的營養狀況和較高的慢性病風險直接相關[6，9]。從這個意義上說，Calixto Andrade等人在一項橫斷面的全國代表性調查中研究了社會經濟特徵和飲食質量如何根據UPF攝入量而變化，法國成年人（2642名參與者，年齡在18至74歲之間）。首先，作者報告了根據UPF消費量法國成年人的飲食不平等及其消費對整體飲食質量的不利影響。法國成年人近三分之一的能量攝入是由UPF攝入貢獻的。此外，較差的飲食特徵（更高的能量密度，以及更高的總碳水化合物、游離糖、總脂肪和飽和脂肪的攝入量）與 UPF 消耗有關，年輕人表現出最高的 UPF 消耗量。Marchese等人和Magalhães等人也報告了類似的結果，他們展示了社會人口學特徵（年齡，性別，教育水平，婚姻狀況，吸菸狀況，生活在貧困地區或社會經濟地位較低）和飲食質量如何改變UPF的消費。有強有力的證據表明年齡與UPF消費之間存在關聯。UPF攝入的能量攝入比例最高的是年輕人（青少年和年輕人），而老年人（≥45歲）來自UPF的能量百分比最低。最年輕的人如此高UPF消費可以通過他們輕鬆接受新的飲食習慣和食品的能力，他們對健康食品昂貴的誤解以及在長時間工作或學習期間難以計劃膳食和/或購買食物來解釋。此外，與老年人相比，他們的飲食模式主要是不規律的，他們傾向於吃更多的零食、快餐和能量密集的食物。然而，Calixto Andrade等人報告的數據顯示，UPF的消費與年齡呈負相關，Marchese等人發現，與成年人（51-70歲）相比，老年人（≥71歲）消耗更多的UPF。作者認為，缺乏動力或獲得便利產品可以解釋與其他研究人群觀察到的差異。
根據Calixto Andrade等人的說法，與其他國家相比，UPF對法國總能量攝入的貢獻（占每日能量攝入的31.1%）較低，這是由於法國傳統烹飪文化的保存和人口對「西化」的抵制。糧食系統的工業化、技術變革、全球化以及促進更健康飲食習慣的衛生政策不足，導致UPF的供應增加（更高的產量和更廣泛的產品種類），從而增加了UPF的消費。
其次，Calixto Andrade等人發現，那些居住在城市地區或教育程度較低（小學）的人對UPF的消費量最高;以前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觀察到這種聯繫。這些發現與Marron-Ponce等人[13]報告的數據一致，他們發現UPF消費與年齡呈負相關，並且與居住在城市地區（例如居住在墨西哥北部）的居住直接相關，那裡的社會人口因素與UPF的攝入量直接相關。哥倫比亞也有類似的發現。
第三，另一項研究顯示了教育水平對UPF消費的作用，其中教育水平較低的個體表現出較高的UPF攝入量。缺乏營養教育，加上營銷策略和UPF的降價，很容易誤導消費者，促進其消費。這些發現與先前關於教育水平與UPF消耗呈負相關的結果一致。然而，在巴西、哥倫比亞和墨西哥進行的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較高的最富有人群的UPF攝入量較高。相比之下，在英國、法國或美國的UPF消費量在教育和收入水平較低的人群中更高。
最後，對於未來的研究，將有興趣包括其他社會經濟和社會人口因素，以及心理社會因素，如就業狀況、家庭收入水平、家庭中子女數量、戶主的教育水平和職業、性別、種族或有毒習慣（包括吸菸狀況和酒精攝入量），以確定最成功的衛生政策和計劃，以減少UPF消費和， 因此，改善飲食質量。考慮到強有力的科學文獻將UPF消費與幾種不良健康結果聯繫起來，有必要實施現實的公共政策來限制其消費。因此，應該通過促進更健康食品環境的教育計劃以及減少致胖食品廣告來培養對更健康生活習慣的渴望，這些都應該針對所有社會人口和社會經濟類別的個人。從這個意義上說，一些國家剛剛開始實施一些措施，例如對UPF食品徵稅，限制適合其銷售的地方，或廣告法規，特別是針對兒童或青少年的廣告，以阻止他們的消費。